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月
| 福州居于闽江流域中心市场的地位和与日本、琉球东洋贸易的传统，特别是靠近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茶产地——武夷山的区位优势，早为英国商人所垂涎。英国把这座唯一未经炮火攻打的城市逼开通商口岸，具有开拓英国呢绒、布匹、羽纱市场和红茶供应基地的深意。福州开埠后五年间，英国商人的意图远未达到，而鸦片贸易却大行其道。鸦片贸易引发的金融危机和道德沦丧，洋布输入对城乡手工业的打击，开始影响福州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了。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城外南台虽已有秘密的鸦片行店，但鸦片是从泉州走私进口，陆路转贩福州的。福州开埠后的次年，即一八四五年，两艘双帆的英国鸦片走私船停泊在闽江口，开始直接到福州贩卖鸦片的历史。《中国丛报》一八四六年四月号报道，每年有价值二百万银元的鸦片输入福州，“福州城内每日零售约四至八箱”，“福州城内共有烟馆百余家”，“福州居民一半以上染上了鸦片烟瘾”①。一八四七年一月十八日，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Ｒ．Ｂ．Ｊａｃ－ｋｓｏｎ）报告说：福州每年销售鸦片达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箱②。一八四八年，停泊在闽江口的鸦片趸船“阿尼达”号（Ａｎｉｔａ）和“威克森”号（Ｖｉｘｏｎ），还在南台开设鸦片商行③。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估计：“洋烟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元，又六十余小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元，每日输洋番六千余元。……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④。一八四九年，福州布衣何采相把社会黑暗情况编成《禽言》六章⑤，在福州民间抄传。《烟禁》一首云： 行不得也哥哥，毒草传遍芙蓉阿，试问近来烟禁，罪贩若何？罪卖若何？罪吸若何？新例赫赫从重科，不旋踵而皆无他。王政何尝求速效，其驰毋勿纵之过？民未知耻奚由格，塞流徒见杨其波！漏卮今昔纵不问，金钱坐视全消磨，奚必咸阳三月火，一灯尽彀①②③④⑤徐宗幹：《退思录》。又见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９。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１。《英国蓝皮书》，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０日若逊致德庇时的报告。同上书，第６０６—６０７页。《英国蓝皮书》，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８日福州英领事若逊关于英国对福州贸易的展望的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６０２—６０６页。《中国丛报》１９４６年４月号，第２０８—２１３页。焚山河。起痼疾，留俟后人何？行不得也哥哥！昏灯鬼市，光陆流离。官府孰视无睹，“塞流徒见扬其波”。这是最早沦为半殖民地的五口通商口岸的一个凄惨的情景。稍有正义感的人怎不动心呢？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商品市场基本上是土货，少数洋货由厦门转贩。福州开埠后，外国船只进口不多，一八四五年有七六五吨的航运进口，贸易价值是三十七万五千银元。此后两年，甚至无一船前来。但从厦门转贩的洋布、洋货大量增多，每年有二百万匹以上的外国棉布在福州销售①，“大多数布店都在零售英国布和一些美国布”，“几乎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穿着我们的纺织品”②。这势必缩小了土布的销售市场，引起福州城乡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破产，小民生计萧条。加上洋布“大都是在海关人员的纵容之下走私来的”③，又造成闽海关关税的流失。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年，福州将军裕瑞兼管闽海关七个月零二十四日，赔偿海关短税三千五百四十七两四钱四分七毫。福州、宁波间从事传统木材贸易的商人，又因澳门葡萄牙快艇强行护航，索取“保护费”而大受其害。当时到福州的外国人，留着很不少的海盗掠夺精神，他①②③《英国蓝皮书》，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５日福州英领事若逊致文翰的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６０７—６０８页。同上书，第６００—６０２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６０２一６０６页。们以战胜者的优越感欺凌平民，甚至恃强逞暴，也使未经炮火而遭受凌辱的福州人民，切身感受到英国侵略之苦。地方官府软弱无能，更引起民间的不满。《驭夷》一首对此作了揭露。 行不得也哥哥，安插夷众无条科，试问近年内地，乌鬼何多？白夷何多？红毛何多？纷纷购地营巢窝，岂真向化戢干戈？制敌守战为上策，能守能战方能和。即或通商许互市，驻泊口岸方无他。藩蓠自撤尽，通都大邑由经过，民夷杂处易生衅，变起仓猝如之何！袂桑土，莫待雨滂沱，行不得也哥哥！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付给英国巨额的战争赔款，大量的鸦片消费，银贵钱贱日趋严重，地丁、盐课征收不足。为了摆脱盐课困难，刘珂韵采取清查殷户谕令充当盐商的办法；为补造水师营船，采取广为劝捐报效，因而引起殷富绅士的不满。而借端撞骗，更使民间备受骚扰。《贴资》一首云： 行不得也哥哥，商人负累民人驮，试问近来闽省，上户几多？中户几多？下户几多？岂无良法理盐鹾，穷乡僻壤皆搜罗。举殷贴疲岂长策，况难确访长差讹，借端撞骗复不少，勒轮之弊甚催科。食毛践土二百载，破家报资敢云苛？但恐元气太剥削，未免敛怨伤天和。裕国计，其如生命何，行不得也哥哥！这些记实的诗歌，反映了福州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灾难，以及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和腐败官府的憎恨。一八五○年五月，林则徐亲睹疮痍，感受到家乡人民的这种情绪，曾十分沉痛地说：“家乡江河日下，人人穷不聊生，原其所由，大约有三大害：洋烟也，花会也，举商而继以捐资也”①。他深知“当轴中无可望者”，加上“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②，“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痛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所以到家一个多月来，“杜门却扫，不敢与要人相往来”③。这年六月，英国驶福州领事馆翻译官、代理领事金执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Ｇｉｎｇｌｌ），代传教士札成（Ｒ．Ｄ．Ｊａｃｋ\102ｓｏｎ）和医生温敦（Ｗ．Ｗｅｌｔｏｎ），向南门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侯官县令兴廉竟加默许，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印。这等于承认英人进城居住为合法，开创了英人在五口通商口岸进城居住的先例。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多年梦寐以求的特权，竟不费吹毛之力在福州捞到手。文翰正在上海、天津递文，威吓清政府允许英人进广州城，闻讯后气焰更加嚣张了。英人租住神光寺的消息一传开，福州人民群情激愤，林①②③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暮春于福州。林则徐：《致俨伯、廉仲世兄书》，道光三十年四、五月于福州。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暮春于福州。则徐打破了缄默，联合一批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数日后，又“仿照广东绅士前致夷酋书信之式，缮写公启，交侯官县转致夷官，令讲经人作速搬出城外”①。在《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②中，他们警告说： “查贵国人在福州通商，本应依照原约，只能寄居港口。前有领事、管事等官，入住城内乌石山之积翠寺，本地士民本不情愿，只因各宪再三劝解，谓系暂时通融，我士民厚道相待，姑看将来，不肯遽如广东众人坚持力阻。……明因本地士民从前稍肯通情，有得一思二之请，是不以厚道为可感，直以厚道为可欺，岂本城数十万家之人，不能为广东人之所为乎！”接着，各书院肄业生童和阖省士民，也分别在城内遍贴告白、公白数十纸，坚决反对英人租住神光寺。街头上还出现十数张“某日定取夷人首级”之类的粘贴字条（标语）。金执尔接到绅士公启后，两次到巡抚衙门“求为保护”，并声称退租与否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批复处理。此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出省阅伍未回。福建巡抚徐继畬害怕与英国冲突，以“福州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若但以文人恐吓之词，为胁制夷人之计，非惟无益，实恐有损”为由，主张“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他一面照会金执尔，劝英国人退租，改在城外租赁居住；①②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林扬祖奏附全文，见前清华大学历史系辑：《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徐继畬：《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一面饬福州府、侯官县官吏密谕各书院生童，“勿再肇衅”。为避免所谓“匪徒乘间酿衅”，阻止人民自发起来驱逐进城的英人，他还密派兵役，在于神光寺附近各处，弹压巡防①。不久，又有英国翻译官星察里和副领事米吐坚拿携带妻、媪，陆续入住积翠专，星察里从广东请来办笔墨的江西人，携有妻室，在闽县地方租屋居住。民间传说“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击，明指为炮位军械”，而官兵役保“概不敢查验”。同时，他们还放出谣言，声称要租闽县衙门前一带民房，“欲为英吉利等国办事，将房屋作为衙门”②。消息传来，林则徐以“现居桑梓，利害切身，事关省会安危，亦不敢始终缄默”，于七月下旬与绅士联名上书徐继畬，指出英国侵略者“以神光寺为效尤，以县印为籍口”，企图染指福州城，且“既欲硬占强租，势必往香港请数只兵船前来福州海口，以张强梁之凶焰，而吓积却之恒情”，呼吁调兵演炮，招募乡民，保障省垣安全，并表示绅民愿意“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③。这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回到福州，三书院在学生员联名赴督署具禀，强烈要求刘韵珂下令驱逐神光寺英人④。但是，①②③④徐继畬：《复英夷强占神光寺疏》。《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畬信函》，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畬信函》，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徐继畬：《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刘韵珂对林则徐等人的建议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若于无事之时，将炮台之炮，日日演放，炮台之兵，纷纷调集，又或雇募水勇，购备火船，此风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①。而且，“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狯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效法粤省，似亦疏于计矣”②。也就是说，备战会招来外祸，利用民力从长远看会危害封建统治，抵抗只能是“失计”了。所以，他肯定和赞赏徐继畬“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的处置??刘韵珂、徐继畬的温和态度并没有感动英国侵略者，文翰批示：“原定条约，外国民人亦准住城邑，讲经人未便搬移”④，新换代办领事星蔡里甚至以不许工匠受雇于英人是有意背约相威胁，逼使侯官县令兴廉和闽县令来锡蕃会衔示谕工匠“不许勒掯夷人”⑤。林则徐对刘韵珂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恨，“既无斧柯，又不能谋诸肉食”，他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失望之中，他想迁往幽僻处所，不再过问。但是，不甘忍受外国侵略的民族正气又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致苏廷玉的一封信中，他说：①②③④⑤裕泰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７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刘韵珂、徐继畬：《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刘韵珂：《查复英人租寓神光寺疏》。刘韵珂、徐继畬：《复官绅意见不合疏》。刘韵珂、徐继畬：《片奏》，《第二次鸦片战争》第１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７月版，第１１９页 “自顾硁硁之怀，每于愤激时辄思出山，迨静中细思，即出亦无所益。又欲暂移幽僻处所，期于不见不闻，及徐思之，复有不可移之理在”①。林则徐从颓丧中振作起来，和友人商讨保卫福州城的办法。一八四二年秋冬，友人苏廷玉去职返回原籍同安里居，曾经驰书当时的闽浙总督怡良，建议采纳陈金城所著《筹守福州议》，招募泉州神铳炮手到五虎门内的金牌口琅琦里训练壮勇，颇有成效②。林则徐去信与之商讨，苏廷玉在复信中认为守福州以守五虎门为上策。林则徐十分赞成这个意见，并以虚弱的病躯，扁舟泛闽江密察五虎门、闽安诸海口的形势。他有一首《观海诗》，感慨五虎门的失防： 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③？五虎门一带，乡勇已经组织起来，民气十分高昂。城内水部门、东门一带，募勇操练，劲气相联。这使林则徐感到安慰。在致苏廷玉的信中，他倾述密察五虎门海口形势后的感想，说：①②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３。陈金城：《福州团练纪事》，钞本。苏士荣跋苏廷玉自撰年谱中云：“英逆犯顺，招延神枪教式，于福州五虎门训练一带壮氓，皆成劲旅”。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七月于福州。 “近日密察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不能不负此险。又水部门、东门一带，劲气相联，迩日亦甚著效，此差足以慰荩怀者耳”①。林则徐扁舟阅看五虎门、闽安海口形势归来后，徐继畬一面表示要“叩谒平泉，面求指示”，一面则明确拒绝林则徐发动绅士捐资雇募水勇的建议②。林则徐毫不示弱，写信联络在朝福建籍官僚，入奏声援。八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上奏，直斥福州官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英人强租神光寺，不加驱逐，“咎在官不在民”③。九月四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上奏，详述英人强租神光寺实情，并附上福州士民公致徐继畬信函及致英国领事馆公启④。六日，湖广道御史何冠英上奏，怒斥刘韵珂、徐继畬“公然袒护〔英人〕，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驱逐夷人为曲，岂彼之强占反为直乎”，“不知是何居心”⑤！在章奏纷来的情况下，咸丰帝接连下旨谕令刘韵珂、徐继畬复奏实情。刘韵珂、徐继畬在复折中，坚持“缓则可图，急则生变”的主张，辩解说官绅并无意见不合，自己亦主“坚意驱逐”，只是在态度①②③④⑤同上书，卷２，第２５页。同上书，卷２，第２３页。附件见《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１，第１５—１６页。引自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０页。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七月于福州。谈论欢洽，亦无芥蒂不和之心”。事实上，福州官绅之间，特别是刘韵珂、徐继畬与林则徐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到尖锐对立的程度了。十月十日，林则徐和徐继畬同时向京中的亲人写信，不约而同地谈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真实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林则徐的信是写给外甥、女婿沈葆桢的： “幼丹吾甥如晤：……兹九月初二（公历十月六日）接七月廿五日（公历九月一日）一书，初六（公历十月十日）又接八月初四日（公历九月九日）一书，暨前后所寄邸报，俱已收阅无误。其七月初寄去信内未将端节来函提及，只是漏叙，并非原信遗延。盖彼时与当轴尚少猜嫌，不至被其匿信。迨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难免虑此。此次初六所接之信附入安报中来，最可免人猜忌。惟内有京报，恐封缄加厚，或另自作第二封，别写酒资，俟府间代付之后，愚仍划还；抑或与冰如互商，两边自寄，均可酌量耳。……此间家居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近事另缮数纸，封入冰如信中，自能转述，兹不复及。都中闻见仍欲时时得之为妙。手此顺问近，佳暨合宅均吉。九月初六夜灯下竢‘村书”①。在这封信里，林则徐指出在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发生以前，“与当轴尚少猜嫌”，但事件发生后就不同了，他忧虑当局由于“夷务议论未合”而生猜忌，可能截留、扣压信件。在致①林则徐：《致沈葆桢书》，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夜于福州。大女婿刘齐衔的信中，他还估计刘韵珂可能弹劾他阻挠抚局，嘱其留心事态的发展，倘刘韵珂劾奏一上，即行驰告，准备上京力争①。徐继畬的信是写给堂兄继畴（服先）的： “弟畬禀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地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启，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①林则徐致大女婿刘齐衔（冰如）手札六十余纸，旧藏福州刘氏后裔。这批手札现已散佚，以上有关内容系藏者刘栋业先生介绍的。已故魏应麒先生在解放前夕亦借阅过这批手札，生前也曾向笔者转述过。……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①。在这封信里，徐继畬把他与林则徐的分歧表露无遗。他把英人租租住神光寺事件归咎于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从而引起官绅之间的种种争议，情绪上十分对立。它证实，刘韵珂、徐继畬在九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分别收到有关孙铭恩、林扬祖、何冠英奏事的廷寄后，复奏指陈“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②、“轻听捕风捉影之谈，无事自扰”③、“喜事沽名之数绅”④，为首的便是林则徐。林则徐虽然早对刘韵珂、徐继畬在福州开埠后的作为感到失望，但并非“早有肇事之心”，开始当局亦“尚少猜嫌”。到神光寺事件发生，“为夷务议论未合”，他除了敦请在京福州籍言官入奏外，实无别的选择。他以在野有病之身，诚恐当局猜忌，处处堤防，不是没有道理的。反观徐继畬则不同，他以当权者的身份，挖苦林则徐是“巨绅”，漫骂他“意在沽名”，“嗾令弹射”，毫无“忠厚笃实，但问事，不对人，心之①②③④刘韵珂：《查复英人租寓神光寺疏》。刘韵珂、徐继畬：《筹办夷务疏》。刘韵珂、徐继畬：《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徐继畬：《致服先书》，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于福州。引自方闻：《由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石碑说起》，《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３３１—３３２页。所安，行之无愧，而又考虑周到”①的风度。他后来回答咸丰帝询问林则徐为人时说的“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②的话，也是以点带面的偏激之言。其实，林则徐以往并未与徐继畬交往共事，徐继畬对林则徐在广东访查外情的情况并不熟知。在神光寺事件中，他指责林则徐不悉外情，也只能举出香港传言英国欲以台湾换福州开港一事。但这件事，只是香港英国人的议论，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决策，徐继畬对外情的了解也是不准确的。他由此作出的形势估计，当然并不符合实际。他当时不愿把这个消息泄露给林则徐和士绅，事后又把它作为林则徐不悉外情的根据，把它扩而广之，并引申出“致误事机”来评价林则徐，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之间思想分歧的深刻。林则徐希望福建官府借助民力，以强硬的姿态维护英国人不准居住福州城内的成约，阻止英国得寸进尺，避免中国丧失更多的利权，当然不是“无事自扰”，“意在沽名”。从现在看来，这种抵抗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尽管这种防卫即使获得成功——外国人不住城内，也并不可能消除中国人遭受的侵略和欺凌，但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③。刘韵珂、徐继畬不同意这样做，冀望通过引据条约，照会更正，让英①②③王庆成序，《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６页。《山西献征》，参见上书，第３９５页。《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４９７页。人自行搬出，泯于无迹，事实说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①。在与当局抗争的同时，林则徐还继续讲求抵御外侮之策，不时和志同道合的亲朋故友深加商讨。爱国诗人林昌彝（字芗溪）是他的后辈，在这年八月福州反英人入城斗争的高潮中返回故里。林昌彝留心时务，和魏源等相交甚深，著有《平夷十六策》、《破逆志》等书。他的家在乌石山下，“楼对乌石山，山为英逆之窟穴（即英国领事馆）”。他十分愤恨，把楼名取为“射鹰”即射英，楼中挂着《射鹰驱狼图》，楼头贴了一副楹联，表达他的抗英志向： 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②林则徐对林昌彝十分赏识，称赞他的《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推崇《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画周详，可称尽善”。并以自己在广东“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租约到期之后，虽然搬出了神光寺，但仍在乌石山改租道山观房屋居住。在咸丰帝态度强硬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单凭照会往来，而无实力为后盾，实难办到。直到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中秋节，福建民众游乌山，英国传教士在他们中间散发宗教宣传品，结果引起暴动，捣毁了英国传教士居住的道山观房屋，才结束这一事件。刘韵珂、徐继畬先后去职，是政局变动的结果，神光寺事件只是导因。至于有人说林则徐在神光寺事件中带头以《瀛环志略》整徐继畬，更是乌有不实之词。夷船退出港外，不敢对阵”①的经历勉励林昌彝，并经常招他一起议论时务。沈葆桢在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撰写的凡例中说： “先母舅林文忠公与夫子相交最深，其平日御夷之法，与夫子论之亦最详尽。文忠尝谓人曰：‘吾宗芗溪孝廉留心时务，平夷之策可以见诸实行’”②。林昌彝编撰《射鹰楼诗话》，林则徐大加鼓励，并详细批阅初稿，赞扬他“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还亲自钞录诗作，供他采择收入③。林则徐还经常和亲朋故友蒋熔、翁祖勋、林昌彝、刘存仁等交游于西湖，拜谒李纲祠，发起组织“湖上诗社”④，追昔抚今，赋诗抒怀，表达爱国忧时的情思。阳歧村重修“尚书庙”，祭祀南宋抗元名臣陈文龙，林则徐手书柱联： 节镇守乡邦，纵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英灵昭海澨，与信国隆名并峙，十洲清晏仗神麻⑤。刘存仁（字炯甫）著有《战说》、《守说》、《团说》、《饯荒论》、《赈论》等数十篇经世文章，林则徐一一批阅，赞之为①②③④⑤柱底刻石存福州阳岐“尚书庙”中。《射鹰楼诗话》，卷３、１１。林则徐：《致林芗溪书》，道光三十年八月于福州。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首。林则徐：《致林芗溪书》，道光三十年八月于福州，见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首。“陆宣公之奏议，苏长子之札子”①，大加勉励。他还和陈池养讨论钞法，准备为《莆田水利志》写作序文②。蜀中名士李惺（字伯子，号西沤，一八一○——一八六四年）从两粤来游武夷山，路过福州，林则徐尝与郭柏苍（一八一五——一八九○年）陪同他游升山，登金狮山③。一八四七年七月和一八四八年六月，俄国两次向清朝提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添设贸易，遭到清廷的拒绝④。一八五○年一月，俄国通过护送俄罗斯喇嘛学生来京换班的玛雨尔呈递咨文，仍请在伊犁等三处通商。伊犁将军萨迎阿、参赞大臣奕山查询伊犁等三处贸易情形后，上奏表示可添伊犁、塔尔巴哈台与俄人贸易⑤。五月二日，上谕理藩院悉心酌覈，妥议具奏⑥。十四日，理藩院同意萨迎阿等所①②③④⑤⑥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谕，同上书，卷１，第６页。萨迎阿、奕山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１，第２页。理藩院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１，第７页。郭柏苍《送垫江李伯子游武夷山序》云：“垫江李伯子以奇才读异书，……嘉庆甲戌（１８１４年）通籍后，转坊官，归蜀掌教成都，足迹所至，几遍天下，独闽、粤缺焉。道光庚戌（１８５０年）挟一僧人、一羽人从两粤来游武夷山，适林竣邨宫保退处林下，苍乃引二老上旗鼓，过马鞍墓林，宿玄沙寺，登升山。先生于金狮山、任公台皆镌石纪游焉”。升山任公飞升台摩崖刻字：“道光庚戌夏，邑人林则徐、郭柏苍同蜀李惺游升山寺”。金狮山李惺镌石已毁，现存郭柏苍刻诗五律一首，后书“道光庚戌夏，李惺、林则徐登，同治戊辰（１８６８年）仲秋郭柏苍书题福州金狮山墓下”。陈池养：《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再上林少穆尚书书》，道光三十年，均见涂庆澜：《莆阳文辑》卷２。谢章铤：《炯甫六十寿序》，《课余续录》卷１。议奏闻，并向俄国发出咨文，表示准添贸易二处，“由贵国选派明练晓事之大臣，带同明白通事之人，前赴伊犁地方，与该将军、大臣等公同定议”①。林则徐从家人自北京抄寄的京报中获知这一消息，对俄国屡叩西陲边城贸易大门的意图深表关切，提醒人们对此提高警觉。有一次，他和亲朋故友们讨论时局，大家都以英国侵略为忧，请他畅述制敌方略。林则徐说： “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②。“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看法，是林则徐研究外国情况和我国边防史地，以及在新疆三年的实地体察中得来的。它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林则徐死后不久，沙俄便于一八五一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掠取大量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进一步强占了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一八七一年，沙俄乘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之机，出兵强占了林则徐曾经活动过的伊犁地区。一八八一年，沙俄通过《伊犁条约》和一系列勘界议定书，共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为己有。林则徐晚年家居在文藻山的住宅，是一栋三进的木构房①②③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６６２页。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２５。理藩院夏俄国咨文，同上书，卷１，第７—８页。屋。这里靠近西湖，屋前不远有小河流过，闽江水涨时，往往被淹。林则徐长期在外，房屋被水多年，梁柱大多朽坏，已经难以修理，“欲行另购，力又不克从心”①。还乡后，他将就寓居于住宅第三进的双层楼房，即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寓所楼上，是他的藏书处，取名为“云左山房”②，藏有他平生购置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分是外文书报。在云左山房里，林则徐着手将旧稿加以整理。他亲自把《使滇小草》、《黑头公集》等诗稿选辑成《云左山房诗钞》③。又修订《西北水利》即《畿辅水利议》，并交付刘存仁校勘④。新写的文章，现在已知的仅有《消暑随笔跋》和《重修福清文庙碑记》两篇⑤，后者还是王景贤代笔的。林则徐一生著述，范围十分广泛，由于时间急促，他来不及一一整理。就是已经整理的诗文稿，大概是为了避免当事之忌，都没有刊刻行世。为了奖掖后进，林则徐还在住宅的“窠窤厅”举办过“亲社”，“凡族姻中子弟读书者，约期治膳，集而课之”⑥。①②③④⑤⑥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见潘世恩：《消暑随笔》，王景贤：《伊园文钞》。刘存仁：《林听孙（聪彝）公子泣述宫保公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讶为诗谶怆念不已因用之字韵迭成五首》第３首“河务三篇师贾让”句自注，见《屺云楼诗选》卷５。林则徐手定本，今未见。当时曾将此诗钞交林昌彝采择，事见《射鹰楼诗话》卷４。福州方言“云左”与“文藻”谐音。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云南。六十五林则徐在福州家居的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动荡。战后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酝酿着一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广西，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天地会起义正在为这场大革命进行预演。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年）、冯云山（一八二二——一八五二年）等利用西方基督教义传播的革命道理，已经深深地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扎下了根。清朝统治集团也因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的病死而发生微妙的变动。继位的咸丰帝奕詝（一八三一——一八六一年），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宝座，以“中兴之主”的面目出现，决心宵衣肝食，励精图治，弥合统治阶级在抗英御侮等问题上产生的裂痕，全力对付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并为此下诏求贤。一时“危言傥论，无不兼容”，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忧国忧时之士，也觉得“气象如此，泰运可期”①了。在朝廷求贤若渴的气氛中，林则徐再次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注目。五月，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字芝农，一七八八——一八五二年）、御史曹履泰，先后交章推荐林则徐。咸丰帝一反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后拒不引见的横蛮态度，于六月十二日下旨，宣召林则徐迅速来京，听候简用，“如病体实未复元，谕令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行来①王庆云：《复林少穆先生书》，道光三十年，见《石延寿馆文集》。京”①。十六日，又谕吏部：“此次大学士潘世恩、礼部尚书孙瑞珍、工部尚书杜受田同保之告病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等人，“该员等抵京后，除应行具折人员外，其余各员具呈吏部代奏候旨”②。据说，他已经决计采用林则徐多次提出的开畿辅水利③这一“本原中之本原”之策了。饱有官场经验的林则徐，对此并没有特别动心。当七月初巡抚徐继畬传旨，并亲到宅中看视时，他以疝气未痊，力加婉辞，并具呈引疾④。病重当然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如同他的友人王庆云劝他应召入京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难进之意在孤立耳”⑤。和他势如水火的穆彰阿仍在总揽朝政，他觉得“即使出去亦断断无能为”⑥。林则徐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穆彰阿此时正在大力阻挠起用林则徐，向咸丰帝大进谗言，“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后来咸丰帝在革斥穆彰阿的谕令中把这一点公开披露了⑦。入秋以后，广西的封建统治局面更加恶化了。天地会起义军打着“反清复明”、“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旗号，分股活动于广西七府之间，“专务弥缝”的巡抚郑祖琛再也粉饰①②③④⑤⑥⑦《穆彰阿传》，《清史稿》卷３６２，第３８册，第１１４１７页。林则徐：《致沈葆桢书》，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十日于福州。王庆云：《复林少穆先生书》，道光三十年，见《石延寿馆文集》。徐继畬：《复查林则徐病体疏》见《退密斋文集》。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云：“文宗之召公也，将使筹畿辅水利，即公前疏所谓本原中之本原者也”。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９３１\103２０６，引吏部咨文。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１，第２０—２１页。不了了。八月十二日，张钊率领的一支天地会起义军攻克浔州府之戎墟。十五、六日，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连克太平府明江县和宁明县。二十六日，陈亚贵率领的一支天地会起义军连克修仁、荔浦。九月十二日，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攻下龙州厅城。十三日，陈亚贵天地会义军逼近桂林。十五日，贵县天地会义军五千余人在张亚珍率领下攻克迁江。在此期间，在洪秀全号召下的广西各地贫苦农民，纷纷前往或正在准备前往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由于“团营”是秘密组织进行的，此时尚未引起官府和清廷的严重注意。广西天??将，赶往镇压。九月十三日，咸丰帝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前云南提督张必禄前赴桂林，镇压陈亚贵起义军。三十日，调陕西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负责剿办军事。但是，报告广西天地会起义的火急奏报乃像雪片般地递到清廷，君臣陷入一片惊慌恐惧之中。十月十七日，通政司罗惇衍奏请起用林则徐或周天爵为钦差大臣，赴桂林镇压天地会起义军①。咸丰帝当天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迳自福州起程，驰驿迅赴广西，“荡平‘群丑’，绥靖严疆”②。十一月一日，命令到福州。在此之前，林则徐“卧病在籍，于‘粤匪’如何滋扰，未悉情形”，这时“始知广西各属有亟应剿办之‘匪徒’”③。农民起义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①②③《驰赴广西起程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１１８０、１１８１页。《清文宗实录》卷１７。罗惇衍：《罗文恪公遗集》卷上。级的致命威胁，使林则徐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可耻的使命。在他看来，这和当年赴粤禁烟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解除清朝统治的“内忧外患”是他的职责。他不顾前些日子还郁积心中的对朝廷重整朝纲的绝望，不顾穆彰阿者流仍然尸位素餐（事实上，穆彰阿还以“未知能去否”为由反对这一任命①），也不顾自己的病体难以支持，便匆匆地于十一月五日，带着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等，从福州星驰就道，赴往广西。临行前，林则徐将出戍诗一卷交付林昌彝②。同一天，两广总督徐广缙准军机处咨，得知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当即飞饬潮州镇，调备精兵一千名，以便钦差大臣行抵潮郡，自行督带调遣”③。十二日，林则徐昼夜兼程，来到漳州。时旧疾复发，疝气下坠，但他仍以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勉励自己，催促赶路。十五日夜，“在诏安行辕治文案，通夕不寐。将登舆矣，以人役未齐，深谈良久，述少时清苦状，勖存仁自励”④。十六日，林则徐驰至广东潮州，这时又“忽患重病，吐泻不止”，行动十分困难，而广西告急军报又纷沓而至。他以“军务孔亟，力虽疲乏，不敢稍休”，挣扎起程。不过，他刚走到距潮州府城不远的普宁县城，就因①②③④刘存仁，《林听孙（聪彝）公子泣述宫保公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讶为诗谶怆念不已因用之字韵迭成五首》第４首“勖我成名期不朽”句自注。徐广缙；《复奏广西迁江失守已饬剿查并林大人行抵潮州现在患病》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９３１\103１２３７。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２。《穆彰阿传》，《清史稿》卷３６３，第３８册，第１１４１７页。病情加重、“昏晕难起”而停止前进。十九日，潮州府知府刘浔闻讯，“亲自赶赴普宁，督同该县等妥为医治”①，不料服药罔效，二十二日辰刻，便死于普宁行馆了。临死之前，林则徐口述，由儿子林聪彝代笔，写了遗折，说：“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②。三十日，徐广缙由驿驰奏，并将林遗折一件恭呈御览，“所有身后事宜，业经潮州知府刘浔等督同该县妥为料理，仍由臣委员护送回籍”③。林则徐之死，距他从福州动身才十七天。究竟为什么会“忽患重病，吐泻不止”，以至丧命？他在遗折中没有说。他的儿子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侍候病榻直至他咽气，公开对人也只说林则徐临殁时大呼“星斗南”三字④。但是后来，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却普遍流传林则徐被广州十三行“食夷①②③④郭柏苍《林文忠公遗事》云：“后刘孝廉述公弥留时，群见大星坠地，公举一指曰：‘星斗南’，即逝，闻者不知所谓”。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福建通志·林则徐传》等书均有“星斗南”的记载，但均未释其意。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载《续碑传集》卷２４）解释说：“（则徐）易篑时，呼‘星斗南’者三。或问余：此何谓？余曰：太西称地球五大洲，以吾华为亚西亚洲，佛经称四大部洲，以吾华为南瞻部洲，吾华居星斗之南，故北辰常在北。海疆事起，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英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时鄂人不交中国越数十年，闻者惑焉。公盖以发逆患在一时，洋务患在后世，西洋国众而联渔靡常，北洋地大而在在毗连吾边裔。举吾华数万里百十年事，盖无日不往来于胸中，故公之存若殁，实关治乱安危之数”，也就是林则徐抱着防俄的孤愤，“斎志以殁”，所以大星坠于北辰之南。这种解释，并不可信。徐广缙：《具林大人在途因病出缺》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９３１\103１２３９。《遗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１１８２页。徐广缙：《具奏林大人在途因病出缺》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９３１\103１２３９。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故事，并解释林则徐所说的“星斗南”三字，即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福州方言，“星斗南”和“新豆栏”同音）。张幼珊《果庵随笔》引林则徐曾孙林兰岑（梵宣）的话说：“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施谋毒。公次潮阳，厨人进席，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时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则点明谋害者是广州十三行总商伍家：“相传则徐抵粤，即锁拿洋商伍到粤秀〔越华〕书院，……咸丰初，则徐起为广西巡抚，伍忧其复督粤也，遣亲信携巨金贿其厨人，以夷药鸠之，使泄泻不止，行至潮州，遂委顿而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虽然对谋害者所用的毒药各有歧异，但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谋害致死，却是异口同词的。这些说法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吗？看来不像。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是一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经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见诸外人的记载。利用这一旧关系巧施毒计，是极有可能的。其次，林则徐的儿子从保全他的遗体和声誉考虑，没有穷究其事，只把这段冤曲隐情遗给后人，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普宁地方亦有此说法，则可能是当日父老辗转相传下来的。即令不是事实罢，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抵抗派和主和派仍然存在尖锐对立的情况，正是从侧面道出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成了中国最大的压迫这一残酷的现实，也是闽粤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卖国投降的思想流露①。抗英是林则徐全力以赴的事业，时人在哀悼他的挽章中悲愤满腔地写道： 风飘大夏嗟何及，浪撼长堤竟不支。遂使和戎成恨事，伤心已是十年时②！联系到他晚年在福州的抗英活动，筹海抗英志未酬，确是林则徐的一大遗恨。自从成进士以来，林则徐在官场上奔波了四十年。他摸索和追求的救国济世理想，目的是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深渊沉沦的危难时刻，保住封建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华民族的生存自立，从而力挽封建制度衰亡的狂澜于既倒。他和龚自珍、魏源等爱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一样，设计了外御强敌、内致富强的方案。他敌视和反对农民起义，幻想用改良的方法保存老朽的封建制度，“使它具有新的、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③。他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对主和派的屈辱妥协，并为此探①②③马克思：《内阁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５８页。陈池养：《林文忠公挽章四首》之２，见《慎余书屋诗钞》卷５。关于林则徐之死，本书初版问世后，曾引发史学界的讨论。我的本意并没有肯定林则徐是被毒死的，但要全盘否定，亦缺乏确据。现仍其旧，不作修改。求人们陌生的西方历史地理等知识，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步，希望借助于外国的“长技”，重振国力军力，外抗入侵的强敌，内使奄奄欲息的封建统治“中兴”。他颠仆踖蹶地奋斗着，置个人的安危福祸于度外，饱受迫害打击和风刀霜剑、危疾缠磨的痛苦。但是，到他六十六岁咽下最后一息时，他的理想成了泡影，他的希望化为烟云，中华民族的苦难，清朝统治崩溃的趋势，比先前任何时刻都更加危急。他找不到出路，这是地主阶级的本质决定的。地主阶级已经是完全腐朽、极端反动的阶级，封建主义制度也已经日薄西山，濒临死亡，不再有什么生命力了。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也拉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林则徐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出路在于人民大众的觉醒和崛起。一八五一年从金田村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六年在广东兴起的“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汇成中国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①《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３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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