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说
文革小说
《闪闪的红星》1、阴谋文艺
2、文人创作
1） 浩然为代表的小说
2） 受当时创作倾向影响较小的小说
《闪闪的红星》 《春潮急》 《万山红遍》
3） 地下小说
创作情况
1）数量多，尤其长篇小说数量多。
2）质量低，大多数是图解极左方针和政策的工具，内容虚假，艺术性不强。
《第二次握手》1）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2）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
A赵振开（北岛）的《波动》
B靳凡《公开的情书》
C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
D、毕汝协《九级浪》
3）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4）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
5）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
2、地下小说创作的意义与局限
《沸腾的群山》
《飞雪迎春》史无前例的文革，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人的灵魂，说到底即是人的文化底蕴。然而，他一蹦跳，就犯下极大的错误，就象一只青蛙跳进了烧红的锅，等待它的只有死亡。这只锅，就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顽疾。
文革时期的“民主”，是佛法无边的如来手掌心里的民主。那个世界里，有那么多菩萨、罗汉以及妖魔鬼怪，你孙悟空只有吃苦头的份儿，何况你的师傅本来也是那个圈子里的人物。如来不可能让孙悟空来粉碎自己构筑起来的世界。文革的不伦不类和最终失败是必然的。积极或消极参与“文革”者的悲剧命运也是必然的。文学，其实是人学，它注重刻画人物的个性性格。它须借助一定的历史事件（通常谓之“载体”）来展示人的心灵历程。然而，它给予读者的当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画卷，而不应该仅仅是“无巧不成书”的故事。
纯粹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场没有一个不是可悲的，而且愈真诚愈悲哀。“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既然“华盖运”——文革开场的“使命”，“历史地”落到这些青年身上，那么，他们“动辄得咎”就是命中注定，他们的被杀，被绞，被烹，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他们连连撤退，或落荒而逃、溃不成军，也还是要被紧紧咬住，斩尽杀绝。评论人物，古代用“君子”与“小人”，今天，仍然不乏用“高大”与“渺小”。则喜欢用“清醒者”和“糊涂人”来论及。其实，在万米高空，或者说站在上帝的高度，用历史时空的眼光俯视人寰，最伟大的人也只是芸芸众生，也就只有“清醒”和“迷茫”之分。芸芸众生，不说全部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迷茫者，是懵懂人，他们一降临到人世间，就在一个既定速度的大轮子上旋转，就在一条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河里裹挟前进，他们急匆匆走向生命的终点，到临终都是糊涂的。阿Q是绝对的糊涂人。孔乙己虽自命清高，却自欺欺人，至死不悟。也有少数人，临终了才后悔、才思考、才清醒，像祥林嫂忽然怀疑灵魂之有无，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属于孔子说的“困而不知”的人。“生而知之”的“天才”，有没有呢？窃以为没有。能够“困而知之”，就很了不起，凤毛麟角。孔夫子他也是到了六十八岁学《易》以后，才后悔自己走了许多弯路，终于清醒起来。
“文革”小说某一主人公，象《白蛇传》里的白蛇，因一念之差堕落红尘，历经九死一生方回峨嵋一样，他经数十年炼狱，反复撞击自己的灵魂，又经“神人”点化，终于能渐渐地明白要从原来的生活中“拔出来”，抛开禁锢心灵的“形”与“器”，而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所谓“从入世到出世”，这是一个可贵的“梦醒”过程。虽不“伟大”，却也并不“渺小”，他也许不会再堕地狱。
文革是一个没有收场也不可能收场的烂摊子，又是一幅精彩绝伦的史诗般的大画卷，撷取每一个细节放大开来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飞雪迎春》文革小说的收藏价值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文革小说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尽管有些小说是对社会现实的歪曲反映，但对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状况，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其次，正如“文革”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样。
文革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一时期文学处于低潮，但也产生了一些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由于“文革”结束后。许多“文革”出版物被销毁，大量文学作品已经散失，只有少量的作品还珍藏于有心的读者手中。尤其是由于思想性的原因，绝大部分“文革”小说已不可能再版，成为绝版图书，这就更增强了它的收藏价值。
《金光大道》尽管在这以前也曾有过不少作品向人们描述过关于文革的记忆，但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心灵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写出了文革的“寻常性”，或者说写出了文革与人性的某种“关联”，正因为“寻常”与“关联”，所以就更接近真实，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的必然性，使读者的思索与感悟溢出文学之外。
小说的故事背景在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是市民意识浓厚的地方。因此，《狗在1966年咬谁》这部小说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反映了比较明显的市民立场和市民心态。所谓市民立场和市民心态，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大都不是或不曾有过权贵身份，他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他们是大都市里的芸芸众生，关注的是具体的眼前的利益，看重的是个体的、能够得到的实惠。这是《狗在1966年咬谁》在写作上与其他文革小说的不同之处。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尽管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但是对市民来说，日常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文化大革命照样革不了市民生活文化的命。小说中写到即使城市里造反行动已经开始，凌家还是要到西餐馆享受法式餐饮，身为资本家的凌泉申父亲无论何时也不会放弃美食之欲。而这时的上海大都市之夜，虽然早已是灯火阑珊市面暗淡，女阿飞吴红妹却还在街道僻静的一角偷偷地引诱男人。尽管当时政治口号震天动地，但是对市民来说，他们只关注生活的本身，他们没有高深的理想，他们只注重自身的愉悦。小说中写到凌泉申与“小美人”之间的爱恋，这在爱情被禁锢的年代，不仅是市民的生活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的一种消解，而且他们的爱恋也非常的世俗化，他们只是青春时期少男少女的彼此好感以及互相喜爱。
市民的心态经由作家的描写在《狗在1966年咬谁》中得到生动的展示。细读之下。人们不难发现，市民心态与文革的关联表现为正负两面的效应。在一般的情况下，市民心态总是对政治动乱起抑制作用。如社会学家所言“市场行为、商品经济所造就的世俗化，必然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以及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划界。中国社会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便渐为个人本位的价值所取代。这是上海人‘各管各’心态在价值观上的深层原因”。但是，如果一个不讲规则的世道，或者能使人凭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或者可以使人有了“公报私仇”的机会，市民的世俗心态也会转化成为投机行为，为“获利”而掺和社会的混乱。因此，建立规划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市民通过“合理”的途径不断得到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心态的正面效应，使之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就可能形成一道群体的心理屏障，避免《狗在1966年咬谁》这样的故事发生。这也是这本书带给一个启示。
《东风浩荡》主人公因“叛徒”罪名而受惩罚的作品有《伤痕》 、《小镇上的将军》、《蝴蝶》及《氤氲》 。新版《辞海》里找不到“叛徒”这个辞条。据《现代汉语词典》，“叛徒”是指“有背叛行为的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在以上四篇（以及全部五十部）文革小说里，“背叛祖国”的案例一个也没有。而“叛徒”要背叛革命，总要在以前先参加革命（成为组织里的人）才行。所以，“叛徒”之罪名，在“文革叙述”中实际上是特指受难的党内干部，如王晓华的母亲、张思远以及陈世旭笔下的将军。这些为“叛徒”鸣的作品大都写於文革刚结束不久。同样是为饱受苦难的干部平反，“叛徒”可能是一个比“特务”或“走资派”更叫当事人委屈也更令当时读者（以及文学奖评委们）同情的罪名。多年以后，林斤澜又在看似荒诞的寓言《氤氲》中精雕语言、细刻情节：清水后生曾被误控叛徒，差点被白麻子“处理”，只因野地坟场有只长著人眼的狼出来打岔，清水后生才没有被枪毙，狼却当了牺牲品；后来清水后生又奉命要处理“木头木脑”，“木头木脑”正要服从，却看见清水后生长著绿的狼眼。此时坟地忽然出现神秘女人的声音，说此地原是丰收宝地，皆因生死仇杀，导致人亡地荒。“我们只晓得活命，你们心高一等，叫做革命。不但也是甚么也都做得出来，还活著称英雄，死了编烈士。”清水后生和“木头木脑”於是都吓跑了。充当迫害者的主人公清水后生，自己被“上边”的人无缘无故地加害却仍莫名其妙地去害别人。有“叛徒”罪名的清水后生有点像干部，“木头木脑”则是民众：因为“没有参加组织”，所以连获得“叛徒”罪名的资格也没有。
还有很多“文革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像陈坚、林鹄一样，是有“罪”且受迫害的红卫兵造反派。指控造反派的“罪名”居然是五十部作品中为数最多的一项罪名（14%）。由於文革后中国的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大背景都是“反文革”的，所以红卫兵造反派的形象通常都是作为反派竤体和负面背景而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但仔细阅读五十个抽样文本，只要红卫兵造反派能在叙述中作为主人公出现，他们通常都是遭迫害、受委屈并显然令作者（乃至读者）同情的。如《重逢》里的审判情节出现在“文革”后的公安局里，叶辉被控在1967年的武斗中伤人，“实属打、砸、抢首恶份子”。而审理此案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便是叶辉当年在武斗中所要保卫的革命干部…… 《爬满青藤的木屋》里被监督劳动的“犯错误的知青”“一把手”，其实是个传播文明、挑战黑暗的正面人物。小说讲述外号“一把手”的知青李幸福被发配到深山老林绿毛坑服从看林员王木通“教育、改造”，却与备受虐待的王妻盘青天发生恋情。“一把手”在山里形同劳改，其罪名却相当含糊，只是“犯有错误的知青”（他在大串连中被火车轧断一只手臂）。
在海外的文革研究中，也有不少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历史作用作具体分析乃至辩护的文章。如陈佩华（AnitaChan）、骆思典（Stanley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Unger）在他们合写的论文〈学生与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andClassWarfare：TheSocialRootsoftheRedGuardConflictinGuangzhou（Canton）”）中认为，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前学生竞争中的家庭阶级背景有关。华林山依据陈佩华等人的统计材料，进而将“保守派”与“造反派”区别开来，“保守派中家庭成分好的占82%，中等成分的17%，而出身於阶级敌人的只有0.96%。在造反派中，出身红五类的只有26%，中等成分占62.5%，成分不好的占11.29%”。与出身背景有关，华林山认为“保守派捍卫中共制度的现存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秩序。……造反派基本上是仇视中共官员的……在他们的梦想中，新的中国社会将不再有官僚，人民的权力得到充分尊重”。在华林山之前，印红标也将红五类出身的“老红卫兵”与后起的“造反派”列为“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认为“老红卫兵”主要冲击“牛鬼蛇神”，“造反派”才“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但也有一些文章愿意为老红卫兵说话，如米鹤都则将“联动思潮”视为“人民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自发反对错误路线的体现，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宋永毅也将“联动思潮”与遇罗克《出身论》 、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李一哲大字报等并列为“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平心而论，“联动思潮”表达了不少极宝贵的思想，例如他们喊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口号，应当说是文革中第一次正面挑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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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07322.htm
http://gb.cri.cn/3601/2005/01/19/882@42772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