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摘要：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为结束。
编辑摘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界定有多种说法：
普遍的说法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
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强烈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作为对这一理论的科学试验，文革的实践就开始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 《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第一阶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夏）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江青”集团被押上法庭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而在此时，“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海瑞罢官》
批《海瑞罢官》：开始向刘少奇集团夺权 
吴晗夫妇
是由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该文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整个写作过程由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
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宫》于1960年完稿，翌年初上演。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密谋组织批判文章。11月10日，上海
《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毛泽东批准发表并要全国报纸转载。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波及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后又发展为对《二月提纲》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最终推翻了北京市委，遂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成为文革初期夺权的第一步。
由于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又分别被邓拓和刘少奇控制，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只能选在上海《文汇报》刊发。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此后，姚文元等人批判吴晗彭真的文章都是在上海《解放日报》等报章刊登，而非在北京。
从庐山会议到批《海瑞罢官》再到文化大革命，有人提出这是一个“偶然”的看法，因为如果没有彭德怀的意见，“反左”就不会有大转弯了。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必然。毛泽东曾经提到7月2日初上山的常委会，他说：“7月2 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这说明他早在初上庐山彭上书前已确定斗争目标，而且也达到目的，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而毛泽东要批判邓拓、批判吴晗，其目标就是北京市长彭真。北京的成功夺权揭开了文革第一期的主要任务，自此，全国各地开始如毛泽东所希望的“大闹天宫”，“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在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领导下的的现存官僚体系夺取了权力后，毛泽东开始扶持林彪集团上位，选定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
吴晗夫妇是由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该文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整个写作过程由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
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宫》于1960年完稿，翌年初上演。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密谋组织批判文章。11月10日，上海
《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毛泽东批准发表并要全国报纸转载。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波及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后又发展为对《二月提纲》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最终推翻了北京市委，遂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成为文革初期夺权的第一步。
由于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又分别被邓拓和刘少奇控制，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只能选在上海《文汇报》刊发。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此后，姚文元等人批判吴晗彭真的文章都是在上海《解放日报》等报章刊登，而非在北京。
从庐山会议到批《海瑞罢官》再到文化大革命，有人提出这是一个“偶然”的看法，因为如果没有彭德怀的意见，“反左”就不会有大转弯了。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必然。毛泽东曾经提到7月2日初上山的常委会，他说：“7月2 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这说明他早在初上庐山彭上书前已确定斗争目标，而且也达到目的，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而毛泽东要批判邓拓、批判吴晗，其目标就是北京市长彭真。北京的成功夺权揭开了文革第一期的主要任务，自此，全国各地开始如毛泽东所希望的“大闹天宫”，“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在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领导下的的现存官僚体系夺取了权力后，毛泽东开始扶持林彪集团上位，选定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
彭罗陆杨事件
彭罗陆杨事件：毛泽东完成夺权第一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16日通过了
批斗彭真“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革，而在会议前半期，则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
“彭罗陆杨”四人都身居要害职位。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褫夺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而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周邓集团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逐步取代了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文革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一步，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又为文革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江青集团亦由此获得巨大权力。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16日通过了
批斗彭真“彭罗陆杨”四人都身居要害职位。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褫夺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而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周邓集团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逐步取代了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文革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一步，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又为文革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江青集团亦由此获得巨大权力。
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正式掀起文革狂潮 
《红旗》杂志刊登《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性标志，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因发表日期而习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翌年2月3日，北京市长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发给全党的通知，原文仅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认为“《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于是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康生更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因此成立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借助的是红卫兵的造反力量。从1966年8月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在“保卫毛主席”和“反修防修”口号鼓动下，红卫兵冲向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进行大破坏；对他们认定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取批斗、抄家、殴打和侮辱等种种手段加以迫害，致使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领导的现存党政体系陷于瘫痪，各级党政官员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被打倒，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
文革的第一阶段，以1969年4月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结束。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取消了党员的权利，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标志着刘少奇集团已被剪除，林彪集团掌握了最大的政治权力。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矛盾扩大，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红旗》杂志刊登《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性标志，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因发表日期而习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翌年2月3日，北京市长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发给全党的通知，原文仅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认为“《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于是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康生更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因此成立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借助的是红卫兵的造反力量。从1966年8月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在“保卫毛主席”和“反修防修”口号鼓动下，红卫兵冲向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进行大破坏；对他们认定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取批斗、抄家、殴打和侮辱等种种手段加以迫害，致使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领导的现存党政体系陷于瘫痪，各级党政官员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被打倒，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
文革的第一阶段，以1969年4月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结束。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取消了党员的权利，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标志着刘少奇集团已被剪除，林彪集团掌握了最大的政治权力。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矛盾扩大，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全国大武斗
全国大武斗：文攻武卫 全面内战
武斗，动的都是真刀真枪毛泽东借助红卫兵等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冲击刘周邓集团的现行党政体系，其意图即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之下，全国被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掀起了夺权和卫权的内斗局面，在毛泽东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策动下，逐步发展为武力冲突，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武斗。军队奉命支持左派，导致武斗进一步升级。在全面夺权之后，造反派成为毛泽东重组权力的障碍，遂被有计划地放弃，遣送到农村，从而逐步结束了武斗的全面内战。
武斗起源
武斗起源于新疆，1967年1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军队支援，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是为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
而另有观点认为，发生于1966年12月30日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当时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全国武斗一年余死亡五十万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对“牛鬼蛇神”实施大抄家和大批斗，造成“红色恐怖”。之后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武斗则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武斗中死亡数字至今没有精确统计。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平民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武斗发展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长官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战死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现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例如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浙江富阳死亡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有的地方的武斗引起驻军镇压，造成大批伤亡。1967年8月间，康生指示宁夏驻军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被指称叛国，军队遂行围剿，机枪射杀该组织数千人。
虐待俘虏是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派别，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俘穿肩胛骨，女俘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
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林彪集团败亡
林彪集团败亡：文革分水岭 江周最后争权
林彪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最主要政治势力。林彪在文革初期政治地位急速上升，到1969年中共九大将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表述列入党章时，林彪集团达到全盛期，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则标志林彪集团的垮台。
林彪集团的垮台极大震撼了中国各阶层，在文革中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促使中国人开始严肃思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他们认为毛泽东不是神，选接班人也有选错的时候。人们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九一三事件”因此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同时，林彪之死也直接创造了邓小平复出政坛的机会，使已经失势的邓小平、周恩来传统官僚集团得以恢复力量，文革的权力斗争进入最后阶段，即由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斗争转变为江青集团与周恩来集团的斗争。
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下台江青集团得势
在1975年1月，总理周恩来因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重掌大权后，开始调查解决文革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纳回正常轨道。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认为这是对其晚年重要功绩之一的文革的否定。当年下半年，四人帮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在1975年1月，总理周恩来因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重掌大权后，开始调查解决文革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纳回正常轨道。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认为这是对其晚年重要功绩之一的文革的否定。当年下半年，四人帮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民众大抗争 文革结束征兆
悼念周恩来1976年4月4日至5日北京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遂行暴力镇压。由于悼念活动和暴力镇压主要发生于天安门广场，故称天安门事件。运动波及全国范围，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是为四五运动。
周恩来自从1975年初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即卧床不起，直至1976年1月8日去世。在此期间，主持中央的邓小平因在全面整顿中触及对文革政策的否定，重新为毛泽东打压。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了对批邓和四人帮的不满。
江青集团败亡
江青集团败亡：华国锋政变 十年文革落幕
江青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最主要政治势力，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帮”为主要核心，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在林彪集团败亡，周恩来邓小平传统官僚体系失势之后，江青集团在文革后期近于掌控了最高权力。因为王洪文已被毛泽东否定了作为接班人的可能性，江青集团在毛泽东临终之时加紧最后的夺权行动，希望最终铲除周邓集团，但是为华国锋和叶剑英夺得先机，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了江青集团核心成员“四人帮”，遂使江青集团一举崩溃。
江青集团的垮台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此后，经过华国锋主政两年的短暂过渡时期，中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结束文革，放弃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路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邓小平时代。
遇罗克江青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最主要政治势力，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帮”为主要核心，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在林彪集团败亡，周恩来邓小平传统官僚体系失势之后，江青集团在文革后期近于掌控了最高权力。因为王洪文已被毛泽东否定了作为接班人的可能性，江青集团在毛泽东临终之时加紧最后的夺权行动，希望最终铲除周邓集团，但是为华国锋和叶剑英夺得先机，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了江青集团核心成员“四人帮”，遂使江青集团一举崩溃。
江青集团的垮台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此后，经过华国锋主政两年的短暂过渡时期，中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结束文革，放弃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路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邓小平时代。
吴德
陈永贵
江青
蒯大富
康生
红卫兵
黄帅
张铁生
林彪
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
遇罗克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遇罗克代表作《出身论》
“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英雄
对今天大多数和我一般大的青年来说，“遇罗克”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当然，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显赫过。但在三十多年前，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为他的自由的言说付出了代价——他的生命。如今，要想了解一下遇罗克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对那个时代作一回顾。三十多年的时间尘封了一段惨痛的记忆，“出身”似乎已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简介
1966年7月至9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之际，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为了向社会公开其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挑战，伏案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等文章。30年岁月并没有封尘遇罗克思想的光华。
该书收集了现存遇罗克大部分遗作，重读其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词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
遇罗克之所以能够“举世皆浊我独清”，与他被剥夺上大学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学习，并研读大量哲学、历史书籍有关。本书的回忆文章，再现了遇罗克在疯狂的年代中的觉醒之路、抗争之路。
吴德
吴德，1913年2月生，河北丰润人。原名李春华，曾用名李若夫、李子实、孔四维。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高中。1932年至1937年，在北平弘达中学学习时参加反帝大同盟，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至1940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参加整风，任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情报部第四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唐山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至1952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7月至1955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52年8月至1955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52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7年3月前曾兼任天津大学校长。1960年1月起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6月至1967年4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1966年5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7年4月至1972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其间：1967年4月至1971年3月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至1972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曾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5月至1975年10月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7年12月至1978年10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长。1970年6月至1975年1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3年8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1980年4月免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5月至1980年4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江青
江青（1914～1991）
江青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她生性开放、刚烈并富有极强的表现欲望。她是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捍卫文革的全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女。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