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李约瑟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著称，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30年代以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他作为总设计师、组织者和主要撰稿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为中华文明赢得了莫大的声誉，同时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架起了桥梁。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李约瑟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南区的一个小康家庭。
1914年夏，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
1918年10月，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选习生理学、解剖学和动物学，后改习生物化学。
1921年，在剑桥大学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22年夏，从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
1924年9月13日，与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李大斐)结婚。
1931年，出席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深受苏联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在剑桥出版。
1936年7月，任西班牙内战期间剑桥工会联合会之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是年，在剑桥大学创办科学史讲座；任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司库。
1937年，受来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位中国留学生的深刻影响，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生浓厚兴趣，并刻苦学习汉语。
1939年，与鲁桂珍合撰第一篇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
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
1942年9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命执行援华任务；先赴美国华盛顿考察英国中央科学事务所，再赴印度加尔各答筹备援华事宜。
1943年2月，由加尔各答经缅甸汀江抵昆明；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团长身份，访问考察战时撤至昆明附近的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3月21日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6月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建立，亲任馆长。是年夏，赴中国西部考察旅行；是年秋冬，赴西北旅行。
李约瑟1944年2月，在重庆中国农学会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近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诞生而未在中国发生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年春夏，赴中国东南部考察旅行；是年夏秋，赴西南部考察旅行。
1945年初，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与李大斐合编《中国科学》摄影集在伦敦出版。是年秋，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
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
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职，转任该组织名誉顾问；返剑桥在王铃协助下开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李大斐合编在华工作报告集《科学前哨》，在伦敦出版。
1950年，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亲任会长(至1964年)。
1952年6月,参加“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委员会”，并兼任秘书长，赴中国东北及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调查。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约瑟1958年6月，与李大斐、鲁桂珍作第二次访华。
1959年，任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评议会主席(至196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声学、光学和磁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7月3日，与李大斐、鲁桂珍作第三次访华。
1965年5月15日，因英中友好协会分裂，发起成立英中了解协会，亲任会长。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任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至1976年)。
1968年8月，在巴黎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是年，又荣获意大利伦纳多奖；英国东亚科学史基金信托会成立。
1971年8月，出席莫斯科第十三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1972—1974年)。是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航海技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2年10月，与鲁桂珍作第四次访华。是年，任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义务馆长，鲁桂珍任义务副馆长。
197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及其性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5月，与鲁桂珍作第五次访华。
李约瑟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四分册化学仪器、炼丹术的理论与比较长生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1年9月16日，与鲁桂珍作第六次访华。
1983年6月，李约瑟研究所在剑桥成立，任义务所长，鲁桂珍任义务副所长。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五分册生理炼丹术(内丹)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8月21日，与鲁桂珍作第七次访华；出席北京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9月中旬与鲁桂珍赴台湾省访问并作多场学术演讲。10月20日李约瑟研究所新楼奠基仪式在剑桥举行。
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9月，李约瑟研究所新楼主体建筑结顶。11月16日与鲁桂珍作第八次访华，出席北京《李约瑟文集》首发式。12月纪念李约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九分册纺织技术、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12月22日李大斐因病逝世。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农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9月15日，与鲁桂珍结为伉俪。
李约瑟1990年2月26日，何丙郁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李约瑟为名誉所长。7月日本福冈市授予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8月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举行，兼贺李约瑟九十华诞。9月4日在日本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发表长篇演讲。9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三册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2年6月1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授予“御前顾问”(CH)勋章。10月22日,女王在白金汉宫授予“御前顾问”勋章。
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因斯坦奖。
1995年3月24日，在剑桥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约瑟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全科医生和麻醉师，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和作曲家。由于性格不同，父母两人不甚相投。作为家中独子的李约瑟，虽然想从中架桥调和，让父母和好，但因缺乏条件而无法实现。父母的这种性格分歧对他的影响极大，为了在这种分歧之中达到自己的平衡，他无意识地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科学的钻研精神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宽阔的胸襟和勇于创新的品格，而为了使父母亲能和睦相处，他又使自己处在“架桥”的状态中，在家庭纷争中得以保持自身的平衡，永远谋求把分裂的东西合并起来。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李约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调，并表现在他对待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等若干重大问题上。
1914年，李约瑟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Oundle School)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深受校长桑德森(F.W.Sanderson)的影响，这位校长曾谆谆教导他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就能把工作做好。在桑德森的启发下，李约瑟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潜心阅读了福斯特(M.Foster)的《生理学史》、丹皮尔(Sir W. Dampier)的《科学史》，以及韦尔斯(H.G. Wells)的作品，特别是韦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和社会哲学思想对李约瑟学术道路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8年10月，在昂德尔公学受到全面而良好教育的李约瑟，按照父亲的旨意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Gonville and Gaius College）选习生理学、解剖学和动物学，后改习生物化学。在大学时代，为李约瑟授课的众多名师中，被誉为“生物化学之父”的霍普金斯(F. G. Hopkins)的讲课最引人入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考上研究生的李约瑟入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1922年李约瑟大学毕业后，霍普金斯为他争得了一份奖学金，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环糖的代谢机制》，从恩师处获取了不少灵感。1924年岗维尔－凯厄斯学院授予他博士学位后聘他为该校研究员，1933年晋升为高级讲师。他在霍普金斯教授实验室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1931年他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专著。1942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Morphogenesis），他毕生从事的科技发展史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李约瑟20世纪30年代是李约瑟一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1931年6月29日，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召开，李约瑟应邀出席。围绕着大会的主要议题“科学和世界史的一体化”，各国代表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特别是苏联代表团成员赫森(B. Hessen)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他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科学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在李约瑟的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共鸣，他提出了要说明为什么欧洲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这一点将非常困难，但更困难的是，怎样来说明这种发展何以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的论题。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他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1937年冬，剑桥大学霍普金斯实验室接待了三位来自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土德医学研究所的鲁桂珍，他们的导师是李约瑟的夫人多萝西·莫伊尔教授。那时，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源于欧洲。李约瑟通过同3位中国学者的接触和交流，开始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像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他被所介绍的中国文明与科学技术成就所震撼，坚信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超过西方，开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倾仰之心。李约瑟还从中国古籍中了解到，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比西方人早一个世纪，钟表的发条、拱形桥、生物防治病虫害，还有造船和航海术，都早于西方国家。从而激发他对中国科学的兴趣，内心燃起探索中国科学技术的火种。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当时在剑桥大学任教的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
李约瑟这一时期，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就逐渐掀起了援华运动。1942年，李约瑟受命于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随同英中文化科学协会代表团访华，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做文化联络工作，后来在得到英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Horace Seymour）的理解和允许下，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协助中国科研单位和各大学重建科研组织，考察教学、科研以及图书和设备的使用情况，推动战时中国后方的工业和科技活动以及对外交流工作，不久又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身份再次来华。
在华的四年生活对于李约瑟的学术生涯具有重要意义，他游历了大后方许多地区，结识了中国知识界的许多著名学者、科学家和政界人物，直接接触了大量中国文献典籍，寻访了历朝的文化古迹，对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制造历史的深入了解使他大为吃惊：原来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并不像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对这些科学发明所提出的质疑，他觉得需要对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作更全面的研究，以便向世人展示其真实的历史。
1946年春，李约瑟离开重庆前往巴黎，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教科文组织尚未形成规模，他经常奔走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等地之间，以无比的耐心和毅力劝说有关当局同意把自然科学纳入该机构的功能范围。大功告成之日，他荣膺该机构自然科学部首任主任之职。平日公干之余，李约瑟总是不忘收集有关中华文明和科技发展历史的资料，并开始着手撰写文章。1948年，李约瑟在教科文组织任职期满后返回剑桥，后来除了短期出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
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和岗维尔－凯厄斯学院研究员，李约瑟回国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1955年，他应聘参加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成立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他鲜明的政治态度曾引起一些英国学者的误解和非议。1966年至1976年，他一直担任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职务。20世纪70年代后任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SACU）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访问。1984年，应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邀请，他和鲁桂珍访问了台湾。
李约瑟自1976年卸任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的职务后研究经费入不敷出，项目几乎无法进行，生活难以为计。在此困难时刻，他得到了美国、香港、日本和英国等地个人和财团的资助，成立了东亚科学史管委会（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在鲁宾逊学院内建成了李约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李约琴的前妻原来也是岗维尔－凯厄斯学院的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后来夫妻两人同时成为皇家学院院士。多萝西·莫伊尔去世后两年，鲁桂珍与李约琴正式结为夫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第五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七分册，第六卷第一分册，都是鲁桂珍帮助他完成的。1980年她还与李约瑟合作编写过《天赐柳叶刀——针刺和艾灸的历史和原理》。
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在剑桥家中安详辞世，按照生前遗愿，骨灰埋葬在李约瑟研究所院中的菩提树下。
一、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李约瑟于1942年被派往中国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他在中国结识了很多学者，如郭沫若等，并物色到王铃与曹天钦这样的青年学人，而王铃就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第一个合作者。王铃1956年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为接替王铃，鲁桂珍博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前退休，于1957年重返剑桥与李约瑟合作，同年何丙郁博士来到李约瑟研究所（The Neadham Research Institute）。李约瑟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其合作者遍布全球并与年俱增，先后至少有三代人协助他工作过。当然，李约瑟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不仅有资料支持，而且有经费和人员支持。
早在在华工作的四年时间（1942－1946年）里，李约瑟就已着手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准备工作。他亲自驾驶由救护车改装成的两吨旅行车，走遍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终抵闽、粤，西北直上秦、陇，西南远达洱海之滨，行程五万公里以上，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各类工厂、医院等，接触到上千个学术界著名人士。在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交流中，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明史的各方面，通晓了有关文献。他在旅行中还四处觅书，购得《庄子》、《周髀算经》、《天文大成》、《太平御览》等大量典籍，从而为他宏伟的写作设想奠定了资料基础。
经过长期的广泛搜集和潜心研究，李约瑟终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充足的资料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曾起过的重大作用，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该著作在1954年问世时，赢得举世瞩目和赞誉。为此，中国科技委员会于1983年授予他自然科学一等奖。
二、李约瑟的科学哲学思想
李约瑟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空前完备地综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李约瑟的科学哲学思想，其核心就是和谐与协调。李约瑟的学生和长期合作者鲁桂珍说过：“他力图调和一切，在政治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东方和西方以及各派学说之间，寻找相辅相成、共同互通的地方” （张孟闻：《李约瑟及其中国科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一段话概括了全书的宗旨。作者上述思想的起源，主要并不在于他的出身和天性，而在于他的文化观念。在早年所受的教育中，开阔的文化视野对李约瑟学术倾向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他很早就有机会了解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对异域文明的接触和认识促使他放弃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李约瑟来说，科学就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最佳手段，因为科学具有人类其他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等所不具备的特性。
李约瑟高度评价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无论在其发展时间之早，还是在其发展的完美程度上，都堪与古希腊文化媲美。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而且是伟大的，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能够垄断对科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共同给予肯定和赏识。李约瑟也由衷赞赏中国的古典哲学观念，他认为这些哲学观念对西方的进步思想和现代科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引起了科技史上思维方式的革命，从而推动了国际范围内对中国科技文明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突出地标志着英国的汉学研究提高到了更广泛更系统化的水平。历来的汉学研究大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李约瑟开拓到了自然科学的疆界，这一重大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
三、“李约瑟问题”（Needham’s Question）
李约瑟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以下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李约瑟“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的问题，作者借助它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问题”，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
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问题”类似的问题，最有名的当属化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他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80年代初，《自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在1989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期间李约瑟也来华访问。进入90年代以后，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也有许多专题论文发表，其中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专设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
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前的世界领先科技成就没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症结是否在于现代实验科学和科学理论体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既然没有发展现代科学，因此这个问题就没有提出的价值。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实际上属于一些中外学者早就关注并提出过的一个“伪问题”。
四、李约瑟的治学方法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二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三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四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五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六是重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合作撰写学科史，而且卓有成效。
李约瑟著作李约瑟毕生著作等身，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约各占一半）、学术著作约50种，除了《化学胚胎学》、《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许多演讲、感言和短文外，他的重要论著和文章还有：
《唯物主义与宗教》（Materialism and Religion，1929）
《劳德派马克思主义》（Laudian Marxism，1932）
《基督教与社会变革》（合作编写，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1935）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1937）
《平等派与英国革命》（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1939）
《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年）
《科学前哨：中英科学合作馆文件汇编》（Science Outpost: Pap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2－1948，1948）
《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1958）
《人间法与自然法》（Human Law and the Law of Nature，1961）
《世界科学的演进——欧洲与中国》（The Roles of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Revolution of Oecumenical Science，1966）
《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1969）
《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工匠》（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West，1970）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的编修》（与Gregory Blue合编，Heterodox Marxism and the Historiograhpy of Chinese Science，1997）
李约瑟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夫人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在科技史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其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促进科技史学界认识到科技不是单一文化的产品，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产品，这便促进了科技史学界在观念上的改革，同时李约瑟的工作不仅把中国古代的科技有系统地介绍到西方，改变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基本看法，建立并改进了中华科技史在西方研究的水准。即使是不同意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成就评估的读者，也无法否认《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收集原始资料的价值。这些科技资料和文献之出现于英文，不仅有益于当前的读者，而且给西方科技史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必须资料。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科技史学界最高荣誉的乔治· 萨顿(Sarton)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
1995年3月24日，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学家、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李约瑟在剑桥大学与世长辞，享年95岁。李约瑟的夫人大斐（多萝西·莫伊尔）是1987年病故的。1989年9月15日，李约瑟和鲁桂珍在凯伊斯学院正式举行婚礼。1991年12月28日，鲁桂珍在剑桥溘然长逝。李约瑟和鲁桂珍的旷世奇缘虽然没能留下一子一女，但他们却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留下极为珍贵的财富。
李约瑟李约瑟不仅终生献身于中国科技史事业，还带动一批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鲁桂珍、王铃、何丙郁、钱存训、黄兴宗、罗宾逊、席文、白馥兰、卜鲁、叶山、库恩、贝思朗、罗荣邦、屈志仁、刘广定、鲁维一、郭郛等人，这一群体从不同方面协助李老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世界罕有其匹的巨大学术工程。
1980年，为表达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友好感情，表彰他为增进英中科学家的交流做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授予李约瑟为该所名誉教授。
1983年11月，中国国家科委授予李约瑟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0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我国天文工作者新发现的四颗小行星之一，国际编号2790，经国际小行星组织批准，命名为“李约瑟星”。
1992年10月2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表彰李约瑟数十年为增进英中友谊做出的贡献，授予他“御前顾问”勋章。
1993年，中国科学院推选李约瑟为外籍院士。
[1] 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潘吉星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5 03
[2] 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解读李约瑟 江晓原 社会科学论坛 2000 12
[3] 李约瑟、李约瑟问题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戴建平 科技与经济 2003 01
[4] 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1506&BigClassID=27&SmallClassID=64&SpecialID=85 2003-8-24
[5] 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http://history.lib.tsinghua.edu.cn/expert/needham.htm
[6] 李约瑟研究所 http://www.nri.org.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