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文学

新历史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获得正式命名。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是文化系统整体性的话语想象，它从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生成与存在，对文学史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同时，它对传统的文学史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新历史主义文学以个人化、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关注历史中边缘的人与事，风格更趋民间化、大众化。历史观的改变以及历史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是促使历史文学创作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将新思维、新方法与传统历史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是新历史主义文学面对的实际问题。

新历史小说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的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特征：

现实性。它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表面地连在一起，不是为了说明现实中的某个观点和某种思想去演绎历史，更不是借古喻今，而是一种内在的联系，是历史与现实两个阐释维度的联系。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感觉和激情，说到底是由现实所给定的，他绝不可能离开现实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的影响。所以说作家的历史叙述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新历史小说“新”在它包含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念。

深刻性。新历史小说由于它与现实社会进程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它是在一种新的高度上思考过去，是用新的思维诠释历史的，是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新的语境中表现历史事件的，所以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客观，也更深入。新历史小说的深刻性包含着新的历史文化理念和新的历史文化精神；包含着新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新的时代及民族情感。我们通过小说中各种人物的细腻的心理分析，体会到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而且是文化的斗争，是文明的抗争，归根结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

重要性。即在当今文学走向中的意义和作用。在文学中提出重写历史或重审历史的观点和与此相关的写作已有很长时间了，不乏各种突现个人情感和想象的历史演释。但相比之下新历史小说，或者说新历史文学更尊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本质性特点和基本精神。它们既是对传统的突破，又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写作的否定；在批判中体现了继承，在解构中强调了建构。它把“自我”导入历史社会激情里，把历史批判纳入到社会重建之中，把对现实的关注融合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注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不仅对历史文学，而且对整个当前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历史小说并非西方新历史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正因其历史意识与新历史主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被命名。“新历史小说”中折射的新历史主义精神表现为：其对“正史”观与“历史进步论”进行的挑战与质疑并通过挖掘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它异元素、以及主动选择边缘化立场来构造历史的“互文性”来实现；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消解理性主义的本质论、决定论，从而呈现共时性的历史；最终，解构由策略变为目的，历史的虚无性被合法化。

新历史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新的历史意识的创作思潮。因其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同样具有新的历史观，学术界在对其命名和界定时存有歧异。从对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的历史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历史精神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新历史小说是在各种思潮影响下，新的创作模式与新的历史意识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说明。

对于新历史小说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大的歧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新时期文学“经过短暂的修复历史的叙事”(如《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随后进入反省历史的叙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论”、“异化””的提出)，接着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直接的质疑”。“由此出现了一部分小说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潘军的《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对历史直接的审视必然导向对历史观念本身的质疑”(如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等)。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先科认为：“新历史小说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它直接的思想源头有三个：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和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颜敏认为，新历史小说分为四个阶段：“1986年有乔良、张炜、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锋作家有洪峰、苏童、格非、叶兆言；1989年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群，包括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等；1992年之后的家族小说作家是李锐、陈忠实和张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华把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勾勒为：作为前提和基础的1987年以前的启蒙历史主义阶段。作为主体的1987年－1992年的新历史主义或曰审美历史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1987年－1990年前后的，以近现代历史背景为空间、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近世新历史小说和1990年－1992年出现的第一批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及1992年之后的家族长篇小说三个部分。作为余绪和尾声的1992年以后的游戏历史主义阶段。颜敏、张清华的文章分别刊发于1997年、1998年，可以视其为是对新历史小说发展过程的一种总结性回顾。但是，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学昕对90年代的新家族历史小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相武对90年代更方年轻一代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仍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对新历史小说衰落的原因，研究者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张清华认为，1992年之后，新历史小说“离历史客体愈来愈远，文化意蕴的设置愈加稀薄，娱乐与游戏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愈来愈浓。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并主动迎合影视大众艺术的要求与口味，这似乎已标志着这场历史与文化乌托邦式的艺术运动的最终衰变与终结”。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从民间立场自身的缺陷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这两大民问题材是新历史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因素并不能保证文学艺术对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当影视的商业手段利用这两大民问题材来迎合海外市场的需要时，文学史落到了影视皇帝的‘后妃’的可怜地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从历史小说作家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这一角度指出：“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导引，在对现实的妥协与认同中，新历史小说“很快就会沦落成为取悦大众并走进大众消费”。

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关系，研究者们论述不多但意见比较一致且十分到位。张清华认为：“在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方法尚未得到评介和关注，因而不能想象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股以新历史主义方法为指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但是，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却已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文学的历史主题写作中就是对以往的主流历史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拆解态度”。同时，研究者们清醒地看到了新历史小说所体现的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类似的特征有着中国本土文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张清华认为：新时期第三代诗歌群体“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对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的阐述，实在已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内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度”。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兴衰的内在关联，程蓉有着十分精辟的概括：“由怀疑历史文本，寻访历史真实到历史真实的陷落，由挑战权威历史言说到过分放纵主体，把玩历史的‘话语嬉戏’，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留下了一条极其相似的、耐人寻味的轨迹”。

新历史小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出现了新景象，其中的家族题材小说呈现了先盛后衰。从家族题材小说亢奋的生命创作到悲观感叹，从歌唱崇高人生到商业化运作，这些都显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发展走向及其原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下呈现出了新景象。最先是依托“寻根思潮”而再度兴起，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进行探寻，对家族作“历史记忆”式的展示。从时间跨度来看，对近代现代历史进行回忆叙述的占主体。许多论者将这类家族题材小说归为“新历史小说”，因为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作品重在对被权威历史话语所遗忘或弃置的家族(家庭)史和村落史的再现，昭示家族和村落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梁》，作品隐隐写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家族记忆，凸现了战争背景中强悍的生命意识和久违的民族精神，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比较早的新历史小说。之后出现的历史——家族史结合的众多小说，企图需求与祖辈们的对话,演绎了“回忆性”或“寻宗觅祖”般的过去时叙述模式。整体而言，这些家族题材小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一个村落的兴衰作为小说框架展开叙述，如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第二类是叙述了一个个家族历史变迁的秘密，在写历史的时候，更多地注重“野史”、“稗史”和“秘史”，注重人物的复杂的文化心史，历史被换成了人的“心象”，如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张炜的《古船》、《家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等；第三类是个人化叙事特征十分突出的先锋写作，家族史、祖父、父亲等仅仅是作者抒写个人现代体验的一种隐喻性的符号，是作家在现代社会繁杂、奔走中寻求的一种安慰，有的甚至从整体上将家族、血缘看成是一种“天意”和“命运”，如格非的《敌人》，历史常常变成一些任意性的、神秘而怪诞的往事与回忆，历史的真实“成了一种类似于瓦雷里的纯诗一样的‘纯虚构’”。对家族秘史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感和新鲜感，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的完整把握。但是，由于后期的一些作品过度强调偶然性的因素并渲染宿命悲观色彩，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无节制的宣泄、暴力、血腥、淫乱等泛滥，没有提供积极的历史动因以及人性完善的理想途径，影响了家族题材小说的纵深发展。德国人类学家豪克指出：“在今天的文学艺术中，如果我们只表现焦虑之梦和绝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现希望和信心，乃至确信的情绪，那么毫无疑问，这只是表现了‘自然’生命的一半。”由此不难看出家族题材小说搁浅的重要原因。

中国家族题材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度兴起，并在90年代成为一大文学景观，而在世纪之交逐渐退潮，可以从社会文化变革、作家心态调整以及读者阅读兴趣转换等多方面去探询原因：

（一）人性深度反思导致家族题材小说主题的转型。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现代性焦虑在20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这种焦虑，促使思想者、文学创作者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对国民性问题不断地进行探讨。鸦片战争让中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起初也许是企图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但最后变成了一场扩大化了的粗暴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使中国国民脆弱的现代人格受到重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了思想大解放的思潮，中西文化的比较，又一次成为思想文化界的焦点。人们急于想对“文革”的起因进行反思，终于形成一种共识：“真正的根源在‘文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有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但根本一条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一次恶性爆发。”回顾20世纪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或成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或成为一种可以变革和创新的资源，被思想界、文学界人士广泛关注。因而，作为具有丰富文化内容的家族(家庭)或村落，自然便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西方寻根思潮的推波助浪作用和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尤其是《百年孤独》和《根》等长篇小说的世界性的轰动，也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振兴本民族文学的信心与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寻根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将中国的家族文化通过文学的演绎展示给世人，促成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追求，使“家族”成为了当时一批作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出现的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等“寻根小说”(其实也可以看作家族小说)，在对民族性格进行解剖的时候，发掘了村民对血缘亲情的重视，有着一种强大的生存韧性和凝聚力。而张炜的《古船》，则将道家思想对人物的影响，作了比较自然的解读。随着社会结构急剧分化、重组，文化反思这种带有启蒙性质高高在上解说方式，被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冲淡，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让位于个人化的情绪宣泄，后现代化的哲学文化思潮过早地将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牵引到一个尴尬的境地。90年代，作家失去了主流的中心话语，只好再次将目光投向民间和乡土，以乡土写作和怀旧式的写作来回避变幻的现实和价值观失衡的状态。在作家的眼中，家族与历史、个人与家族、个人与个人，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规范下的关系，而是由许多偶然性的因素或者人的本能构成的，人不具有了文化上的理性色彩，反而多了欲望的冲动。这种世俗化的影响，使以家族为题材的创作者们，一方面继续着文化思考的命题，象征性的虚构和隐喻，另一方面夸大和渲染欲望，非理性的悲观情调充斥于作品中，家族史或历史只是一堆没有逻辑的碎片。如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人的欲望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人几乎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宿命。这样一种解读历史和文学创作形式，很难给予现实人们力量和信心，必然限制了家族小说的发展空间。

（二）茫然低沉的写作心态导致家族题材小说情感基调的调整。乡土与家族情结的纠缠,一直成为文学的一种主题样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加剧,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更加凸现。几千年来，“家”被中国人视为“避风港”，充满了温馨、和谐与友善，成为游子的归宿。长期以来，中国人积淀了一种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来源于落后的农耕经济、伦理政治以及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凝聚和强制作用。发现和表现家族制度的罪恶的文学作品，从古典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描写的大家族中生活的温馨与情爱，到林语堂《京华烟云》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推崇，可以看出作家对家族(家庭)的矛盾态度。家族尽管有其残忍的一面，但在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整个封建社会中,起到了一定的凝聚和推动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寻根，其中就包含了许多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既有对其负面因素作彻底的否定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当属韩少功的《爸爸爸》，作品对家族和祖先的解读，完全带有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对人物也是作一种符号化的处理。也有立足于民间立场，对一段时间被作家们所忽略却带有较浓“封建”色彩的荒僻农村作原生态的写真，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对家族的叙述中，挖掘祖辈们身上的生命力，应该以莫言的创作为代表，在“红高粱”地里，莫言发现了“我爷爷”的血性生命力。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写意，但旨在唤起现实中“我”辈的奋起，找出民族精神的动力和支柱。还有一种类型的作品，如张炜的《古船》，以理想为指导，在乡土的沉思中，提供“回归自然”的自由自在人生样式，道家的人生哲学中“人性自由自在”的追求与儒家的韧性执着，变成一种理想。90年代，一些作家感到现代社会的喧嚣和价值失衡，认为“城市无故事”，企图通过对家族的回忆或者想象，在历史的朦胧记忆中营造“精神家园”。以此来展示遥远记忆中的家族辉煌与荣耀，使遗落在现代社会的子孙增加一种自信和抚慰。如王安忆、铁凝为代表的女作家们的创作家族获得了新的情感价值与文化价值，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灵魂重塑、诗意流放的岛屿，成为她们精神与生命理想的一次悲壮的返回。正如王安忆所说：“家族传说超越了人们的认识，它将世界置于‘知’之上的渺茫境界中，使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家族神话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尤其是在她们的作品中有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我从何处来”和“我往何处去”，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祭奠和自我挣扎。可以说，她们的创作具有“沟通人类与历史，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久力量。”“以死的往事重新复活，这不仅对于历史本身说来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并且对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对于书写和感受历史的人们，都无疑是一次膜拜与痛悔交织的秘密仪式。”总之，尽管一部分作家对家族和乡土的情感态度不尽相同，但由于他(她)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家族和乡土，并且在作品中融会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自然也就促进了家族题材小说的发展。当然，家族血缘也是一种束缚，一种可怕的力量。一些作家尤其是一部分女作家在写家族史的时候，常常用女性主义的眼光，写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平与不幸，带有强烈的反叛意味。但许多作家集中笔墨写了女性阴暗的心理以及人性中“恶”的泛滥。宿命的情感，促使作家对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物命运陷入困境，悲剧似乎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轮回。张宇《疼痛与抚摸》追溯了水家三代四个女子的情感与婚姻的不幸。水秀、水月祖孙两代的裸体游街,是历史的再现与回演。她们的命运“活象一双鞋，一个一个接着往下穿。”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宿命感触，“我”离婚回到父母家时，父亲说：“命是天意，你注定要离婚要带着孩子重返家园。你是我们这家族中的女人，所以你只有服从。”由于作家们对历史发展的自信心不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好将这种悲观情绪通过家族血脉的流动来展现，实属一种痛苦和无奈。也正是这种困惑，使20世纪末家族题材小说缺乏新生力量和激情型的叛逆者和出逃者，因而也没有带给读者一种激情和力量，失去了文学应有的崇高性和力量美。

(三)消费媚俗的阅读环境导致家族题材小说审美风格的转换。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弥漫着对苦难的反思，这种反思情绪导致读者对文化反思作品的需求，对民族传统家族文化的再认识。在一些具备寻根特征的家族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哲理性思考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对历史积弊、民族性格尤其乡村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寻找国民性格衰弱的原因,成为这时乡土题材写作的主流。当然，新时期的乡土作家更多地是从关注当代农民的生存状况出发探讨国民劣根性问题，从宗法思想的遗留中去发掘当代农民身上的封建习气，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这类小说，为家族题材小说拓展时空探求国民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启示。莫言正是演绎了鲁迅小说中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观念，在《红高梁》中，写祖辈们敢恨、敢爱、敢杀人放火等，而父亲一代人则隐忍、麻木、萎缩。整个小说的特征是富有一种悲壮美和厚重感。之后一段时间内，家族小说对民族生命力的张扬、对理想的挚着追求、对宏大场面的描绘、对壮美情景的渲染，都高扬着人性解放和生命力勃发理性，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一种于沉寂中奋起的审美愉悦。然而进入90年代后，作家“集体”身份的失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边缘化了，读者在获得短暂的崇高感满足后，心理平衡再次被快节奏的生活以及物化的人际关系打破。在价值取向出现困惑时，人们自然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一种是顺应时代大众化、世俗化的要求，更多地注重物质的满足和身体的快感，新都市文学的兴起，新写实主义的得宠便是一种“实用”阅读趣味滋生的结果。“个人自由主义”气氛，使文学走向了消解崇高和理性的“自然主义”的轨道。文学没有了美感和亮点。如晚生代创作和新都市文学，城市物欲的诱惑以及及时行乐的消费主义思潮，被许多年青的读者所接受。卫慧、棉棉等的创作，将个人的隐私和欲望无法满足的困惑表达出来，应和了部分读者的孤寂灵魂。

然而，变动时代人们的心态是不稳定和矛盾的，另一类人群不满现实的庸俗化，企图从回忆或者想象中寻找历史的动因和人性的变动，找寻一些积极的因子和自信的力量。人们不甘消沉于物欲的精神追求，融会着强烈的历史怀旧情绪，再次造就了家族小说创作的热潮。因为以家族生活为题材小说或多或少给现代人带来心灵的抚慰与宗脉的认归，获得生命的力量。李光耀先生有一个譬喻能够说明：“在经历所有的那些动乱时，家庭、家族、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文明崩溃了，朝代为征服者消灭了，但这种生命之舟却能将文明传承到新的阶段。”但是这时的作家，大都却将目光投向中国家族中被压抑的男女性爱畸形以及短缺经济时代财产争夺的残酷性，将物欲、情欲无限虚构和放大。寻找的结果并不乐观，除了迎合了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读者的猎奇心态外，大多数的作品染上了浓重的悲观审美色彩。这种悲观甚至宿命情绪，也是世纪末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和对现实缺乏信心的表现。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家族题材小说失去了前期宏大叙事时悲壮，多了一份自我无依靠的失落。面对读者，家族题材小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历史的精神本身具有矛盾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性。现实变动虽让人困惑，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人类毕竟不能生活在历史中，只能从历史中借鉴某种经验。这就使家族题材小说崛起之后却又无法应对新潮的个性化创作冲击的难题。

陈忠实，男，1942年出生于西安霸桥区。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主席、党组成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常委。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5年荣获陕西省首届红旗人物。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矛盾文学奖（1998年）。

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河》。1979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1992年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年－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被著名学者范曾誉为“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西方学者评价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获得1998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有的作品本翻译成英、日、韩、越等国文字出版，其中《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话剧、电视连续剧、电影正在筹备中。

迄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陈忠实文集》7卷、《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家之脉》和《原下集》等7种。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10月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

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2004年获颁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

莫言

莫言，男，原名管谟业，1955年二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报社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大量中短篇作品《金发婴儿》、《爆炸》、《欢乐》、《红蝗》、《筑路》、《雨中的河》、《流水》、《弃婴》、《猫事荟萃》、《玫瑰玫瑰香气扑鼻》，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

出版有《莫言文集》五卷，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 、《酒国》、《红树林》、 《檀香刑》，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牛》 ，短篇《拇指铐》等。

刘恒

刘恒，男，原名刘冠军，1954年5月出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现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驻会一级作家，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在200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上最新当选为全国作协第七届副主席。

1977年发表处女作《小石磨》，至今已发表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三部，中篇小说《白涡》、《伏羲伏羲》等近二十部，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拳圣》等数十篇，电影剧本《菊豆》、《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张思德》等十余部，电视剧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数十集。改编并导演电视连续剧《少年天子》。其中多部作品获全国或地方文学奖以及国内外电影节和电视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意、韩、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产生广泛影响。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2004年在“北京文学节”上获得终身成就奖。他的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伏羲伏羲》、《黑的雪》以及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主要获奖作品有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第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张炜，1955年11月生，山东龙口人，原籍栖霞。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出版单行本近百部（含境内外各种版本），大型文集五套，译为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 、《外省书》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作品在海内外获奖30余次，如：1982年《声音》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协，92年更名鲁迅文学奖)；1984年《一潭清水》（中国作协，92年更名鲁迅文学奖）；1998年《九月寓言》获全国长篇小说奖（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

主要出版诗集、理论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各种版本近百部，海内外获奖30余次，包括有重要影响的评选：台湾“金石堂最具影响力图书”（《古船》，1989年）；香港“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古船》，1999年《亚洲周刊》）；国内“百年百部中国优秀图书”（《古船》，2000年，北京大学等）；国内“99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张炜与《九月寓言》，2000年，上海作协及全国百名评论家）；国内“90年代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名列前矛，2000年，中国文化报等）；国内“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古船》、《九月寓言》，1998年，北京大学）；国内“百部文学名着名篇”（《古船》、《九月寓言》，2000年，《收获》）；“读者最喜爱的十位作家”（张炜，名列前矛，1994年，《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

自1987年以来，先後受邀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意大利东方大学、香港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一桥大学、台湾国家图书馆等众多学府讲学。自1999年起，长篇小说《古船》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及必考书目。

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茹七种》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玉米》、《融入野地》、《夜思》等。现已出版《张炜作品选》五卷。

周梅森，1956年生，江苏省徐州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1974年毕业于江苏徐州煤矿学校附属中学。1974年参加工作，历任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工人，《青春》月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曾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作协江苏分会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周梅森文集》
中篇小说集《庄严的毁灭》、《深沦的土地》、《国殇》、《大捷》，长篇小说《黑坟》、《神谕》、《重轭》、《沦陷》、《我本英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国家公诉》、《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另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随笔多篇。

其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八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长篇小说《中国制造》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十二集电视剧本《天下财富》获首届全国电视剧本征文一等奖；长篇小说《黑坟》获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文学	现代派文学	改革文学
新历史小说	新写实文学	流行派文学	解构主义

 

 

1、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7/28/content_3279581.htm
2、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5-07-12/1006186646.shtml
3、http://www.zisi.net/htm/ztzl/sxll/2005-06-15-29278.htm
4、http://cacl.literature.org.cn/2005-7-21%5C13-50-18.html
5、http://quan.dahangzhou.com/syguohlm1/d206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