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
日升昌日升昌，中国开办最早的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于道光元年（1821）改设“日升昌”，专营汇兑业，票号分号遍及全国，影响甚大，是山西票号的代表。为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办，财东为西裕成颜料庄的财东李箴视。副经理一度是毛鸿翙，后因与雷履泰不和，离开日升昌。此后日升昌由雷履泰独掌管理大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创办
日升昌汇通天下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道光初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兴盛
日升昌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衰落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李氏经商，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
跪请雷履泰在经理的使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经理后，对雷十分信任。但是雷氏为人心胸比较狭窄，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不让二掌柜毛鸿（岁羽）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不放手。毛氏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氏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想雷氏对此做法十分愤恼，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帐，准备向财东交待账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辞职，便看了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问候。原来雷履泰认为毛氏想趁他生病之机夺票号业务大权，而财东又采纳了毛氏让雷回家休息的意见，雷又不得不返家休息，故以辞职要挟财东。李氏考虑雷履泰业务能力强，如果他辞职不干，将给票号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婉言请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见财东给了自己面子，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任雷氏，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终于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为财东李氏赚了大量的银两。
位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古城平遥县城内。票号集中在西大街，日升昌就在此街，沿街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最后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备有马厩和马馆住处。城里还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
清代中叶，由于商 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导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它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其它还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即日开通，口升达、百川盛、万源盛、协同庆、协同泰。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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