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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3年10月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
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
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
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
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
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2004年获颁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近几年，作家李锐由于发表公开信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等举动被各界关注。
真实生活中的李锐，是目前少有的认真而严肃对待生活和写作的作家，据说李锐是完全按照时间的进程来安排日常的生活，比如睡眠、吃饭、写作、阅读、出去会朋友等等。
李锐每天会在特定的时候到楼下散步，这是他的运动方式。说是散步，不如说是疾走，就是绕着居民楼下的一处矩型空地，从这边走到那边，来来去去走半个小时。散步的时候李锐的神情是认真的，也是严肃的，他在认真而严肃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像认真而严肃地在书房里写作。
李锐有一身特别订做的制服，用来出席文学的活动。制服就像中山装，单领，口袋无盖，藏蓝或者赭色。这样的制服穿在身上有一种仪式感，那是李锐要的，对文学的仪式感。穿着这样的制服，李锐去瑞典，去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法国，还有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人去哪里，他的文学就到哪里，文学的声誉就到哪里。
留着小胡子的李锐，很少笑，即使偶尔在嘴角闪现出一点笑容，也并不容易被人察觉。不过，他一说话，却又是和气的，随便丢出的问题，他都回答得轻车熟路。采访时，在房间里忙着手里活儿的李锐妻子蒋韵，也时不时地过来插上一两句。《人间》一书就是由他们夫妻二人合著而成。这本《人间》，李锐花了八个月时间来写，前后大改五次。而作为继苏童、叶兆言之后“重述神话”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李锐的这一本被众多读者认为是三部中最精练的、最好看的。
“白蛇传”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李锐和蒋韵是怎么将它注入新的生命？李锐说，白蛇是一个被身份困惑着的人，而现世中的我们也大多为自己的身份所困。而这部《人间》，从头至尾都是在讲理想是如何被剿灭的，但李锐则叹息自己不够“用力”：“白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我们没能把它写得更强烈。”
李锐
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李锐于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10月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
谈夫妻合著： 
你写一遍，我改一遍，最后水乳交融
一本夫妻二人合著的作品，最为人所好奇的就是“怎么融合”，李锐说，“我们要互相写一点对方喜欢写的东西太容易了，因为这一辈子写的东西，我们都是互为第一读者的。”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们两个独立的写作者进行合作来重述“白蛇传”？
李锐：在写作之前，我们很自然地会聊起白蛇的故事，越讲越细致。《白蛇传》有怎样的流变，情节怎么设置，很多写作的实质性问题都在闲聊中碰了出来。当时我们在香港浸会大学做驻校作家，由于不懂广东话，就只有留在房间，而在房间中聊得最多的就是这本书。我们各自写了二三十年，都有自己的风格，而将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碰撞与磨合，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就有了这个尝试，在写作中前前后后大的修改就有五次，我们在尽力将两人碰撞的状态以中和的状态呈现出来。
记者：在写作和修改中，会争吵吗？你们完全是两个不同风格的作家，李锐的写作关注点在农村，而蒋韵则写城市爱情比较多。
李锐：争吵肯定有，不过，我认为我和蒋韵结婚以后第一个惊喜就是我们的女儿，第二个惊喜是我们俩共同合作的结晶《人间》。《人间》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教诲，对于这个神话的思考，对于写作上的困惑，实际上都是在和蒋韵共同写作的过程当中、在我和她争吵过程当中、我们修改过程当中，慢慢去感触、慢慢去获得的。
记者：其中的磨合过程是怎样的？最后成书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李锐：首先写作本身不是我写我熟悉的生活，她写她熟悉的生活，这个命题作文本身就给我们了一个共同的起点，大家都听过白蛇传这个故事，我们之所以能合作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实际上我们拿给出版社最后定稿的那一稿，是在8、9个月的时间里边写了五稿。就是写完一遍再改，不满意再去修改一遍，这中间加人物，甚至于标点符号，都是你写一遍，我改一遍，这样弄来弄去真的到最后就是水乳交融。
另外一个也有双方的妥协，我觉得你这个不对，你应该这样写，我加一个这样，她一看，说你这个根本不好，这样反复以后就有一个相互的妥协。就会留下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次合作是把两个人的短处放在一起，那就坏了，那肯定就会失败。我们原来也有点担心这个，但是毕竟说是两个作家的合作，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外国作家的合作那肯定差别很大，如果一个上海作家和一个东北作家的合作那肯定差别也很大，问题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我们创作历史这时间几乎是同步的，所以互相之间的了解太容易了，包括她喜欢的用词，她的习惯用语，而我的习惯她也太了解了。所以在写的时候，如果蒋韵希望她自己写的时候不要太过度地强调自己，她如果要写妥协的话，她要想写出来李锐的一点习惯用语那是很容易的。比如我要用她的一点东西，我也觉得很容易，因为这一辈子写的东西，都是互为第一读者的。
谈重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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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李锐及夫人蒋韵 |
“重述神话”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流传几千年来已被“脸谱化”的人物再还原为真实。李锐和蒋韵创造性地为“可恨”的法海写下了手记，手记中的法海，是一个看尽了人间的罪恶却无能为力的除妖人。
记者：你们面对的是 一个流传几百年的神话，在写作之前你做过怎样的考证？
李锐：在考证上倒的确下了些功夫。《白蛇传》本来就是神话，不是史实。我们在《人间》的尾声部分，专门对《白蛇传》的发生、流变和不同版本做了一个概述。《白蛇传》的故事雏形可追溯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那时许仙叫“奚宣赞”，流传到明代后由冯梦龙改编成《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清乾隆年间，又被方成培改写成剧本《雷峰塔》，再经民间多次修改加工，才形成今天的民间故事和戏曲剧本《白蛇传》。
记者：在我们旧有的印象中，法海是可恨的，但是你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李锐：在旧有版本中，法海实际上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但是，在我们重述中却不能这样，重述神话需要有新的贡献、新的探索，我认为这才是重述的意义。在我的写作中，法海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他在善和恶的选择中间，作为除妖人他看尽了人间的罪恶而无能为力，而他要除的那个妖却又是一个善良的活菩萨，因此他陷入到了一个极大的矛盾之中。
记者：在《人间》中，法海在他的手记里面有很多对话表现出他内心剧烈的挣扎和巨大的矛盾，你们怎么想到要写下法海的手记？
蒋韵：法海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再创造的可能，我们选择了用法海手记的方式来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揭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以正义之名杀人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尽管会有矛盾和挣扎，其实这样的一种杀人方式实际上在今天依然存在，比如文革，比如文革之后我们大脑中尚未清算的病根。
谈精神资源：
身份的认同，佛教的慈悲都是动力
白蛇与许仙的故事流传千年，旷世奇情之外，宗教和伦理的悖逆与压制，都是故事沉重的根源。而在不能避开的“佛教”一题上，李锐选择了简单的但直接的方式——懂得佛的慈悲，也说出人身份认同的艰难境遇。
记者 ：为什么您笔下的白蛇在刚开始做人时，总有旁人时时提醒她的身份，破坏她做人生涯的尊严和真实感？
李锐：白蛇总是忍受着那种非人亦非兽的苦痛和折磨，她是一个被身份困惑着的人。现世的人大多都被自己的身份困惑着。一个人如果他的身份感不是那么强烈，他的痛苦可能会少。这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是在讲理想是如何被剿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我们没能把它写得更强烈。
记者：你在序言中所述，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人对于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都不足以形成你叙述的动力。那么，最终促使你重述这个故事的动力来源于哪？
李锐：身份的认同是我们新的立足点，妖来到人间，所有人的身份都在模糊起来，神话当中表现的焦虑、困境，在白蛇的悲惨身世中，我们都写到人性，看看人性都有多黑暗，看看所谓的大众是怎样屠杀和驱逐善良，这是写作的动力之一。其次，故事当中丰富的佛教意味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资源，以前我们一讲到人性啊，终极关怀，好像都是西方的概念，中国文化对这个没有任何回答，没有任何贡献，可白蛇神话的重述让我们感觉到这里面有佛教资源，佛教对于善与恶，对于慈悲，这样一个基本概念的深邃的思考，是我们重述这个神话的一个精神支点，它像指明灯一样，使我们走到现在。
记者：佛教作为写作的精神资源，是偶得吗，还是您对佛性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思考？
李锐：当我们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我们发现佛教对于人性、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对于恶、对于慈悲这样基本的概念，都有“普世”价值、它的思考是非常深邃的。在这个小说里，我和蒋韵是慧根非常浅的人，而且我们对佛教的了解非常少。所以，我必须厘清思路，需要明白什么是佛的慈悲。我们也根本不敢说用佛教解释世界，我们不敢那样做。无非是佛教给了我们一种精神的资源，让我们再去表述人性、表述终极关怀、表述人的困境的时候，使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点、一个切入点。这让我们觉得，当我们讲到所谓普世价值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一个简单的他人声音的复述者。这个意外的获得，我觉得这是我和蒋韵一个最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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