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
朱由崧(1607-1646) 南明皇帝。明福王朱常洵子，崇祯十六年（1643），袭封福王。明亡，流落淮安（今江苏淮安），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监国于南京，继而称帝，建元弘光。公元1644-1645年在位。昏庸无能，沉湎酒色，由马士英专国政，任用阉党阮大钺，排斥东林领袖史可法；又与农民起义军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惧清军南下，欲以割地与之求和，竞派北使，携金银绢米以犒清军，后遭拒绝。弘光元年（1645），清军渡江，弘光帝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旋为降将刘良佐所俘，挟之南京，次年，押至北京后处死。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思宗朱由检堂兄，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其父为李自成军所杀，他流落于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继承福王封爵。次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明思宗上吊自杀后，被原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于南京监国，继称帝，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深居内宫，迷于声色，听任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弄权，排斥史可法等，置危亡于不顾。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渡江，他逃至芜湖被俘，次年于北京被杀。
弘光通宝1644年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挟雷霆万钧之势直逼北京，倾覆了不可一世的大明帝国。接着，清八旗劲旅又在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引导下挥戈幽燕，进入中原逐鹿。远在留都南京的明朝文臣武将们，自恃奄有大半个中国，拥兵300万，不甘断绝朱明社稷，拥戴福王即位，改元弘光。惜乎朱由崧腐败透顶，致使“兴灭国，继绝世”的中兴事业徒成梦幻泡影。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无度。在清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关头，仍不忘大修宫殿，征歌梨园。他把政事委托给大学士马士英，口称“天下事有老马在”，自己百事不理，吃喝玩乐。他让大学士王铎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悬挂在皇宫的内廷里。大有“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味道。1644年旧历除夕，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可悲。直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
朱由崧的昏聩，使得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大权旁落。大学士马士英乘机揽权，引用阉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他们互相勾结，制造了“顺案”，打击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而后逃来南京的一些非宦党官僚，并翻逆案以援引党羽，把朝内比较正直的官僚排挤出去。史可法被排挤出镇扬州，吕大器、姜日广、刘宗周等被完全逐出了政权之外。马、阮一派在朝廷内部掌握了大权，外部又得到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四镇兵的支持，遂倒行逆施，对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内大肆搜刮，公开卖官鬻爵，选用文武官员皆有定价:武英殿中书1200两，文华殿中书1500两，布政司衔各500两......
1644年6月1日，清廷发出了对弘光政权“通好讲和”的诏书。朱由崧居然赶紧派出了“通好讲和”的出使团，携带白银10万两，黄金1000两，缎绢1万匹，作为酬谢礼物。北使团出发前，朱由崧命大学士会同府部等官，商议同清方谈判的条件。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应该以两淮为界。马士英说:“清君年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朱由崧给北使团的指示是:可以割让山海关以外土地，南北互市，岁币不得超过10万两，会见时不屈膝。使团到北京后，清廷除了把使团带来的银币如数照收外，对使团提出的条件不理不睬，并拘捕了使团两人，留一人回南京充当内奸。这时的清廷已经得知，江南虽物产丰富，但由于朱由崧的腐败，政治黑暗，民风脆弱，可以传檄而定，决定不与朱由崧平分秋色。
同年10月，清廷决定两路出师，多铎部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只是由于李自成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发动反击战，才延缓了弘光政权的灭亡。按说，北使团议和不成，又看到清兵南下，朱由崧应以民族大义为重，北上抗清，支持大顺农民军。但他却蹲在石头上看着清军与大顺军厮杀，妄想坐收渔人之利。结果大顺军被击败，朱由崧的前景也危在旦夕了。
弘光元年三月，多铎部清军到达河南归德府，积极准备南下。镇守武昌的弘光朝大将左良玉率20万大军却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全师东下，声言讨伐马士英、阮大铖等逆党。部队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下。4月，多铎所部清军从归德出发，直扑江苏扬州，史可法连章告急。朱由崧、马士英却抽调黄得功等部抵御左梦庚，声言:宁可君臣亡大清，决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4月24日，在扬州城，清军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可法以身殉国。5月上旬，弘光朝廷的大臣们连清军的影子还没有见着就作鸟兽散了。朱由崧在一群宦官的簇拥下，慌忙逃到安徽当涂黄得功的军营。几天后，降清的刘良佐勾结黄得功部下田雄谋杀了黄得功，于是朱由崧在芜湖被俘，不久解往南京。陆圻的《纤言》记载了朱由崧被俘入南京的情况:这一天，朱由崧坐着无幔的小车入城，头上蒙着白色的银绢手帕，穿着蓝色的布袍，以油扇掩面。他的两个妃子骑着毛驴跟在后边。道路两旁的百姓们，对这个只知嬉戏而不知抗清的天子唾骂不绝，有的还以石块、瓦片打他，但朱由崧竟然“嬉笑自若”，还问马士英这个奸臣逃到哪里去了。活生生展现了一个毫无气节、廉耻的亡国之君形象。
朱由崧这个短命天子，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在南京即位，到次年五月清军攻克南京，仅一年多的时间即宣告了他的灭亡。他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不得善终，不久，清廷在北京将其杀害。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向来以“失德”著称,后人多秉当年诸多文献绘声绘色之记述,谓其乃腐朽王朝的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虽间亦有不同声音,而难撼通识,几成定谳。然而细检史籍,可知最令人作呕的内容,竟传闻难据,透过渲染的迷雾,其显现的却是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的政治家形象。
初现政治舞台,即声誉不佳
朱由崧,神宗之孙,福恭王朱常洵之子。常洵乃神宗宠妃郑贵妃之子,神宗备极珍爱,拟立为太子,招致众臣的坚决反对,“争国本”之事,持续了很长时间,终迫使神宗改变初衷。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常洵至封国洛阳,其所受宠赐甲于诸藩,久负骄奢淫逸之名。由崧随父居处,四十六年,封德昌王,进封福世子。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大顺农民军攻下洛阳,常洵被杀,由崧仓皇出奔,避居怀庆。崇祯十六年七月,袭封福王。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怀庆府夜变,由崧出逃,“狼狈走卫辉府依潞王”。三月,京师破,与潞王常俱避难至淮安。四月,南京诸勋贵大臣,以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殺,紧急集会议立新君。以就近而言,有福、潞二王。而按伦序首推福王由崧,然东林派大臣以其“有在邸不类事”,史可法谓:“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非天子器。”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大臣,更明确提出其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的“七不可”立之说,从人品上否定了他。而马士英虽以福王“非人望所归”,但独念其“昏庸可利”,[7]乃决心推戴。总之,几无异议的是,由崧初次登场即以品行不端名世。
乱政、怠政及荒淫无耻。
由崧被马士英等抢先拥戴称帝后,其荒淫怠政之恶名随之而起,且愈传愈广,被描绘成干尽了败国亡家之勾当,成为人人痛骂的靶子。时人张岱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江南人董含也说:“由崧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乱政诸端:用中旨,翻逆案
最引起争议和朝臣愤慨的是,以中旨起用所谓名在逆案、已被废锢多年的阉党人物阮大铖。六月,当马士英上奏称臣“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后,由崧即立加准许,赐冠带陛见。随后,于八月末,乃以中旨起用为添注兵部右侍郎,举朝大骇。本来朝中任命官员的正常途径是会推,即经内阁会议后提名,再由皇帝颁旨。现在由崧竟改变这一相沿成习之法,以口传的方式自行任命,即用中旨,破坏了常规。于是部院大臣科道官员等纷纷上奏,各言逆案乃先帝(崇祯帝)所钦定之大案不可翻、阮大铖不可用。如翻此案“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此乃浊乱朝政,万不可行,然由崧不听。阁臣姜曰广、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接连上疏,极论其危害。姜曰广所奏尤为言辞激切,中有:“臣闻王者奉三无私以治天下,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祖宗会推之典,所以行之万世无弊也。昨者翻逆案之举,导内传而废会推,此尤不可之大者也。……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盛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以内传,用部臣、勋臣以内传,选大将、选言官以内传。……阴夺会推之柄,阳避中旨之名,此可为训哉!先帝既误,皇上岂堪再误哉!”俱不听。除阮大铖外,由崧以中旨起用名列逆案之人还有袁宏勋(任侍御)、杨维垣(任通政使)等多人。
复厂卫
东厂、锦衣卫是明初以来设置的特务机构,皆司侦缉刺探,乃皇帝之耳目。它是皇帝亲自操纵,超越正常的法律途径的一种严酷统治方法。以缉事、诏狱、廷杖为主要手段。其专政对象是一切臣民,重点是朝臣,造成了社会空前的灾难、恐惧和极大的混乱,反对及取消的呼声迄未间断。但皇帝为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总不愿放弃。七月,由崧在内监的怂恿下决定设厂卫,招致阁臣高宏图、姜曰广、王铎,及众臣的连章反对。痛言此乃害民误国之举,必不可设,由崧一概不听。且将阻谏的礼科给事中袁彭年,降级调外;而户科给事中熊汝霖因上疏中愤激道:“厂卫之设,飞章告密,内外交通,神器互借,兵饷战守四字改为异同恩怨四字,不亡何待?”被罚俸一年。
重颁《三朝要典》。《三朝要典》天启时修,乃魏忠贤及阉党攻击陷害东林党之作。书中所载万历、天启间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极尽颠倒罗织之能事。崇祯帝惩治阉党,从编修倪元璐之请,下令禁毁。十二月十五日,通政使杨维垣遽转副都御史,请重颁《三朝要典》称,当年三大案之成,皆东林党人颠倒黑白,欺骗君父的造谤之作,今“重颁天下,必不容缓也”。并请昭雪追恤因三案被罪诸臣。随之侍御袁宏勋等复请追论焚《要典》诸臣之罪。九江总督袁继咸上疏言:“《三朝要典》为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谏阻。由崧皆不听,遂命礼部访求《三朝要典》送史馆,并命吏部察明因修《三朝要典》而获罪诸臣,即崇祯时所定的阉党人物,分别复职,把翻逆案由个别扩大到全面。
当时的南京城里，流传这样两首《西江月》，一首是：
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
另一首是: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
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如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另外还有一些歌谣：“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在一片虚幻的太平景象中，南京的天子和新贵们，不是积极地筹备抗战，而是竞相经营自己的燕巢狗窝，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1] 北京数字英才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01hr.com/wenzhang/1556138.htm
[2] 廉政在线 http://www.zjsjw.gov.cn/fanfubai/detail.asp?id=388
[3]http://www.qxwar.com/simple/index.php?t944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