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

明帝国，是自北宋帝国败亡以后，唯一的由汉人建立的统治中国本土的中央王朝。不可否认，在经济领域和文化上，这个时期确实充满活力，并体现了时代气息，所以，在明时期以及近代，明帝国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后期汉人复兴的伟大时期。

明帝国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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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 16世纪早期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明帝国众多世界第一

耕地面积世界第一：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
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大部份人留离失所，但有户可查的人口仍然达五千万，所以保守估计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七千到八千万左右，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过四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矿产量世界第一：
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
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种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军队数量世界最庞大：
据记载在明初，明朝有二百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到了明末，长江一带的经济圈为皇侯和军阀把持，中央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已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在山海关防守后金的官兵常常不足十万。但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中国多。

军工产值世界第一：
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一千挺，鸟枪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跟宋朝不一样，明朝在每代皇帝执政期间，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明朝的军工业为了应付战争所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间谍机构世界最庞大：
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和最旗帜鲜明的间谍组织，在鼎盛时期人数达到六万人。在武侠小说里面，锦衣卫，东西厂常常被描写成是一群武功高强的杀人机器。但实际上，明朝间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打击贪污，叛臣，维护国家稳定，但不排除有部份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跟专门从事颠覆敌国政权的中情局和克格勃比起来，明朝的间谍组织其实并不太可怕。

船只总吨位世界最大：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政个南太平样，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致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到了明末，由于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明朝政府无瑕南顾，最后被葡萄牙和荷兰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这样，荷兰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盘踞在台湾的郑氏政权进贡。

第三产业世界最大：
据阿拉伯旅游家记载，当时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两万人。跟欧洲和回教世界不同，当时第三产业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员不以扫荡第三产业为政绩，明朝读书人又独爱风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数巨大，第三产业为世界之最并不奇怪。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
明朝的国土面积在大部份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公里左右，比鼎盛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都要大，明朝在东南亚的海外殖民地也绝不比当时的英国要少。

防御工事世界最多：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本来觉得明朝不及唐朝繁荣，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世界第一，看得出那时候已经发展了很多。

明帝国海上战争

17世纪到18世纪，由商人控制的明帝国面临着海外贸易乃至海外殖民的大好时机，此时西欧国家的海上势力还没有到达东亚，英国和法国正在争夺印度和北美，荷兰人只是刚刚到达东印度群岛，西班牙、葡萄牙最远也只到达吕宋岛和香料群岛，广袤的东亚大陆还没有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早在前明嘉靖、万历年间，明帝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东南亚不但有大量明朝商船航线，更有数以十万计的华侨商人，他们在马来半岛、吕宋岛等地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新明帝国建立后，与东南亚的贸易更是有了大发展，形成了以广州、厦门、泉州为中心的“华南贸易圈”，华南商人就是靠海外贸易而崛起的。然而，掌握帝国大政方针的“江南贵族”和山西商人们并没有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反而消极对待海外贸易，更不愿意实施海外殖民的方针。

早在1680年，一些泉州商人就向帝国内阁上书，请求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海南岛、吕宋群岛、爪哇岛、安南沿海等地建立军事据点，保护东南亚的华侨和海上贸易。帝国议事会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建设海军太花钱，200多年前郑和率舰队七次下西洋的耗费就已经空前巨大，何况是长期维持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舰队？再说，与东南亚进行贸易，受益的主要是广东、福建等华南省份，江南商人、山西商人和两淮盐商都不愿意花这笔冤枉钱。1688年，广州商人再次向内阁上书，请求帝国出资在吕宋岛建立一个永久性据点，派出军队守卫，作为明帝国在东南亚的贸易集散地，但这个主张也被议事会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出身浙江商人的石长益曾说：“与其把国家的钱往大水里扔，还不如多花点钱修缮国内的道路，这样对贸易的促进肯定更大。”江南商人最关心的，还是进一步开发国内贸易市场，把江南手工工场生产的棉布倾销到整个内地农村去；而山西商人则更关心打败蒙古、消灭满洲，从而掠夺东北地区的特产资源，并且和游牧民族做生意。

当然，江南商人也不是完全不重视海外贸易，但他们更看重与日本、韩国、琉球等东亚国家进行贸易。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皿等奢侈品的需求很大，而且都要经过松江（即后来的上海）、杭州等江南商港，因此江南商人非常重视与日本的贸易。1700年，明帝国的海外贸易总额为2000万两白银，其中1000万两是与日本的贸易，400万两是与韩国、琉球的贸易，200万两是与西洋商人（主要是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贸易，与东南亚的贸易只有区区400万两，似乎无足轻重。

明帝国不在东南亚建立永久据点、不建立海军保护东南亚贸易，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样必然与西班牙、荷兰发生冲突。西班牙从1565年开始就在吕宋群岛建立了永久性殖民统治，并把吕宋群岛改名为“菲律宾”；荷兰也早已占领了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当然，明朝如果真的想夺取东南亚的控制权，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完全可以驱逐西班牙、荷兰殖民势力的，这两国当时在东南亚的驻军总共也不超过1万人，武器装备也并不十分先进；但帝国议事会始终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争夺东南亚的几个岛屿而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中国儒家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也使明帝国不重视建立海外殖民地，也不鼓励华侨在海外永久定居。当内地人口过剩时，帝国议事会只是鼓励农民向西北、东北、蒙古迁徙，却丝毫没有想到鼓励他们去东南亚。结果，从1700年到1800年，东南亚的华侨没有明显的增长，始终维持在80万人左右，不能构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

虽然明帝国对东南亚没有领土要求，但在东亚地区却做了一些努力，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705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1725年把法国人赶出海南。台湾岛自前明末年以来就被荷兰人占据，其间郑成功曾经打算出兵收复，但因为明朝复辟、大军北伐，收复台湾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1660年全国统一之后，荷兰殖民者害怕明帝国武力收复台湾，遂提出每年向明朝进贡50万两白银作为台湾及澎湖的“租金”，此租金一直缴纳到1700年为止。1700年以后，由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地位开始衰落，荷兰极力扶植台湾作为向东亚进攻的新桥头堡，因此向台湾、澎湖列岛集结了大量战舰，不仅拒绝缴纳租金，还扬言要以台北、基隆为海军基地，进攻厦门、泉州，进而夺取南京，把明帝国变成荷兰的殖民地。这番狂言在强大的明帝国面前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帝国议事会非常愤怒，于1703年决定出兵收复台湾，彻底驱逐荷兰殖民者。1703年8月，福州、泉州的造船厂开始生产排水量500吨以上的大型帆船，还根据西班牙商人提供的设计图纸（西班牙人也巴不得荷兰人早日从东亚滚开），在船舷安装了50磅和100磅的后装式舰炮，这是中国海军史上从未有过的。制造10艘这样的军舰总共花费60万两白银，再加上制造舰炮和添置弹药，总花费超过100万两。福建商人当然大为兴奋，他们既拿到了制造战舰的订单，又希望收复台湾后可以利用台湾作为对东南亚进行贸易的据点。与此同时，江南商人却很快就后悔批准制造这些战舰了，他们实在想不出来，这样大型的战舰在台湾战事结束后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只能停在船坞里慢慢腐烂！

无论如何，这些战舰还是制造出来了，并且顺利完成了试航、试射，试验证明其杀伤力惊人，荷兰人常用的三桅武装商船根本不是对手。1704年9月，全部10艘战舰都交付使用后，帝国内阁向荷兰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立即清偿过去4年拖欠的200万两租金，要么在1705年之前离开台湾岛，否则就只有打仗。荷兰总督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希望能够支持到荷兰主力舰队从欧洲开来的那一天。但是1705年1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荷兰和西班牙又爆发了战争，主力舰队是绝不可能开来台湾了。荷兰殖民者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帝国议事会却不想再等下去了，于2月1日下令由10艘重型战舰、25艘中型多桅帆船和100多艘小型舰船组成的舰队从泉州港出发，进攻澎湖列岛。荷兰人的舰船总吨位还不到1000吨，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已经决定了。2月17日，荷兰驻台湾舰队就被全歼，荷兰总督本来打算死守基隆，但粮食、饮水和弹药都不足；明军派去的使臣向他描述了一幅“万炮齐发，血肉横飞，无一生还”的可怕围城景象，荷兰总督精神几乎崩溃，终于在3月2日签署了投降协议。持续100多年的台湾问题，就这样在短短半个月内解决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明帝国夺取了一个海上堡垒，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强了华南商人的力量。福建商人很快大量涌向台湾岛，开发该岛的橡胶、木材和其他热带资源，同时在台湾南端建立了著名的高雄港，作为向东南亚进发的新根据地。福建商人还向帝国议事会提议，用新式战舰征服琉球群岛，或者至少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进一步攻击琉球以东的塞班、关岛等地，在面积广阔的海域上建立霸权。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疯子的提议，征服那些狭小的岛屿有什么用处呢？控制那些空空荡荡的海域又有什么用处呢？还不如省下军费，开发满洲和蒙古的商路，利润丰厚而且安全稳妥。在生机勃勃、充满野心的华南商人面前，“江南贵族”们已经落伍了。

1724年法国占领海南岛，则揭开了英法向东亚扩张的序幕。法国早就对安南和老挝垂涎三尺，于1701年在安南南部占据了几个港口，安南国王向明朝求救，帝国议事会却轻视这一求救，认为这不过是两个小国之间的摩擦，用不着帝国军队出面解决。结果法国人在安南的势力越来越大，1711年已经占据了安南南部的半壁江山，他们期望进一步夺取北部湾乃至整个南中国海的制海权，这就必须攻克海南岛。明帝国在广东沿海的驻军很少，因为“江南贵族”们鄙视广东，认为广东是一块和蒙古、新疆一样的蛮荒之地；当3000多名法军在海南岛登陆时，明军竟然无法做出任何抵抗，眼睁睁看着他们占领了整个海南，并迅速架设土木结构的工事，准备长期据守。帝国议事会再次暴怒，决定把10年前收复台湾的那支舰队调到海南，重演一次台湾战役。

但是海南之战的形势完全不同于台湾，法军的兵力并不弱，装备有300多吨的大型武装帆船和最新研制的线膛火轮枪，其射击精度远远高于明军仍在装备的滑膛火轮枪；更重要的是，海南岛海岸的地形比台湾险峻，尤其是法军盘踞的秀英、府城地区，沙洲和暗礁很多，不利于明军大型舰队作战，而且法军已经构筑了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1724年12月到1715年2月，明军对海南岛进行了三次试探性登陆，全部以失败告终；虽然在琼州海峡击败了法国舰队，却并没有歼灭对方主力。法军从安南海岸（他们称为“越南”）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提供军粮，明军感到胜利无望，甚至想要放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另一个西欧殖民大国出场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英国海军的一位代表乘坐小型三桅船来到了广州，向当地的明军统帅提交了一份照会。照会中说，一支全世界最先进的英国舰队正停泊在吕宋岛（当然，已经征得西班牙的同意），随时可以支援明帝国，打击法国；前提条件是希望明帝国政府给予英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另外把珠江口外的一个小岛——香港岛及其北面的九龙半岛租借给英国，年租金3万两白银。

这位英国使节很快被护送到帝国首都南京。议事会并不相信英国人有这么强大的军力，既然明军都攻不下海南，英军怎么可能轻易攻下呢？英国人索要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议事会并不放在心上，因为英国人从前很少和中国做生意。至于租借香港岛就更是无足轻重，澳门岛被葡萄牙租借已经100多年了，台湾也曾经被荷兰租借40年，江南商人们是不会在乎这些荒凉岛屿的。英军代表向帝国议事会保证，只要明军配合，英军可以在几个月内消灭法军，届时希望议事会也能够履行承诺。经过短暂的犹豫，议事会同意了英国的请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1725年4月，由32艘改良佛兰芒帆船、多桅三角帆船和武装快船组成的英国远东舰队抵达珠江口，在那里与明军会合。明帝国引以为骄傲的“新式舰队”在英国舰队面相形见绌，虽然吨位并不逊色，但机动性、耐久性、炮火威力和精度都远远不及英国人，明军舰队的将领一看到英军的武装快船，就惊呼道：“天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战舰啊！”明帝国官员的回答则是：“我们要这样的战舰做什么？”英国人对明朝舰队还是很尊敬的，声称这是他们在亚洲看到规模最大的舰队，而且技术也不是十分落后。

收复海南的战斗非常艰苦，到6月底才基本结束。英军有3艘战舰在海战中沉没，但经验丰富的英国海军军官合围了法国舰队，阻止其回到秀英港，并终于予以全歼。随后，英军又向明军演示了抢滩登陆、利用海军炮火支持地面作战的战术技巧，使明军将领大开眼界，英军的素质显然超过明军一截。海南岛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英国则得到了贸易最惠国待遇和香港岛、九龙半岛，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久，法国、荷兰、西班牙也开始在广州和香港从事贸易，因为侵略中国的希望已经丧失，只能满足于做生意了。原来默默无闻、势力微薄的广东商人，因为与西欧各国的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不但超过了自己的邻居福建商人，甚至还超过了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

1725年，广东全省的外贸总额不过80万两白银，到1800年已经增长到4500万两白银，占当年整个明帝国外贸总额的45%！同时福建的外贸总额也达到了30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当年整个帝国的财政收入。华南商人的财力飞速增长，他们引进西欧先进的贸易经验和技术，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手工工场，从而在手工业方面也超过了江南商人；他们与荷兰商人合资开办近代形式的银行，专门经营近代意义的存款、贷款、汇款业务，用金融资本来支持工商业资本的发展，令山西票号商人也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广东、福建商人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接触到了基督教新教、国民主权观念、三权分立思想乃至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思想，深入了解了西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最新成果。在新明帝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家，旧有的儒家思想已经不符合商业国家的需要，江南商人、山西商人都不能提出新的价值观，两淮盐商还深陷在宋明理学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实际上缺乏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商业文化做支撑，因此中国在本质上还是半农业、半商业的，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适应新时代的价值观已经成型了，这个价值观来自广东商人和广东本地的一些乡绅，他们把基督教新教思想和启蒙运动思想与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抛弃了腐朽的宋明理学，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价值体系——“新儒家”思想。这也为中国在19世纪的全面改革和共和革命打下了基础。

明帝国海外贸易

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当时的菲律宾土著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于今天被正式载入史册。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帝国的商人那里获取丝、绢、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诺给予新西班牙、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权，但很快地，王室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这条航线上来，白银流量以每年一倍的数量增长，到1597年便达到了创记录的375吨。西班牙松罡杏锹牵?587年一名忠诚的西班牙官员在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谈到：“许多白银和银币都被运到马尼拉去交换中国的货物，虽然部分仍留在那里，但其余全部都被中国商人运走。”菲律宾总督于1597年复述了这一事实。次年，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国王做出汇报：“每年从新西班牙运来的一百万银币全都违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国异教徒的手中。”王室并非袖手旁观，1593年时王家禁令已被颁布，西班牙王室力图以此限制白银的流出，并将此条航线交由王室专营，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顾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应，白银以平均每年80~125吨的数量继续流入明帝国。

大规模贸易的倾向并非始于今日，隆庆元年海禁大开前早有人冒险涉足，但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确由西班牙人开启。自此以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提到：“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因为大部分属走私贸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不可能，但一个简单的推导可以说明，100~125吨白银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因为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如果排除这个唯一可能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那些白银的去向。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普遍的说法是，“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要的价钱只是我们所要价钱的三分之一，他们很容易与我们竞争。”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一种情况：规模化生产。

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充分参与了这场由西班牙发起的美洲掠夺运动，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据估算，作为明帝国纺织业支柱的江南地区17世纪初产棉布已达2500万~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然而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至中清时棉布可年产8000万匹，丝织品600~800万匹。不仅从业人数急剧增加，技术上也出现了新型的机种，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工作效率远远落后于织布，使纺车成为技术进步的瓶颈，虽然后来出现了足踏多锭纺车，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生产技术前进的动力只有一个：市场需求。究其根本，阻碍中国发生技术革命的最大因素就是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流入的资本虽然数额巨大，但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仍然显得过于乏力，中国的市场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仍然太狭小，如果中国的商品输出能够持续增长，迫使全世界持续地以白银甚至黄金作为硬通货支付给中国，那么中国将自发地兴起工业革命。

世界并非没有给中国机会，相反…中国曾经以庞大的商品生产能力赢得了白银的大量流入，它曾理所当然地将以一个伟大帝国的姿态继续君临东方，可这一切都因为明帝国的灭亡而光芒黯淡。如果所谓的“康乾盛世”能够称之为盛世，那么我们要将因无效的人口增长和无效的土地获得而抵消的资本集中称之为什么呢？集中的资本、与资本数量相对应的人口、庞大的市场需求，我相信它们三者可以成为技术革命的支柱，很显然，明帝国的灭亡使我们离它们越来越远，并最终于1840年堕入深渊。例如，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福建省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其本省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必须自谋出路，于是他们选择了海洋。另一方面，帝国政府无力组织农民垦荒，它也没有能力将流动的农民限制在土地上，这最终导致了它的败亡，但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我们本应欣喜地看到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导致的人口限制迟迟没有出现，1911年的革命者们却惊恐地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农村人口过于庞大，城市被无数贫穷的乡村包围，传统工业中最先进的部分已经破产，四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清廷的专横造就了4亿人口，但这样的人口增长毫无效率，他们只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无助于国民经济内涵的转变，谁告诉你们美洲财富的流量可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诚然，我的假设倾向于将可能当作必然，它也确实滑翔在一根钢丝线上。那就是一个颇为软弱的帝国政府，它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无力将农民禁锢于土地之上。但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明帝国的人口增长率远比它的后继者来得低。这其中存在三个因素：美洲作物此时尚未大量种植，限制了人口的直接增长；频繁的天灾和弱化的帝国政府管理体制，共同导致了流民的增加以及开垦荒地的效率低下；美洲白银流入而改变的农业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抵消了一部分。

有一种说法是棉桑导致人口激增，曾雄生在它的＜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与圈地运动之比较＞一文中论述到：“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事实并非如此，栽种水稻与栽种棉桑不仅在劳动时间上存在差异，它们的劳动力也完全不同，后两者的主要劳动力是老弱妇嬬，在无棉桑可种的情况下他们显得多余，在这时不仅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甚至为家庭挣得了额外的收入，所以棉桑导致人口激增的说法言过其实。我无意忽略它们的影响，但我同样注意到了，帝国市场自动地通过外部输入大米的方式缓解了这个矛盾。盲目地限制棉桑并不可取，由于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无法紧跟丝棉价格的上涨，平易这种价格差距，从外部输入大米是一条必要的途径，它们主要来自东南亚，通过以物以物的方式获得，“暹罗米”便在这一时期为人所知。清帝国出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降低与自明帝国开始的美洲白银的流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先前我们谈到，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帝国南方的农民将稻田改种桑树，北方的农民将粮田改种棉花，粮食产量的下降于是成为必然，田地被分割成碎片，以前用作大规模生产的劳动工具不再具备使用的价值，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明帝国可以通过大量兼并田产的方式加以弥补，但在清帝国这种方式却被强大的政府力量所阻止。如果明帝国能够坚持下去，如果它的整个体制不那么混乱不堪，它是能够熬过这段艰难岁月的。如果朱由检选择逃到一直忠于帝国的南方，帝国或许可以抛开早已成为累赘的北方各省，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在财政上，粮长制度将像洪武年间一样行之有效，经济管理体制将抛开北方单纯而并不富产的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趋务实，帝国财政也不会如此无效率地被用以维持如同陕西那样的贫瘠之地。

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远远无法满足帝国对白银的迫切渴望，至少有三条主要贸易航线存在于帝国与他的四邻之间，如果我们将吕宋形容为帝国与美洲的中继站，那我们不妨将马六甲视作帝国与欧洲的桥梁。早在隆庆元年的那份诏书颁布以前，马六甲就驻扎着许多帝国的商人，那些来自福建的人与来自浙江的人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体系，前者通常由于到来的时间较早而负责当地的商业运营，后者由于家乡作为商品输出地的有利条件而负责船货的运输，这些帝国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经营着获利极大的印度－东南亚－中国贸易航线，或许因为包含一些信仰的因素，葡萄牙和荷兰人扮演了一个颇具攻击性的角色，他们与当地的穆斯林展开竞争，并多次试图以武力驱走穆斯林商人，取得香料群岛的控制权。明帝国的商人则从帝国本土运来大量的纺织品、瓷器和草药这样的生活用品，换回的主要是香料，还有不少珍珠和玛瑙。越南、缅甸和暹罗作为这一地区贸易体系的分支，作用不可低估。尽管他们与帝国的贸易大都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存在，但对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他们而言却是极其重要的，这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宝石换取不少生活必须品，有时为了获得某些诸如纸张、铁器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冒险进行走私。

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以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国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繁荣富裕作为一条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的走私贸易是在1548年被朱纨摧毁的，根据他的说法，“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港相传二十余年”，可以推断，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为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帝国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同样引自朱纨的说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来双屿与外洋之间的船只上千艘，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巡抚朱纨如此厉行海禁，被冠以“专擅妄杀”的罪名落职按问，最后仰药自尽。

双屿虽被破，朱纨却身首异处，官员们不再敢于谈论海禁，大量的贸易活动被转移到月港和澳门继续进行。1567年，帝国政府最终宣布开放海禁，其间还间隔着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宽。根据当年朱纫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明史＞记载：“舶主皆贵官大姓”。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的南方利益集团早已深受海洋贸易的影响，他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并使帝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北京的宫廷里拥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帝国政府的决策，帝国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农业情结深重的保守主义者们所把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白银的诱惑下选择转换阵营。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帝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否则就无法解释长期以来困扰帝国的白银缺少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可以断定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欧洲商品向亚洲大量输出的记录，即使为他们自己所称道的纺织业，其最低成本价格也在中国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兰最好的棉织品的质量仍不能与产自中国杭嘉湖的丝绸相比，这促使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先后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商品的流入。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二百三十五万两白银的收益，现代的日本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贸易时便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是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

帝国政府禁止与日本的贸易确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贡贸易时，他们便常常没有国家作为信誉担保，他们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地方番主为了获得与帝国的贸易机会而产生的自发行动，逾期不归已被他们当作赚取利润的必要手段，他们的番主不仅在朝贡贸易时相互之间大相争执，甚至通过与帝国的海盗集团勾结的方式掳掠东南沿海，帝国的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杨守陈在＜议倭＞中指出：“倭拏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器而恣肆侵扰；不得其间则陈其方物假称朝贡。”“倭夷来朝，利与中国关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牵海舶行，倭操短兵操乎，杀纤夫数人，知鄞县朱讷驰骑入其曹，语译者以祸福，约三日出关乃定。”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没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对颁发“勘合”（朝贡的证明，国家保证信誉的证书）并没有严加审核，致使其成员组成异常杂乱。“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赏炎之饮食，劳民筋力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犬不得宁焉！且彼且纵使无道，强市货物，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帝国希望通过禁止对日贸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却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肆意妄为，无恶不作，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开时帝国政府仍然坚持禁止对日贸易便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虽然由于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于直接贸易体系之外，但是它却是帝国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吹”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高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硬通货。当时日本市场上中国商品的价格非常高，一斤丝市值六两，一斤丝绵市值二两，红线一斤七十两，水银一斤三两，每一针值银钱七分，一口铁锅值银一两。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高不下却困扰着明帝国，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让白银继续留在国内造成高昂的物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输出白银以换取明帝国的商品，然后再将商品运回国内高价销售才是获利的良方。”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人必然不在少数，即使他们无法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当初的经济现象，但人类是被现实利益所驱动的一种生物，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赚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规律就显现出来了。

这样的走私让人由衷欣慰，因为它是以商品持续而大量的输出为存在前提，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的腰包，全世界不断地向帝国支付硬通货，这一直支撑着帝国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将视野回到1550年。我们注意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两个商品生产地区，在西方是法国北部、英国和尼德兰，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江南。它们都依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运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支撑其工业生产，这些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最终造就了技术革命，却没有使得它们的运输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并非没有下意识地保护本国工业，但面对国内低廉的白银价格所造成的高通胀率，那些黄金和白银持有者根本无意服从王室的命令。事实是：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极限，对外输出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英国、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纺织业最先尝到好处，接下来这种趋势开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后到扩散到中国。

大量的白银流入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解决了一直困扰帝国政府的白银短缺问题，使实施银本位真正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帝国发行纸币的失败导致了对白银和铜钱的迫切需求。后两者最终成为相互竞争的货币，虽曾一度出现铜钱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那种建立在社会对铜钱普遍认可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经受不住私钱泛滥的打击的，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西班牙市场金银的比价浮动于1：12.5到1：14之间，而同时期明帝国的比价却浮动于1：5.5到1：7.5之间，如此悬殊的汇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资本的迅速流动而立即平衡，但限于那时的信息、交通因素，这样的平衡显得非常缓慢，并且是以帝国黄金的输出为代价，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很久，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之上，在他通过帝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帝国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国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城镇开始迅速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都是以专业生产丝棉著称。这些市镇人口普遍超过两千，无暇统计他们之中有多少受益于海外贸易而发达，因为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海外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帝国的海关数据也支持了这种论断。但根据当时的记载，“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闽广人贩其归乡者，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万计。”而万历后期福建月港的统计是29000两白银，其余主要港口都低于这个数字。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大量的税收被逃避了，帝国损失的尽管难以统计，但其数额必定极其惊人，因为1567大开海禁前，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通过走私渠道输出境外的，那一部分流失的税收无法统计。

如果我们承认帝国的权力阶层广泛参与了这场利益追逐，那我们就不应该像某些学者所指称的那样将明帝国的商业繁荣贬为“畸形繁荣”而否定帝国的商业成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官场并不如他们如宣称的那样公正无私，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对商业活动的热衷；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帝国的南方是无法远远地将北方抛在后面的；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江南的农业结构中传统粮食作物的比例将高得多；没有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大量用作硬通货的白银，张居正的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或许…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都不会出现，不是吗？

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腻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也是如此？事实是，我们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无法解脱，于是诳念像野草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并主导世界。

如果不幸读到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认为我的言论中隐匿着一种不可救药狂傲，我得向您坦承这点，并且我深以为荣。但是，当我面对我所断定的巨大谬论时，我不得不严厉如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地强大，使得于我必须回之以更为凶猛的攻击。问题在于，有什么事实足以论证明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政府莫明拒绝巨大而可观的海外利益？并且这种解释的理由是诸如：“儒家思想重农仰商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我不想论及这种思想的起源，这脱离了本篇所要论述的范围，但我绝不相信有人会在1000%的贸易利润面前止步，就像意大利并不怜悯斯拉夫人的鲜血而用他们的自由换取穆斯林的财富一般。

明帝国保卫“南海”史

这块350万平方公里的蓝水，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其中中国的角色，才更为清晰。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南海的种种问题，不是一时一地之争，也非一船一兵之争，而是中国500年来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积性延续，这期间既有种种错失的机遇，也有勉励而为的努力。

在一个习惯了农耕的国家里，海洋总是处于从属，处于边缘的地位，万里海疆是阻碍，是隔阂，还是对外部世界侵扰的自我保护。但这一情势自整个世界转入海洋时代而一举扭转。海洋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晚清历史的种种阵痛，无不是伴随着西人自海而来的历程。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南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南海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从这一点讲，发现南海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层是地理发现，一层是观念发现。这种发现，至今仍在延续。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到了洪武末年，来朝贡的海外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朱棣的如意算盘是，遣使下西洋，“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并以官营船队来垄断海外贸易。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1511年，马六甲城沦陷了。对中国人来说，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

马六甲海峡，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

早在15世纪初，明王明与马六甲就形成了战略同盟关系，马六甲王国在明王明的支持下成为区域强国，而明王朝则通过在马六甲设立航海中转站，建立了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朝贡圈，进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成为那个时代亚洲海洋的帝国。

1403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与外交思想。上台伊始，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朝廷帝位的轮替，并重新确认帝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随即，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陆续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

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很快将它纳入了明王朝的朝贡体制之下。1403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

明成祖还亲笔写碑文赐以满剌加，碑文上盛赞满刺加及其国王：王好义善思朝宗，愿比内郡伊华风。然而“华风”是什么，拜里迷苏剌似乎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立刻摆脱暹罗的统治，这是他与中国交好的实质意义。

开国之初的马六甲王国，强敌四绕，拜里迷苏剌以柔软的身段，争取生存的空间。一面与左边的暹罗王国搞好关系，每年缴纳40两黄金给暹罗国换取暂时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王国结亲联盟，同时以明帝国为宗主国，并建立政治意义大于实质管辖意义的宗藩关系。

1406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这是明朝以来到访中国的最庞大外国使团。这次访问，拜里迷苏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礼遇。当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明成祖均宴请或赏赐使团，当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这样的规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仅见的。

1411年，拜里迷苏剌第二次访华。1414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率团远航的返程的时候，拜里迷苏剌第三度率团访问明王明。

明帝国海外中转站

马六甲对明帝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控制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帝国将拥有长久的海疆安宁。明王朝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是通过建立密切的宗藩关系及远洋航运中转站达到的。

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经历中，他六访马六甲。

1406年郑和第一次到达马六甲。郑和停留马六甲的使命，既有增进明朝廷与马六甲外交关系、巩固明王明统治地位的政治重任，也有协调处理马六甲与暹罗等邻国之间冲突的外交任务。1431年农历二月，马六甲国王向明廷申诉暹罗谋侵马六甲，并派出使节随郑和船队到北京，第二年郑和下西洋时，亲往暹罗，力劝暹罗不要攻打马六甲。

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出使，人数均有近3万，历时一年半以上，需装带大量物资，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设立一个固定的物资转运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缓和船队的运输压力，也为使团的往来船队不断补充应用物资。

马六甲正是郑和船队中转的理想地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航运角度，既有利于船泊的停靠补给，又有利于船队等待不同的季候风，为南下远航与返回中国争取到最有利的时机。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过马六甲，明帝国的影响范围可达整个东南亚。

所以郑和到马六甲时，“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此地，在后来的史料称之为“官厂”。返航时，各支船队“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停泊候风，一旦“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

马六甲航运中转站的建立，意味明代中国建立了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战略缓冲区，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苍白无力的救援

葡萄牙西方殖民者，他们看中明帝国的财富，而且幻想中国如同马六甲一样可以轻易落入葡人之手，尽管等到他们来到中国沿海的几百年中，发现明帝国并不是葡萄牙可以一口吞下的，但占领马六甲确实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灿烂”的历史。

马六甲王朝的灭亡，除了遭遇强大的外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的衰落与纷争。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样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

明朝廷得知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距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已过了9年。而在这9年中，葡人的脚步早已穿过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广东沿岸。

如果不是葡人的放肆，以及马六甲王子宾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来到北京，向礼部送来马六甲的求援信，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一事，明廷就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决此事的能力，这位荒诞的君主，在卧病三月后晏驾。但在当时一批大臣的建议下，终于对马六甲的沦陷做出回应：不许佛郎机（葡萄牙）入贡，同时葡萄牙出使中国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广州，并作为归还马六甲疆土之人质投入监牢。

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否则扣押使团直到归还马六甲为止。这种以扣押使节的方式来应对武装占领的葡人，无疑是一种无能，也是缺乏国际海洋观的表现。

不过毕竟明王朝在东南亚一带并没有军事存在，它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只是彼此的一纸政治承诺书，苍白无力。当郑和这样的王师绝迹于东南亚之后，明王朝毫无力度的外交辞语与交涉，挽救不了马六甲灭亡的命运。

海洋中国终结

东南亚对传统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明帝国三分之二的属国都在这里。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更重要的是，明中国在东南亚海洋的活动，从而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这种战略缓冲区与海洋帝国的确立，得益于自宋元以来，中国人蓬勃的海洋开拓精神及对海洋权益的重视。虽郑和的远航体现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将东南亚纳入自己宗藩体系的意味，但郑和本人对海洋的认知，使得其近30年的海洋驰骋为中国迎来了一个海洋帝国。

然而，郑和病死于故里，明朝廷的海洋政策急剧逆转，从此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民族国家与海洋权益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帝国对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失去了马六甲的中国，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台湾学者张存武曾说过，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明帝国海军

1403年，明成祖朱棣称帝即位。但他并没有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已随着建文帝(朱允炆)一起神秘消失。因此，明成主皇位的合法性会受到天下人质疑，只要朱允炆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讨伐明成祖。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搜捕传言流落到海外去借兵的建文帝。明成祖从即位起，并着手打造战船，不断扩充海军实力。在鼎盛时期（1420年），明王朝拥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战船。以及驻扎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运粮糟船。其中有250艘是远洋宝船。还拥有大量的小型船警界船和传令船。

明帝国鼎盛期的这支海军部队（1420年），是一支足以征服世界的海军，其中以“郑和船队”的战斗力最为突出。也可以叫他“郑和舰队”； “据最新考证，郑和船队中宝船、战船、马船、座船都装备了火炮和火铳等先进的武器，这是‘舰队’的最明显的标志”。不管怎样说，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意志坚忍，作战勇猛的海军部队。如果明帝国在这支海军的“带领”下，足以征复世界。我们可以从分析明帝国海军中的郑和船队和明帝国国力两方面得出结论：
郑和船队：
一、郑和船队的规模：
郑和船队装备各类船只大约400余艘（船队数据来自“张召忠”博客。在一些史书上记载郑和船队有200-250艘左右，根据笔者个人分析，400余艘相对准确，记载可能忽略了中小型船警界船和传令船，以及其它功能用船），船队按其船舶的大小和作用大致可分为五个等级；宝船、马船、运输船（粮船与水船）、座船、战船等五种：

1、宝船：宝船是船队中最大的船，也叫“帅船”，长达44丈，宽达18丈，9桅12帆，桅杆高耸入云，该船上是4层结构的宫廷式建筑，精美而豪华。宝船装备有大量的喷筒、火铳和火炮等新武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宝船是船队的旗舰，被喻为海上城堡。郑和船队大约装备了30多艘宝船。

2、马船：马船又名马快船，是明初的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兼用船，在郑和船中担任综合补任务。它有8桅，长37丈，宽15丈，主要用于运送战马、武器装备以及其它军需和生活用品。装备用一定数量的火炮、火铳，也能用于作战。
3、战船：战船的种类繁多，是船队中的护航兵力。它有5桅，长18丈，宽6丈8尺，船吨位小，机动灵活，配有火器、火铳、喷筒武器等武器，主要用于水面机动作战，保障整个船队航行安全。

4、座船，又称战座船。共有6桅，长24丈，宽9丈4尺，同样配有火器、火铳、喷筒等武器，是一些将领乘坐的海船和八橹船，主要用于船队护行和执行两栖作战。

5、运输船：分粮船与水船，粮船有7桅，长28丈，宽12丈。载重约1200吨，是整个船队的给养供给船，主要用于装载粮食、副食品。水船，与粮船的构造大致相同，是专业运水的船只。郑和船队装备的运输船，至少35艘以上。（郑和船队有27000人，按2年的时间计算，至少需要15艘运粮船。以人均每天需2千克淡水计算，至少要配备20艘以上的水船。）不少航海史学专家认为，在船队中配置专用水船，是郑和航海和明代制船的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这样的船队，就是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陆补给，其远洋作战能力，在那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其规模在那时，就是把波斯与欧洲所有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达不到这样的规模与远洋航海能力。就是“大航海时代”，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方船队，与郑和船队相比都会显得非常渺小。而郑和七下西洋时可比他们早了好多年。

二、郑和船队的船队编制与人员编制：

船队编制：
郑和船队由舟师（相当于现在的舰艇部队）、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作战。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
人员编制：
郑和船队的总人数大约27000多人，其中人员根据分工命名为：官校、旗军、勇士、水手、火长、民稍、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阴阳官、医士、铁锚、木埝、搭材等等。
由于担负着搜捕“建文帝”的重要使命，如果发现“建文帝”真的在海外，又有潘国的支持，可能要与该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人员编制采用了军事组织形式，人员以军人为主，加一定比例的其它人员。郑和船队采用的是明代军队建卫编制，一卫有官兵5000至5500人，共有5个卫的建制，分别隶属于舟师、两栖部队和仪仗队。这支部队中的多数士兵是从明帝国各部队中抽调来的精锐，从永乐年起,这部分士兵经历长时间的、严格的航海与海战训练。另一部分士兵和水手是从具有“水手之乡”的美誉的“长乐”招募来的，这部分人长年生活在海边，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习惯海浪里的生活，他们性格刚毅，特别善于使舟驾船。郑和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战需要来编组的，均衡配套，各司其职，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严密的战斗整体，是当时世界上建制最完美的海军部队，其战斗在当来说绝对是世界一流。

三、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郑和船队装备的兵器，仍然分冷兵器和热兵器两大类：冷兵器主要有标枪、鬼头大刀、弓、弩、钩镰、撩钩、犁头镖、小镖、灰罐、过船钉枪、标枪等武器。此外，还有每士兵都装备了头盔和藤牌。热兵器：燃烧性火器主要有火药箭、喷筒(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战，火焰可远达数十丈)、火球，火蒺藜、铁嘴火鹞、烟球、烟罐、鸟铳等。在郑和船队的每艘战船上，都装备有大型铜制或铁制火铳、火炮，中型铜制或铁制火铳、火炮，以及大量铜制手铳。还装备了新兵器“赛星飞”，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水雷。而且船上士兵每5000人中就装备有几百挺霹雳炮（又名：抛石机，此时抛的是装满火药的罐子，利用爆炸或毒烟克敌），二百枝鸟铳（又称手铳，型号很多，大小各异)，大炮二十多门，主要用于陆战。

虽然郑和部队是冷、热兵器相结合的部队，但其武器装备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优良的，特别是热兵器，至少领先世界30-50年。例如：火炮炮弹也从传统的实心炮弹，改为了内填炸药的可爆炮弹（这种炮弹是在倭乱时期，由火炮匠李长孙发明，外形如瓢，里头装有火药薄铁片，缠火绳的木谷以胶插入木谷的竹筒。木谷的沟缝长，炮弹的爆炸时间长，反之则短）。而欧洲是在14世纪中晚期，才出现少量的发射石弹的火炮（部分先进的火炮技术，还是郑和传到阿拉伯，再辗转传入西欧的）。至于火枪在西方部队的装备就更晚了，法国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国直到1596年才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而此时，郑和部队在火铳、火炮、鸟铳等热兵器的使用上，已经是非常娴熟了，在搞倭战争和靖难之役中，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实战演练。冷、热兵器的战术配合，此时已发挥到了及至。经分析,明郑和部队的战斗力十分惊人，试想一下，当初殖民者不过才几门炮就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

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指挥联络技术：
郑和船队在七下西洋的航海中，已经非常娴熟掌握了，利用航海罗盘和过洋牵星术进行导航。航海罗盘，就是今天的指南针，郑和船队对罗盘的应用也已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主要用于测量和确定船队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它成功运用于航海，可以说是中国与世界航海史的一大创举。过洋牵星术，就是靠日月升落辨别方向，靠测星体高低度量远近等，对船队的方位、路线以及舰距等进行判断定位。这两项技术的协作运用，大大提高了船队的安全性与远航能力。同时，郑和船队还把这两项技术，运用到绘制航海图中，并成功绘制了许多航海图(可惜后来这些海图和航海档案被人为烧毁)。

在船队的指挥和调度方面，郑和船队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通信联络体系，船上配有交通艇、信鸽、音响信号（锣、喇叭、螺号等）、旗帜、灯笼等装备。白天，船队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帜，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桅杆悬挂灯笼多少，船头船尾灯笼的悬挂情况进行联络。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或下雨天，则以号角、铜锣或信鸽进行联络。
由于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成熟的联络方式，使郑和船队在航行中，能以“人形”或“鱼形”进行编队。其编队形式是：宝船（指挥船）在中间，最前方为座船，两侧翼为战船，后方才是运输船以及马船。不管是大雾，还是黑夜，都能保持队形。这种编队形式，在战术上可攻可守，任何海盗或国家袭击这支部队，都是在自取灭亡。可以说是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组织这样规模庞大的战术编队进行远洋航行，更没能力组织舰队与这样的庞然大物决战。有两个因素制约他们：1、没先进的“指南针”技术。2、自身的航海技术理论与 “过洋牵星术”导航技术相比，显得非常落后。西方的航海家们，一直到15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极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确定航行方位的。西方后来掌握这两项技术，还是郑和传过去的。另外，他们舰队间的联络方式与郑和船队相比，也显得非常落后。可以说郑和船队在航海技术、通讯指挥以及船队的战术编队上，领先世界至少70年以上。

五、完美的后勤保障制度：
郑和船队的后勤编制非常先进；船队有专职的后勤保障人员，他们分工明确，各施其责。如：户部郎中负责管理钱财和后勤供应；书算手负责会计出纳；舍人负责起草、誊写信牒文件；医官、医士负责防治疾病和收集药材。
强大的运输能力，使后勤在保障船队给养方面得心应手。船队每次出海都装载不易变质豆类和大米、小麦等谷物，也及大量通过腌制、烟熏或晒干的保鲜短的食物（如：蔬菜、肉类和水产），并有专业的运粮船装载，粮食储备至少能支持两年。有专业的运水船，为海上的航行提供充足淡水。郑河船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船上种植蔬菜；养家畜、家禽。还有专职的水产捕捞人员。这些都为远航的官兵提了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从郑和七下西洋可以看出，船队官兵没有营养不良和恶疾流行等事故发生，从而影响船队航行。而其后的几位航海家的船队，如：哥伦布船队、达?伽马船队、麦哲伦船队，他们在航行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船员间营养不良，恶疾流行等事故。其中败血病最为常见，西方国家直到发现维生素C，才解决类似病的发生。郑和船队那时虽然不知“维生素C”为何物，也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营养学”，但他们通过完善的后体系，切实保障了船队官兵们的健康。不管航行到任何地方，船队都是生机勃勃，官兵的战斗力与航海能力没有一丝减退。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明帝国郑和船队，在规模上是世界最庞大的，船舶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在装备上是世界一流的，在航海技术、通讯指挥和人员编制等多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称郑和船队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这样的美喻，也只有郑和船队当之无愧。它完整地展显出了明帝国的实力，南洋、西洋诸国看到它的身影，无不显示出对明帝国富裕、强大的向往，许多自愿成为明王朝的属国，使明帝国增加了许多不征之地。这支船队虽然展示的是明帝国的国力，但决不是为明帝国“作秀”的花架子，从它经历的三次战争可以看出：一次是旧港海战，歼灭了陈祖义反明的海寇势力，这是次陆战，规模相对较小，郑和用计生擒了陈祖义，这次战斗体现出了郑和官兵严密的组织能力与战斗力。二是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刺叛乱，欲夺王位，并残酷杀害明帝国派去调节的官兵，郑和率兵将其击败，擒获了苏干刺。三是与锡兰山国王烈苦柰儿(今斯里兰卡)的战斗，也是郑和船队经历最大的一次海、陆战斗。起因于锡兰山国王垂涎郑和船队的宝物与船只，当时锡兰国王烈苦柰儿大约聚集6万部队，占尽了天时地利，以和平的方式先诱骗郑和及部分随从人员上岸，然后阻断其回船队的后路。同时他的5万多大军直扑港口，攻击郑和船队，然而他们太低估郑和船队的战斗力，五万大军损失惨重，只得驻守岸边。然而被阻断退路，并遭遇伏击的郑和和他的二千精锐卫队，此时不退反进，反而快速向前方运动，猛攻烈苦柰儿王城，并破城生擒了烈苦柰儿和其妻子，导致的烈苦柰儿5万多大军不攻自破。这三次战斗只是牛刀小试，并没有完全激发船队的战争潜力。但只要这支船队愿意，可随时对东南亚任何一个中小国家发起一场毁灭性的军事打击。郑和船队只是明帝国一支因七下西洋而闻名的船队，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只要明帝国愿意，无论从船只还是从人手上，至少还可组建4至6个“郑和船队”，能保持着足够轮番出航远征的能力。

(二)明帝国的国力：
1、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农业情况：
明帝国的国土面积，在大部份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公里左右，国土面积世界第一。其耕地面积也是世界第一，耕地面积就多达700多万顷。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明帝国自立国以来，就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有奖勤罚懒制度。因此，在明帝国中早期几乎没有一块荒地。同时，也非常注重水利设施的修建，以此改善农业耕作条件。明帝国的农业生产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不管是在农业作物耕作制度、栽培方法、防止虫害与施肥，还是在果树嫁接、农业授时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改进。某些地方已实行农业作物的套种增产措施，如桑树与蔬菜的套种。浙闽地区还出现水稻田的套种法，早晚稻苗间种，可获一年二熟。麦田大都施行精耕细作。各种农作物，按品种的不同，耕耘时间各有规定。江浙地区的稻作，注重优良品种的选育。有的农作物还实行以虫治虫，以防止虫害。按土地的酸碱度施用不同的肥料。果树的嫁接方法也有提高，如枣树与李树嫁接，获得成功。由于发达的农业生产，使明帝国中早期在各地的官仓几乎爆满，可以说明帝国的粮食产量是世界第一。从粮食的产量来看，支撑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明帝国无任何问题。
2、人口与军队：
明帝国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保守估计当时明帝国的人口大约在六千到七千万左右，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过四亿，所以明帝国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明初，明帝国有二百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后来因无大战可打，为减少财政负担，军队总数有所减少，但还是保留大量军队。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帝国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明帝国多。人口与军队的大约是36:1。庞大的军队，足以傲视欧亚。庞大的人数基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与其打一场人力消耗战。
3、军事与国防
明帝国从建国起，就发生了倭患。在每代皇帝在执政期间，几乎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明帝国非常注重军工业的发展，因此明帝国的军工业极其发达，新的热兵器也能在军队中迅速推广和使用，从明士兵装备中可以看出；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一千挺，鸟枪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所以明帝国军工业发达是必然的。军工生产非常迅速，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兵器满足战争须要。明帝国非常注重国防建设；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民朝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易守难攻，而且每座城池都大量军队驻守。坚实的国防为明帝国提供安宁的发展环境。
4、冶金工业极其发达
谁都知道钢铁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明帝国历代皇帝都非常注重金属的冶炼。明帝国的铁产量中早期每年大约4到5千吨，后来不断扩大生产，到万历年间达了9000多吨，这个纪录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
5、经济发达：
资本主义最早的萌芽就产生在明帝国，民间手工制造业非常发达，特别是在陶瓷与纺织方面。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大量的商品流通，为国家增添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为城市带来了繁荣，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几乎每座城市都有第三产业，它们点缀了明帝国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开通，为明帝国带来巨额的财富。如果把这些财富全部用于军事，那么明帝国的军队，真的要武装到牙齿了。

总之，明帝国的综合国力非常强，在当时世界上无任何国家可以抗衡。远洋海军（郑和船队）的战斗也非常强，就是把欧洲所有的海军联合起来，也无法与郑和船队对抗。明成主当初组建海军的主导思想是搜捕建文帝，而不是扩大帝国贸易，更不是用来野蛮扩张。所以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基本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明帝国的战争潜力没能引炸激发。假如建文帝确实逃往了西洋某国，又得到西洋某国的支持。郑和船队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发动一场毁灭性的军事打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军事与郑和船队抗衡。假如明成主中途改变了主意，要在西洋进行军事扩张。明帝国可以在10个月内新组建4到6个“郑和船队”。将以南洋潘国为补给点，兵力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西洋战场。明帝国常年养兵约200百万，比是西欧部队的总和还要多，这部分兵中多数久经战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7个月内聚集50万大军无任何问题。明帝国仅军用船只就有3800艘，如果不是后勤等因素的制约，明帝国一次就可新组建4至5个“郑和船队”。在民间还有大量的商船，许多商船都具备远洋航海能力，常年往反于东南亚各地，这些商船都能为明帝国的军队运送后勤给养，有的商船本身就装备有大量武器，战斗力强，就是直接编入帝国海军也没任何问题。明帝国靠自身的经济支撑一场20年左右的大战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又在战争中实行以战养战，对交战国进行掠夺，那明帝国能支撑到永远。西方国家发动了长达100多年对外掠夺战争，国力不但没减退，反而疯狂膨胀。如果明帝国真的发动了那样的战争，那将是整个世界的不幸，那又将是一场类似“成吉思汗”的征复战，只不过这次战争是从海里打响。让世界很幸运是，明帝国组建海军的初衷不是野蛮扩张，相反给世界送去了文明与和平。随着明成主的逝世，明帝国远洋海军也失去了发展的方向，职能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最终遗憾的沉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明帝国实力分析

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面明朝与满清的区别：大明王朝是在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的殖民统治后建立的一个华夏政权，从一开始，明朝的统治者就极其注意政府的组成和国家的治理，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极其注意与民生息。而相对与满清入关，暂不提起血腥屠杀，满清搞的是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让中国的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明朝与满清的区别：有人认为明朝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明朝出所谓"昏君"，满清出圣君，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明朝的皇帝几乎不理朝政，而且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满清的皇帝都很勤勉，一定事必躬亲。这种理由看似正确其实简直是胡说八道，请问大家，现在的英国女王如果事必躬亲那么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在建国以后，太祖皇帝废除宰相而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的削弱了，比如明万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还是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如果从民主上面谈，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书大骂嘉靖帝，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在被部分无耻文人歌颂为盛世的满清可能吗？这说明了什么？而且，明嘉靖帝最终没有能把海瑞怎么样。

一些人总是拿明洪武永乐朝时期的杀戮来说明朝之残酷，然而满清入关后进行数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满清的更为残酷的文字狱却必而不谈。明朝的抄家灭族，更多的是针对王公大臣官吏。而满清呢？大概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王公大臣因贪污腐败被斩首抄家灭门的吧（敖拜的）很多人把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拿出来说事，说明朝的统治有多么残酷，又说明朝的政府是多么专制，这真是奇谈怪论，明朝的统治如果是专制统治那么满清就是地狱统治了。的确，明朝的确是存在机关，但是作为一个先进体制下的政府，有哪个没有这种机构？比如英国有007机构,俄国有克格博机构,美国则有中央情报局。不过经过满清267年的泼脏水，搞的世界上面好象只有一个大明朝才有机构，满清的血滴子即便有人可以说是杜撰，但是沾竿处是什么东东？大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者，皆以谋反罪处斩，只怕没有哪个朝代有此酷法吧。满清的统治远远在明朝之上，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恐怕大明天子唯一归属自己完全管理的权力除去生杀予夺以外也就只有的这个机构了。我们还怎么能说明朝专制呢？

太监祸国问题：很多鹦鹉学舌的糊涂虫一提明朝就说什么明朝是什么太监祸国，又说什么这就表明了明朝的腐朽，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明朝的太监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明朝太监问题并不是什么国家的大害。明朝最著名的祸国太监不过就是王振、刘瑾、魏忠贤几人，从清狗的历史里面看，似乎这些太监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面出现宦官乱政的朝代不过东汉、唐朝和明朝，唐朝自不必提，皇上都被太监当作傀儡了，东汉太监可以封侯，但是明朝不然，首先，明朝的太监一般都识文断字，甚至是很有才华的（魏忠贤例外，不过魏的记性很好），皇帝用他们一般是做为帮助审批奏章(秘书性质的)，但是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很低，明朝掌管司礼监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是始终没有占过上风，在魏忠贤时期，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文官政府的体制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他可以动摇的所以在文官反击之时，不但是魏，连他辛苦培植的什么龙呀虎的还有那些党羽全完了，因为文官政府虽然因为皇帝的支持被迫让魏安插了一些人，但是政府的实际权力始终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魏倒台明朝政府确没有出现任何的动荡。

大明崇祯帝是明朝的名君吗：部分人认为崇祯帝是明朝后期唯一的励精图治的名君，天启帝什么的都是昏君，其实这真是太抬举崇祯帝了。我认为如果明天启帝还在，明朝未必会亡。其实如果我们把天启帝和正德帝相比，可以发现，天启帝和正德帝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属于喜欢萧洒的皇帝，但是正德朝时期明朝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成功的（也因此正德帝被称为明武宗），明天启年间后金虽然是占领了东北大部，但是要想进关还是难于登天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一直由文官政府协商解决，如果由一个人来主持，我看未必会赢。而崇祯帝登极以后，不断的更换首辅，完全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政府体系，一个国家那么搞能好吗？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民主思想的萌芽：明朝末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国比较成系统的民主思想，尤其黄宗羲所言——君为天下之大害，请问，如果没有实际上面的民主制度萌芽黄宗羲的言论从哪里来？

可见，本来明朝完全可以先于英国成为世界上面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另外，说一下明朝的太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明朝的宫廷对宦官的培养和其他的朝代不同，明朝对太监的培养是按照文官的方式培养的，可以说，明朝的宦官在中国历史上的宦官里面整体素质是最高的同时为国家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些宦官英雄里面首推明成祖年间的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大长了我中华帝国的威风，连现在的西方国家也不的不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航海家是大明朝的郑和，其次才是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在郑和以后，明朝起积极作用的太监也远多于祸国者的，例如，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乱政，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陪杨一清西北平叛，一举消灭叛乱，在回京后协助文官政府搞跨了刘瑾。在明宪宗年间，万贵妃称霸后宫，因为万贵妃本人不能生育，便想方法杀死很多怀孕的妃子，结果搞的的宪宗皇帝几乎绝后，多亏了门监张敏和司礼监的怀恩暗中保护了已经怀孕的纪氏，宪宗留下了骨血，也因此，张敏吞金自杀。明嘉靖年间，严嵩独霸朝纲，也是太监黄锦协助徐介清除了这个朝廷中的大蛀虫。还有万历朝时期的冯保，都是好太监。这种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不一一赘述。所以说，对于明朝的太监问题，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而不应该打死。

当时西欧的强国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西欧看来英国也是蛮荒之地。荷兰被明朝将军郑成功打败；西班牙虽然占领了吕宋，但按照郑氏要求经常向台湾纳贡；葡萄牙虽然骗取了澳门，但它们的澳门总督还是归大明香山县管。当时别说西方一两个国家，就是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也没有明朝强大。

说实在的，以前也一直觉得明朝实在太腐败了，什么宦官专权、皇帝独裁、官僚党争，全在明朝。而满清呢？皇帝大多励精图治于国事，只不过时运不济，恰好在中国的封建停滞期碰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上升期。最近几个月思考这个问题，才发现历史似乎并不如同我们原本想象的那样。在下说几个疑问：

一、先说明清的经济
都说满清的"康乾盛世"，何以只养得起80万军队？而人口少于满清数倍的明朝却养了200以上的大军？而且明朝后期的军队装备的多是价格更高的先进火器，而清军主体仍是在使用原始的刀箭。满清的照片遗留有很多，其中清军之服装龌龊如乞丐，而根据史书所记载，以往的哪个朝代军队的服装不是明艳耀眼？满清国库常年空虚，而明朝国库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盈满的，作何解释？且"康乾盛世"时满清之耕地面积竟然不过恢复到明朝崇祯时期末年的水平，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英国大使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反观明朝，来华的众多西方人士皆形容中国如人间天堂（见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以至我不得不开始怀疑满清的所谓"盛世"了。

二、再谈独裁
众所周知，明朝许多皇帝不勤政，然而国家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运转。不勤政的冠军当属万历帝了，然而万历朝时期的对外战争均大获全胜。真不知独裁的政权如何能够在独裁者不问正事的情况下保持正常运转，对外战争全胜的。再说满清，满清皇帝的勤劳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为什么这么勤呢一切奏章都得自己批，一切事情都得自己决断，不知这算不算独裁呢？大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者，以谋反罪论处。不知道是算什么。在满清的盛世时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中国历朝盛世所没有的事情。明朝出了多少个思想家？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哪个不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巨匠？评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明朝占了一半，而满清呢？似乎没出过什么大家。明朝杀人多杀王公官吏，贪官污吏，而满清杀人多杀民间人士，这算不算独裁啊？

三、再说官僚制度
明清都实行文官体制，但是实质却大不相同。明朝实行科举制，所有官员一律通过科举选拔，保证了民间的优秀人才能够为国家效力。而满清呢？也实行科举制，但是只针对汉人（满官是*血缘关系任命的），且规定官员中汉满各半（看似平等，然而从文明程度和人口比例上看就发现不平等之处了），可是所有要职均由满　人担任。可见国家要员不是通过科举选拔产生的，而是通过血缘关系产生的。不知这个制度究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了多少年呢？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惩办贪官最严的朝代，而满清的官员，民间传“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讽刺满清的所谓养廉银制度。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似乎也是出自盛世时的满清吧。

再看明朝，对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惩罚极其严格，历代皇帝所杀的皇亲大臣不计其数（虽说过火），满清呢？杀的似乎只是百姓，大臣却未见动过几个，一个奴才和申还是等**皇帝死了之后才杀得动的。

四、再看军事
明朝在衰落之时，尚能战胜全盛时期的日本，打得小日本200年恢复不过来。以偏食打得横行西半球的西班牙葡萄牙海军灰头土脸。在亡国之后，以一支私人武装（郑成功）竟把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打回老家。再观满清，以数十倍之国力与作战，竟然打得割地赔款。西夷数千，竟然数次打进北京！？

明朝时期，军队已经普遍装备先进火器，质量亦不逊色于西方，火炮之比例不逊于二百年之后之英国，火枪更是装备了1/3以上的部队。可是满清呢？在二百年后的战场上，竟然还在用原始的马刀弓箭冲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五、再看开放程度
虽说有明朝洪武时期的片板不能下海，又有永乐朝时期归天之后的禁海令，然而抗倭战争之后，所谓禁海令已经形同虚设，民间的海上通商十分繁荣（郑氏家族的崛起就是明证），根据西方人士说，明朝是当时的世界海上贸易的中心，2/3以上的贸易都与明朝有关。自明天启朝时期开始，明朝政府特别重视与西方的交流，并且任命了许多西方人士为朝廷高官重臣，辅佐政事，并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民间文化更是兴盛（甚至出现了发达的情色出版业）。再看满清呢？闭关锁国！那是真正的闭关锁国！不许与外国贸易，不许外国人携火器进入中国，不接受外国传入的先进技术！

明朝末年神机营的编制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5000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
大连珠炮200 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孙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骑兵2400人；辎重车夫512人；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其中鸟铳256枝；3眼枪1728枝；大小佛朗机共256挺；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辎重车256辆。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5级编制。
每营4冲－每冲2衡－每衡4乘－每乘4车(偏厢车)，
合计战车128辆，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100人为1乘－400人为1衡－800人为1冲－4冲3200人为1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50骑为1乘－200骑为1衡－400骑为1冲－4冲1600骑兵为1骑兵子营；
另配一个2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2400名骑兵。

而在近200年后，清军竟然还在使用原始的骑兵集团冲锋的战术。一支近代化装备的军队竟然在200年不到的时间里退化回了刀箭时代。

明帝国与西洋的不同

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西洋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庞大舰队，为什么没有为中国开辟一片广阔的殖民地？哥伦布的小小船队可以把西方带上船坚炮利、富甲天下的道路，为什么郑和宏伟的大洋探险却没有为中国开启工业革命与近代化的大门

郑和所处的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超级大国———它的GDP占了整个世界的1/3强。地理大发现时代所有翻开世界历史新篇章的航海家，不管是迪亚士还是达·伽马，不管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假如他们的船队与郑和的船队在印度洋相遇，一定会为后者的浩荡气势与造船技艺所折服，并为自己的简陋与寒碜而惭愧。但这一切不可能发生，因为郑和探索大洋的壮举整整比西方早了80年。

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与今人大不相同

不过，60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荣光都掩盖不住一个巨大的感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西洋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庞大舰队，为什么没有为中国开辟一片广阔的殖民地？哥伦布的小小船队可以把西方带上船坚炮利、富甲天下的道路，为什么郑和宏伟的大洋探险却没有为中国开启工业革命与近代化的大门？对明帝国而言，西洋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耗费中外无数学者心智的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凿不疑的答案。

或许我们应该反省：这样的提问方式有无事后诸葛亮的嫌疑？毕竟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与今人大不相同。站在明王朝的角度，它是否得到了它想要得到的？对于渴望重振雄风、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宣扬郑和远航的和平精神是否有助于安抚其他国家的不安情绪？

在朱棣看来，他统治的地域与人群在理念层面应涵盖整个世界，天下之主必须以德服人，怀柔万方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摆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桎梏，把目光放回600多年前。派遣郑和远航西洋的永乐皇帝朱棣声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显然，在朱棣看来，他统治的地域与人群在理念层面应涵盖整个世界———尽管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宽。永乐大帝自视为宇内共主的理念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政治伦理，这种伦理早在春秋时期便在《诗经》中经典性地表达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尚书》、《周礼》等古代典籍中，思想家、政治家们更加详细地刻画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天子居中，统御八荒，其亲辖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据与天子关系的亲疏以及所尽义务的不同，围绕天子排列成一个个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圆，分别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统治者们根据缴赋、应役与朝贡情况，对复杂的同心圆层级结构进行了简化，将天下分为“化内”、“羁縻”、“土司”、“外国”等。但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辉普照之下。这种层级性的、一元中心的秩序迥异于主权独立、疆界分明、一律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它却蕴含了一个天下太平的梦想，处于中央的国家，其统治者即天下之主，他必须以德服人，怀柔万方，绝不应穷兵黩武。

郑和远航西洋在实践上把传统中国古老的政治理念前无古人地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种绝不以强凌弱的天朝风范，在面对海洋时尤其表达得淋漓尽致。翻开中国历史，中央王朝陆上扩张的刀光剑影随处可见，而在海洋方面，除了元朝对日本的远征外，其他主动进攻的例子极为罕见。朱棣的父亲，明帝国开国之君朱元璋语重心长地为他的子孙们开列了一张“不征诸夷国”的名单：琉球、苏门答剌、占城、真蜡、西洋国、爪哇国……对它们绝对不允许主动兴兵讨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征之国”全部横隔着茫茫大洋，内陆诸国榜上无名。

朱棣正是在传统政治伦理的熏陶之下着手实施远航西洋壮举的。他深知，一个圣明君主应发挥体现天朝风范的“王道”折服宇内诸国，达致万邦来朝的局面，东征西讨，攻城掠地等超出国家安全之外的“霸道”则应予以杜绝。永乐三年（1405年），载着朱棣的野心与抱负，郑和的舰队出发了。这支15世纪最强大的海军，七下西洋，没有占领过别国的一寸土地，纵横万里，为的只是宣谕明朝皇帝的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鼓励他们遣使入明朝贡，并在某些地方竖碑以示友好。天朝上国的风范确实折服了万里西洋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数的外国使节甚至国王、王妃、王子纷至沓来，虔诚地匍匐于大明天子的脚下。天下共主、一元中心、万国来朝，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西洋，一群“不征诸夷国”，一个明王朝圣恩普照的地方，一个天朝风范的最佳展示之地……郑和远航西洋的壮举，在实践上把传统中国古老的政治理念前无古人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600年前的明帝国，已经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一切。

明帝国衰落原因

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制度让高利贷成为明帝国农村经济中无法割除的毒瘤，它最终葬送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

公元1570年春，一次官场震动发生在明帝国，南直隶巡抚海瑞遭到参劾而辞职还乡，此时距其上任仅8个月。对于庞大的帝国来说，一位后来被万历皇帝称为“迂戆”的官员去职，显得有些无关轻重。但其去职背后的原因，却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数十年以后这个帝国的命运。

海瑞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预了治下高利贷导致的农田所有权纠纷。就在此前不久，他还因为妥善地处置了帝国前首辅徐阶家族侵占民田一事而受到称赞。在海瑞所管辖的南直隶境内，徐阶家族无疑是著名的豪绅富户，据说其家庭成员多达数千，占有的土地被认为在二十四万亩到四十万亩之间。让小户百姓痛恨的是，这些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徐家人通过经营高利贷得来的。

徐阶这位嘉靖皇帝时期的内阁首辅，对海瑞有着救命之恩。海瑞以“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上书痛斥嘉靖皇帝，被锦衣卫禁锢东厂，刑部主张判处绞刑，是徐阶将此事压置。但徐阶退职回乡以后，却听任家里人横行不法，按照当时的法令，他也必须受到刑事处分。

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还一半田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海瑞的做法一方面显示了自己执法的刚正不阿，另一方面也在减缓百姓不满的基础上，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公谊私情兼顾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者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为宣传，使藉富欺贫者有所畏惧，而不是对所有类似的案件一一追究，也许他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却开始了一场对高利贷纠纷的全面战争，每天收到的禀帖就有三千至四千件。如此一来，无数的敌人被他树立在自己面前。

高利贷的形成

帝国初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便致力于让中国回到传统上简单朴素的农业社会，使广大的自耕农成为国家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地权的平均势在必行，他有组织地消灭了全国的大地主和富户，从而使得土地问题得到暂时的缓解。

但到了明帝国中叶，土地问题又变得尖锐起来。高利贷者以极高的利率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借款者大多无法在期限内偿还本息。当这种情况出现，放款者便会占有借款人作为抵押的土地。于是，明朝初期统治者极力避免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又一次出现。

讽刺的是，明帝国官方曾出台一系列法规对高利贷行为进行限制。如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长短，利息总数不能超过本金的一半。此外还规定如果土地因为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很显然，这些法规并没有被认真地执行。

因为在明朝并不存在信贷机构，放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势力雄厚的大家族自不必说，就算是一般的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也会将其贷之于邻里以取得利息，而借方的抵押品只可能是田产。这也是农村贫富分化的开始，随着土地资产的转移，一方逐渐成为地豪门富户，而另一方则只能是陷于赤贫。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而高利贷的盛行，和明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大明立国初期发行的宝钞由于没有储备金等原因，并不被民间接受，在数十年后就成为废纸。而铜钱则由于私铸盛行，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市场，使得使用者怨声载道，更有人拒绝使用。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不可避免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尽管通过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取得了巨大的顺差(据估计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开采的白银有一半以上流入中国)，但银本位事实上的实行还是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碎银并非政府的财政机构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调节全国货币的流通量。其次，白银是一种贵金属，缺乏足够的廉价金属货币作为辅助，必然使得零售业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富裕家庭如果不放债买田，更加倾向于储藏金银(如埋藏于地下)。于是通货紧缩就随之出现，使得农民借款更加不易，高利贷活动更加活跃。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充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但明帝国开国以来施行重农政策使得政府并不屑于制定商业的条文，涉及商业的纠纷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利益无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商业活动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商业流通的不顺利无疑会对货币的流动速度造成影响，成为通货紧缩的原因，也会促使高利贷活动更加盛行。

无解的高利贷困局

明帝国政府没有大力发展商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意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在一个以维系伦理纲常为前提的国家，对私人财产绝对的尊重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传统的伦理纲常也有它的特点，尽管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的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在农村中的租佃以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及的范围虽小，但它的不可违背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就可以保证它的执行，很少需要来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

对农民的剥削，决不仅限于徐阶家族这种突出的个案。数千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在当时，高利贷已经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是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不断印证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地位的转变并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依旧稳定地保持着。

像大地主徐阶家族那样无限地通过巧取豪夺扩充家产，已经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他的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对整个官僚政治体系构成了威胁。所以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文官集团都不能容忍他继续为所欲为。随着案情被揭发，徐阶就受到了整个文官系统全面的攻击，即使在海瑞被罢官后仍遭到清算。最终其家庭所有的土地都被没收，大儿子被发配戎边，仅仅其本人在张居正施以援手后才免于受罚。

但海瑞干预高利贷下的土地所有权纠纷，姑且不论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仅以他个人的力量，凭着往日的清名作为资本，站在左右着整个帝国的文官集团的对立面，试图改变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显然除了勇气，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这样看来，“志大才疏”的评语并不完全是污蔑。

一位名叫戴凤翔的官员在参劾海瑞的奏章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地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尽管其说法有偏帮高利贷者的嫌疑，但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也不失为合理的推断。如果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至全国，则势必危及帝国统治的安全。所以戴凤翔的奏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直接导致了海瑞的去职。

海瑞这位好心的巡抚永远也无法明白，为什么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仅仅依靠官员的约束，高利贷根本无法避免。何况多数官员自身就是高利贷者。

明帝国最终也没有解决高利贷的问题，在一次次的借贷过程中，农村的土地不可逆转地走向了集中。后果就是大量被帝国赖以为基础的自耕农失去土地，在灾荒之年更是如此。在东部沿海，发达的手工业还可以吸纳一定数量的就业人口，这种力量甚至穿越太平洋，依靠着马尼拉航线一年一度的运输，让拉丁美洲的纺织业彻底衰败。

但在中西部内陆，土地被兼并的后果就是流民四起。明帝国末期持续70年的小冰河时期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北方女真民族的兴起让帝国不得不加重赋税以增加军费，而持续数十年的干旱却让农民无力承担这一重负。自然灾害和赋税的增加更加速了土地兼并，当一个名叫李自成的前邮局下岗职工出现时，他领导的流民武装最终宣告了这个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