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简史
《文化大革命简史》这本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第1版，2005年1月第2版，前后共6次印刷，总印数达13万册。由席宣、金春明合著，全书描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背景、主要事件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思考。
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第三章 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第四章 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第五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第六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七章 十年浩劫后的思考
附录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具体的、主导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教育，但那还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还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解答。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经过二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那些主导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深刻中肯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权威性文件。
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曾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文化大革命”部分。与人合著《新中国史略》、《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等书。发靛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文化大革命”始末》等文章二十余篇。1993年离休。
高春明，1952年毕于中共东北局党校高级部，并留任教。1955年至1957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师训部，毕业后回沈阳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1977年复校后任教学组长，1981年评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并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 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92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2000年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十多本书，各类文章一百多篇，曾多次获奖。
第一阶段是发轫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5年底结束。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体反思，对其予以定位。
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国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文化大革命”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其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也得以汇编成册，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1983年内部发行）。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来自中央党校、高校、军队院校以及理论界的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数文章是对《决议》概括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尚未突破《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阐述。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文化大革命”起源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其如何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朱元石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刘志建的文章《历史的合力是“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任严波在《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一文中，对1986年之前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第二阶段是活跃阶段：1986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探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
这一时期，有关“文化大革命”起源的专著和专题性论著也陆续问世：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专著；比较权威的专著是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资料性书籍也出版了多种，如：《“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主要有：［英］罗德里格?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阶段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加强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的原因。影响较大的观点有：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或“三个恶性循环”的观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说。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10种说法。
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1996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以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
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刘少奇传》（分别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化大革命史”的史源。“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忆录、遗稿、日记、文学作品、访问纪实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手抄本、知青诗歌集）等，也陆续出版。这些都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当事人撰写成的，这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在海外华文世界中,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专门资料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主编：宋永毅）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该光碟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在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在互联网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1.思想认识缘由。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无疑，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东林指出毛泽东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叶昌友指出，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魏宪朝撰文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
2.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其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实践决策失误。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两种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观点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先不必说它所经历的时间之长，竟达十年之久（如果连上之前的序幕和后面的尾声，就有二十多年了），单说它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造成的破坏性，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按理说，这样的教训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应该是永记不忘的。可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可算上那些经历过却早已麻木了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至于教训更无从谈起了。
这本由席宣、金春明 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就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文革”普及读本，对于年轻人了解“文革”的产生、发展、结束，很有好处，里面的一些史料也很有价值。当然，如果要想知道“文革”灾难的触目惊心，就得看其它书了，比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等。淡忘灾难的民族，灾难并不会淡忘我们，历史上的那些层出不穷的灾难就是明证。年轻人啊，先从这本书读起吧！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84762/84763/7366458.html
[2] 价值中国网 http://www.chinavalue.net/bookinfo/BookInfo.aspx?BookID=152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