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文学
在经历了抒写理想的当代文学的衰落之后,新写实小说通过对冷静、客观、平民化的叙事方法的新选择,将沉重、苍凉、平实、困惑的现实人生纳入小说主题之中,使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贴近平民生活,更真实、更具体、更具质感。新写实小说对主题和内容的选择,决定了作品的叙事已经回归本真,从而使其具备了较强的艺术真实性。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在此之前,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对其加以观念形态上的解释。这里所说的现实,显然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被写进作品中的生活事件,由于政治权力对中国文学历来具有的强大控制力,以上表述中的所谓“本质”及观念形态,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由此也就使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含有明显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比如要求通过塑造“典型”来宣传具体的政治路线,要求明确体现作家的政治倾向性,要求深刻地表达出一定思想含量,把某种“真理”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等等。新写实小说正是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无论是还原生活本相,还是纯态事实,其实都只能看作是作家故意选择的一种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但其意图所在却明显是要清除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为达到这一效果,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式上有意瓦解了文学的典型性,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新写实文学的出现决非偶然,同八十年代先后兴起的文学思潮一样,都是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但是他们的反叛却显得尤为真挚。他们不像寻根文学或是先锋文学那样,或者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是在西方文学中谋求生路;而是直面传统现实主义所仰赖的理想与崇高,并将其解构。寻根文学用复古放逐理想,先锋文学用叙事技巧逃避崇高,而敢于将理想和崇高撕裂给人看的,则唯有新写实文学。新写实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断层,存在不过三五年的时间,新写实文学的作家,本来就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而被聚合为同一流派,新写实主义也并非他们的追求,他们很快转向其他的创作方向,新写实文学便就此被束之高阁。
必须承认的是,新写实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也有其深刻的局限性。新写实小说过度着眼于现实生活平庸的琐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外延和深度。叙事技巧的陈旧又将小说自身的可能性扼杀了。因此新写实小说纵然继续向前发展,也必然会走向尴尬的处境。但是不可否认它在特定的时期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甚至直至今天,这些作品对于人生存现状的思索和生存意义的质问,在多数人看来,仍是非常真切并且感同身受的。从这个层面上,又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内涵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文学价值。继而,如果继续向前推进,将“思索”变为“反思”,将“质问”改为“追问”,回避自身叙事技巧的局限性,而将其延伸到意义和哲学层面,那么也许新写实小说会发生实质性的改观。但遗憾的是新写实作家并没有完成这种推进,新写实小说最终只能停留在写实的层面,无法再向更高的层次擢升。
当然哲学向小说的渗透,也许对小说来说是利弊参半的。萨特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他的小说无人能够效仿,因为鲜有人能够兼具哲人和作家两种禀赋。况且,文学本身就包含自身的哲学,作家完全可以不必在作品中特意掺杂哲学的因素。但是对于写实主义文学而言,如果仅停留在传统的平面叙事的层面上,不能在其中融入更深刻的内涵,便不可避免地会滑入大众文学的深渊中去。新写实小说正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新写实小说中已经具备了某种对存在的关照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未被充分的表现出来。从新写实主义思潮的整体角度来分析,固然能够概括出这种存在性的特征,但单就某一个作品而言,语言的平淡和琐碎都反而使这种特征变得暧昧不明。然而,在这一时期,作家已经开始有意或者无意的关注生存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单单是在为文学寻求出路,更是在为现实中的人呼唤出路。无论他们的关注在作品中有着怎样的表现,这种突破和尝试都是有着超越作品之上的意义的。
出现在寻根小说之后的新写实主义,一方面延续了寻根文学的精神内核,如把目光向“下”看,向“后”看,热衷于对生存本真状态的关注;另一方面又摈弃了寻根文学的浪漫化期待,它更关注的是人们窘迫的物质生活现状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与生理状态,而嘲弄各种超越于现实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它放弃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和“真谛”的探询,而把生活的意义规定在对生活本相的描写过程之中,回避对日常生活现象作出明确的何时何地判断。因为,它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物欲而淡化理想,趋于平庸的消解崇高,所储藏的对象多为庸常之辈的凡俗人生,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澎湃的激情,而多为世俗的经验和感性的欲望所纠缠。这种“原生态”的生活即被视为意义之所在。如池莉这样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她的命名包含着“活着”即生活本真的潜台词。而余华则干脆以“活着”作为小说的题目。因此,在新写实小说“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旨意中明显地表现出反浪漫、反激情、反理想的倾向。
新写实小说继先锋小说的潮流而后起,也是对先锋小说疏离读者大众的一种反拨。从思想层面上看,先锋小说是反大众趣味和大众成规的,表现出出世高蹈的姿态,为一般大众所难接受,而新写实则表现出对世俗人生、大众趣味的亲和甚至疏离;从技术层面上看,先锋小说刻意于技巧上的翻新,表现出对大众阅读习惯的对抗,而新写实小说则以传统的写实为基础,表现出对大众阅读习惯的认同,甚至投其所好地制造出在内容上“可读”的文本。然而,经过先锋小说的熏染,先锋小说的一些物质也被新写实小说所吸纳。首先,一些由“先锋”转向“新写实”的作家在写实的大框架中,探究写实的多种“新”可能,力图产生新的效果。如苏童由过去的对故事、人物的着意消解到在《妻妾成群》中关注故事、人物的新效果;叶兆言用言情小说的笔法来写《艳歌》,而在关键地方又破坏言情小说规范,因而在写言情小说的同时又在反言情小说等。他们的写作是在大的写实背景中,运用自身所抱的“实验”观念进行新的文本试验,从中寻找写作的乐趣。其实,有些新写实作家虽然没有写过先锋小说,但他们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因而作品中表现出与先锋文学的亲缘关系。如方方的《风景》,以家庭中一个死孩子的眼睛来观照其他活着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对生活每一细部的描写都极其细致真实,但这些逼真的生存图景却嵌在一个总体上是荒诞不经的结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它把细部上的写实与总体上的荒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规范结合在一起,典型地展示出新写实小说在融合现代主义之后形成的艺术特色。刘恒的《虚证》借助于真实细致棉密的叙事构成了一篇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明显带有先锋小说叙事迷宫的色彩;而《伏羲伏羲》结尾处的“无关语录”三则则像是新写实为自己装上了一条先锋的尾巴。再次,由于对作品观照和解读的眼光不同,即使是从最具“生活流”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现代主义”因素。如池莉、刘震云的许多作品一般被认为离先锋最远、最无技巧操作,但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烦恼人生》、《单位》等小说,同样不难发现其中的反讽性因素,感受到存在主义意味。
如果把新写实小说放在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和整体格局中来看,新写实从命名到具体创作,是与革命现实主义相区别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它们不过是英文realism的不同译法,但译名的一字之差又传达了选择的偏向。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评论界放弃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译名,拾回曾流行过却又久违了的‘写实主义’并冠之以‘新’。译名的选择已经隐含着可以领会的趋向。”同革命现实主义相比,新写实小说的变异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现实主义中的“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表现他们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烦恼,揭示人的各种尴尬处境,以对人的具体行为方式和卑下生活境遇的描述置换掉善于人生终极价值的判断,放弃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这些地位卑下的小人物为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琐事所包围、所淹没,只关注一己之利。相对于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中那些‘大写的人’而言,他们是‘小写的人’,如刘震云“官人”系列中的小林,池莉“人生三部曲”中的印家厚、庄建非、赵胜天等。
第二,革命现实主义中“生活的故事”为“活着的故事”所取代。新写实小说家普通看重人的基本生存境遇,着力表现顽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但由于他们以最基本的生活欲望的满足来阐说生存的意义和人性的本质,因而其作品不仅摆脱了对生存状态的政治和伦理性判断(亦有关生活的判断),而且把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生存”转变为对形而下的“活着”的过程性展示。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都涉及人的“原欲”,前者写“吃”,后与“性”,二者都属于生命欲望的本能冲动,作者有意淡化时代性和社会性因素,写出一个个“为生而死”的故事。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写出了一种在“活着”的欲望驱使下,生命的顽强和坚韧,这些都属于“向死而生”的故事。
第三,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纵深感和零散化、平面感所取代。新写实小说倾力罗列琐屑的日常生活片断和细碎的感性经验,对平庸的世俗人生作不厌其详的现象描绘,以图还原“生活本相”,拒绝向典型化提升和向生活的纵深切入。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人生三部曲”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前者记述了一个普通工作一天中的种种生活细节和内心感受;后二者分别描写恋爱结婚和婴儿出世,初为人父、人母的人生经历,全无大起大落的情节和大喜大悲的遭遇,不过是些人皆身历心受的琐屑日常生活和人生过程。
第四,革命现实主义中的细节真实为自然主义式的真实细节所取代。新写实小说不回避粗俗、猥琐的场面描写,用艺术画面展现大量卑污、鄙陋但双闪现真实光芒的细节。如方方的《风景》,无论是在整体上对一户人口众多的平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还是对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具体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的呈现都达到一种近乎“裸呈”的程度,有很浓的左拉味道。如十一口人拥挤在一间只有十三平米的板壁房子里过活,七哥从小到大只能睡在暗湿的床底;性格粗暴的父亲无故毒打自己的子女取乐时,风骚粗俗的母亲若无其事地在一旁剪脚皮;棚户里的板床上两个男孩粗暴地轮奸一个女孩等等。这种鄙陋的画面同样也出现在苏童的《米》、余华的《活着》、《一个地主的死》等作品中。
第五,革命现实主义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为冷静的客观主义所取代。新写实小说家在写作时采取“主观退场”、“不动情观照”或称之为“零度写作”的方式,极力回避主观介入叙述对象,抑制对所描写人物和事件作出直露主人。当然绝对的“零度写作”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新写实小说极力消解理想主义激情的倾向却是明显的。在李晓的《最后的晚餐》、《相会在K市》,杨争光的《赌徒》、《棺材铺》等小说都表现出极其冷漠的叙述态度。
新写实小说相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这些“新”质使其切入过去现实主义小说的盲区,呈现了为革命现实主义所有意摈弃或遮蔽的一些生活经验,开拓对现实的新的表现空间,对随后的一些小说潮流如“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以及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与新写实小说同根异枝而生的新历史小说,是新写实小说家把目光转向历史题材的结果,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月营》,苏童的“妇女生活系列”:《红粉》、《妻妾成群》等,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这些作品除了具备新写实小说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出对历史真实的质疑。作者多运用诸如偶然性覆盖必然性、以静止观质询发展观、以荒诞性挑战合理性等“反史诗性”的叙述策略,突出历史的虚构性,表现出一代人对历史的新的感受和理解。
刘震云,男,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作品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四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手机》(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塔铺》(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最早的小说集)
《官场》(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官人》(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方方,女,本名汪芳,江西彭泽人。1955年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始发小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已出版小说、散文集50部左右。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作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桃花灿烂》短篇小说《纸婚年》分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五届百花奖。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新写实小说”作者的身份被读者周知,其作品与池莉相比,更加传奇与深刻,因此也更具耐久力。
作品目录:
《乌泥湖年谱》《桃花灿烂》
《白雾》 《定数》
《暗示》 《埋伏》
《过程》 《工作着是美丽的》
《永远的内疚》 《风中黄叶》
《钻石梦》 《入厕阅读》
《在美国监狱十二天》 《女士购物病》
《吃饭》 《理想》
《一波三折》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水随天去》 《特大跨国诈骗犯潘亚中》
池莉,女,湖北人,195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4年高中毕业,为下放知青;1976年就读于冶金医专,1979年毕业,任职于武钢卫生处流行病医生。1983年参加成人高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人班,就读于汉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毕业,任武汉市文联《芳草》编辑部文学编辑。1990年调入武汉文学院,为专业作家。1995年,任文学院院长。2000年,任武汉市文联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著有《池莉文集》(七卷)、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小说月报》等各种文学奖50余项。其代表作《来来往往》、《口红》、《小姐你早》等作品一经搬上荧屏就成为观众热烈追捧的收视热点,均取得了艺术和市场的巨大成功。池莉的作品关注市井生活,文字能够与读者坦诚相见。其新作《生活秀》一问世,便同时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生活秀》获得多项大奖,充分展现了池莉作品影视元素的独特魅力和市场价值。
苏童,男,1963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伤心的舞蹈》、《妇女乐园》、《红粉》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城北地带》等。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现任江苏作协副主席,为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代表作家之一,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各多种文字。
相关作品:《苏童作品精编/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编》《红粉》《碧奴-苏童》 《香椿树街故事》 《桑园留念: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妇女生活》《训子记/中国作家档案书系》《苏童文集-后宫》 《米/苏童作品系列》
《妻妾成群(苏童代表作)/新经典文库》《刺青时代-当代中国当红作家名作•跨世纪文丛》《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苏童卷》
《苏童作品精选(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苏童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
主要作品:《叶兆言文集》(七卷本)
长篇小说《花煞》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我们的心如此顽固》
| 新历史小说 | 革命现实主义 | 代表作品 | 先锋派文学 |
| 新写实主义 | 现实主义文学 | 专业作家 | 现代派文学 |
1、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zgdd/071.htm
2、http://www.ilf.cn/Theo/Show.asp?FileID=1006
3、http://www.wenzh.com/list.asp?unid=70119
4、http://www.docin.com/p-277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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