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

曾山，原名曾如柏，乳名洛生，学名宪璞。1899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安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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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个人概述

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吉安，先后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赣西和赣西南苏维埃主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做出显著成绩。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坚持江军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华中局组织部长，为建立、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做也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全力领导和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1894年后，长期担任经济事业的领导工作，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互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在北京逝世。

曾山生平纪实

1899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为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6月，任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曾山

1930年2月，当选为中共红四、红五、红六军前委常委。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1月。受到“左”倾领导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组织部部长。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曾山精彩人生

曾山补袜

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到：“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能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曾山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这袜子是我丢的，我忘本，请曾主席处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说：“认错改错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处分你呢！”

“嗯嗯！”那位战士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那双袜子能给我吗？”

曾山笑呵呵地说：“不用了，这双袜子就归我了，你还是穿那双新袜吧！”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大家受益匪浅。打那以后，曾山所领导的部队里从没发现丢过一寸布、一块旧手绢，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

半面红旗表忠心

1935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天空乌云滚滚，地面寒气逼人。下弦月时明时暗，空山林海，万籁寂静。这时，在方石岭的密林里，只有曾山、胡海率领省军区独立团，瞻前顾后摸索前进。这支队伍连日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各地保安团的围追堵截，他们只能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持下，辗转游击。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个头不高，矮胖敦实，皮肤黝黑，脸膛方正，不时招呼大家稳健慢行，这是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胡海，走在队伍最后的一位个头颀长，体态均匀，脸部清瘦，双目有神，不时关照行动困难的战友，这就是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他们正向白云山方向组织突围。

兵分两路，胡海和警卫员连夜冒雨先往白云山，曾山率领游击小组，便连夜下到淘金坑，去找群众帮助解决大家吃的问题。曾山率领的游击小组下山，在一个绿荫盖顶，芦茅丛生的叉路口，杂乱无章地停着一顶花轿，放着几担油光闪亮的嫁妆，路旁还横躺着数具满身污血的死尸，可就是前后左右看不见一个活人的影子。游击小组唯恐有诈，他们潜在芦茅丛中蹲了一阵，后来巧遇一个红军烈属早起捡粪，这才弄清事情真相：原来是螺坑保安团总，迎娶一个返乡土豪之女，行抵叉路口时，碰到三采白匪碉堡驻军的班长，带人埋伏拦路抢亲，偷偷摸摸干了一仗。打死了迎亲的保安团丁，抢走了娇美的新娘。

他们丢下一块鲜艳夺目的红布。曾山把这块红布带了回来。并把敌人遗下的陪嫁礼物：花生、饼子、糖果分给大家吃饱了，马上又登上了转移的征程。时近中午，曾山和胡海的两支队伍，会合在白云山下的严坑村。

严坑地处吉、泰两县交界之处，全村统共五六户人家。这里暂时为吉安县的敌人不愿管，泰和县的敌人管不到的地方。曾山和胡海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算让部队在这里养精蓄锐休整几天。顿时，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了，随着徐徐降落的夜幕重又恢复宁静。大部分游击队员已经熄灯就寝。只有村外的岗哨、往来的交通、以及游击队的领导，还在执行神圣的使命，各自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鸡唱三遍，天将拂晓，值勤哨长找到曾山、胡海，报告一个特急的情况，他说：“夜半时分，担任流动岗哨的警卫员龙生，发现那个叫山老鼠的游击队员鬼鬼祟祟溜出营房，钻进了茶亭改建的张寡妇屋里。龙生早就听到山老鼠和张寡妇私通，出于好奇，尾随而去。他蹑手蹑脚摸到张寡妇睡房窗下，侧耳细听。只听得几句淫秽的声音：‘死鬼，人家东固兰团总打了包票，只要你帮忙捉到曾山、胡海，到那边当个保安团副靠得住……’龙生听到这里气得咬牙切齿，他找到值勤哨长，二人破门而入，从床上抓住这对淫夫荡妇，用棕绳绑个结实连在一起，另派了一个岗哨负责看守。谁知看守一时疏忽，被敌人打翻在地，奄奄一息，两个人跑得杳无踪迹，情况十分严重。”

曾山听了哨长汇报，当即与胡海共同商议，如此这般分头准备。胡海布置有关突围事宜起身走了，曾山找出那块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红布，摊得平平整整，挥笔疾书“艰苦奋斗”四个大字，不等墨迹干透，他便拿着红旗赶到村前竹林里，找到胡海，随手亮出红旗，对折为半，嘶啦一声，一面红旗两半开。曾山、胡海双双高擎红旗，带领大家发出了庄严的誓言：“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信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决心！艰苦奋斗是我们革命到底的象征！今天我们各持红旗分兵出击！来日战友胜利会师合旗欢庆！”

曾山和胡海两支队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严坑村。

曾山

在白云山的丛林中，曾山带领的游击队一行十几个人一色山外挑脚打扮，他们头戴竹叶斗笠，身着对襟大褂，腰扎土布汗巾，脚穿麻绳草鞋，有的挑着皮箩，有的担着油瓶，沿着将军岭、观音崖、九雨岭山梁前进。

大约十时许，曾山游击队到达九雨岭下的山泉边歇脚，各自灌装水底油面的担子，分头检点备用通行的证件，巧妙地把武器伪装在油箩底下，经过再三乔装，俨然都是油贩。他们不顾汗流浃背，不管山道崎岖，一心只知快速赶路。当这支队伍风风火火赶到风车口时，早有一位化缘尼姑愁眉苦脸坐在路旁，原来这就是交通员。她向曾山报告了富田的异常情况：从今天起，来往行人都要出示特别通行证。经过多方努力，还没有搞到这种证件。眼看交通员匆匆离去，大家心里十分焦急！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背后一声：“让开，让开！好狗不挡大路。你们一伙臭油贩子，挡在路头，你们有几个脑袋？！滚！”

突如其来的叫骂声，搞得大家如梦初醒，定睛一看，上十个白狗子已到跟前，领头的是个麻脸大汉，一个个不是肩挑便是手提，什么寿衣寿裤、寿帽寿鞋、寿帐寿被、寿糕寿面、寿肉寿酒，还有堆积如山的寿包子，件件物品离不开大红寿字。这般架式不言而喻，肯定是送寿礼的。曾山心中暗暗大喜，向大家丢了个眼色后，赔礼道歉百般讨好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知长官们路过，我们让，我们让——哎，不过，这山高路陡，长官们何不歇歇气？！”

“歇气？关你屁事！我们走过富田圩还有十里，路中一耽搁，岂不误了中午大宴席。滚滚滚！”

“斗胆借问长官，如今共匪出没无常，我们一路提心吊胆，能不能仰仗长官们虎威，搭伴随行？”

“少罗嗦，再说老子毁了你的油担子！”

曾山一拿扁担，大家也就抬起沉重的油担子，挪步放到一边。白狗子毫不客气，大摇大摆起步就走。刚刚走到游击队中间，曾山“嗨”的一声，大家一齐动手，一个个白狗子应声倒下，口吐白沫地死了。游击队员赶快剥了敌人的衣着往自己身上穿。曾山还从麻脸大汉的身上，搜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曾山带的游击队一下变成了“白狗子”的送礼队。他们大模大样马不停蹄直奔富田圩，顺利通过富田圩的层层关卡，眨眼功夫行至圩北富水河边。这里有一道竹排架设的浮桥，两岸设有岗哨。哨兵检查过他们的特别通行证，二话没说，挥手放行。

曾山他们急急穿过一垅荒田，匆匆上了乱坟山岗。大家正在庆幸突围，不料对岸“叭！叭！”声响了两枪。随着“抓住赤匪！抓住曾山！”的狂叫，刹时枪声大作，弹如雨淋。这又是什么缘故？原来是叛徒山老鼠带着东固保安团的人马，心想争功夺赏，到处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瞎碰乱撞钻进风车口，巧遇一个死而复生的白狗子，指点他们紧步后尘追到这里来了。

敌人紧追不舍，越来越近，曾山沉着应战，且战且退。快要接近水北岭灌木林，有的同志受伤了，有的同志倒下了，警卫员龙生身中数弹，还踉踉跄跄冲进树林，曾山见他昏倒在地，背起来就领大家飞速撤退，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好不容易才登上一个无名山顶，敌人还在追剿，山下还有枪声。这里树木稀落，怪石嶙峋。曾山本想放下龙生，包扎伤口，继续前进。谁料这对亲如兄弟的首长和警卫员，一反常态争吵起来。一个要背着战友转移同生共死：一个要坚决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二人互不相让，最后龙生竟说出一番意志消沉的话：“首长，我不走了，我要回家。生可安居乐业，死有黄土三尺。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把那半面红旗留给我，作为我参加革命一场的纪念吧！”

此时此刻，敌人的嗷嗷叫声越来越大，曾山同志心如刀割，泪如雨淋，从贴身衣袋里掏出那“艰苦”二字的红旗，双手颤抖地递给龙生，转身和剩下的同志三步一回首地撤离山崖。

敌人越来越近，四处一片狼嚎声。龙生竭尽全力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向东迈进，走到一块居高临下的崖石上，他扒下青天白日的匪军帽，手擎红旗呐喊：“曾山在这里，有种的上来！”

叛徒山老鼠领着众匪徒，循声蜂拥而上，二十米、十米，山老鼠正想喊这不是曾山，龙生举枪射出仇恨的子弹，山老鼠滚下了山崖。本想争功夺赏的敌人，又用密集的火力向龙生射击过来，脱离险境的曾山和游击队员站在高山之巅，默默告慰战友的英灵，龙生就象一座雕像屹立山崖，乌云为他壮行，寒风为他致哀。那半面红旗随风飘呀，飘呀，轻抚着红军战士的躯体，辉映出革命烈士的风采……

烽火情缘

曾山驰骋沙场、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自古英雄多磨难，曾山可谓九死一生。1931年，中共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曾山出任“中央农工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又担任了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内务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下坚持斗争，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游击队遭到失败，他转移到上海。幸好此时中央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接着，曾山被派往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多年的革命工作，他养成勇敢、稳健、严谨、周密的性格与作风。

曾山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同志。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时，刚刚做母亲的邓六金鼻子酸酸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自一人跑到野外的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出声来。数十年后邓六金对我们讲述起那段经历，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纵横地感慨：“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
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阿瘤”的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邓六金再也坐不住了，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
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不要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呀。”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作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曾山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作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在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邓六金克服种种困难，很快就把华东保育院办起来了。保育院设在离济南几十公里的大官营，房子是用没收来的一个
大地主的房子，教师和工作人员是在当地招的一批初中生和师范生，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李静一任院长，邓六金任副院长。他们把100多个孩子按年龄大小编成三个班：小学班、幼稚大班和幼稚小班，孩子们个个健康活泼，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驻上海。这时，邓六金奉命率领华东保育院从山东青州往上海搬迁，领着一大群小孩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当100多个孩子都回到了父母或亲人身边时，上
海车站一片沸腾。这次由邓六金指挥的、为时一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大行军”，终于胜利完成。它犹如一支“特别部队”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战役。邓六金至今为此感到欣慰。她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的华东保育院，先
后抚育、培育了近千名革命后代。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多已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且不乏国家栋梁之材。他们逢年过节，常去看望白发苍苍的邓妈妈，感激邓妈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六金和曾山一贯勤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培养教育子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据邓妈妈回忆，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刚回到父母身边一年多、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曾庆红背诵《辨奸论》。孩子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把《辨奸论》背得烂熟。晚饭后，曾庆红陪爸爸散步，显然早上背书的事，曾山并没有放
过，他问曾庆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习《辨奸论》吗？”

曾庆红若有所思后，就将曾山常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问：“你具体说说取些什么呢？”

曾山话音才落，聪颖的曾庆红就脱口而出：“为了今后识别事物的好坏。”

“对h”曾山循循善诱，“让你学习《辨奸论》，就是要你学习细致观察问题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去认识问题的方法。”

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父亲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那以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庆红的脑子里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真是足够受
用终生。

就在邓六金勤勤恳恳工作，事业辉煌的时候，一件重大的家庭不幸落在了她的身上，使她悲恸欲绝。

1972年，“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突然因病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子女：“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治理淮河造就大批技术人才

1950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曾山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曾山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分管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曾山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并在山东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和支援前线工作。山东省济南市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解放后，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华东解放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领导下，华东地区涌现了大批经济工作能手，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中央政府的骨干。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1999年4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待到山花烂漫时——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指出：“大概有八位成为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多位同志成为卓有成就的经济专家。”钱正英说：“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开会时，在曾山同志主持下，那种英才济济一堂，敞开胸怀，各抒己见讨论的盛况。有时，一些同志争论得面红耳赤，曾山同志宽容地倾听各方意见，最后作出大家信服的结论。”钱正英说：“在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部级干部中，我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部长，对于财政经济的方针大计，没有多少资格参加争论，但是能旁听，这种争论，也是莫大的教育并感到是一种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环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年华东财政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来自各个解放区和上海刚刚解放的大城市，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同志甚至是相当知名的学者有的秉性十分骄傲。但是曾山同志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服他，依赖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毫无保留地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钱正英说：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我个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他直接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而且亲身体会到，在他的领导下，治淮事业是怎样做到人才辈出的。钱正英回忆：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当时我在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当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才二十七岁。在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据说在讨论任命名单时，曾有过争辩，不少同志提出怀疑：“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这句话传得很广，几年后，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时，他还开玩笑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