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提问 编辑摘要
著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
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
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智库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
1、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2、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3、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4、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缺研究人员和机构。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而在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加上美国(智库的天堂)，整个西方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而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中国官方智库的一个，还有中央党校、各省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惊之余，也感到好奇：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却始终不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世界人民也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充满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
2000 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
中国式智库三大病
有人总结出中国式智库的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业型机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式智库的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看似专家学者无数，他们手中经费多多，项目多多，且在媒体频频曝光、满天飞四处参加各种名目的论坛、研讨会或咨询会，但实际上却是 “满嘴跑火车”，影响力和公信力急剧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交中心”)，实质也是出于高层对现存智库的极度不满，但依然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事先声明“只谈经济”，与“思想无禁区”的智库宗旨背道而驰；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中国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什么时候国交中心能走出未来的总理副总理？没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最高智库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这次由国交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中，像兰德公司这样重量级的智库公司并未参与。“它们的触角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入、灵敏，你以为它会需要这样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对这个论坛不屑一顾。”主办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声说。
放眼望去，中国的智库更像是“伪智库”，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库”这样的字眼，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库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学院教育出来的，把“大词”挂在嘴边，张嘴中国闭嘴世界，但却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而安邦集团的总分析师贺军则同样面临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开动脑筋，想与大学联合开办信息研究这样的专业。
中国式智库的未来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型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中国国防思想的中国人，据说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他曾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撒切尔夫人这句话揭示了智库的一个元命题，即智库是为未来服务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为当下服务。
我们的所谓智库目前基本还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智库已在探讨将来的问题及其各种可能性。在此次智库峰会上，中粮老总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力，什么时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我们都要靠全球的智库来办事。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针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议题，兰德公司得出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想将此报告以2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
其后，果然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点击查看QQ秀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在中国，因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要严重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在企业管理上，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
1、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它不是大学研究所，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不是策划人，不是游说公司，也不是智囊高参的官方研究机构。
2、虽然不少智库都依托于大学，但它与普通大学研究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开展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将之转化成可操作的政府或企业决策。
3、智库与商业咨询公司的差别在于，商业策略研究只占它业务的很小部分，而且智库的策略咨询相当宏观，它体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全行业的嬗变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
4、智库不是“点子大王”式的策划人，它不担负将某个人或某种产品脱胎换骨的责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决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备选。
5、相对于官方智囊的依附地位，智库的身份可谓相当独立，他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发表言论。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虽然大多数智库都宣称中立、客观与无党派，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一致立场、倾向与趣味。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是著名的民主党大本营，其贡献了奥巴马政府内的20多名高层官员，今日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就由布鲁金斯学会直接送交；传统基金会因恪守传统价值与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则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的大本营。
| 国家地区 | 智库 |
| 美国 | 美国智库：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智库的作用举足轻重。全美大约有2000多个智库，华盛顿有一条智库云集的“K街”。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地要借助智库。每届政府上台后，也都要从智库中聘请一些人担任要职，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政府在做出决策尤其是重大外交决策前，一般也尽可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又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不过，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中心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 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于1927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政治倾向上属于中间派。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号称网罗了一半中国通，其东北亚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于1948年成立，其特点是与美国官方特别是军方关系密切。兰德公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许多建议曾被政府采纳，冷战后主张对华采取“遏制加接触”政策。 新世纪美国计划：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于1997年，具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与冷战思维色彩，政策立场上一贯反华和支持台独。该组织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使在“9.11”后，该组织仍继续强调美中关系的对抗性。 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胡佛研究所··· |
| 欧洲 | 欧洲联盟论坛、欧洲联盟研究协会 |
| 中国台湾 | 台湾智库： 2001年12月，被视为陈水扁重要智囊团的台湾智库正式成立。台湾智库以财团法人性质申请成立，主要倡导者是台湾证交所董事长林钟雄。台湾智库的组成包括三种层面的人才，第一种是学界或业界大老，第二种是具有学运背景的返台学者，第三种则是“新政府”官员。 台湾综合研究院 、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湾经济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陆委会大陆资讯及研究中心 、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经济与趋势研究中心 、资讯工业策进会市场情报中心 |
| 中国大陆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政治研究所 、天则经济研究所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略观察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中国未来研究会简介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国情研究会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东北亚开发研究院 、亚洲地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 中国香港 | 香港政策研究所、三十会、思汇政策研究中心、智经研究中心、汇贤智库、一国两制研究中心、RoundtableCommunity、新力量网络 |
| 日本 | 独立行政法人(政府单位)：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防卫研究所 |
| 英国 | 英国是老牌帝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智库，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智库大多还是依附于政党或政府部门。 |
| 俄罗斯 | 俄罗斯智库组成相当繁杂，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还有外国资助的；既有政府层面的，也有科学院系统的，还有军事院校所属的。 |
| 瑞典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创建于1966年，以其对全球安全问题权威性的评估而享誉世界，它在关键问题上的报告分析具有重大影响。 |
| 印度 | 印度智库的发展已有50年历史，正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经济发展研究所、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和信息系统研究所为主要智库。 |
全球智库峰会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一夜之间爆发以来，世界金融经济在随后两年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面对经济的衰退、消费的低迷、贸易的萎缩以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各国在反思危机根源、汲取教训的同时，更期望通过彼此间合作，为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探寻解决之道。为此，有“中国超级智库”之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09年7月2日到4日在北京举办了“全球智库峰会”。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位各国政要、学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近百家国际、国内主要智库和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世界智库界史无先例。
主题为“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全球智库峰会于2009年7月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全球30多家顶级智库代表、100多名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500强CEO聚集一堂，围绕“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的议题展开研讨。本次峰会共设一个主论坛和贸易自由化分论坛、 可持续发展分论坛、跨国公司分论坛、消费与储蓄分论坛、金融安全分论坛以及智库交流分论坛。主论坛重点讨论金融经济危机应对政策评估及预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等问题。分论坛分别讨论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重大经济问题与智库合作等议题。
全球智库峰会中国最高智库首次亮相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全球智库峰会的目的是讨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研究应对之策。以往，一部分智库被认为是“官方传声筒”，另一部分智库由于得到国外财团财务支持又难以取得政府信任，缺乏具有公信力智库的问题一直存在。去年10月，一大批学者上书中央，请求中央政府组建最高级别智库。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成员包括中国政、商、学界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官员、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国际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吸引如此多智库慕名而来，除了当下经济形势，作为成立后的“首次亮相”，此次由中国作为东道主召开的峰会备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