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信息秩序
新世界信息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专门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
新世界信息秩序
“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广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关于全球传播体系改革的目标。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新的全球传播体系。这既是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或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造成的信息不平衡、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的不满和对本国文化生存、信息生态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也是对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期盼，对世界信息传播旧秩序的回应与挑战。
自从世界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科技主导着全球传播的话语权，控制着世界传播的权力和“阀门”，它们发布的信息占到全球信息总数的76%以上，它们的文化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结果，第三世界国家就越来越高度依赖西方的传播科技和文化产品，依赖它们提供的各种图书、杂志和新闻、电影、电视娱乐节目，而不能自拔。“就许多情况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些文化形式是作为散播消费主义与其它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而行事，这些价值观系统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控制，同时也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愿享用这一国际竞技场。”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现存的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
卡拉•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传播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批判的转变；传播批判学派经历了兴起、发展、受挫以及再次成长的过程。从国际传播实践来说，则主要经历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70～80年代）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21世纪初）两场最主要的国际传播改革运动。如果要从传播学者当中挑选出一位全面见证这些活动的人是话，那么，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从1963年第一次参加国际传播会议开始，诺顿斯登活跃在国际传播学界已经40多年。
在几乎所有传播批判学者身上，都体现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诺顿斯登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传播批判学者以及当时国际记者协会的主席，诺顿斯登亲自参与并领导了20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新秩序运动失败之后，他接着组织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在90年代，这些会谈团结了全球公民社会的队伍，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后来的传播改革活动积蓄了力量。在21世纪初举行的两次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期间，公民社会组织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诺顿斯登本人也作为学界的代表人物，参与了这两次会议。
诺顿斯登在国际领域的活动是他在芬兰国内活动的自然延伸。他15岁的时候成为芬兰最年轻的记者，30岁的时候成为芬兰最年轻的教授。在芬兰广播公司期间，他做过记者、编辑以及规划部门主管。成为坦佩雷大学教授之后，他继续参与芬兰媒介政策的制定。
新世界信息秩序学界、业界，甚至政界对诺顿斯登的活动都褒贬不一。在芬兰或北欧，诺顿斯登既因其学术取向而被贬称作“红色学者”，也因其学术贡献而被称为“北欧民间大使”。在世界上，既有人将他称为过气的新左派的代言人，[i]也有人将他评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五位传播批判学者之一
全球化传播
全球化传播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前者主要表现于阿芒·马特拉的“传播世界”，后者反映在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中。在帝国中民族国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它的权威新的全球权威来代替，这就是“帝国”。 在全球化的展开，民族边界在逐渐消失，世界市场从民族国家施加的内外区分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了许多差别。这些差别当然不是自由地在国际空间中发生作用，而是被整合进包含高度分化的、动态的全球权力结构网络之中。” 在帝国中，任何国家“不能形成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结束。” “民族身份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大众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该书的作者虽然采用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对宏大或微观主体做的却是非历史性的分析。被剥夺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国之中，抹煞了围绕市场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地形图。因此“帝国”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语境中，在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 的背景下，以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所谓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方式。法国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反对这种传播的非历史性分析，强调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主体对传播流（flux）的挪用，并且把世界传播的逻辑框架和概念工具结构在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经济世界”思想之中。
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 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特拉把自己的理论工具建立在由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引申而来的“传播世界”之中，其理论方法受启发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经济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
信息和文化
在欢呼“世界信息社会”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信息和文化的差别。麻省理工学院前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信息社会的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数字化网络就是把讯息转变成比特，然后传输给使用终端，并不关注这些讯息对使用者的含义。而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则对信息和文化的区别作了分析，他认为无区别把文化视为信息，是一种“当下崇拜”、“信息崇拜”，是对文化和记忆的嘲弄。对信息而言，传输通道是最重要。意义的生产不在工程师的议事日程之上。 信息的观点忽略了文化是意义的生产和独特性。文化独特性是“身份、意义、尊严和社会革新根源” 。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出现了 “终结”的话语：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等。这些话语似乎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种新的民主大同。出现这些话语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人类的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以及西方民主作为最终的人类管理形式被普及开来 ，全球化国家对民族国家地缘边界产生解构作用。以信息为主导的社会很快与这些话语发生了联系。“信息自由流动”原则成为资本、商品和资源自由流动思想的补充。 想象的工业产品被打入全球服务贸易的行列之中。数字时代的传播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和文化被整合一起，从而为不加区别地对待信息和文化提供了合法化话语的保障。而这正是发达国家的策略设计。
马特拉认为，“传播”概念的意义和应用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思考。他在《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中分析跨国公司的社会文化影响时，提到了两个文化定义参照。一个是法国政治科学家莫里?斯迪威热（Maurice Duverger）的定义：文化是表现既定社会特征的一套技术、制度、行为、生活方式、习惯、集体表达、信仰和价值观。另一个来自哈贝马斯，他从三个社会学维度来分析：语言、工作和权力 ，并认为跨国公司就是新的制度模型的生产者 。在数字化时代，国际传播的能力远远超越了跨国公司所施加的文化影响，大量的文化讯息通过数字网络工具自由地流动于“传播世界”之中。这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福柯在讲权力关系时，认为权力的行使是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在讯息交换因不同国家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充分而产生不平等流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种赌注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化开始于基层，” 因此民族身份的维护，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建构是否需要认真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否是思考这种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这位“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出者，为了向“人类大家庭”展示其“网络之网”
新世界信息秩序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往往是和文化相关联的。诺拉-蒙克（Nora-Minc）的《社会的信息化》报告（1978年）由于对电脑技术网络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成了名著。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是以它的记忆为基础。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认为，随着全球网络的展开，通过知识的数字化来进行意义建构的系统意味着一种有可能把某种独特的思维感觉方式规定为普遍标准的地缘文化模式。单个国家对信息库的垄断，有可能导致从中抽取信息国家民族身份嬗变。他认为，“让美国的数据库来组织这种‘集体记忆’而自我满足于从中获得数据，这就等于一种文化异化。 ”在文化工业语境中，“文化的普及是通过文化工业来进行的。” 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借助现代传播网络的数字化工具进行着无边界的流动，这就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记忆外化的全球化过程”。 “文化产品中的服务最终是真理（Verité）的提供（生产和流通）……个体一旦接受了其中的讯息和真理，就要 ‘皈依’。 ” 因为“传播的强力之一是对信息接收个体的内化作用，同时，聚合现代人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体现出传播的社会化力量。” 因此，集体记忆外化的过程，是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记忆的强势扩散过程，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己记忆的异化过程。
文化在信息时代中被信息化，在信息自由流动教义下传播开来，作为“身份、意义、尊严和社会革新根源”的文化（独特性）被逐渐边缘化.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沃尔东（Domique Wolton）认为，“文化常常有两个维度：与保持自己根源的文化遗产相联系的身份；为思考同代世界的与历史相联系的开放……现在，开放维度在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中到了如此程度，注重当下，对历史漠不关心，以至于人们预感到身份问题的出现……” 。人类是通过相互传播来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即通过传播变成社会成员。当作为集体记忆基础的文化不断受到外来讯息而发生嬗变时，民族身份就成了对信息传播网络开放的赌注。
这样，在数字网络时代，集体记忆嬗变为信息库，文化和信息间的差别消失了。现实的不平等的世界传播关系，在一定程度强化了这种不平等。讯息输出成了新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博弈的途径， 网络空间也成了地缘政治空间。“对非发达国家的社会受众而言，传播全球化的结果有可能是主体自身的活动边界被‘他人的欲望’所支配和模糊，亦不排除从反向角度或多或少产生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价值取向， 如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有人指出的网络民族主义。”
第一阶段
1973年坦佩雷研讨会
1973年坦佩雷研讨会召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汉科会议。在汉科会议上，与会者决定对国际电视节目的流向进行调查。诺顿斯登与瓦瑞斯（Tapio Varis）承担了这个调查项目，并在1972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赞助还包括召开一次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这就是1973年5月的坦佩雷研讨会。
在这次研究之前，研究媒介信息流通的课题主要集中于报纸，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内容分析技术。诺顿斯登的研究则以多个国家电视节目的流通情况为研究对象，并且使用问卷调查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没有坦佩雷研讨会的推动，那么诺顿斯登等人的调查结果很可能跟以前很多信息流通研究一样，被埋没在学术故纸堆中。坦佩雷研讨会汇聚了政界、业界、学界的声音，是个思想交锋的地方。参加会议的，不仅仅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麦兹、席勒、诺顿斯登、戈尔丁（Peter Golding）、以及古柏克（Thomas Guback），还有传统行政学派取向的研究者卡茨（Elihu Katz）。
诺顿斯登调查报告的题目是《电视交通——单行道？》，他与瓦瑞斯在调查中证实，报告标题中的问号可以变为叹号，也就是说，“单行道”的现象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触目惊心。在对世界上近50个国家进行调查之后，他们在总结中认为，电视节目的交通是个单行道，主要是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流向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的关键论据，导致后来一系列的“流通”与“通道”研究。
政治上左倾的芬兰总统盖古宁（Urho Kekkonen）出席了坦佩雷研讨会，他的演讲极大地增添了这次会议的分量。盖古宁首先在演讲中引述了人权宣言第19条，重申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然后转向对西方言论自由概念的批判。盖古宁通过这次演讲为即将召开的传播政策会议造势，支持公共报业与公共广播电视的政策。
正是在坦佩雷会议上，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开始酝酿。会议最后的总结提出建议：“应该提倡信息在各国之间更加平衡地流通，在这种流通中，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与责任决定本国的文化前途”。这实际上向美国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提出了挑战。对不结盟国家后来提出新秩序口号最有启发意义的，恐怕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另一条建议——“应该采取措施，改变当前信息流通在资源与方向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现象……”。[vi]后来在不结盟国家发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会议上，使用了几乎同样的措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这些研究与讨论的成果。后来，《电视交通——单行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研究报告中成为最畅销的一本。本来席勒曾预言没有人敢将这些内容印发出来，当报告最终出版时，他告诉诺顿斯登：“这可以当作你一生的最高成就了，即使你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vii]事实上，这确实是诺顿斯登影响最大的学术贡献。
1976年不结盟组织突尼斯信息研讨会
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突尼斯召开信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传播批判学者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建立了联系。不结盟运动国家最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1973年9月，不结盟运动国家第四次峰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这次会议认为“帝国主义的活动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与社会领域”，因此号召成员国“在大众传播领域开展一致行动”。
学术力量与政治力量在突尼斯信息研讨会上结合起来。在会议召开之前，诺顿斯登将坦佩雷研讨会相关文件（库克宁的演讲与席勒的论文等）递交突尼斯信息研讨会的东道国，用于主题演讲稿的起草。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提法（后来统一称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便诞生于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启动了保护国家文化、克服世界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项目，要求“摆脱信息殖民化，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ix]几个月后，从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开始，这个议题正式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更加多边的论坛。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政治、冷战、媒体报道等各种因素的挤压过滤之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最终留给后人四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1）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x]
（2）1980年麦克布莱德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3）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并延续至今的传播发展国际项目
（4）1989年至今为总结新秩序失败教训而举行的十几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
第二阶段
1978年《大众媒介宣言》
《大众媒介宣言》的完整名称叫做“有关大众媒介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共识、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与战争煽动而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从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全体会议提议，到1978年第20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众媒介宣言》，一共经历了八年的时间，并经历了激烈的论争。
197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在内罗毕召开。不结盟运动国家涉及信息流通、媒介自由的新秩序运动成为主要议题。诺顿斯登以三种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芬兰代表团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国际记者协会主席与发言人。争论主要在于媒介的自由与责任，焦点是拟发宣言的第一条与第五条。第一条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大众媒介为促进信息自由与平衡流通作贡献”；第五条认为，“对于战争、暴力、种族隔离与其它形式煽动国家、种族、宗教仇恨的罪恶行为，大众媒介有责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辩护与支持”。[xi]欧美一些国家认为，涉及媒介责任的词句为政府干涉媒介自由提供了借口。由于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最后决定教科文组织重新修订宣言内容，两年之后再在下一届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国际信息流通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后来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在回顾1976年这次会议时，诺顿斯登认为，由于不结盟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默契的联盟，才导致西方国家在会议召开时处于被动地位。西方国家推迟表决，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战术。利用这段时间，西方国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歪曲各国关于新秩序的争议：将其定义为媒介自由与政府审查之间的矛盾，由此在西方制造反对新秩序运动的民意基础。其次，推销“信息领域的马歇尔计划”，力图通过支援不结盟国家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来收买这些国家的选票。
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
198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全体会议上，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项报告再次提及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被拿来表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这份报告的完整性，使之成为国际传播史上的重要文本。此后，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低调处理有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问题，但是美国仍然表示不满，并于1984年年底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随之退出。美国和英国的退出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经费。
第三阶段
美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新秩序运动失败的标志之一。1987年，西班牙人梅耶（Federico Mayor）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并重新宣扬信息自由流通，这是新秩序失败的另一个标志。从新秩序运动的失败当中，诺顿斯登等批判学者得出的主要教训是需要发动草根力量。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就是延续火种与积蓄力量的媒介民主化运动。从1989年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的第一次会谈，到1998年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的第十次会谈，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逐渐演化为促进传播权利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
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第一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公民社会力量在此次会议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胜利，发表了《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公民社会宣言》。诺顿斯登代表学界在这次峰会上做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主题发言。在2005年第二届突尼斯会议上，他主持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在简介部分，报告表达了传播作为基本个人人权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团体集体权利的基本信念。从第二部分开始，报告分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传播结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最后部分则概述了一些调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强化相互依存性，加强各领域的合作，采用国际的传播标准和手段，新闻的收集和分发方面需重视的问题，注意被忽视的信息盲区，更广泛的资金来源等。
新世界信息秩序《麦克布莱德报告》
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
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
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至今仍在定期召开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宣布《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原则与主要提议仍如1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已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更加广义的全球层面上。
当今世界，知识和科技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权力上的优势。国家知识实力的提高直接带来了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改变其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地位。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强权政治往往以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为主要特征，知识经济时代的强权政治逐渐显露出知识霸权的特征。知识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高知识附加值的剥削，技术输出附加各种条件；国际分工中污染型、耗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信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大力兜售西方文化及西方价值观，且都带有技术欺压性；在外层空间的利用、深海资源的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制造上，发达国家拥有专利，发展中国家只能望洋兴叹，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卫星在本国上空飞行、侦察、监视，人类共有的公海资源被发达国家开采，而无偿分享的却是环境污染的恶果；至于国际关系中的制裁和武力干涉现象，更具有暴力知识化和鲜明的技术欺压色彩，这在科索沃战争中表露无遗。产生知识霸权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知识地位的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跨入了信息社会的门槛，而发展中国家还在农业文明甚至最原始、封闭的生存状态向工业文明艰难地攀登。发展中国家虽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上占世界的大多数，但在科学技术上却十分落后，世界上约80%以上的科技人员、科技成果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知识的优势使发达国家获得了一切全球性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游戏规则与交往规则制定权。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军事领域和传媒领域的知识优势，使其能够在文武两条战线扩展影响，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发展中国家则在传统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之间徘徊，频频受到知识霸权的挑战和欺压。信息优势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信息革命创造的新经济依然是一种“富国现象”，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充当了网络信息革命的火车头，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进一步创造了以“创造优势”为内核的“竞争优势”。在信息革命浪潮中一马当先的国家是美国，信息革命成果最大的受惠者也是美国，数字鸿沟突出了美国信息超级大国的地位。2000年在全球信息产业中，美国中央处理器的产量占92%，系统软件产量占86%。美国IT产业投资占全球投资的41.5%，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占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95%，美国互联网用户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电子信箱量占全球总量的58%，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目前，世界性大型数据库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设在美国。上述关键数据，均大大超过美国GDP占世界总额28%的份额，美国在lT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包括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使美国能以强大的经济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利。信息革命的摇篮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和发展效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崛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在1994 年~2000年美国GDP的增长中，信息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从6.3%提高到8.3%，信息产业发展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占30%。世纪之交，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知识霸权，急不可耐地要在世界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1)以强大的军事、经济、技术优势为后盾，确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使美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规划者、主导者和维护者。(2)向全世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谋求建立一种按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筑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化。(3)谋求国际合作，构筑国际新秩序。依靠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盟国关系，扩大“八国集团”的政治职能，共同承担责任和行使权利，保持对全球、地区事务的控制权和主导权。(4)防范并遏制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挑战的“竞争者”崛起和地区秩序 “挑战者”的出现，打击“无赖国家”，规制“转型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开发和部署新的军事技术，对别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知识霸权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利用知识霸权从事构筑国际新秩序的谋划和行动，具体表现为： (1)知识霸权是美国军事霸权的灵魂，而军事霸权是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撒手锏。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对领先地位，大力推行新军事革命，用大量现代高技术武器特别是信息武器装备美军，使美军在常规领域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形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超出1~2代(即15~30年)，对盟国超出 0.5~1代的装备优势，奠定了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冷战后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进行的四场局部战争。在战争中，美国的霸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图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2)知识霸权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核心，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是美国构筑国际经济秩序的强大依托，而且也是21世纪美国霸权秩序的基础。在信息革命中，美国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摘取了当代世界知识霸权的王冠。新经济使美国一扫过去“经济相对衰落”的忧患和失落，得以趾高气扬地向全世界鼓吹和推广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把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付诸实施：通过发展高科技垄断产业核心技术，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获取高额知识附加值，实现美国经济的最佳效益，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获取丰厚的利润，从而巩固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经济实力，膨胀了美国的霸权意识，为维护和发展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创造了必要的技术经济前提。 (3)知识霸权是美国软权力的基石，软权力是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0世纪90年代，软权力理论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为人们日益高度关注。
新世界信息秩序那么，美国将不但在导弹防御，而且还在太空对地球战略进攻武器，以及太空基反卫星系统方面，占据垄断地位。这将从根本上打破世界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只能对其国内热中于采取单边行动的人产生进一步的鼓励作用。第二种可能是，其他工业和技术先进国家，要通过发展和部署自己的太空基武器，来打破美国的太空垄断地位；于是，军备竞赛便进入太空领域，其后果不可逆料。这样一来，如何能够加强21世纪的国际安全，或者，仅仅保证美国自身的安全呢? 为了把反恐怖主义的势力整合起来，每一个大国都不能单独发展新型武器，独霸太空，或者引诱别人同它在这个还没有被军事化的领域里开展竞争。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像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太空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样深思熟虑的协定。如果直接或间接参加这类条约的国家越来越多，就会建立一个更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国际社会。
目前在全球金融信息服务方面，还存在着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不平衡现象，制约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信息富有国”和“信息贫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数字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某些地区有加剧之势；
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对等。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至少比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多出百倍以上，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地、充分地传达和分享所需要的、切合自身发展的信息；
三是信息秩序的不公正。金融信息的发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手中，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掌握金融信息的发布权和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一是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尽管全球金融信息化总体上在不断加速，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20%的人口占有80%的信息资源，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资源，"信息富有国"和"信息贫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数字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某些地区有加剧之势；
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对等。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至少比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多出百倍以上，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地、充分地传达和分享所需要的、切合自身发展的信息；
三是信息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金融信息的发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手中，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掌握金融信息的发布权和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这种不平衡和不平等，造成金融全球化的不完整性，影响到全球金融的和谐、协调发展，进而阻碍了地区经济乃至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呼吁，努力消除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不平衡、不平等现象，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秩序。
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应当也能够在推动信息全球化进程中担负起重要责任，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讯社在全球信息传播特别是金融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更是金融信息服务的中坚力量。据统计，目前几大世界性通讯社在全球金融资讯市场的份额超过80%。因此，世界性通讯社更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为建立多元、公正、均衡的金融信息秩序发挥龙头作用。
半岛英语频道强势亮相
英语频道的正式播出使西方世界第一次看到了由阿拉伯人编辑理念主导的英语节目。不过，由于技术和执照申请方面的原因，这比最初预计的播出时间推迟了一年半。据估计，全球除美国外有8000多万有线和卫星用户能够收看到半岛英语频道的节目。作为倍受争议的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新闻频道的姊妹频道，半岛英语频道仍然表现出了固有的争议风格。在当天的处女秀中，半岛英语频道专门播出了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萨达姆当政时期德“铁嘴”新闻部长伊战期间指责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新闻报道的片断，以突出表明该台鲜明的独立性。
首日播出的新闻分别来自该台设在吉隆坡、伦敦和华盛顿的新闻中心，内容包括日本的海啸、在巴勒斯坦火箭袭击中丧生的以色列妇女和皮肤漂白产品带来的损害等。但节目焦点主要设置在与加沙人道主义环境和苏丹日益加剧的危机相关的报道上。首次出现的受访者中还包括哈马斯领导人Khaled Mishaal。
酝酿已久的半岛英语频道一亮相就展示出其强劲的竞争力。它在全球设有4个新闻中心，20多个分社，其中有5个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非洲苏丹的达福尔、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尔和民主刚果共和国设有分社，另外，该台还史无前例地将从设在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分社发回直播报道。半岛电视台台长瓦达•汉法尔说，开播首日的接入户数是预计目标的两倍以上，这创下了广播电视媒体的一个记录。全球8000多万户家庭能够接收到半岛的信号证明了半岛电视台品牌的影响力。据媒体透露，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的主要有线电视运营商都承接了半岛英语频道的落地业务。但由于美国有线电视运营商受到相关压力没有承接其落地业务，半岛英语频道至少一年内无法在美落地。美国观众只能通过宽带因特网在线收看节目。
英美名士冲锋陷阵
半岛英语频道显然深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在该频道的工作人员里，有不少是英美国家知名的资深记者和明星主持。如唯一曾采访过最近7位美国总统和6位英国首相的前BBC资深记者戴维•弗罗斯特爵士，他在伦敦为半岛英语频道主持一档每周一次的公众事件节目；曾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BBC工作过的里兹•汗，他将在华盛顿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和一个深度访谈节目；曾为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节目工作过15年的戴夫•马拉什将成为该频道华盛顿新闻中心的主播；此外，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期间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多哈总部新闻官员的前海军陆战队上尉乔希•拉什也加盟了半岛英语频道。在这些人当中，弗罗斯特最为引人瞩目。半岛英语频道首播日，他第一次亮相就透露，他邀请的首位访谈嘉宾是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
新世界信息秩序另一位BBC资深主持人达能•约丹则是最近一位加入半岛英语频道报道团队的英美知名主持人。他在10月5日最终确认加盟，并在该频道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总部主持新闻节目。约丹1995年进入新闻界，自1998年进入BBC后，逐渐成为BBC的一个重要主持人，先后主持过BBC1台的早间、BBC24小时新闻频道、BBC1台的“一点钟新闻”、BBC“六点钟新闻”和BBC的旗舰栏目“十点钟新闻”等重要栏目。
在目前半岛英语频道的500多名记者、主持人中，很多都有在BBC、CNN、福克斯电视、路透社、美联社等英美主流媒体中从业的经历。
破除西方垄断魔咒尚须时日
按照半岛英语频道自己的说法，它是世界上第一家总部设在中东的全球性英语新闻频道，其发展目标就是要成为中东问题报道的坐标，使新闻信息的流动从传统的西方到东方、北方到南方的模式改变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南方到北方的新模式。为此，这个频道将关注西方媒体没有关注到的新闻，促进不同观点的争论，设置阿拉伯人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议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半岛英语频道分别在多哈、吉隆坡、伦敦和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四个新闻中心，并围绕这四个中心建立了20多个支撑性分社。半岛英语频道相信，这样的布局可以使其新闻报道从一个中心传递到另一个中心，24小时“追随太阳”毫不间断，从而最终使全世界都听到阿拉伯人的声音。
半岛英语频道栏目编辑汀•康宁汉姆说，半岛英语频道绝非是半岛阿拉伯语频道内容的简单翻译，观众们将看到在西方媒体上看不到的画面。但是，半岛英语频道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宣传工具。要赢得全球观众，我们就要“小心求证力求公平、事实准确和像任何新闻栏目必须做到的那样不偏不倚”。
康宁汉姆认为，半岛英语频道的记者、主持人团队有着在各种不同新闻环境里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能够确保既尊重所报道国家的价值观，又能不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所支配，从而报道出与众不同的新闻。收看半岛英语频道的观众会发现，传统英语新闻报道的格局中确实出现了新鲜事。半岛英语频道的气象预报员是金发女郎，使用的播报方式也是西方式的，但开头第一句却是“阿拉伯半岛多云”，然后先亚洲后欧洲。至于北美，则是在欧洲之前简洁明快的一句“北美多雨”就再没有其它内容了。这种方式使西方观众相信，这是半岛英语频道试图改变电视新闻业气候的标志。
但是，半岛英语频道能够改变西方世界对新闻信息的垄断局面吗？现在似乎还不宜做出如此乐观的评判。对于英语国家的观众来说，其文化背景和兴趣依然是围绕欧洲和美国发展。他们关心的主要还是英语文化里的热点和焦点，而不是阿拉伯半岛上空的云。同样，中东、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观众也未必热衷于欧美事务，半岛聘请的欧美大牌记者、主持人能否被亚非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也是一个未知数。有媒体分析人士认为，半岛英语频道首日开播以中东问题为主，在节目编排顺序上也是先中东，后亚洲，然后再欧美，在当天收视率就不高，长远下去，恐怕会限制自己潜在观众人数的增长。此外，它更可能从其阿拉伯语频道受众中分流一批乐于收看英语新闻的观众。
半岛英语频道聘请欧美媒体知名记者、主持人的方法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些英语世界熟悉的名嘴名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部分观众，并带来西方主流媒体新闻制作、报道和管理的最新方法和理念；但另一方面，这些记者、主持人虽然身在半岛心却未必能属于阿拉伯世界。在加盟半岛英语频道的弗罗斯特爵士看来，半岛的所有者、卡塔尔埃米尔是“我们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加盟半岛的这些欧美名记者、主持人大多数在英语新闻界已是昨日黄花，已经过了事业的颠峰期，其影响力能持续多长时间值得关注。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欧美主流媒体已经感到压力却是事实。据估计，卡塔尔埃米尔为启动半岛英语频道投入了至少10亿美元，以期与BBC、CNN等英美电视媒体分庭抗礼。BBC 世界频道主编理查德•珀特说，自半岛英语频道公布了开播日期后，BBC就重新检视了自己的表现，以确保不会在竞争中落伍。
诺顿斯登
于1941年降生于赫尔辛基的一个军官家庭。二战时，赫尔辛基是苏联与德国、红军与白军等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又成为美苏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从这种纷乱和冲突的环境中，诺顿斯登从小就懂得：对话与交流永远胜过战争。
诺顿斯登生性积极，而人口不多的芬兰也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活跃舞台。17岁在中学时，他已经为芬兰广播电台制作了25篇广播报道；大学新生时，他独自赴瑞士采访心理学大师荣格，这是荣格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大学期间，诺顿斯登就开始主管芬兰广播公司的青年节目。1963年，诺顿斯登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这一年代表芬兰广播公司第一次参加了传播学国际会议，这是他接触传播学的开端。
正导致他转向左翼思想的是美国的留学生活。1966年，诺顿斯登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留学。伊利诺大学向来是美国左翼传播学者的大本营。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都曾在那里教学。正是在60～70年代，随着反越战、校园动荡、黑人民权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思想开始在美国确立。诺顿斯登在美国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赴美之前还是个自由主义者的诺顿斯登，1967年回国之后却被芬兰极右派称作“共产分子”。
从美国回来之后，诺顿斯登在芬兰广播公司担任政策规划部门主管。当时在芬兰广播公司倾向左派的总裁周围聚集了许多年轻的激进记者，他们提出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信息节目政策”。这个政策在本质上是促进民主、反对商业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此时，芬兰的传播学研究尚未起步。留学北美时，诺顿斯登采访过拉斯韦尔、贝雷尔森、麦克卢汉等传播学名宿。1968年，诺顿斯登发表“美国传播研究批判”一文，他在文章中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只有数量上的繁荣，并没有质量上的高水平。他还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批判声音的缺失。[iv]从世界范围来看，诺顿斯登的这篇文章跟席勒、斯麦兹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一道，属于批判学派最早的声音；而从芬兰本国来看，这属于芬兰传播学的开篇之作。从一开始，批判学派就在芬兰传播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芬兰国家委员会与芬兰广播公司召开汉科圆桌会谈（Hanko Round Table），商讨芬兰媒介政策的走向。会谈认为，当时各国媒介要么服从政治权势，要么服从经济利益，而这两种体制均是实现民主的障碍。因此，这次圆桌会谈要求将媒介从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跟前述芬兰广播工作者提出的“信息节目政策”息息相通。诺顿斯登说：“席勒、斯麦兹以及大部分其他批判学者都是在学术象牙塔中进行观察，而我与我的芬兰同事却能够跟决策者共同规划媒介政策，我们本人甚至可以成为决策者。”[v]芬兰有一种学界、业界、政界密切互动的独特传统，这种互动使学术思想更容易落实到政策当中，结果产生了芬兰早期媒介政策上理论与实践平衡的特点。
1969年，坦佩雷大学大众传播系开设了培养广播与电视记者的学位体系，28岁的诺顿斯登最终击败另外一位54岁的候选人，在1971年获得这个教席。他放弃了在芬兰广播公司的工作，成为芬兰最年轻的教授。有了新的平台之后，诺顿斯登在学术界更加活跃。1974年，芬兰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成立，诺顿斯登是创始人之一。
诺顿斯登还在1972年成为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的副主席。1976年，他接受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职位——国际记者协会主席。国际记者协会主要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组织，选一个西方国家的人士担任主席，意在消除人们对苏联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组织的流行看法。从官方头衔来讲，诺顿斯登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他只有35岁。这些学界与业界组织的职位奠定了他领导并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地位和组织基础。其中诺顿斯登本人自始至终参与的是《大众媒介宣言》以及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人类的信息传播进入了数字网络时代。数字网络传播的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促使人们思维和生活的方式发生改变，也为传播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全球化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协助下似乎变得强势，更加促进了产品和服务的无边界流动，形成了数字化空间中的自由交换景观。网络传播时代的传输终端的延伸就象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 的《章鱼》（The Octopus）一样环抱着世界。 “现代化”的发展思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等，构成“集体记忆”的信息成了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赌注。作为民族身份参照的“集体记忆”已不再由传统的民族国家来生产，在信息传播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传播机构由此具有了支配他人想象的能力。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景观中，“集体记忆”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所激发的新想象及其矛盾，成为21世纪人类传播的新景观。
一、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征
数字化意味着用数字0和1两个符码对不同版式的讯息（音、视、文本等）进行编码，然后借助传输工具输送到接受终端。数字化实现了从模拟信息向数字信息的转化，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数字化传播日益成为一种救世主式的角色。
讯息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引起了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使以往相对分离的传播和信息这两个技术领域极大地融合起来，从而使长期以来在民族的、单一技术的、垄断性质的基础上被隔离的数据内容或诞生其中的服务在各种数字化工具（有线网络、电缆、卫星、等等）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以至于尼古拉?居彦（Nicolas Curien）和皮埃尔-阿兰?米埃（Pierre-Alain Muet）在2004年提交给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的报告《信息社会》（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中，把数字革命看成继铁路和电力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们认为， “数字革命的后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即传播。数字革命出现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之中：经济、教育、文化实践、社会关系、卫生等。在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敲响了中世纪体制的丧钟，开启了现代纪元。5个世纪以后，信息传播技术（ICT)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使大众对大众的传播随时随地都可进行。”
数字化传播具有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累积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其中，主要的是其整合性。所谓“整合”（convergence），就是把电脑技术、通信技术和媒介信息领域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功能整合，就是通过电脑基信息技术系统把信息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宽带通信系统输送给使用终端；其次是工业整合，它通过收买、兼并和战略结盟，来加强电脑、IT工业、通信公司和媒介领域的联系；最后，产品和服务整合，整合的产品和服务使媒体信息内容利用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后的形式，它们利用了数字化的投送能力以及互动的个人化服务。 这些整合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信息数据库集中在操控传播技术平台和推广能量的集团手中，处于技术弱势的群体嬗变成为信息的消费者。除此之外，应当还有信息和文化的整合，因为在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下，文化产品被数字化，数字化作为现代传输信息的方法，文化越来越多地根据它的数字化来界定 。文化嬗变为信息，失去了历史性，从而使处于新的世界传播秩序下一些群体失去了文化创新和再生的根源。因此，“互联网使人产生一种自己被剥夺的感觉，数字化技术并因此产生的互联网及传播技术又被融合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中” 。
信息技术和网络诞生于美国的军事试验室，借助公共投资发展起来。数字化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像以往的新的重要发明一样被赋予救世的力量，似乎自身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规范的能力。数字化网络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从而对人类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但这些技术更加把社会性、知识、文化、安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身份、权力等当成利益集团间和国家间博弈的赌注，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和传播秩序又把数字技术推上了和文化帝国主义合谋的被告席。
二、全球传播秩序
1、全球传播秩序
全球化传播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前者主要表现于阿芒?马特拉的“传播世界”，后者反映在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中。在帝国中民族国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它的权威新的全球权威来代替，这就是“帝国”。 在全球化的展开，民族边界在逐渐消失，世界市场从民族国家施加的内外区分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了许多差别。这些差别当然不是自由地在国际空间中发生作用，而是被整合进包含高度分化的、动态的全球权力结构网络之中。” 在帝国中，任何国家“不能形成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结束。” “民族身份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大众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该书的作者虽然采用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对宏大或微观主体做的却是非历史性的分析。被剥夺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国之中，抹煞了围绕市场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地形图。因此“帝国”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语境中，在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 的背景下，以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所谓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方式。法国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反对这种传播的非历史性分析，强调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主体对传播流（flux）的挪用，并且把世界传播的逻辑框架和概念工具结构在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经济世界”思想之中。
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 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特拉把自己的理论工具建立在由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引申而来的“传播世界”之中，其理论方法受启发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经济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布罗代尔认为：
一个经济世界可界定为由三部分组成的事实：1）它有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因此有用来解释它的和变化的范围；2）经济世界常常有一个支配城市代表的极（p?le）或中心……此外，它可以在一个经济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心……3）整个经济世界在连续的区域进行分配。心脏区（coeur）指围绕中心的地区……随后是中间过渡区，围绕心脏区。最后是大量的边缘区，它们在作为经济世界特点的劳动分工中处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不只是参与者。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如同炼狱。充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理位置。
沃勒斯坦在布罗代尔、马克思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在这一世界中，边缘地区要服从中心地区的需要。在布罗代尔、启蒙共和思想等影响下，马特拉建构了自己“传播世界”（communication-monde）体系，马特拉主张应该所有参与传播者共同享有传播权（jus communicationis），实现传播的民主化。
马特拉对世界传播秩序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已被采用，来表达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数字化时代，这种传播秩序仍不过时，反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进一步强化讯息的不平衡流动。如世贸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07年8月17日在科伦坡（Kuala Lumpur）所说，“的确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特拉传播秩序的关键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找出传播的等级逻辑，即中心-过渡-边缘。多米尼克?马丹（Dominique Martin）等在《全球的嬗变：全球化社会学》中则认为，由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仍然没有过时，“这些国家虽然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但仍旧存在着共同的、依赖发达国家的事实，从而（重新）导致了不发达状态。” 因此，从后现代观点来审视全球化传播，在实践上会产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沆瀣一气的负面效果。
2.数字鸿沟、传播秩序与权力
数字鸿沟是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距。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这一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在某些人看来，数字化网络似乎成了传播秩序上游集团的特权领域。对数字鸿沟的分析基本从两个角度来进行：首先是对信息传播技术，主要是现实的数字化连接，对分隔“富者”和“穷者”间因素的量化分析；其次，搁置技术连接性，从与信息传播技术相关的文化和能力方面进行分析 。这些基本上是社会技术层面的经验性分析，如果把这种分析提高到世界传播的框架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把数字鸿沟与不平衡的传播秩序结合起来将更具有建设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经济秩序和信息传播秩序不平衡造成的人类无法共同享有科技进步成果，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又强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讯息的不平等流动是对人类民主乌托邦梦想的讥讽，数字化全球传播秩序在时间上实际上降低了世界权力关系重构的可能性。
在福柯看来处，“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一种结构或一种某些人被赋予的力量；它是在给定社会中复杂战略关系的总称。” 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信息流动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体现着传统权力观向福柯权力概念的过渡。以往一个群体通过宏大的具有压制功能的否定机构向另一个群体施加的影响的做法（如武力侵占的帝国主义形式）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靠不可见的交换关系来继续对他者施加这影响（如文化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信息流动失衡的加剧，另一方面“权力的行使不仅受可能性条件来支配， 而且通过这些条件来进行。”
在马特拉的“传播世界”的传播秩序中，存在传播的等级性交换关系，在这里，传播工具既是生产力要素，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传播是对社会关系的整合。 在福柯看来，“事实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种或多或少有组织的、等级化的、协调的一组关系。” 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发达国家处于信息传播的上游，掌握着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当我们说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来自于美国时，至少这体现出了某种事态的严重性。然而，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找着自己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席勒所说的封闭自居。福柯在分析企业老板与工人的关系认为，工人规训不是老板强加的，“这是因为对自由劳动力的紧急需求。” 同样，发展中国家虽然面对发展和被异化的困境，还是参与了全球化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历史传统统治秩序的产物。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探讨依附理论时提出，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是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他把依赖看作是理性逻辑造成的，这里霸权中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卫星地区则服从于来自中心的刺激。托马斯?瓦斯科尼(Thomas Vasconi)则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探讨了拉丁美洲的“欧化”和地区的“异化”，指出拉美依附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全球信息不平衡传播的运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论战平台，但美、英等国借口该组织讨论的信息传播新秩序过于“政治化”而退出教科文组织，以及后来苏联等原因导致了争取全息传播信息新秩序运动的式微。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国际权力运作的利用。因为“权力是一套对可能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权力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总之，它能完全迫使或阻止。” 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发达国家主宰的经济或传播秩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针对前苏联提出来了信息自由流动教义，并且在联合国组织内合法化自己的信息自由流动教义，现在这种教义逐渐被吸收进自由交换的思想之中。
在新自由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民族国家似乎表现为自由参与市场经济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过程。但这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圈套。因为，根据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当权力的行使被定义为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时，这里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由（liberté）。权力只有对‘自由主体’(sujet libres)施加，而且因为他们自由了，才能被施加权力。在决定性饱和的地方，就不存在权力关系。 但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与宏观主体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是全球商业共和国和信息自由流动中具有自由表达权利的“公民”。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策略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并不断巩固着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这常常是发达国家的目的，尽管马特拉不认为不平等交流不属于任何阴谋论 ，但席勒却不这么认为 。信息的传播也是发达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的策略。福柯认为，“一个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生产这种支配，这当然是一套预谋的战术在保证统治的重要战略中的作用发挥。但是在规定、再生产、增长和巩固现存权力关系的战略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生产关系。”
因此，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衡和数字鸿沟的出现，有着再生产和巩固信息流动不平衡关系的趋势。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情形，民族身份、民族想象、发展的源泉等都成了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世界交换中的权力关系，使优势地位和劣势地位成了发展的赌注。
"数字鸿沟"
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随后，数字鸿沟最早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里面--1999年7月份美国官方发布的名为《填平数字鸿沟》的报告。2000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向8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专题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当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
在英文里面，数字鸿沟大多数时间统称"Digital Divide"，也有时候叫做"Digital Gap"或者"Digital Division"，本意是数字差距或者数字分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Dannisi指出，数字鸿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技术计划指导Keith Fulton认为，必须落实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数字鸿沟并不仅仅指是否拥有计算机。历史上发生过"工业革命"，但许多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各行其道，许多国家落在后面。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鸿沟网”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遇参与到我们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遇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当中。”这一定义主要从经济、技术角度入手，虽然没有包括文化、民族、性别、代际方面的差异，但是道出了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的"数字鸿沟"应当被称为"知识鸿沟"或者"教育鸿沟"。在互联网时代，个人计算机的主要用途已经由计算转化为信息搜索、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了。所谓"知识鸿沟"，就是一方面闲置着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被吸收到最具价值创造潜力的、占国民经济比重高于70％的经济过程中去，从而不得不拥挤在只占国民经济价值总额30％以下的传统农业和工业部门内。 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也曾梯级分布，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数字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无论是实际上网人数，还是上网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东部省区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
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
"数字鸿沟"一词是联合国和发达国家首先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将之作为南北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就目前情势看，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较为主动。 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对新科技革命及信息化的相关社会影响较为敏感，特别对国内"数字分化"有较强烈的感性认识及危机感。
南北"数字鸿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继续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增多，这不利于西方推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因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发达国家国内传统信息产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大批信息技术和产品需要通过大规模扩散实现增值和升级，此时发达国家公司急需打开、创造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产品市场。正如美国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公司最终也会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带来的市场机遇”，可谓一语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必然涉及缩小南北整体经济差距、扶贫、减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一系里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正在挨饿的穷人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
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所带来"数字鸿沟"等问题是跨国界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协商处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领域新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由少数几个信息大国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 "的努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1]《大众传播学》
[2]《传播学教程》
[3]《传播理论》
[4]《世界传播事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