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学科史
第一章绪论：文学学科史简介
教学目的要求
介绍课程主要内容及教学要求，让学生初步了解“学科”概念，注意引发学生对于中文学科结构的兴趣。
第一节 课程简介
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
主要讲述：“文学”在中国大学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大学文学教育的变迁以及期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和启示。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中文系各门专业课，增强研究的兴趣，提高自己的综合人文素养。涉及文学史、学术史、历史、教育、大学精神、学者、作家、教育家、名校、中文系建设。
五、教学方法及要求
讲解为主、读书为辅，另配合参观和讨论
讨论、提问、考勤等记平时分，占30% 期末论文或考试占70%。
第二节“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
一、何为“学科”？
一）学科概念的含义
英文为discipline，它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的是概念、范畴、定理等之间的逻辑关系；它把不同的知识汇总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将科学所发现的概念、原理等整合起来。它所关注的维度是逻辑关系。
Discipline在西文中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
二）反思学科规训制度
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知识分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产物，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西方学者甚至从“discipline”的字源追溯到它所代表的知识和权力的两种含义，干脆称学科史为“学科规训制度”（discipilinarity）的生成史，将学科规训制度看成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这意味着，对学科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是对学科建构史的分析。
二、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
二）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
教育的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6－17世纪，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创立班级授课制为标志。班级授课制将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引入教育领域，大幅降低了教育的成本。这次变革是建立在印刷术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科学的这种分类实际起因于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分化：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而社会科学稍后又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正是从这时起，现代意义上的诸种学科才正式诞生。
“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名称本身就是科学所界定的，是20世纪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
三、“文学”概念的变迁
一）从近代中日文化关系谈起：
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
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流变
文学概念的演变 “文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美学中专指语言艺术的概念不同。
先秦时代，“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即将现代所说的文学、哲学、历史等都囊括在“文学”之中。
至两汉，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有文采的、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为“文”或“文章”，而把学术著作叫做“学”或“文学”──这与现代所说“文学”一词的含义差别很大。
魏晋南北朝，一方面许多人仍然沿用汉代的说法，把现代所说的文学称为“文章”，把现代所说的学术称为“文学”；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开始在同一种意义上来使用“文学”和“文章”，即把这两个词都用来表示现代所说的文学，而将学术著作另外称为“经学”、“史学”、“玄学”等等。
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强调“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以至出现了重道轻文的倾向，于是又不大重视“文”与“学”的区别，重新把“文章”与“博学”合为一谈，“文学”一词又成了一切学术的总称。
一直到清代，“文学”一词通常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如清末民初的学者章炳麟在《文学总略》一文中就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三）现代“文学”概念在中国的出现
“文学”作为专指语言艺术的美学术语，在中国是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确定下来，并被广泛使用的。
自此，“文学”这个概念才比较严格地排除了非艺术的含义，而成为艺术的一种样式的名称。（受日本学术影响很大）
四、文学概念演变与文学教育组织方式的转变
工具化、功利化的资本主义分工体制
人文学科的焦虑处境
科学主义的霸权地位
西方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体系
其一：是教学组织方式的改变，文学教育不能再以培养个人的情感深度和文化素养为要职，而要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培养更多的能带来更高利润的识文断字的劳动者（班级授课制在这种意义上更象是一个工厂或作坊）；
其二：更深刻的变化，是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自然科学化转向，文学被当成了可以用各种科学方法和模式解释的对象。分类日益细化，教学组织日益体制化。
大学的文学教育，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培养应用型劳动者，另一方面还要承继某些传统的人文研究使命，使文化的血脉、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
第二章 文学学科的雏形期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现代学科形成的基本条件及特征，介绍文学科在清末民初的出现过程，大学及教育制度的变革，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学门”开设的主要课程及教研方法，对文学学科面临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内在方法论难题有一定理解。
第一节 现代学科形成的基本条件
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现代学科形成的基本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它的构成需要具备如下一些基本条件：
1.现代大学体制特别是分系分科制的建立；
2.现代学术体系（文学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的形成与建立；
3.纯文学观念（即狭义文学概念）的确立。
自晚清以来新型教育制度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制度的建设。
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在大学的系科格局中通过学者（教师）的“教”与“学”而并行，从而使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成为事关学术建设与教育规划的基本问题和构成内容。
二、中国文学学科发展阶段的划分
大致将中国文学学科和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1.学科雏形酝酿期（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2.学科框架构造期（“五四”到二十年代末)；
3.学科完善和充实期(二十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
4.学科一统化发展到学科消解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
5.学科全面恢复与拓展期(七十年代末至今)。
注意：只是为了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脉络，不能理解为确切的时间分割
第二节中国现代分科大学的出现
一、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生
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维新改良派模仿外国（主要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创办京师大学堂(1898)。
变法失败、庚子之变，反洋教和新式学堂。
学生卫生常识和上课纪律要求之趣事(《老北大的故事》第11页）
庚子之变后清庭又制订出中国第一个《钦定学堂章程》(1902)，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雏形的诞生。（康有为授意，梁启超起草，以中学统西学，便实际上多仿西方和日本）
二、京师大学堂时期人物简介
1．康有为(1858-1927)
《奏折请开学校折》：“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
2．梁启超(1873-1929)
提出改革旧教育，兴办大学。
论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外交、教育、妇女、青年各个方面。
3．光绪皇帝
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7月4日光绪皇帝颁发谕旨：“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
4．孙家鼐(1827-1909)
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5．张百熙(1847-1907)
902-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大学堂被占领和摧残，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学校关闭，师生流离。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积极筹划，1902年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1951年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为校庆纪念日
三、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校舍和管理机构(图见课件)
1．京师同文馆
1862年6月11日成立，它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
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外国著作为主要任务。
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上图为同文馆大门旧址。
第三节“文学科”与“文学门”的出现
一、“文学科”首次出现
此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备科、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三级。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共7科35目：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艺、商、医。
“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在这一学制所分的七科中，第一次出现“文学科”，这是学科分类的开端。从“文学科”包含的科目来看，还停留在经、史、子、集杂陈，文史哲不分的不自觉状态，并没有文学(Literature)的现代学科性质。
二、“中国文学门”的出现
随后学制修订(1903)，将经学科从“文学科”中分出单设。文学与理学、诸子学、考据词章等传统学术开始明确分离，独立的中国文学门首次出现于“文学科”当中。它虽然与英法俄德日五国文学分列，但却与中外史学、地理学杂陈于同一“科”；这说明当时的“文学”概念外延相当宽泛，内涵并不明晰。
学程规定“中国文学门”开设7门主课：
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
另设9门补助课：
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法制；世界史；西国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
1905年科举，摧毁传统的学校制度和考试模式。建立现代学制、促进学科分化日益迫切。京师大学堂于1910年开办分科大学,在文科中设立学制为4年的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学门”），文学研究自此正式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
三、文学教育方式的改变
课程科目这一学程对“文学科”各科目的教学作了简略的说明，这对研究文学教育史和文学学科走向有重要意义。
新设“历代文章流别”科，明言要仿照日本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为参考，且中国教员林传甲在1904年仿作出了《中国文学史》，这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重心已发生转移。传统的体式（文体和文字）流变研究已逐渐被对各代文学变迁作总体把握的“流别”研究所替代。（即“以文学史为‘经’，以各时代诗文词曲并文辞为‘纬’”的教学法。）
四、王国维对大学章程的批评
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中认为此学程的“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并对摈弃周秦诸子之学（形而上学）而只谈宋儒之道德理学（道德哲学），只授外国文学而不解外国哲学提出了严厉批评。
“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并建议“中国文学科应设：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心理学；名学；美学；中国史；外国文。”
“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中西二字，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五、清末文学思潮对教育的影响
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有将文学过于功利化的倾向，但也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的讨论。
改良派所倡导的文体革命，如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1899）、“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
政治激进派章太炎的泛文学观，章氏之友黄人、刘师培，章门弟子朱希祖、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三沈”）早期鲁迅、周作人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推重浪漫主义诗人的凛烈个性和反抗精神，与革命前驱邹容的《革命军》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将文学所特有的审美抒情性（个性解放）与变革时代的社会功利性揉合在一起。
第四节文学学科设立面临的难题
一、民国初年的学科分类
中国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在1910年正式设立于分科大学中，1912年经学被彻底废除，文、史、哲三分，形成新的学科体系格局。
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科及科目》表，将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学四类。
其中将文学分为八类，包括“国文学”（中国文学）、六类外国文学（梵语文学、英文文学、法文文学、德文文学、俄文文学、意大利文学类）与“言语学”（相当于后来的语言学）
二、传统学科现代化的难题
中外如何协调，古代如何现代化？古今中外交织
王国维的看法极富远见，最具代表性
1）“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中西二字，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2）1904年《＜红楼梦＞评论》，开创“以外化内，中西汇通”的研究思路。
3）王国维在对美的本质的界定中，表明了对文学本质的界定。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
三、文学的现代学科雏形
现代学制不断完善（分科日渐细密），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各门学科有明确的方法论作指导，并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而一贯的理论观念），文学研究自身所需的的专业化条件已基本成熟，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逐渐明朗。
新研究方法具有了中西贯通的现代特征，新文艺观念从产生到传播均具有以现代大学和出版机构为阵地的特征，从而昭示了现代中文学科发展所需的几套话语资源与选择路径。正是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的现代学科雏形已基本具备。
第三章 文学学科框架形成期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观念及大学中文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变化，理解文学观念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同时了解构成文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并能从北大的课程安排及变革中总结和借鉴学习和教学中文学科的一些规律。
第一节文教背景及大事记
一、文教大事记(略)
1916年，蔡元培到任北大校长，大力倡导新的教育思想，推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
北大的教员中，既有黄侃、马季藻、辜鸿铭等旧派学人，也有胡适、周作人等新派知识分子。
1919年前后，《北京大学月刊》、《国民》、《新潮》、《国故》等校刊在北大诞生。
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新派教员既在报刊上撰文破旧立新，又在北大及各大高校与青年学生做面对面的交流和鼓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学生精英也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文学的大胆讨论。
这一切都从舆论、人才、出版物、学校保障、学科创新等方面为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拓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二、民国之初北大文科教育改革
1919年“废门改系”，1921年将各研究所改组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国学四个研究所。
在学科设置上设公共必修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三类，都使得中文学科自身的分类日渐规范化、专业化和细密化。
同时，在教学体制上实行选科制，并更改考试制度，以学分制代学年制。北大的一系列探索成果，最终于1922年的颁布“新学制”时被作为制度肯定下来，并对全国产生影响。
三、北大中文系课程介绍
一）1917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目录：
中国文学（共修三年，每周6学时）（“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增进文学之技术。”）
中国文学史（共修三年，每周3学时）“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其流别”
文字学（共修三年，依次为声韵之部、形体之部、训诂之部，每周3学时）
希腊罗马文学史（第一学年，每周3学时）
哲学概论（第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近世欧洲文学史（第二学年，每周3学时）
另外，每一学年都有外国语的学习，学时为每周8学时。
二）1920年中文系的课程
北大在1919年开始实行选科制，其规定的科目中，一半为必修，一半为选修。按北大的规定，一年级不分系，只修公共必修与公共选修课，二年级开始分系。
1920年中文系的课程包括：文字学、古籍校读法、文学概论、诗文名著选、诗、词曲、文、小说史、文学史概要、欧洲文学史。1921年又增设经学通论、外国文学书之选读、戏曲史、中国古声律、词史。这些课程，基本上可分为小学、经学、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几类。
三）北大中文系1925年新课程
北大国文系在1925年对课程进行调整:一年级继续上共修课；二年级以后实行“分类专修”，即分为A、B、C三类必修及选修科目，由学生自己择一专修。
A类侧重于汉语言文字，B类侧重于文学，C类综合了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
文学类的课程似乎更集中了：必修课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选修课为中国文学专书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修辞学研究、乐律、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四、“五四”时期文学观念与文学教育
一）新文化运动语境中的文学观念变革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革新具有以大学和自办刊物为阵地的显著特征。
学生自办的《新潮》杂志，1919年元旦正式发刊，蔡元培题写刊名
二）五四时期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变革
一般认为，最能代表五四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精神的当推以下三篇发表于《新青年》上的论文：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八不主义”：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7）激进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1918）倡导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两篇文章强调文学应该“重新发现‘人’”，发现灵肉一体进化的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并能自尊的健康个体。
他认为平民文学“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应以真挚的文体记载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的主张是文学革命理论的具体化，既涉及文学指导思想的转变，又注意到了对表达这种“真挚”情感的文体要求。
这三篇论文涉及到文学观念变革的深层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小结：
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因为受到了俄罗斯文学、欧美文论、日本文艺思潮以及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广泛影响，取得了思想上和文体上的全面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从此具有了自己的各种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开始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的文学观念变革为中国文学理论这门现代学科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第二节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框架的扩展
一、文学社团与理论流派的出现
以“文学研究会”倡导的现实主义（“为人生”派）和以“创造社”倡导的浪漫主义（“为艺术”）为代表的两大流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具有开创性意义。
“文学研究会”的口号是“为人生而艺术”，要“表现生活，指导生活，”“宣传新思想，”“表现对于未来光明的信仰”；这分别涉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的思想性以及文学的理想性问题。
“创造社”则倡导浪漫主义，号召作家表达“内心的要求”，表现自我的彻底反抗精神，与文学研究会在反抗现存社会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二十年代后期“创造社”（及后来的“太阳社”）由于趋向无产阶级革命，其理论主张开始转向革命文学理论的提倡。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传播
三、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发展特征
人道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都对中国的现代文艺观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主义思潮，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等曾对中国文学观念有过一定影响）。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主义和思潮，都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实际发展的语境所限制或发挥，具有了不同于其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新涵义。
第四章清华学术精神与中文系建设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及清华中文系在中文学术研究和学科教学方面的探索，领悟清华学术精神的启示意义。能理解朱自清有关中文系教学的总结所包含的学习方法，并通过对新清华中文系的“专书阅读”规定的介绍，启发学生注重经典学习与读书方法。
第一节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设
1925年，清华学校开办大学，采用普通科加专门科的学制。普通科设有国文系列课程，朱自清等教授任教。清华学校同时增设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以及西方汉学。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管理
25年首先开办研究院，吴宓任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为导师，以“专为研究高深之学术”、“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为目的。
教学管理上力图整合中国旧的书院制度与英国大学制度的优点，“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使学员与教授保持密切的学术和品行承继关系。这就要求教授和学生都要少而精。
吴宓认为能担当此任的教授和讲师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个人接触、亲近之机会”。
清华研究院力图溶合中西人文教育之长，培养具有真正闳大的人文关怀的大学者。（参照“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
它只存在了4年(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
第二节国学大师：治学方法与崇高风范
一、世纪初的苦魂:王国维
陈寅恪评价王国维
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谁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学人魂：陈寅恪
学术和士大夫世家，游学世界，不求学位，只求学问
1928年，清华校长罗家伦登门造访陈老，送上他刚出版的《科学与玄学》，
罗很高兴，老人口授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匾额：儒将风流（解释为：北伐革命官拜少将，讨了个漂亮太太正风流）
1953年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字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晚年的抗争：
失明、膑脚；孤寂、挨批
决不妥协，固守自己的立场；全身心倾注学术，《柳如是别传》的创作
吴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1961年夏天吴宓赴广州探视陈寅恪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四、梁启超与清华学风
一）清华校训之来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来清华演讲，讲题《君子》，用《周易》这两句关于“君子”的卦辞作发挥，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
“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
二）梁启超论治学能力和习惯
1925年9月和学生有多次互动
“治学方法，举一反三，能善读一书，即能用其法以读他书”
论文选题：第一忌空泛，缺材料；第二忌太大，应从小而精入手。
目标是想养成大学者，“却不敢希望速成”。
在研究院中“必须作到的两件事”：
1）“养成做学问的能力”
2）“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做学问的四种能力：
1）明敏：眼光敏锐，关于发现问题
2）密察：心思缜密，不断观察，务求周密
3）别裁：辨别材料真伪，主次，贵在综理
4）通方：观察事物要彻表彻里，彻始彻终
养成做学问的四种习惯：
忠实；深切；敬慎和不倦
(可比较王国维的“三境界”说)（略）
三）看重学生自修能力
梁先生极为看重学生在校期间的自修本领。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四）论为人与为学的统一
梁启超先生认为，研究学问应走两条大路：
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是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不要学一般时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
五）关于文献学问的研究(如国学中之历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与艺术鉴评学等)
梁先生认为应坚持三条标准：
(1)求真。(2)求博。(3)求通。
（既要有史识、史才，更要有“史德”）
六）关德性之学问
梁启超先生极为看重与文献学迥然不同的德性学，或称人生哲学，认为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最特出之点。所谓德性学，实际上乃是学者修养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讲究“学术中有人”，立言与立德统一，学术研究与做人等一，没有这种风范，学问光大便不可理喻。因此，我国学界素来看重学者的修养和人品。
关于德性学，梁先生强调了四点：
(1)知行合一，学问与行为是一贯的，不是分离的。
(2)致力于学问，而非成败的顾虑。
(3)“仁者不忧”(孔子语)。
(4)精神自由。
五、国学院师生情谊深长
学术交流：不同观点争鸣，自由学术风气。
人格培育：陈寅恪与刘节
第三节清华中文系的探索和经验
一、初期的建制和科目
以普通科的国文系列及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的相关师资及科目为基础，后者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以及西方汉学。国学研究院撤消后，教师转入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等系。其“以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的学术范式影响深远。
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分系，设国文系。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国文系改称中国文学系。抗日战争之前，吴宓、杨振声、朱自清等曾任系主任。
老师阵容强大，长期任教的有教授朱自清、杨树达、闻一多、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教员余冠英等，断续任教的有教授沈兼士、钱玄同、黄节、赵元任、许地山、赵万里、唐兰、刘盼燧、容庚、郭绍虞、罗常培、罗根泽、朱光潜等人。1930年首届本科毕业生（2人）。本科毕业生1937年前共8届59人。
二、战前的教学探索和经验
受研究院大师国学研究的影响，经过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时任文学院院长）等杰出学者的努力，清华中文系从一开始就在本科文学教学中渗透了比较自觉的研究意识和学科意识。
1928年，中文系确定了“养成学生以近代外国研究学问的方法来治国学的能力，加意注重外国文学，俾能独立创造中国未来的文学”的办学目标和方向。
系主任杨振声提出了“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的教学方针，计划向新文学方向发展，试图使学生将来成为新文学的“作家”和研究者。开出了数门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并规定学生必修24学分的外国语言与文学课程。
1932年底，本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1933年度施行。此方案继续了新文学及外文方面的课程，但开始侧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增开了《国学要籍》系列课程，并根据学科建设自身的规律将全部课程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1936年度起正式分为二组），以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
在教学上，除早期强调新文学，后来强调打好“国学基础”外，一贯特点是对待外国语言文学特别重视，强调“学（广泛的基础知识）与术（一般写作与文艺创作的训练）并重”。
三、朱自清对于中文学科教育的总结
在1929-1930度《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中文系的目的在于借外国的艺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所以“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课程依着年纪分配，第一年是普通科学，及历史的根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先给大家开一个路径。第二年第三年是滥泛于各体的研究，如上古文，汉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诗、赋、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学都于此二年中养成普通知识。文字学、音韵学列在二年之始，是为必须有了这类工具，才能研究诗赋词曲及韵文，到了第四年，大家对于文学的各体都经亲炙了，再实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学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继之以文学专家研究。这就是排列次第的根据。”到1936年，朱自清总结“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并指出做文学考据“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本来面目”。
为学生开列出了“基本科目”和“国学要籍”，十分重视对文字基本功与国学典籍的教学。朱自清：“所谓基本科目兼指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
1）基本科目有：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
2）国学要籍有：（指定书目，每月考试一次）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刘叔雅授）；佛教文学（陈寅恪授）；《史记》、《文选》、杜诗、《诗经》、《楚辞》、唐诗（闻一多授）。
清华较早在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亲历新文学运动并参与其中的郭绍虞和朱自清讲授，正体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化创新姿态。
清华国文系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合，并付诸于课程设置与实践之中，历史证明也培养出了许多学贯中西才通中外的人才，可以说中国文学教育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四、1937—1946艰难时世的辉煌
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教师中有清华教授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王力、浦江清，副教授许维遇、陈梦家、余冠英等，北大教授有罗常培、罗庸、杨振声、魏建功、唐兰等，还聘有教师李嘉言、吴家铃、李广田等多人，属联大师院编制的教师有沈从文、萧涤非、张清常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培养毕业生共9届104人，其中原清华学籍11人、联大入学者57人，另有应征毕业生7人。
联大中文系课程仍分为文学与语言文字学两组，古典文学与古文字学的课程有所加强，较突出的进展是中国文学史的课程设置。外国文学课程不规定必修使学生外文水平较战前清华大大下降。
王力开出了《语言学概要》，为当时国内之先。
中文系为全校开出的“大一国文”课仍承袭清华传统。
抗战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清华中文系教师的学术研究却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1941年，朱自清与浦江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主要探讨文学和语文教育问题。
五、战后复员的探索
闻一多、朱自清之死对清华中文系的打击
朱自清出于对造就新文学、新文化建设性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学方案的长期思虑，在李广田、王力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将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一文经整理在《国文月刊》上发表。闻一多的主张是中文外文二系合并，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理想”，讨论无结果。
清华中文系的课程调整明显吸收了闻一多、朱自清关于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建议，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增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习作等课，决定在1948年“增设文学概论，为二年级必修学程。……文学概论、翻译，与部定课程中之世界文学史配合，俾学生可比较中西文学，不致有偏隅之见”，同时将研究所分文学史、语言文学、文学批评三组。1947年至1952年，中文系毕业生有6届共34人，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研究生2届共4人。
这表明清华中文系对中文学科的整体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水平。
为了适应毕业生就业的需要，增开了《新闻学概论》、《图书馆学》、《语文教学研究》、《翻译》等课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北大、燕京三校中文系教师40余人，约一半外调，其余留任，组成新的北京大学中文
六、新清华中文系的探索和经验
一)建制
1985年9月，清华大学恢复建立中文系，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复建初期的目的是为本校学生开设文学、写作课程和培养科技编辑和新闻人才。1994年建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1992年成立汉学研究所，1993年成立科技传播研究中心。1993年底，归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系设文学、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传播学（编辑学）教研室和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复系十年，培养9届编辑学专业毕业生共163人（大部分为第二学士学位生）。
二）课程设置
中文系的课程原为本校学生开设文学及人文选修课系列和编辑学专业课程，后发展本科专业的课程。本科专业分文学、语言学、传播学（新闻学）三个专业方向，利用现代学术文理综合的成果，对三个方向的理论及应用课程进行了集成设计，有分有合。
在课程设置中有对汉语言文字与文学在信息化社会形态中文化适应与发展问题的考虑，其中包括几门计算语言学和多媒体应用的课程。
三）特色教学：关于专书阅读的规定
根据文科教学的特点，为加强综合学习与训练，培养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创新精神，除各课程教学所要求的一般阅读外，“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特设“课外专书阅读”12学分。（书目略）
强调读原著，读全书，精读部分元典，实行文史哲综合学习和训练，以弥补只听讲不读书，只读选段不读全书，只读现代注本不看古典文献原文之不足。希望加深同学们的文化底蕴能有所帮助。
此12学分为必修学分，作为毕业、学位和推研考核的重要依据。由系提出阅读书目，聘请指导教师，每学期安排一定的指导时间。要求每位同学尽量结合课内教学进程，合理作好时间安排，认真阅读，深入思考，撰写读书报告，陆续于每一学期开学初或期末递交给指导教师。每学期完成2学分左右，全部读书计划务必在毕业论文写作开始之前完成。
第五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教学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文科学术和教育的成就，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刚毅坚卓的学术精神，通过对北大、清华中文系课程体系的比较，对解放区文学教育的了解，理解中文学科的教育规律和社会功用。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文学教育政策与探索
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文学教育政策的调整
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再到合作的曲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行“党化教育”
1930年代以后开始整理大学课程，制定标准，提高程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名校内迁
1938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狠抓大学学科整顿。
三项原则（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
五条要项（全国统一；一年级不分系；基本工具科目严格考试；推行学分制；自习、讨论、实验并重）。
1938年9月教育部第二次课程会议后，拟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并要求施行。并在次年秋，专门拟定《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对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限定。
二、教育部规定的中文课程
1938年规定中文系的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诗选、词选、曲选、专书选读（群经诸子四史晋书）、文字学概要、语言学概要、各体文习作、西洋文学史。
选修课：中哲、西哲史，中国近世史，诗史、小说史、文法、训诂、文学概论（第三学年）、文学批评（第三或第四学年）。（参见《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40年重庆初版，1946年上海商务版。）（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特征：
首先，国民政府加强了政治理念的控制，以“三民主义、军训、体育”为必修课。
其次，中文系学生应必修文学院的公共基础课：国文、外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体现了“博”的一面。
第三，中文系自身的建设逐渐明朗，课程设置比1913年的分类更具有专业性和学科性，显示出“专”的一面，如将课程分为选修和必修，增加选修份量，更注意年级的课程分配，注重专书精读和高年级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教学等。
三、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与教学
一）战前北大中文系
二十年代“分类专修”A类侧重于汉语言文字，B类侧重于文学，C类综合了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
三十年代：1934年，不再设考古课程，对语言文字组和文学组的各专业也进行了更加清晰的分类。不但增加了文学批评史、民间文艺等课程，还邀请涉及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来校讲演，并将这一活动列入学程计划。
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从1936年后走上正规化道路，在入学考试、课程选择、论文答辩、学位设置方面都有了较明确的规定。这一切表明抗战前北大的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规划已经达到较为完善、较为规范的程度。
二）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探索
1．充分发挥自治权，抵制教育部教条命令.
2．利用丰富师资，开设种种选修课程
3．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科建设当中，如何处理古代文化与新文化、外国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纯学术与改造社会的批判思想这几组关系之间的冲突？
4．闻一多先生对于中文系与外文系的改革建议
三）战后复员后的中文系
北大：课程还是以“古”为主，在语言文字方面继承朴学作风，师生均注重个人独立研究。
清华：调整显得较为稳健，明显吸收了闻一多、朱自清关于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建议，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四、解放区的文学教育
一）上海大学及江西苏区的实践
二）从1937年到1945年，解放区大学教育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发展、整顿和提高三个阶段。
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后迁至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有12所分校的联合性大学。
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成立，校长兼党委书记为“左联”著名文艺家成方吾。该校文学系何洛讲《文学概论》，戏剧系崔嵬讲《编剧》《导演、表演技巧》，沙可夫讲《戏剧概论》、音乐系吕骥讲《音乐概论》、美术系沃渣讲《美术概论》。
三）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学
鲁迅艺术文学院于1938年成立（1943年后并入延安大学)，为中国革命和文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鲁艺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鲁艺的教育方针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经书记处通过的，其内容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白毛女》）
延安时期，赵毅敏、沙可夫、吴玉章、周杨先后担任正、副院长。“鲁艺”校舍是利用原西班牙神甫在桥儿沟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也是当时延安惟一的地道的西式建筑。“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1940年，毛泽东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自1938年3月至1945年11月迁往东北，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后来名满天下的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钟惦非、李波、贺敬之、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作家、艺术家均是“鲁艺”学员。
政治性强；实践性强；主张西洋手法与民族风格的融合；戏剧奋斗精神
第六章 建国初期的文学教育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建国初期国家教育方针的调整方向，了解中文各分支学科编写全国统一教材的过程及成就，对文学教育受“文革”破坏的史实有了解和反思。从中深化对文学学科相对独立性的自觉认识。
第一节 文学教育政策调整及实践
一、文学教育指导思想的变化（1949－1952）
政治课、英语课调整：废止了国民党所设“党义、军训、公民”等课，代之以新民主主义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
文法两院各系的总任务是“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能力，使成为参加财政、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高级人材，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1950年《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
中国语文学系的任务是培养“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这一草案的制定标志着新的教育领导体制的确立，即在统一规划和统一领导下，将旧中国的人文教育“逐步转移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轨道上”。
二、院系调整与统一教学大纲和计划的制定
1951年起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的各门课程均需拟定教学大纲，增强教学的计划性。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文科被集中到一些重点综合大学，教育目标和方式也不断趋向同一化，如本来各具特色的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均被合并于北大并制定了统一的教学方针和计划。
1952年底教育部下达通知，试行全国统一教学计划，“彻底改革旧教育，制订全国高等学校各专业统一的教学计划，就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
三、北大中文系：从“突变”到“渐进”
从1948年到1952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改革来看，北大中文系的课程调整在这一时期先后经过了“突变”和“渐进”两个阶段。
“突变”发生于48--49年，表现为大规模地削减原有课程。“渐进”即逐渐增加新课程，除49年全校各系统一新增辩证／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必修课外，中文系还新开三门专业课：文艺学（杨晦）、新文艺试作、专家研究。其中文艺学被定为二年级的必修课，宗旨为“研究文艺理论，解决文艺上的各种问题”，内容有“文艺与社会基础”、“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等。
1954年底，在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帮助下，北大中文系完成了教改，制定出各个专业的新的教学计划，明确规定语言、文学专业“是以培养文学和语言两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及高等学校和部分中等学校师资作为自己的任务”，并要求这些师资“据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初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善于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来阐明和评价文学、语言各方面的现象，以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
为完成这一计划，在学科设置上采取了大的调整。在专业课中，文学方面的主课有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近代及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文艺学引论、文艺学、西洋文学，俄罗斯文学等。
四、文艺“批判”和“跃进”式教改中的文学教育（1955--1961）
一）文艺“批判”对文学教育的影响
自1950年起，文艺界就相继展开了对文艺思想、文艺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全方位的批判，如对《武训传》、肖也牧小说、胡风文艺思想、丁玲和萧军旧作、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钱谷融、巴人）的批判，到1957年“反右”时批判进一步向历史维度和现实改造两方面纵深发展。
二）“跃进”式教改与文学教育
“双百方针”与批判原则
“反右”运动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已呈现出学科体系化、统一化的良好态势，而且在管理上也趋向正规化。文艺学的教学不仅有统一的大纲做参考，而且也出现了有不同风格趋向的多本教材，学位教育和管理也开始起步（北师大中文系1956年开始招收我国第一界文艺学研究生）。但这种良好的态势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已不复存在。
从1958--1961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跃进”式教改、大规模“学术批判”及“集体治学”时期。“生产劳动”在1959年被规定为正式课程，文科各专业被要求必须贯彻“古为今用”和“厚今薄古”的原则。
1959年初版、1962年修订的《文艺学新论》（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修订本“尤其补充了国内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成果”，以此书作为对《讲话》“这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发表二十周年的“献礼”。
三）文学研究老专家修改早年著作
与这些“跃进”式的文艺学相应，研究文艺学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的一些老专家开始修改自己解放前的著作。
1955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郭绍虞，修改其《中国文学批评史》，1959年将书名必改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出版。
第二节 文学教材建设工作（1961--1965）
一、教育思想及政策的调整
从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周扬就高校文科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制定教学方案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发言。
关于培养目标，主要是辩证地理解红与专的关系。强调既要教育学生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同时在专业知识上又必须不同于普通劳动者
历史课不能“以论代史”，中国文学史不能因为反对“厚古薄今”而走极端，认为古代史（上古、中古、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比例，应大致保持在3:1，而且还应加强对世界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明确其基本任务是“培养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及其他工作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应该达到的程度有明确要求，除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能理解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学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语言、文学的方针政策；能阅读中国古籍、掌握一种外文书刊的一般阅读等要求。
二、制定教学大纲（1957年之前已经开展）
三、组织编写全国统一教材
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教学方案和计划，国家有关部门开始组织专家编写各科的全国统一教材。
文艺理论教材：北京和上海
1963--1964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分上、下两册出版。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大部分章节1963年已成为讨论稿，1979年6月出版。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
外国文学：朱维之
现代文学：唐弢、严家炎
四、两部文艺理论教材的贡献
这两部教材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四大基本框架：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批评论。
第三节 文学教育在“文革”中的消解
一、建国后文艺批评和理论隐藏的危机
文艺理论指导思想，对作家的“批判”；解放区：革命派与自由派
二、“文革”对于文学批评的利用和破坏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江青指使，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一部历史剧歪曲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毒草”，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三、“文革”对于文学教育秩序的破坏
1966年4月高教部会议
从“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到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高校师生串联，教学瘫痪
规定高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必须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联合组成，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高校停招。
1969年，备战外迁，自1970年6月后，中央决定废除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学制为两年三年不等。
四、工农兵大学中文系教学个案
从北京大学江西分校中文系1970年的“专业介绍”（内容略）
（一）培养目标：无限忠诚，勇于斗争
（二）学制：一年半。
（三）课程设置：
政治课：（1）中共党史、（2）毛泽东哲学思想
专业课：（1）毛泽东文艺思想、（2）毛泽东诗词、（3）革命样板戏、（4）文艺创作、（5）文艺评论（训练在文艺战线上兴无灭资斗争、批判封资修文艺和不停地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能力）。
五、文革中的文艺观念
1967年《红旗》第9期发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提出所谓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又发表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第一次提出塑造人物的“三突出”原则：所谓“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
思考题：
1、简述六十年代全国统编的文学课教材有何特点。
2、建国后文艺理论学科的角色和功能有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