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1938年4月，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

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1军军长。1925年初发动讨伐沈鸿英战役。在粤军李济深部协同下先后占领柳州、桂林等地。尔后，回师南宁，击退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滇军唐继尧部。7月，统一广西，成为新桂系首领。1926年两广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军长。5月，派所部第8旅先期入湘，增援唐生智部。7月率部入湘参加北伐战争，会同第4、第8军攻占长沙等地。8月底，参与指挥第4、第7军攻占贺胜桥，直抵武昌城下。在第8军攻克汉阳、汉口后率第7军入赣，与其他各军协同击溃孙传芳军在赣主力。1927年1月，任中路军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下。3月，攻占安徽安庆。后参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下旬任国民党军第3路总指挥，指挥所部先后攻克蚌埠、徐州等地。8月,与何应钦部相策应击败孙传芳军,获龙潭大捷。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西征讨伐唐生智，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击败唐，控制湖北、湖南。1928年3月，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

5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沿京汉铁路(北京-汉口)北上。6月，进占天津、北京等地。至此,新桂系已控制南起广西,北达京、津的广大地区，总兵力达20余万人。新桂系势力的兴起,严重地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桂矛盾激化。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兵败后出走香港。11月，返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1930年3月，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司令。5月，蒋冯阎战争

原配夫人李秀文，与李宗仁育有一子名李幼邻。

1938年1月，兼安徽省政府主席。1～6月，指挥约60万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徐州会战，以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获台儿庄大捷。6～10月，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939年起，先后指挥随枣、枣宜、豫南等会战，抗击日军。1945年2月，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行营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8年4月，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代总统。4月，派代表团到北平(今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于12月去美国。

1955年8月，在美国公开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两党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1965年7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冲破重重险阻，毅然回归祖国大陆。著有《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13年)

 早年就读于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后入桂林省立纺织习艺厂当学徒。
1908年 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
1910年 10月 加入同盟会。
1912年 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
1913年 秋 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
1916年 5月 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后转入桂系陆荣廷部，任护国军第二军第五旅排、连、营长，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

第二夫人郭德洁

李宗仁公馆

李宗仁

神秘的北京之行

程治平经常会往返于香港和北京这两座城市之间，然而50年前的1965年，对于当时只有五岁的程治平来说北京还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但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父亲程思远的行踪开始变得神秘莫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定居的香港出门远行。父亲究竟去了哪里？年幼的程治平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直到若干年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1998年是程思远90大寿，他的朋友谢善骁又一次提出要他出一本传记，将他的一生记录下来，面对朋友的多次要求，程思远终于答应找试一试，于是做了多年新华通讯社时政记者的薛建华走进了程思远的生活。

在薛建华为程思远写传记的几个月里，程思远跌宕起伏的经历让他着迷，从国民党代总统的第一政治秘书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导致这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一样的转变的契机究竟是什么？薛建华多次听到程思远说这样的话：“如果没有1956年的回来，我这一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了。”那么，程思远所说的1956年的回来究竟指的是什么？

故事还得从这张照拍摄于1948年5月20日的照片说起，这一天是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就职的日子，站在前面的是总统蒋介石，站在后面的是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

薛建华：当时是国民党竞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当时是肯定想当总统的，但是做副总统的人选他是看好孙科，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但是其他派系的军阀是不赞成这样的安排的，所有军阀就推举他们军阀里面比较有名气的就是李宗仁。4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解放战争已经快到尾声了，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都是处于败局，那么谁丢失了中国成为当时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话题，美国就觉得蒋介石太腐败了，给了他那么多美元，给了他那么多军用，为什么还会丢失中国，就希望有一个新的形象，或者有号召力的人出来拯救中国，美国就推举了李宗仁，蒋介石看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怀恨在心，就一直跟他过不去，其中有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说明这个问题，当时蒋介石的侍从使通知李宗仁，说明天什么时候举行就职大典，说蒋主席说大家都穿军装，本来李宗仁定了西装，赶快换成军装，第二天赶着去了，结果蒋介石第二天穿的是马褂，中式服装，然后李宗仁穿着军装，副总统穿个军装在他旁边好象是他的卫兵一样，就耍了人家一趟，所以李宗仁当时出席完典礼回来以后很生气，这一笔在他们桂系上下层都记忆犹深，所以说蒋李的关系在那时候就种下一些芥蒂。

李宗仁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国民党中桂系的掌门人。抗战时期李宗仁领导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威震中外。在1948年国民党举行的“行宪国大”上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在《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三章中有两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位副总统的生活。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代总统”，主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党权和军事大权，李宗仁依旧是虚位的“代总统”。

荣维木： 沈醉曾经有一个回忆，他就说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前，蒋介石还曾经制定过，命令沈醉、毛人凤等人啊，制定过暗杀李宗仁的这么一个计划，而且沈醉回忆当时蒋介石有一个想法，别人透露的有一个想法，和共产党斗很重要，但是呢最危险的还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个异己的力量，据沈醉的回忆，就是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以后，李宗仁在南京的住宅完全被监视起来，如果李宗仁有异动的话刺杀方案有三个，一个呢就是当李宗仁坐飞机离开南京的时候，在途中有情报人员马上通知有关的人员，两架战斗机升空把李宗仁的座机打下来，这是一个方案，那么第二个方案，是在南京到机场之间设一个埋伏点，李宗仁的坐车路过的时候伏击，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派人化装成修理工等等到李宗仁官邸去刺杀李宗仁，那么这个刺杀命令呢据沈醉回忆他是在1949年1月20号撤销的，因为21号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了，就是说这个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这个矛盾已经到了就是说蒋介石要杀死李宗仁这么一个程度了。

1949年12月，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逃往台湾，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带着家人到了美国，此后长期寓居美国，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但是令许多人都奇怪的是，李宗仁在离开大陆的时候，一直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却没有留在他的身边，而且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都看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他究竟去了哪里？

程治平：李宗仁出走到美国之后，我父亲就到了香港，那么我父亲到香港就是李宗仁派他去的，让他留在香港作为这个跟李宗仁联络的一个联络点。那时候我记得学校也要填父亲的职业，所以就赶快回家问，爸爸说就填作家，而且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父亲也是主要的时间都是在那里伏案写作。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了“总统”职务。1954年3月，正式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

虽然人在异乡，李宗仁却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

荣维木：

　　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他是在纽约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和郭德洁就是他的夫人一块儿居住，在美国还有他的养子幼子两个人，应该说他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受到他的家人亲人的一些照顾，生活是很不好的，经济上他没有什么生活的来源。在政治方面，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有桂系他的老部下也在美国的，就劝他是否要成立一个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就是说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在海外成立一个第三势力。

薛建华：

李宗仁他在竞选副总统的时候，他看出来了美国对他很有希望，美国认为他是国民党中间进步的开明的力量的代表，尤其是美国民主党，就是民主党这个派系特别支持他，而当时民主党在美国执政已经有连续两届了，李宗仁继续看好，结果他刚到美国，共和党上台了，结果李宗仁感到很失望。

民主党人的失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报复，使李宗仁一度处于情绪的最低点，他只好拾起他历来的法宝，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不久，新的机会就出现了。

李宗仁书法

周恩来在会上还有一项轰动之举，这就是发表了第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还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让周恩来也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声明会让一位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住在美国纽约的城郊，李宗仁因为语言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当地的居民往来，日常阅读书报杂志成为他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这天他从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写信给远在香港的他的前任政治秘书程思远。

程思远：他说我准备对台湾问题发表个声明，请你同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谈谈，当时我就把意见写信给他了，他在1955年8月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共进行合作。

薛建华： 李宗仁他就像，说他是第三种势力，其实他说我是中立立场，只要对国家对民族好，只要维护民族统一的他就赞成，他就认为总理这个讲话很好。 1955年8月，李宗仁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在美国发表了，这一建议是李宗仁经过反复思索做出的决定，那么他是否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自己以往的理想，从国民党的营垒里分裂出来倾向共产党呢？

但是不管结果最终会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这一转变给予了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运筹帷幄，第一个提出要争取的对象，就是李宗仁的高级幕僚，前政治秘书程思远。

薛建华： 总理就在一次跟民族党派高级负责人座谈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一下，这其中有一个民革的中央负责人李济深，他就跟李老说，说你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打个招呼，邀请他回来看看，就这么说了一句，在场的，中央统战部的，还有民族党派的负责人，有些人在场都知道这个，大部分人的感觉都是总理说说而已。

但是不久以后，这个被人们认为总理只是说说而已的一句话却成为了现实。

定居香港的程思远一家住在位于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的一栋靠山面海的白色寓所里。

2006年初春的一天，程治平又一次回到了儿时居住过的地方，虽然房子还在，但因为几易其手，只能隐约看出当年的轮廓。

程治平：

我三四岁的时候就随着全家搬到这儿来了，这里是九华新村，这个地方是当时离市区很近的村子里。

当年程思远的工作就是为香港的《正午报》写专栏。起初的几年，一家人都在悠闲和平静中度过，直到1956年宁静的生活慢慢被打破。

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程思远的白色寓所不断出现一批批来造访的人影。这与过去六年里“门前零落车马稀”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这些频繁的来访者不禁会使人联想起周恩来曾经被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那句话上。

薛建华：

总理跟李济深说，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发个邀请，请他回来看看，他就通过在香港的报社的一个老总，就到程思远家去，就慢慢的接触，第一次去就是聊天，因为程思远也在给报社投稿，大家互相聊一聊，第二次去就拿了一篇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拿给程思远，说请你给提提意见，程思远我哪里敢当，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感觉不错，好，慢慢地进行这样的关系，第三次大概是第四次，这个总编就跟程思远说，北京方面，李济深希望你去一次，所有我们都安排好了，你愿不愿意去，这是很突然的。

寻常的客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虽然意识中似乎已有这种打算或者憧憬，但程思远仍然觉得太突然了，他略略停顿了一会儿，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第二天，双方如约来到九龙太子道一件偏僻的咖啡馆会面。

今天，这间咖啡馆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为香港著名的花卉一条街，而这间太子餐厅的位置就是当年咖啡馆的所在地。就是在这里，程思远答应了那位神秘客人的邀请，决定动身前往北京。

薛建华：

这就是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现在呢很多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他们回忆，最知道程思远行踪的就是总理，总理当时告诉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说，思远今天到北京，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因为这都是很秘密进行的，到了北京以后，这是程思远第一次去，总理有一次就约见，其实是一个公开场合，有很多人在场，但是他是很特殊的人物，总理就专门过来跟他一一握了手，说欢迎你啊，总理悄悄跟他说，改天我们再详谈，这时候程思远才知道这次邀请的主角根本不是李济深是周恩来。

其实，不仅程思远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在选择他，事隔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北京之行为何这样“十万火急”。

1955年，蒋介石在台湾搞了几次清党运动，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薛建华：

美国人一看到蒋介石这样独裁这样专横，准备提出一个方案，支持李宗仁为代表的回到台湾，然后重新取得政权把蒋介石赶下台有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是美国人在背后插手，把台湾局势改过来，领导权改过来之后，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干预他就会更深入，所以就觉得很不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总理才下决心赶快启动，跟李宗仁建立联系，争取最大的可能让李宗仁回来。

1956年5月11日早上，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宴会后，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最后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

程思远 ：

我们主张和为贵，爱国一家，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一次呢是 战争，一次呢是抗日战争，这两次合作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跟我讲希望国民党人来国内观光、访问、探亲、访友，特别也希望李宗仁先生也能够回来看看。

第二天，程思远的一位密友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他对程思远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几天以后，程思远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荃湾他的那座海滨石屋，他兴奋地向夫人石泓讲述了在大陆看到听到的一切，并立即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薛建华： 结果李宗仁看到这个以后就勃然大怒，李宗仁就写了一段给程思远发过来说如此重大的事件，事前你不跟我商量，真是他说十分遗憾。

程思远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情，召来的却是李宗仁的“冲天怒气”。此后，程思远虽几经解释，但李宗仁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但是，程思远是李宗仁几十年的至交，他知道李宗仁的怒气并非冲他而来，其中显现出李宗仁一种万般无奈、犹豫彷徨的复杂心态。

果然，程思远猜对了，过了一段时间，李宗仁就迫不及待做出了比程思远更“轻率”的举动。

程治平：

那就是在1958年的秋天，李宗仁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北京的李济深先生，那么在这封信里面，李宗仁先生就很明确的提出来，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他就很明确地提出来这一点，那么李济深先生就收到这个信之后，就把这个信的内容跟周总理报告了。

这是整整两年后，李宗仁在深思熟虑后的重要抉择。

正在北京研究这封李宗仁来信的时候，从海外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李宗仁托程思远转往北京一封信，表示愿将毕生收藏的价值11万美元的历代名画献给国家。

1959年10月，程思远被邀参加了港澳地区庆祝国庆10周年活动的代表团，第二次从香港到了北京。参观了国庆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活动之后，他随代表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们耳目一新。

10月2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又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宴会最终的话题又转到李宗仁归国的问题上。

程治平：

这一次周总理很明确的让我爸转告李宗仁先生，很感谢他这个捐献的想法，然后就同时也对李宗仁先生要落叶归根这些想法做了肯定。

薛建华：

总理他知道李宗仁回来这个牵动很大的，如果他一动不光是台湾的国民党会有一些异动，美国方面也会有异动，就说不要急着回来，可以先到欧洲去走走。

周恩来最后嘱咐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先生，欧洲之行，要紧的是“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涵义，直到6年之后，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归祖国之际，才真正理解。

程治平： 到60年的9月，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就从美国秘密的到了香港，然后就把一些李宗仁先生收藏的字画，文物带到香港来，然后就交给了我父亲，然后由我父亲带到北京。

薛建华： 周恩来就委托他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就鉴定地看一下，看完以后专家说哪里是真的古董，大部分是赝品，假的比较多，或者是仿制的，真正的价值就值三千美元，后来总理那算了吧，不要说三千美元，我们就给他三万美元支票，那么这个事情就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啊，他说11万美元，我们给12万美元，后来总理说还是主席高明，后来就给了一个12万美元的支票就汇到香港的帐户。

宋堃： 宋昆 因为李先生这么一种试探，如果我们做反应不强烈不积极，这个对李先生会有影响，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李先生在海外生活有一笔经费.

薛建华： 李宗仁他拿到12万美元之后，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他知道那个肯定不值11万美元，他周围也有些高人，他拿到12万美元他认为祖国，共产党是认可他的，至少是对他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接受的，对他下一步要真正实施他回归祖国大陆这个进程他就坚定了信心。 回归祖国的决心在李宗仁心里更加坚定了，但是，不曾料想的是，迎接他的是一条充满生死危情的归国路，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漫长的六年。

莱蒙湖畔的密谈

1960年9月的一天，一架从美国纽约飞来的航班降落在香港机场，一位中年妇人独自走下飞机，随后快步走出机场，登上一辆等候已久的车飞驰而去。她究竟是谁，她的行动为何如此诡秘？

这是香港一条很普通的街道，走这条路可以从九龙的荃湾到九华新村，46年前的1960年，就是在这条路上，从纽约飞来的那位神秘女性，受丈夫李宗仁的委派，在这里用特殊的方式约见了一位重要的老朋友。

程治平：我爸爸到北京和周总理会面和所谈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书信来告诉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先生有什么想法也是他也写信给我爸爸，大家都没有详谈过，所以这一次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由郭德洁女士代表李宗仁先生和我爸爸面对面的了解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家对李宗仁先生落叶归根的这些方针和政策吧。

薛建华：其实郭德洁的身份也是很特殊的，很敏感的，所以她来了以后她就很低调，她住在她亲戚家里面，她一步都没有出去过。

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母亲、哥哥一家人住在九龙的荃湾，从程思远的九华新村14号，到郭德洁所居住的地方只有半个小时的汽车路程。但是，这两个人要见一次面，却非常困难。因为九华新村一带，居住的情况非常复杂，其中，国民党特务混杂其间，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那么他们选择怎样的见面方式才是最安全的呢？

程治平：每次他们要见面的时候，就由我妈妈开着车，然后去她住的地方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吧，接上她，完了之后，他们就在汽车里面会面，那么会了面之后，也不会去餐厅吃饭，喝茶，就是他们就坐在车里，我妈妈开着车兜风，然后我爸爸就和郭德洁就商谈有关的问题。

薛建华：当时程思远就问，德邻先生啊，就是李宗仁，是不是确定肯定要回去，郭德洁告诉程思远德邻先生肯定要回去，他这个是心是定了的，后来程思远问，那夫人呢，就说郭德洁你什么时候回来，郭德洁说我看吧，我要在美国生活得比较好就不一定随他回来，李宗仁先生他先回来，我在美国还要生活一段，当时是这么说定了的，好了，郭德洁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带了信息，回到美国，他们就马上准备去欧洲的行程。

尽管郭德洁在荃湾的乡间别墅深居简出，神经过敏的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在郭德洁将要离开香港的时候，突然发现，她寄给程思远的信不翼而飞了。

薛建华：整个行程为什么那么保密，那么慎重就是怕被人跟踪，怕被人窃听，郭德洁到香港前后是一个多月，等他走了以后才有一家小报报了一下说郭德洁到了香港，可能是要去见见原来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可能已经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但是这个都是查无实据。

郭德洁到香港与程思远会晤之后，所带回去的消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他虽身在异邦，但对回归祖国心仪已久，那么究竟这一天还要他等多久呢？

来自香港的讯息，使周恩来有了加快进程的信心。于是，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起来，而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热络。

正当李宗仁、程思远紧锣密鼓的加紧筹划回归祖国的大事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却差点因为这件事误了李、程二人的大事。

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取代了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不久，他收到了李宗仁的一封来信。

薛建华：他就说希望美国民主党政府能够在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局势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从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总统身上，李宗仁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肯尼迪所代表的民主党，过去一直是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在艾森豪威尔这个共和党人当总统时，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如今，民主党人重新入主白宫，李宗仁希望借助他们得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回归祖国的事是否会因此而前功尽弃呢？

1961年，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如果说前两次进京都在公开场合有过露面的话，此番程思远北上却是完全保密的，且时间很短，速来速去，局外人毫不知情。那么一向做事有条不紊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如此突然的约见程思远呢？

薛建华：总理就顺便告诉程思远，你回去告诉李宗仁，不要对美国人抱幻想，以前就是对蒋介石抱幻想结果破灭了，后来呢，又对不切实际的第三种势力抱幻想也破灭了，现在你又想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党派斗争里边，这个也不现实， 你让美国人不要在两岸中间插手，你不要抱幻想，完全靠我们自己争取，你说让他不插手他就不插手了吗，不要那么天真幼稚，好像民主党对李宗仁也比较好，一提个建议给他，他就接受，不要抱这样的幻想，后来证明总理说的这些都是正确的。

周恩来的恳切劝告，使李宗仁茅塞顿开，自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加倾向祖国了。1963年7月14日，他通过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访问，在《欧洲周报》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

宋堃：他说我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都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我惟一跟他们区别的就是我从来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我个人无关紧要，由于我个人的失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这是我所欢迎的，我所高兴的。

程思远第二次秘密进京的时候曾受到周恩来的嘱托，找机会让李宗仁到欧洲走一走，程思远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这件事作着筹划工作，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1963年11月，终于有了眉目，双方约定，12月中旬在瑞士见。

临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进京，向周恩来请示，这也是他第四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会见周总理的情景，给程思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1月15日午夜，程思远在东总部招待所的酣睡中被叫醒，说是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即匆匆穿好衣服，由国务院罗副秘书长陪同来到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周恩来交给程思远的任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个任务让回国的进程变得更加具体。

程思远

采访程思远：68年回来的那一次，为了争取李宗仁先生回来的工作就非常具体了，这一次周恩来总理让我带话给李宗仁，他告诉我四可。这个四可方针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回来看看，看看以后再回美国去，第二可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不到美国去，可以到欧洲或者其它地区住一住，三可就是李宗仁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可以再回来，回来以后再出去，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可呢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回来就在国内定居下来不出去了。

中央所表现出的宽容与理解，使程思远深受感动，他感到他肩头的胆子越来越重了，虽然充满了信心，但是他还不敢肯定李宗仁面对四可原则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按计划向纽华克城移民局提出欧洲之旅的申请，当时，移民局对这位“重要人士”的申请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选择。

程治平：当地的签证部门就报告了联邦调查局，然后美国政府就在李宗仁先生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派了两个人跟着他，就是盯梢他，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看他都去了什么地方。

薛建华：他住哪里那两个人就住在隔壁，一进房间就把窃听器开着，一直跟踪他100多天，三个多月。

快到新年的时候，李宗仁由意大利首都罗马飞到了苏黎世，住在第一区中心广场附近的SAVOY旅馆。两名侦探并不在乎旅馆昂贵的收费，就在李宗仁隔壁开了房间，并立即装上了窃听器。

李宗仁除了等候程思远之外，无所事事，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消磨瑞士过早来临的冬日。

程治平：这时候临近圣诞节了，李宗仁先生还没有回美国的迹象，而且还是优哉游哉的在苏黎世旅游，那么这两个来盯梢的就有点沉不住气了，那么据后来的透露出来的资料显示，这两个人后来就离开了，有人说就是他们想反正这老头在外面玩那么长时间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俩也再利用这个时间去休息一下这样子，那么我爸爸就恰好就在他们刚离开，他们前脚走，他就到了这个苏黎世。

  
 
李宗仁和程思远合影

12月17日，程思远从香港飞抵苏黎世，仿佛是冥冥之中有神力相助，程思远恰到好处的到达，并非他足智多谋，主要是他签证延误和此行的飞机在罗马停留时被稍稍耽误所致，而苦守一百多天的侦探在最后数日突然离去，给程思远和李宗仁一个绝好的见面机会。这是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重逢。

程治平：两个老朋友见面了非常高兴，大家就在一起相处了好几天，然后我爸爸也把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几上北京，和周总理见面的这个情况当面向李宗仁先生报告，然后李宗仁先生也谈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他的考虑，做了一次很深入的长谈。

薛建华：程思远把四可原则也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就心里边更吃了定心丸了，就觉得共产党很开明，很大度，整个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自由。

李宗仁和程思远由郭德风驾着汽车，沿着莱茵河畔公路向德国瑞士交界的工业城市巴塞尔坐着长途旅行，然后又沿着原路回到苏黎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圣诞节之前分了手。

英姿飒爽

李宗仁与程思远的会面逃过了联邦调查局的跟踪，那么作为专栏作家的程思远又该怎样向香港的报社解释他的这次远行呢？

程治平：因为我爸爸每天在报纸上还有专栏，他那个专栏叫做政海秘辛，就是讲历史的一个每天都要出的那么一个专栏，这时候不能拖稿，除了我把事先已经准备了一部分稿件之外，我妈妈还帮他往下续，来补上这个稿件，所以就令大家就不知道，所以后来就没有人知道我爸在这段时间离开过香港。

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无疑是对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次沉重打击。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令媒体没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这封公开信会引起一位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老朋友的强烈反应。他就是白崇禧。

薛建华：蒋介石又动用了他最后一次努力，就让在台湾被扣留的桂系第二高的首领白崇禧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听说你要回大陆，但是我们深深以你的前途和生命安全为念，希望你不要轻率做这个举动，而且欢迎你回到台湾来，或者你就留在美国，千万不要作出回大陆这样轻率举动。

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信，知道必定是蒋介石的唆使，因此一笑置之，不仅如此，李宗仁的归国愿望更加迫切。

情景再现：李宗仁写信

程治平：1965年的3月，李宗仁先生就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面就表示他急于想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不愿意再在美国碌碌无为的虚度光阴。

程思远立即把李宗仁的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国内外的一派大好形势，果断地做出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一次来到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

程治平：当事任纽华克城移民当局的一个副局长他后来回忆，就是说李宗仁先生提出来这个申请之后，他们就翻查了记录，发现李宗仁先生在63年的时候曾经申请到意大利去旅游，结果他是旅游半年，结果呢李宗仁先生是按时赶回了美国，而且是在圣诞节的前夜，12月24号回到家的，然后在他的那个记录里面还包括了就是当时曾经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过，曾经对李宗仁进行过这种调查，连李宗仁先生在下飞机之后，跟来接他的亲友说我终于赶回来这样的报告都有，所以这一次移民当局就认为，这个老头上次去就是真是去旅游去了，而且准时就回来了，这次也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很顺利地就批准了他旅游的签证，而且这次特别是也没有再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一个人离开美国到达了欧洲，当天，程思远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李宗仁动身的暗语。于是程思远界定立即赶到北京向总理汇报。

程治平：他是在6月18号才赶到了北京，而总理就刚刚这一天要出国访问，总理刚走，我爸就到了，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统战部部长就代表周总理会见了我爸爸，他们就向我爸转达了周总理这次回国做了周密的部署，希望我爸爸向李宗仁先生转达。当时我爸就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安排之后，他特别感动，因为周总理连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的非常周到，安排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在这次长谈之后，我爸回到香港，又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在6月28号就从香港抵达了苏黎世，然后和在那里等候的李宗仁先生还有随后到苏黎世的郭德洁女士就见了面。

李宗仁和妻子郭德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本来不愿回国的郭德洁改变了主意？

在美国居住期间，郭德洁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患了癌症。

薛建华：他当时到香港和程思远说的时候，那时候情况还有点得到控制，乳腺癌它分几级的，她大概到一级、二级，等到第四次程思远去北京，他们到欧洲旅游回去以后，准备正式动身，1965年7月左右的时候，准备正式动身回大陆的时候，她再做一次例行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情况已经恶化，甚至告诉她你只有八个月的生命存活期了。所以她在这个时候她才万念俱灰，她说我一个人在美国待着干什么。我干脆就回去吧，随着李宗仁先生回去吧。

6月21日，郭德洁委托纽约一位律师把他们的房子以低廉的三万四千美元价格出售了，他对邻居的贝拉夫人说：“我所以卖这间房子，因为她使我工作的太辛苦了。”两天之后，郭德洁也离开纽约飞抵瑞士与李宗仁会和。

6月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早在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但是他们见面后并没有立即动身，而是在苏黎世逗留了一段时间，因为同样定居美国多年的李宗仁的政治顾问吴尚鹰也答应要同他们一起回国，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程治平：一直等到7月11号，吴尚鹰还没有出现，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关方面转达来北京的一个信息，就说你们务必在7月13号之前离开苏黎世，那么我爸爸接到这个命令之后，然后就马上通知了李宗仁先生夫妇，他们就马上就买了7月12号下午的飞机离开苏黎世，开始了回国的行程。

李宗仁的归国之旅差点就因为吴尚鹰的失约而前功尽弃，事实上吴尚鹰早已经来不了了。

程治平：吴尚鹰在美国和一个女士同居，那么吴尚鹰准备和李宗仁先生回北京这个事情并没有告诉这个女士，他准备就是这样不说就走了，秘密地就走了，但是在走之前，李宗仁先生给了吴尚鹰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是给吴尚鹰做到苏黎世的路费的，但是这张支票恰恰就被这位和吴尚鹰同居的女士发现了，然后于是这个女士就审问这个吴尚鹰怎么来这么一张支票，怎么回事，然后吴尚鹰就扛不住，就跟她说了，就把要去北京这个事情说了，这个女士就不让吴尚鹰走，所以吴尚鹰就既没有按时到苏黎世和李宗仁夫妇会合，也就没有了消息。

7月12日下午两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这是瑞士飞往亚洲的固定航线，飞机从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

程治平：他们一行是在飞机起飞之前匆匆赶到机场的，来送行的只有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就告诉我爸爸，说你们千万记住，在贝鲁特和日内瓦两个机场，千万不要下飞机，那么这个在等飞机到了卡拉奇会有我们的人来接你们。

薛建华：因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机场很混乱，国际上当时发生一些绑架和人质神秘消失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两个机场。当时程老跟我讲的时候，他讲得比较细致，她说我们当时上飞机，一路飞整个过程我们在飞机上我们没感觉到，等我回到大陆以后，我从方方面面印证过来的消息，我才知道真是处处暗藏杀机，到处险象环生，一环要接不上他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里了。 李宗仁程思远登上了回国的客机，他们的离开十分顺利，也十分及时。但是如果他们在瑞士继续等待吴尚鹰，不及时离开，整个归国计划将全盘皆输，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恐怖的暗杀计划已经悄然展开了。

险象环生的归途

1965年，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终于在苏黎世登上了归国的飞机，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密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阻止李宗仁归国。

于是，两名国民党特务立即动身赶往苏黎世，虽然李宗仁一行已经及时地离开，但是他们的行踪已经被泄露，暗杀的魔网悄悄伸向了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李宗仁一行，迎接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一条危情之路？

经过周密筹划的李宗仁归国方案究竟是怎样被国民党政府得知的？这个泄露机密的人究竟是谁？这个机密的泄露又会给李宗仁的回归布下怎样的暗礁？

薛建华：当时也是很凑巧，因为郭德洁她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记者是从大陆过来的，一个小报记者，跟他们关系比较好，就是老到他们家去采访，一月大概去一次，结果等他们走了以后，去欧洲以后，他去采访，人家说这个主人都搬走了，房子都出租了，这个小报记者就登了一条消息，说郭德洁把美国房产卖了三万六千美元，这一下轰动了全球，但是这个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李宗仁和程思远已经在欧洲他们见上面了，在欧洲见上面以后，总理安排的当地的大使馆的人也赶快和他们联系上，然后就告诉他们，13号必须离开，结果他们刚刚一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蒋介石的特务就赶到那个地方，然后找不到别的人，就把郭德洁的一个表弟，好象是郭德风吧，他在那儿开了个餐馆，他们刚一上飞机，特务就赶到他的餐馆里面，就一直守在那儿，他问郭德风他们去哪儿了，他说他们去周边国家旅游去了，他也没透露他们的行程，他们就说那我等他们回来，那几个特务一直等了七天七夜。

遵照“送行青年”的嘱咐，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在日内瓦机场停留的半个小时里，都没有离开过机舱，尽管空中小姐几次热情地邀他们下机散步，尽管诺大的机舱里仅剩下他们三人，他们也没有离开座位半步。

当李宗仁一行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时候，三人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因为行程已经近半，一切顺利，然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李宗仁三人的行踪，终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获悉了。

原来从日内瓦到苏黎世，除了缠住郭德风的这两个特务外，还有人到“瑞士航空公司”查问当天离开苏黎世的旅客名单，赫然有李宗仁等人的名字。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

　　于是，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从台北发出，抢在李宗仁的座机到达之前的几个小时，到达了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

程治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下令到最后一关，就是在卡拉奇一定要截住这个李宗仁先生夫妇，甚至就是说不惜用极端的手段，所以实际上在卡拉奇就变成是最危险的一关。

夜幕下，喧闹的卡拉奇已经安静地睡去，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却突然灯火通明，原来道格拉斯客机正从贝鲁特飞来，将在13日上午4时30分到达卡拉奇。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当时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是丁国裕。

丁国钰：李宗仁回国的事，是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的，不然我不知道，总理告诉我一定要保密，想办法把他安全接到大使馆去，然后再找机会回国。

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要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是谈何容易的事，求助当地的警察及保安措施，必须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可是午夜临近，上哪里去找人呢？但国务院的死命令。无论如何必须保证完成，丁国裕究竟该怎么办？

丁国钰：这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人物，就是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叫罗汉，因为这个机场归他管，那时候我没跟他说真话，我说我有一个老朋友在欧洲，他想来看我，年纪大了，他走路有困难，我想我的汽车从你们那个总统车那边开进去，开进去以后，飞机停下来我把他开着车把他接下来行不行，他后来答应了，唉呀，这是好事呀，他一答应，我车就开进去等着。

李宗仁一行乘坐的飞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按日程表安排，飞机将在这里稍事停留后，再继续向东飞往香港，这时让机上人员都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程治平：到达卡拉奇的时候呢是当地凌晨4点半，那么他飞机到达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准备下机，航空小姐还很奇怪，在日内瓦和贝鲁特都没有下机走一走的这三位客人，因为他们是要到香港才到终点，怎么现在就起来好像要准备收拾东西下飞机的样子，飞机停定了之后，一辆闪着警灯的救护车就停在了旋梯的旁边。

丁国钰：他飞机下来了，滑到停机坪，还没到候机室，停下来了，离候机室还有一点路，我车就开进去了，开过去了以后，李宗仁夫妇，郭德洁，还有程思远他们三个人就下来了，下来我就说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我来接你们，他高兴的不得了，这样上了车以后没有通过海关，出来就直接到了使馆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布置的两名暗杀李宗仁的特务早已经等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因为周恩来的精密部署，李宗仁又有逃过了一劫。

但是没过多久，丁国裕发现，大使馆的墙外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来回走动。

丁国钰：看着不是一般老百姓，来回转，这个事就有点麻烦了，后来这个事就赶紧告诉了巴基斯坦政府，说这个人不是我的私人朋友，他是原来国民党的代总统，他是毛主席周总理请的，他到北京会见他们去，把这个牌子亮了，所以请你们帮忙，你们保护，把这个事公开了，这事反而好了，那中国正式向他提出来，作为一个大使向她提出来这个事儿，让他保护，这反而就安全了。

住在使馆里安全不成问题，丁国裕大使的照顾也十分周到，可是回国的事情一直没有再被提起，这使李宗仁和程思远的心里渐渐感到有些蹊跷。

程治平：那么他住了两天之后，李宗仁先生有点着急了，为什么还不安排我们赶快回到祖国大陆呢，归心似箭，虽然大使馆准备了可口的这个家乡的饭菜，他们也咽不下去，然后后来他们就跟丁国钰大使提出了心里面的疑问，丁国钰大使拿了这个香港，台湾的报纸给他们看，丁国钰大使就跟他们讲，报纸把你们的行程给暴露了，而且根据情报，就是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想方设法要把你们拦截，甚至不惜用一些很极端的方法，所以你们现在走还不安全，然后李宗仁先生听了之后，就十分气愤，晚上夜不能寐，写了一封信，准备就是说如果此行有什么不测的话，这封信就留以明志。

终归故里

薛建华：总理安排之细致从巴基斯坦这个行程看出来，很细很细，他就让这架飞机，要起飞的这架飞机，送李宗仁会大陆的这架飞机，在机库里面停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是有我们的人专门看守的，不准任何人接近，如果他有定炸弹的话就会起爆，因为在几年前，在十年前万隆会议已经发生了这个惨案了。

7月17日的早上，丁国钰陪李宗仁吃完早餐后，高兴得告诉他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依照总理的指示今天可以返回祖国。

程治平：到了晚上在中国大使馆门口，大门打开了之后，先开出去两辆汽车，这两辆汽车都拉着很厚的窗帘，看不到车里坐的是什么人，然后就看到有一些其它的汽车就跟了上去，然后在他们都走了之后，大使馆再开出来两辆车，这两辆车上面才坐着李宗仁先生夫妇还有我爸爸还有丁大使，然后他们这一行就风驰电掣到了卡拉奇国际机场，然后登上了10点半起飞的这个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

李宗仁一行和丁国钰大使安全的上了飞机，但是在丁国钰的心里依然十分紧张，这是因为在临走的时候，丁国裕又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丁国钰：那时候国民党在金三角还有残余部队，他准备在空中在这一路挡住这架飞机，这个情报我们得到了，国内告诉我了，所以这次走挺危险的，这次我没告诉我老伴儿，要是告诉她（她就改）紧张了，谁也不知道，就我知道，这电报我看了以后我就把它烧了，我谁也没告诉，谁也不知道，李宗仁他们也不知道。

已经在飞机上进入梦乡的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没有想到，从7月17日夜里做出重大决定后，周恩来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一夜未曾合过眼，他不断的指示有关方面，密切注意波音707航线附近的情况。一直等到飞机进入了昆明境内，周恩来略带倦意的脸上才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丁国钰：飞机到昆明就告诉他们进了中国，他们跳了高兴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家的故事，他上学的故事。

程治平：李宗仁先生夫妇还有我爸爸从这个飞机里面看到了从祖国大地上升起了晨曦的阳光，就非常激动，李宗仁先生夫妇离开祖国这么多年，终于又回到了这个中国的大地上，而我父亲呢，也松了一口气，就是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中国大使馆与李宗仁、程思远的密切配合，使台湾当局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7月18日上午8点钟，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早餐过后，稍事休息，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就乘专机向上海飞去。可是为什么飞机不是直接飞往目的地北京，而是又要秘密飞到上海，难道在中国境内还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上午11点，专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这里的欢迎人群显然比广州多得多。

丁国钰：一下飞机就看到总理陈老总他们两个，还有上海的党政领导，一大帮子接他，总理带头上去到飞机上接他和他握手。

薛建华：李宗仁感到很感慨，周恩来总理亲自来接，周恩来对李宗仁说我们来接你还是秘密的，这个接你的行动也不公开也不发消息，等到明天你到北京那才是正式的，我晚上我把你们接完以后我晚上要飞回北京，我在那里正式等你。李宗仁就是更感动了。

（纪录片《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片段 

 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的历史性会面

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曾经参加1949年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共111人。周恩来还特别介绍李宗仁同溥仪见了面，这是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的历史性会面。

薛建华：他说像他这样的国民党人，和广大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其实都是心系祖国大陆的，都是想统一的，他说希望他们也像他这样早日回来。第三个他说为什么我能回来，因为我是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蒸蒸日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面貌幡然改新，这样的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那正是我们所有包括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的这些奋斗的人士所希望的，我们为什么不回来。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回到大陆的消息，一时间成为港台及海外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程思远在香港荔枝角九华新村14号的寓所，更成了新闻界采访的中心。

更有意思的是程思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作为儿子的程治平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程治平：我们当时也就是在家看报纸才知道这件事情，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登在这个报纸上，还有照片，不是爸爸嘛，就觉得特别惊讶，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对父亲以前是做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个作家，都是看了报纸之后才知道，这个李宗仁是以前的代总统，那么爸爸原来是他的秘书，觉得很新鲜，觉得一切就很新鲜，而且知道他们到了北京原来是一件这么轰动的大事情。

从程思远到达北京那一天开始，他的家中始终被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每天电话铃声都响个不停，对于程治平兄妹来说由于父亲的这一惊人举动他们的生活也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程治平：那个时候每天都看书，看报，因为不停的有李宗仁先生和我爸爸在北京的消息，就是每天都等着看报纸，完了之后还在家里找一些书来补课，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宗仁是谁，是怎么回事，爸爸跟他是什么关系等等，重新补回这个历史课。

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夫妇顺利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就指示有关方面把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和子女从香港接来。

程治平：我们是13号的那个清晨，那天星期天，我们都已经收拾了很简单的行李，完全不像是一个搬家，也就像是一次这个周末的旅游那样子，然后就从家里出发到火车站，其实我们从我们家到火车站都是有人来送我们，因为从九龙火车站到深圳，就是到边界那个地方，还是有一段路的，那时候还看的出来妈妈还是很紧张，然后一直到过了境了，进入到深圳了，然后看到有关方面的人来接我们了，我妈这时候才完全的放下心来。

回国之后，李宗仁除了会见故友，便是安排参观访问，他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之中。但是，他最大的愿望还没实现，那就是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已经通过统战部门，几次提出要见毛泽东主席了。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和郭德洁及程思远等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他们身边，悄声告诉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你们，请立即前往。”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接见李宗仁等人的地点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

薛建华：李宗仁就谈到，蒋介石让他代总统，蒋介石说好我下野了，你代总统，他说我上了蒋先生一个当，其实他什么权力都没有放弃，毛泽东说德邻先生你这次又上当了，李宗仁大吃一惊，毛泽东说蒋介石骂我们是共匪，你回来以后你不是上了匪船了吗，李宗仁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说不出话，程思远就说主席我们不是，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就是搭上共产党这个好船，毛泽东就笑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人很机灵。

荣维木：而且毛泽东特别提到就是李宗仁这个声明里面没有指责蒋介石，毛泽东特别赞赏，说你的声明我看了，里面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蒋介石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表明了这么一个态度，这使李宗仁感到特别的安慰，

薛建华：那天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和吃饭一直持续了4个小时，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统战部的一位同志跟程思远咬耳朵说李宗仁先生这次活动可以了吧我看，主席也比较累，后来程思远站起来说德邻先生主席也比较忙，我们是不是就告辞了，毛主席意犹未尽，说少壮派你别说了我们还要谈一会儿，结果又继续聊了一个小时，就是第一天会见大概持续了五个小时。

会见之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祖国各地看一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李宗仁夫妇到东北重工业基地、华东、华南等地参观，访问了农村和工厂，也饱览了祖国秀丽的山山水水。而宋昆正是当时陪同李宗仁的工作人员之一。

宋堃：这个引发的李先生的新旧对比是很多的，到个地方他就有感触，李先生因为他年纪大一点了，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他75了，他每次出访之前，因为他有肺气肿，气管也不好，所以他吃平喘的药，必须吃平喘的药，压制这个喘，但是走路呢，一般他不让人搀扶，他自己拄着手杖。

纪录片《李宗仁先生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片段

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到会的新闻界人士之多、招待会规模之大，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

李宗仁回国8个月之后，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夫人郭德洁因乳癌发作病逝于北京医院。 

 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要求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

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思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依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8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