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老人

典出唐朝李复言所著《续玄怪录·定婚店》。唐朝韦固年少未娶，某日夜宿宋城，在旅店遇一老人，靠着一口布袋，坐在月光下，翻看着一本书，像在查找什么。韦固问老人家在翻查什么，老人答到：“天下人的婚书。”韦固又问袋中何物，老人说：“袋内都是红绳，用来系住夫妇之足。虽仇敌之家，贫富悬殊，天涯海角，吴楚异乡，此绳一系，便定终身。”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使得大家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加以撮合的，所以，后人就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2] 

月下老人形象常被塑造成白胡多须，脸泛红光，左手挽着红丝，右手拄的拐杖上挂着姻缘簿。他袋中藏有赤绳，并据姻缘簿所载，将赤绳暗系在男女双方的脚上，使他们结为夫妻。凡未婚男女可祈得到理想中的终身伴侣，已婚男女瞻拜月老后，可期婚姻和美、白头偕老。

婚恋命定观

月下老人以赤绳相系，确定男女姻缘，反映了唐人姻缘前定的观念，是唐人命定观的表现之一。唐人以为，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确定和改变的，“天下之事皆前定”(《感定录.李泌》)，“人遭遇皆系之命”(《纪闻.王》)，“人事固有前定”(《续定命录.韩泉》)。 

唐人的这种前定观念，当然也表现在婚恋方面，“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续玄怪录.郑虢州騊夫人》)，“伉俪之道，亦系宿缘”(《玉堂闲话.灌园婴女》)。 

月老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命定观在婚恋领域的艺术化、形象化。其实，在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之前，唐人小说中还有类似的形象，戴孚《广异记.阎庚》云： 

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欢。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礼，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 

这里自言为地曹的“客”，即是“主河北婚姻”者，同样是通过以袋中之绳“绊男女脚”的方式，确定世间男女姻缘。可见，在唐代，婚姻前定、主于地府冥司是流行和普遍的观念。世间男女之所以能成为夫妻，是由于地府冥吏以绳相系，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 

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更具诗意，因而流传更广，遂成为故实，月下老人也因此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婚姻之神。 

《定婚店》中的月老和《阎庚》中的地曹以绳系男女脚以订婚姻，是唐人命定观念在小说中的形象化呈现，古代男女成婚仪式上拜天地父母时牵红带的安排，也是由此逐渐演化而来。 

在唐代的现实生活中，也已经有用绳相系的方式来选择配偶的记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牵红丝娶妇》条中所载郭元振择妇之事，即是此类：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 

此事《山堂肆考》等书亦载，张嘉贞有五女，郭元振不能确定到底娶谁，便用红丝相系而牵的办法挑选，这就是所谓的“红丝结褵”。当然，此事实出于传闻(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有辩驳，可参看)，然亦可见此类婚姻观念与习俗在民间的起源与演进。 

 

拴红线后来成为一种婚礼仪式， 到了宋代逐渐演化为 “牵红巾”，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嫁娶》中有详细记载。到了清代，又变成在婚礼中扯起红帛或红布，新郎、新娘“各持一端，相牵入洞房”。这种拴红线、牵红巾或红布的风俗，至现代在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还能见到。 

 《水浒后传·第一二回》：正是一对佳人才子。虽在海外，也是一国驸马，富贵无穷，况天缘是月下老人赤绳系定的，不必多疑。 
 
《红楼梦·第五七回》：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
 
《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奂鶳，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藉神力 。
 
《儿女英雄传·第九回》：莫非他心里有这段姻缘，自己不好开口，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说定了我的事，然后好借重我爹妈给他作个月下老人。
 
《儿女英雄传·第二六回》：今日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并且还请得是成双成对的媒妁，余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 

《楹联丛话》说，月下老人祠有副金书妙联，是集古代剧本《琵琶记》、《西厢记》的成句而成：“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明朝时期，“白云上人”在南宋御园“翠芳圆”旧址建庵，起名“白云庵”。

 

清朝时期，“月下老人祠”迁入其中，更名为“月老祠”，解放后又更为“月老祠堂”。

 

白云庵不是尼姑庵，里面都是清修的僧人、道人。清末，这里曾经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徐锡麟、秋瑾、孙中山等都在白云庵有过活动。思想进步的道人僧侣也加入了反清组织，辛亥革命胜利，白云庵名极一时。后经历抗日展成，白云庵被日寇焚毁，月老祠堂也未能幸免，后于1946年重建。

 

建国后，著名道长岳崇岱途经杭州，到白云庵月老祠讲道，仔细研究了白云庵月老祠的历史及所在方位，为求免于战争袭扰，保一方平安，遂根据易经五行，及其建筑风格，更名为“月老祠堂”。随着西湖景区对外开放，游客越来越多，白云庵已不适合清修的需要，月老祠堂的道人便移居杭州周边，继续潜心修行。月老祠堂也逐渐被人淡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