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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1912-1983）原名杨世峻，湖南省浏阳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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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概况
• 2 大事年表
• 3 平型关大捷
• 4 扬威朝鲜
• 5 将军故事
• 6 人物性格
• 7 个人荣誉
• 8 视频
• 9 相关词条
• 10 参考文献

杨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杨勇，1912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农民的家庭。
1926年组织童子军并担任队长，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0万农军围击长沙的战斗。
1930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斗争。第四次反“围剿“的洵口作战中，获得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红军长征。
1935年11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6年1月，杨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7年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9月下旬参加了平型关大战。
1939年春，杨勇率部在辽县（今左权县）抗击日军的“扫荡”。
1940年4月，杨勇兼任运西专署专员。5月，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
1941年春，杨勇赴延安，任军事高干队队长。
1942年2月，高干队编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任党校一部支部书记。
1944年4月，到平原军区任副司令员。
1945年，杨勇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发起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攻克了敌伪盘踞多年的县城。
1945年杨勇率军区主力和第一纵队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
1946年4月，杨勇率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等战役。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从晋察冀热辽区归建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
1948年，杨勇率部先后参加了宛东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1949年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
1950年1月，杨勇就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年底，杨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高级系主任。
1951年4月，调任总参谋部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同年10月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4月，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
1972年5月杨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6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同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
1978年2月被选为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杨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杨勇于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1937年8月，杨勇所在的红4师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李天佑为团长，杨勇为副团长。

第115师奉命向灵丘开进，阻击日军的进犯。在部队开进途中，杨勇见到许多国民党第33军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官兵。他叫住一个士兵，想了解一下日军的情况，只听这个国民党兵一个劲儿地说日军太厉害；但细问他日本兵怎么厉害，他却说不出一句。原来这个士兵不过是听别人说的，他自己竟然连日军的影子部没有见到。再问其他士兵，同样是这种情况。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自退，第115师尚未赶到灵丘，灵丘已被日军占领。师领导林彪、聂荣臻决心利用平型关的有利地形，进行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以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振奋抗日军队的士气。师部命令李天佑、杨勇率第686 团在老爷庙附近设伏。

9月23日黄昏，在李天佑和杨勇的率领下，部队出发了。经过急行军，部队于当夜赶到距平型关大约15公里的冉庄，随后驻扎下来，在这里进行战前准备。经过深入的思想动员，广大指战员明白了打好这与日军交锋第一仗的重要意义。大家准备认真，情绪高昂，都表示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给日本鬼子一点厉害看看。师部命令各团于25 日零时向预定设伏地段开进。

夜静更深，月白风清。部队按时出发了。为了行动隐蔽，行进路线是很难走的羊肠小道。走着走着，月黑风起，不久便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没有雨具，战士们穿的灰军装被雨淋湿了。在崎岖、滑溜的山道上，大家不顾一切地疾进。前面的一条山溪，此时成了湍急咆哮的河流。为了安全过河，杨勇要求大家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趟过河去。经过艰难的行军，部队按时赶到了设伏地。这时天刚蒙蒙亮，雨也停了。部队进入一条山沟里隐蔽。

潜师远袭，利在隐蔽。为了隐蔽好，既不能走动，也不能生火。战士身上湿淋淋的衣服全靠自身的热量来烘干。为了战斗的胜利，大家咬牙忍耐着一切困难。部队严阵以待，指挥员在观察了解各种情况。李天佑和杨勇伏在一个土坡上，向四处观望。李天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将望远镜递给杨勇。杨勇观察了一阵后，对李天佑说：“部队隐蔽得很好。要想捕住狡猾的野兽，就要善于隐蔽。”他望了一下周围，接着说：“这里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山谷地势狭长，公路对面山高坡陡，人很难爬上去；我们这边山低坡小，便于隐蔽，有利于出击。真是天赐我歼敌战场！”“现在我们拉好了网，张好了口袋。第687 团在东侧，第685 团在西边，只等敌人来了。到时候，攻击令一下，他们斩头砍尾，我们拦腰狠切，鬼子算是死定了。令人遗憾的是老爷庙目标太明显，不能在那边山头上埋伏我们的人，只能在战斗打响后再快速去抢占。”李天佑早已把问题想全了，对歼敌信心十足。杨勇趁机利用刚架通的电话，了解各营的情况。各营报来的情况都是一句话：“一切都准备好了！”

上午，太阳升上山头丈把高的时候，山沟里传来了马达声。马达声响越来越大。只听有人小声地说：“快看，来了！”往远处一望，隐约看到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两百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在后，接着而来的是骑兵。车鸣马嘶，敌人忘乎所以，如入无人之境。随着车队越来越近，已能看清日本兵的身影。日军身披大衣，头戴钢盔，斜背着枪，叽里呱啦地说话，显得十分骄横。杨勇观察了一下自己的部队，周围很平静。战士们紧握手中武器，睁大眼睛。蹲在沟里的战士们仰着头，等待攻击的口令。

在战士们急切等待中，位于石灰沟南山头的师指挥部终于发出了冲击敌军的信号。顿时，部队埋伏的半边山岭吼声四起，杀声震天，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开火。因为处在最佳距离射击，命中率很高。在敌人死伤一片后，八路军向敌人发起冲锋。勇士们个个如小老虎，从山坡上、公路旁杀向公路，杀向敌阵。其势如山洪暴发，如泰山压顶。敌人遭突然打击，吓得东奔西跑，人慌马惊。日军坂垣师团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知道中了埋伏后，立即组织反击。敌人一面利用汽车与沟坎顽抗，一面派一部分人抢占老爷庙的高地。

敌人这一手，李天佑早已想到。他立即命令第3营：“不要怕伤亡，一定要拿下老爷庙！”“保证完成任务！”第3营周海宾营长坚定地回答。他随即率领部队向老爷庙冲去。“老李，你负责这里，我跟3营一起去！”杨勇没等团长回答，拔腿就随第3营跑去。

山沟里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第3营官兵迅速穿行在枪林弹雨中，越过山沟，冲上了公路。他们不与公路上的敌人纠缠，只顾往老爷庙冲。第3营一到老爷庙附近，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士们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刀光闪闪，杀声阵阵。八路军战士第一次与日军交手，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都以一当十，奋勇厮杀。这是血与肉的搏击，死与活的较量。在第3营向敌冲击的同时，李天佑命令第12连副连长王培根带领1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一座土地庙，以控制有利地形，阻击后面跟进的敌大车队。王培根率部先敌赶到，截住了敌人80多辆大车。他们将两头的大车打瘫痪，使中间的大车卡在那里不能动。杨勇指挥部队捅死、击毙一大批敌人。余敌被迫退回停放汽车处，有的凭借汽车掩护顽抗，有的躲在车下保命。第3营占领了老爷庙，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敌人。杨勇在指挥作战中，突然被敌人击中，倒在地上。他奋力想爬起来，可是左臂怎么也使不上劲“副团长，你受伤了！”杨勇身后的通信员惊叫一声，立即去搀扶他。“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不要说！”杨勇叫通信员拿出一个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又立即指挥战斗。这是他第3次在战斗中负伤。

战斗到下午1时，第687团攻过来了。八路军两面夹击，终于将兴庄至老爷庙之间的日军消灭。在十几里长的山沟内的公路上，日军除留下大批汽车、大车、军用物资外，还留下了1000多具尸体。这次战斗胜利后，部队受到聂荣臻副师长的表扬。他在看望部队时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大家打得很好，打得漂亮。同志们的浴血奋战，对稳定华北地区的抗战局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一道英勇顽强地抗击侵略者。仅仅5次战役，就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一步一步地赶回了三八线以南。此后，战争格局大变，中朝部队转入了阵地战，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不仅把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而且进行多次胜利反击，使敌人遭到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迫使他们摇着白旗前来谈判。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争就形成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1953年春，敌人无理中断谈判，美帝国主义妄想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朝战争；李承晚叫嚣‘北进’、‘统一’，极为疯狂。这种严峻的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引起彭德怀司令员和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953年4月18日，毛主席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项新的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

1953年4月，杨勇将军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

于是，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难以签字了，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觉得是美军在背后撑腰，劲头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敌人态度强硬，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有些人干脆反对。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6月21日，志愿军总部向20兵团下达了作战任务。并调配60军、54军和21军隶属该兵团序列加上原来所辖的67军和68军，20兵团实际掌握了5个军即15个师的兵力，同时配属了炮兵7个团另14营，工兵6个营。装甲兵第一指挥所主任赵杰还调派来20辆坦克。这样一来，金城正面双方兵力对比为1：3，火力对比为1：1.7，志愿军的兵力兵器占有优势。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志愿军火炮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08门，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德战场的标准。

7月13日，漫长的白天终于熬过去了，夜幕已经降临。杨勇对桌上摆着的烙饼和红烧肉罐头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地抽烟。他的心像被来自四面八方、七上八下的无数条线牵扯着。最使他牵挂的是从昨天夜里就隐蔽在距敌只有500米的60多门炮和埋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突击部队3000多名指战员，在20多个小时里，他们伏卧在荆棘丛中或泥水中，忍受着风吹、日晒、饥渴、疲困和蚊叮虫咬的煎熬。现在是潜伏部队最疲劳、最焦急的时候，任何一点松懈和疏忽而产生的哪怕是轻微的声响，或是在暮色中和照明弹下瞬间闪动所留下的身影，都会暴露目标，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牺牲。

洞外，浓云密布，大雨欲来。21时正，杨勇一声令下，千门大炮瞬间齐鸣，一串接一串的炮弹映红了夜空。特别是火箭炮，如同闪电落向敌人阵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炮火刚刚延伸，20兵团三个突击集团在朝鲜人民军和9兵团第24军的有力配合下，向李伪军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突击。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和炸药包爆炸声连成一片，像敲击战鼓似地在山谷里震荡。接着，一颗又一颗信号弹、照明弹腾空而起，夜空里闪现了一幅幅异常壮观的画面。

不久，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捷报一个接一个：“460.3高地前沿被我突破！”“728高地被我占领！”“占领522.1高地的部队正向敌人纵深发展！”异常激烈的战斗在进行着。以68军（欠202师）和54军的130师组成的西路突击集团突破敌前沿后，迅速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右翼203师，歼灭352.1高地李伪军一个营后，师长杨栋梁指挥本师主力向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该师609团一个加强营，其先头班化装成伪军，由排长杨育才带领，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急速向纵深挺进。14日2时许，这支仅由13人组成的小队，巧妙地骗取敌人口令，顺利地闯到了二青洞附近，也就是伪首都师白虎团团部所在地。该团的团部设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里面有两排整齐而讲究的木板房。其中有一间特别大，像是会议室，屋里悬着几个光线极强的大灯泡。借着灯光，杨育才隐约看见十几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正在商量什么，旁边的报务员正嘀嘀嗒嗒地发报，他断定这就是李承晚亲自嘉冕的“白虎团”团部。杨育才猛一挥手，一个巨大的霹雳从伪团部里传出。雪亮的电灯，忽闪一下，随着那震耳欲聋的响声熄灭了。又是一排手榴弹甩过去，屋里顿时烟雾弥漫，嚎叫声混成一片。几支冲锋枪一阵扫射之后，再也不见“虎”影，听不见嚎叫声。仅仅几分钟的时间，除举手投降侥幸活命的两人外，其余的敌人包括团长陆根洙和美军顾问全部送命。志愿军战士包月禄冲进屋里，从墙角那个长方形铁架上，扯下白虎团的“虎头团旗”。杨育才对着虎头旗轻蔑地冷笑两声，对包月禄说：“裹着吧，回去给杨司令和志愿军首长看看。”后来，白虎团旗真的给杨勇送来了。杨勇下令给杨育才记特等功一次，授予他“志愿军一级英雄”荣誉称号。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军队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

据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我20兵团共计歼敌52880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歼敌数目5倍。击毁敌机85架、缴获1架。缴获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的枪支弹药及其他战利品。

金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对敌坚固阵地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它创造了“打谈结合”、军事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有力配合停战谈判的成功战例，并且丰富了夜间进攻战的经验，检验了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能力。这是军委、总部正确的指导方针及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硕果，在战役指挥上——选择主攻方向，争取战役突然性，确定对敌阵地突破与纵深作战，组织步坦炮密切协同等方面，则充分显示了杨勇司令员等的卓越才华。

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于汶山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同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次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

百战沙场，5次受伤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40师14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大军压境，炮声轰轰。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揭开了帷幕。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误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红40师10团政委的杨勇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炮火纷飞，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殉国。敌人再次潮水般涌现来，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3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临战场指挥，10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红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

平型关大战，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却是杨勇第4次负伤。这次对手是日军的精锐板垣师团的21旅团。21旅团的日本兵个个不可一世，宁死不降。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八路军115师686团政委的杨勇，在与日军抢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领叁营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抢托飞舞，杀声震天；马刀闪亮，敌头落地。搏杀中的杨勇，突然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臂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这是日本人送给将军一块民族仇的纪念章。

吕梁三捷

1938年9月，日寇为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

一天，杨勇带686团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正好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集中大家智慧，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喜德。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车队已经出动，便提前埋伏好。不大工夫，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第2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又出动了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全部被歼。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只好放弃进攻,准备后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次伏击战。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又成了枪下鬼。

三次伏击战，歼敌逾千，山口少将一命呜呼。汾阳城门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召开慰悼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

蒙哥马利叹服

在北京军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军营，一位蓝眼睛、黄头发、身着元帅服的外国人，表情庄严地注视着中国士兵的军事表演。在他的身旁坐着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

擒拿格斗，龙腾虎跃；刺杀，吼声震天；投弹，又远又准各种科目的表演一幕比一幕精彩，蓝眼睛元帅犀利的目光一丝不苟，没有忽略每一项表演的细节。突然，元帅提出要到表演的士兵中看一看。元帅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来到士兵面前，用沙场老将的目光扫视着每个士兵的额头，然后，从一名士兵手中拿过一支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钢板靶应声倒下。随后，他从容地把步枪递给杨勇。列队的士兵对老元帅的枪法，透露出好奇的目光。这位元帅是谁？经介绍才知道，蓝眼睛元帅是英国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指挥官。“二战”期间，元帅担任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德国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而闻名世界。

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杨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20兵团司令，在朝鲜战场上曾给包括英军在内的15国部队以沉重打击。这位元帅虽未参加朝鲜战争，但他也许想看一看，在朝鲜战场闻名遐迩的杨勇将军和他的士兵，究竟是不是值得他佩服的优秀军人。但是，真正心领神会的还是杨勇将军本人。他从元帅手中接过步枪，二话没说，猛地举枪连击，弹弹中靶，9块钢板接踵倒下，尔后，将军和元帅相视而笑，谁也无言。然而，3天后蒙哥马利元帅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士兵的武艺精湛，开始我以为都是军官，当我走过队伍时看到，他们的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皱纹，都是年轻的士兵……”“中国军队从士兵到将军都是最优秀的，我要告诫世界军队，切记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兄弟情深

1934年12月中旬，杨勇率部队长途跋涉进入贵州。1935年1月9日，党中央机关进驻遵义。红军进入遵义后，国民党薛岳部的两个纵队8个师，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方面进发，以求迅速渡江。部队行动后，经侦察获悉：川军刘湘、郭勋祺师已先于红军南渡，抢占了土城地区的有利地形，企图阻止红军。中央军委为了取得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各一师迎击川军。

杨勇和团长率领部队随军团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准备投入战斗。28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对敌军估计不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久攻不克。形势十分危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投入了主要兵力，仍攻不克阵地。就在这场激战中，杨勇的腮部被敌弹击中（这是杨勇第三次负伤）。杨勇负伤后，随休养团行动，在行军路上，他碰上了自己的姨表弟胡耀邦，正躺在路旁不能行动，当时胡耀邦只有18岁，因患上疟疾，发烧不止，身体十分虚弱，行走极为艰难，当时正是激战之际，没有人能抬他，也没有人能照顾他，他只身倒在路旁，又饿又渴，生死未卜。正在这时，忽然见到表兄杨勇朝他走来，他一激动立刻流下眼泪，拉着杨勇的手说：“世峻哥，我怕坚持不到头了！”“不会的，你要有信心。再说，有我在嘛！”杨勇极力鼓励和安慰表弟，并弯腰将他搀扶起来，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喝水，胡耀邦因发烧正渴得要命，喝下半壶水，立刻精神许多。这对表兄弟，在如此生死攸关的征途中相遇，而且是一个负了伤，一个染上了疾病，为了革命大业，他俩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时两人内心都激动不已。真正的人生价值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磨练出来的。胡耀邦和杨勇相见后，勇气顿生，力量倍增，信心也足了。杨勇不顾自己负伤的身体，把胡耀邦扶上自己的坐骑，他亲自牵马，跟随着部队缓缓朝前走，共同的信念将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久，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率部翻雪山，过草地，并一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胜利抵达陕北。

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杨勇上将是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但他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杨勇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

1958年，志愿军全军撤离朝鲜归国，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杨勇在这个时刻提醒志愿军的同志们说：“最早入朝参战的部队和干部都已先期回国了，还有许多同志长眠在朝鲜土地上，再也回不来了……仗主要是他们打的，功劳主要是他们的，现在却给我们这样隆重的接待和崇高的荣誉，我感到很不安。希望同志们谦虚谨慎，努力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工作，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

在朝鲜战场上，1953年夏季举行的金城战役是杨勇、王平指挥的一个大胜仗。志愿军归国后，杨勇的一位老部下写了一篇回忆金城战役的文章，其中简略地提到了杨勇指挥作战的情况。当他把这篇稿子交给杨勇征求意见时，杨勇却坚决不同意写他对战役的指挥。杨勇说：“金城以南地区进攻战役的胜利，是因为上有毛主席和金首相的英明领导，有彭德怀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有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有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的大力配合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在这里你不要提我杨勇的名字，没有杨勇，部队照样能打胜仗！”在杨勇的一再坚持下，这篇文章中只好删去了他的名字和事迹。

1980年初，总参谋部为几位调动工作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欢迎欢送会。会后，与会者吃了一顿饭，看了一部电影。事后结算，饭费和租片费一共花了400元。这件事，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了议论，中纪委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杨勇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中共总参党委第二书记，他主动承担了责任，认认真真地向军委写了检查报告，并自己掏钱支付了饭费和租片费，还建议上级将此事通过纪检部门发出通报，让军队各级领导干部都引以为戒。通报下发后，杨勇的威望不但没有丝毫降低，反而更高了。

上将军衔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三等红星奖章	一级国旗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开国上将  湖南省 浏阳县 抗美援朝 杨勇 杨成武 杨得志

（1）《杨勇将军传》 作者：姜锋、马晓春等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2）《将军的脚步》 作者：杨德志等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3）《第二野战军十虎将》
（4）《开国将军轶事》 作者：吴东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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