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奴派
“无奴派”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同主张“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一群学者,计有黄现璠、张广志、黄伟城、祝中熹、韦文宣、曹成章、徐溥、纵瑞华、胡钟达、李汝能、薛惠宗、张一民、黄增庆、吴扎拉·克尧、沈长云、满都尔图、玉时阶、杜昆、崔连仲、张永国、朱晞、易谋远、况浩林、王克旺、莫金山、王胜国、胡曲园、杨适、田盛颐、严英俊、段启增、李本高、何平、颜恩泉、王明富、黄钰、吕丹、段忠桥、晁福林、李学功、王炜、叶文宪、余怀彦、启良、吕喜林、王学典、王平、王讚源、韩岩、薛立芳、毛佑全、王庆宪、廖君湘、王长坤、鲁宽民、尹洁、赵沛、陈淳、张明富、鲁克俭等人（以论文发表先后排序）
提问 编辑摘要“无奴派”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同主张“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的一群学者。它是相对于“有奴派”而言的。当今学界人士一般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普遍认为：当代“有奴派”领袖为郭沫若，代表学者为范文澜、剪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承上启下学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论述中国古代社会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观点相近、主张类同的学者，一般被视为同一“派”。
黄现璠教授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道很好但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
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第24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上），《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张广志教授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而且还反映在思维观念的大胆突破以及学术观点的推陈出新和影响广泛等空间上，可见黄现璠先生于新时期史学界率先打破学术禁区的重要意义，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线型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体现出一位正直史学家不畏政治压力敢于秉笔直书的壮士风骨。至于黄现璠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以及相继公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权》、《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等长篇论文以及公开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所具有的杰出成就，则集中表现在五个“破除”和三个“建立”：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思维体系：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井，创建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树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构建“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体系。因而黄现璠作为“无奴派”当之无愧的领袖或导师及其开拓之勋功不可没。事实上这种认同现已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黄增庆教授黄现璠、张广志、黄伟城、祝中熹、韦文宣、曹成章、徐溥、纵瑞华、胡钟达、李汝能、薛惠宗、张一民、黄增庆、吴扎拉·克尧、沈长云、满都尔图、玉时阶、杜昆、崔连仲、张永国、朱晞、易谋远、况浩林、王克旺、莫金山、王胜国、胡曲园、杨适、田盛颐、严英俊、段启增、李本高、何平、颜恩泉、王明富、黄钰、吕丹、段忠桥、晁福林、李学功、王炜、叶文宪、余怀彦、启良、吕喜林、王学典、王平、王讚源、韩岩、薛立芳、毛佑全、王庆宪、廖君湘、王长坤、鲁宽民、尹洁、赵沛、陈淳、张明富、鲁克俭（以论文发表先后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