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
|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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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李立三 |
| 别名： | 李隆郅 |
| 家乡： | 湖南澧陵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中国 |
| 所处时代： | 近代 |
| 成就： |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
| 重要事件： | 五卅大罢工 南昌起义 |
| 名言： | 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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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李立三，男，1899年3月生于湖南醴陵，1967年6月22日去世。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澧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李立三1899年3月生于湖南醴陵，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1925年先后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大罢工运动。1928～1930年，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期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1946年他去莫斯科学习，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救国时报》主编，并主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1899年3月生于湖南澧陵，先后入渌江中学、长群中学和广益中学。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广益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同赵世炎等一起组织了“劳动学会”，在旅法工人和中国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参加工人运动，同刘少奇一起赴安源，并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5月，他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执行部长。
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同年，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领导武汉和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他担任五人常委之一。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到香港和广州地区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的工作。
李立三1928年6、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8年冬至1930年秋，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6月以后，他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并在革命性质和任务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随后，他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号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合并成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他的“左”倾路线被称为“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推行虽然时间并不长，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也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同年底，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苏联学习。
193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他被派往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及《救国时报》主编。曾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虽然未出席，但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8月，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务，并主持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担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起担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因为历史问题，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67年6月，他含冤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
改名立三
1922年，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先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书记正是当初寻友时结识的“润之兄”。毛泽东对他说：“你家乡附近有个安源煤矿，那里的工人受压迫很深，革命条件很好，你的工作就是到那里开展工人运动。”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你的名字太难叫，工人们也不认识“隆郅”这两个字。“这位性格豪爽的革命者马上同意改名，决定按谐音改成“能至”。
李立三到了安源煤矿，他马上下矿井，走工棚，很快拉起一支工人队伍。他作为工人代表，在罢工中与矿方达成协议，取得改善工人权益的第一次罢工胜利。矿上的总监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大洋600元找人刺杀他。工人们得知后，从早到晚自动来保护这个“能人李能至”。他必须出面时，也会有几十个工人跟随，谈话超过十分钟，工人们把他拥起来就走。工贼走狗无从下手。后来，他到上海搞工运。一次，他与邓中夏同去参加工会选举。路上，邓中夏抱怨“李能至”这个名字太文了，他马上同意改名。叫什么呢？这时路边站着三个工人，邓中夏说：“就叫三立吧？”他想了一下说，“三立”不好听，“就叫李立三得了”。
“立三”这个偶然改出的名字，后来响彻了全党乃至全国，可叹的是长期以反面教员“立三路线”这一名词出现。不过，许多老辈人还惦念他。全国解放后，南方一些工厂动员组织工会时，一些老工人听到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和中央政府劳动部长是李立三，马上就说：“原来是李立三那个工会，好，我们参加！”
无线电事业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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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母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幼儿园的任务，组织上只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租下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各种用具，聘请了可靠的工作人员，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因李立三从1924年起与国民党左派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他就请于右任为幼稚园题写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自我批评”
1930年9月24日，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召开了第六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会议旨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李立三在会上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进一步接受检查。
1946年，李立三从苏联回国。同年5月，李立三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见到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错误。最后，他还向毛泽东请求向延安干部讲一次话。得到同意后，李立三在延安党校礼堂对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左’倾错误的立三。”
1949年2月李立三前往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发了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央指定王明发言检查自己的错误，他却托词拒不发言。
1959年，李立三又一次向中央提出要在党的“八大”上对自己的错误来一次“总清算”。 李立三不仅能在公开场合承认和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而且对自己的子女他也从不隐讳，甚至对自己身边每个新来的工作人员他也要交代自己犯过“左”倾错误，有主观片面性的老毛病，请他们随时给予监督和帮助。
尤为感人的是，在1949年他见到刚从敌占区历尽艰辛来到北京的儿子时，就直率地说：我犯过错误你知道吗？我犯的是“左”倾错误，就是瞎干、蛮干。为此，他多次告诉子女要接受他的教训。
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习气，使我吃了不少亏，后来犯错误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思之痛之，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1954年，李立三外出休假顺道第一次回老家醴陵。他没去离家很近的安源，只请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来叙旧。
他对秘书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1965年7月，李立三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顺路去南昌，可以赶在“八一”时看望老朋友。他考虑了一下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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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怕丢面子，而李立三却说：“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他就可以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教训。好比墙上的钉子，碰了一下扎破手，就不要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碰，还要时刻提醒别人不要碰。大家都不要去碰，就保全了党。”
正是为了保全党，尽管他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他却坦率地讲了三十年。
跨国恋情
在北京外国专家局的宿舍楼里，住着李莎，她就是李立三的夫人，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
基什金娜是在莫斯科一位朋友家中初识李立三的。那时她是书报学校的毕业生，年仅19岁，正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 当时基什金娜只知道这位中国人叫李明，并不知道他就是中国的工人领袖、中共赫赫有名的与刘少奇一起领导了举世震惊的安源大罢工的李立三。还是李立三主动“交代”的。他告诉基什金娜，李明是他的化名，他因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共决定他到莫斯科学习，改正错误。
第一次见面后，基什金娜没有等下个周末的聚会，就主动约李立三出来散步。基什金娜告诉李立三，她是地主的女儿，后来父亲去世了，她参加了共青团，到远东去工作。在那儿她见到过许多中国人，他们温文尔雅，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两人相谈甚欢，不觉已是夜深。基什金娜直截了当地向李立三提出了爱恋之意。李立三颇有点“拘谨”。他对基什金娜说，他已经34岁了，尽管现在是单身汉，但已结过三次婚了，第一个妻子是患风瘫病去世的，第二个妻子则是红杏出墙，自己跟人跑了，第三个妻子因为他到莫斯科来遥无归期，已经与他分手嫁人了。现在，三个妻子一共给他留下了二子三女，自己怕是配不上这么纯情的俄罗斯姑娘。说着，不由得叹了口气。基什金娜笑笑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爱情是不怕相见恨晚的。
1936年，基什金娜已经考入莫斯科师范学院法语专业，芳龄22岁。基什金娜决定嫁给李立三。两人举行了简朴而洋溢着喜气的婚礼。 新婚一年后，李立三失踪了。当时的莫斯科正在开展残酷无情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基什金娜以泪洗面，欲寻夫君而无门。一天，学院团组织把她找去，要她与李明离婚，因为李明是人民的敌人。在全院的团员大会上，基什金娜勇敢地站了起来，把团证拍在桌子上，没有说一句话，挺着腰走下主席台。她选择了李立三，也接受了磨难。三天之后，学院不再让她住在免费的学院宿舍，把她赶了出来。她回到了母亲家中住，边学习边去寻找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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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知道李立三关在哪个监狱里，莫斯科比较大的监狱有好几个，她利用休息日一个一个地去探视。终于在六个月后，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不太大的监狱找到了李立三，但她不被允许与李立三见面，只能给李立三送些物品。基什金娜是穷学生，每月只有250卢布的助学金，她省吃俭用，每月省下50卢布按时给李立三送去，还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如洋葱、肥皂以及其他食品，这使李立三能够活下来。 后来，李立三迫不得已给斯大林写了封申诉信，他很快就被释放了。李立三出狱后，没有了工作，共产国际也没有谁来发放生活津贴给他，他只能从国际红十字会领一些微薄的救济金，主要是靠基什金娜的助学金勉强度日。
1946年，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先回国，安顿好后，基什金娜就带着女儿也来了。这时，东北战场的战事正急，李立三担负着说服国民党东北将领起义的重要任务，而基什金娜则成了护士，为战场上受伤的解放军服务。 开国大典在即，李立三经陈云提名，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基什金娜携两个女儿来到北京，全家有了安稳的生活，基什金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俄语教授。
到了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李立三尽管还是中央委员，但已经是无官一身轻，被免去了劳动部长职务。一天，康生给李立三捎来一封信，要求他与苏修划清界限，与基什金娜离婚，否则，他的党籍都要受到影响，更别说是工作了。基什金娜得知后，震惊之余坚定地说，决不会放弃李立三。但她又不忍心李立三因此而在中国政坛上消失，她想到了周总理，让李立三找一下周总理，总理肯定有办法解决他们的两难困境。果然，周总理建议基什金娜加入中国籍。这样，夫妻关系中也就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压力因素了。这个办法，对于基什金娜来说，决不是一件轻易可行之事，要让她放弃自己的故土，作出改变自己国籍的决定，确实是难倒了她。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基什金娜要留在李立三身边，这是惟一的可行性选择。
基什金娜在家中一连几天没有说话，李立三不好再说什么。基什金娜想先拖一拖再说。这时，李立三得到工作分配，到华北局书记处担任书记，但工作上他处处受到掣肘，处境颇为艰难。基什金娜见丈夫如此窘迫，心想，不入中国籍，看来会严重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这也是她所不忍心的，为所爱的人付出，哪怕这种付出的代价巨大，也就豁出去了。何况，基什金娜的妈妈也一直随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病故后就安葬在中国。她永远留在了中国，我又为什么不能加入中国籍呢？那是在清明节，基什金娜独自去给妈妈扫墓，然后她决定正式办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
李立三终于等来了基什金娜的决定，李立三紧紧握住妻子的双手，久久未语。基什金娜从自己的姓“莉莎”的谐音，取了中国名字李莎。
在李莎入了中国籍后不久，“文革”开始了。李立三、李莎刚开始都比较超脱，没有被卷入急流冲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立三的旧账被翻出来。他不仅被扣上了“机会主义分子继续放毒”的罪名，又戴上了“苏修特务”的新帽子，李莎被说成是李立三的特务“上司”。
李立三终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李莎不久也随之入狱。
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给毛主席写下了最后的申诉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莎是在一次审讯时知道李立三已经自杀了，审讯的人蛮横地说李立三的自杀，是李莎下的“命令”。更严重的是，她的两个女儿也关了进来，近在咫尺但音讯隔绝。
八年之后，李莎才被释放。以前她只认识几个中文字，但在狱中她学会了中文。然而，她面临的现状是：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上山下乡去了，她自己则被下放到山西运城农科所“养老”。她用学会的中文顽强地写着上诉材料，要求中共中央对李立三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只是，她的努力换来的是更大的悲伤，“文革”后期，李立三被宣布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以死威胁党，因而死后开除党籍。李莎悲从中来，幸而农科所的同志给了她许多鼓励，为她排忧解难，一些粗活累活抢着为她做，如挑水、劈柴、生火炉等。不久，她的两个女儿也联系上了，大女儿已经回到北京，二女儿在给周总理写了上诉信后，也回到了北京，两个女儿经常到运城来陪伴妈妈。
粉碎“四人帮”后，李立三被平反昭雪。
李立三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色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持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对共同战斗的同志和朋友诚恳真挚，热情亲切，对待下级关怀爱护，平易近人。
在李莎家的客厅中，高悬着李立三生前最喜爱并留下的清人郑板桥 的4幅湘绣墨竹，其中一幅就是那首著名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李莎和李立三的一生，也就如同这丛咬定青山的翠竹，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仍然枝干挺立，根深叶茂。
有诗《一腔激情夸立三》如下：
革命要诀，赖铁与血。拼搏精神，金石为裂。嗟乎立三，蹉跎岁月。安源勒碑，英名不灭。念少年离家，赋诗为别，录此传咏，慰一生伟业：浩气冲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1、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cha/lilisan/
2、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5833/65837/66792/4500067.html
3、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4/jdzg/zygy/jdgd/200409/03/t20040903_1666263.shtml
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7924.htm
5、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1-04/14/content_14149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