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区

文化区是指文化事物、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覆盖的区域。是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区，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统一体功能的空间单位。文化区的英文名称亦可写作culture area。例如每个语系的分布范围都可视为语言文化区；每个国家内部又有自己的行政区，可视为其政治文化区；还有各个国家的农业区、工业区等反映经济活动类型的文化区，如意大利新兴工业区、澳大利亚的小麦——牧羊带、潘帕斯草原牧牛业分布范围等。文化区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是相似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某一区域，也就是根据生产方式、语言、宗教、政治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以及对自然的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所划分的地域。在每一个文化区中，主要文化现象如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成、生活习惯、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特色等，具有相对一致性。文化有历史传统和地区分异两重性。

文化区的概念是从地区的文化差异而来的。同一个文化区总有在文化上均一的共性，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最早提出文化区概念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化人类学家，用以划分南、北美洲的部族。一般来讲，每一文化区的文化特征以文化源地或文化带中心最为明显。文化区的特征往往是一个核心区向着过渡带逐渐减弱，其间各种文化现象相互混杂、重叠，难有截然的界限，所以文化区的分界线就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使得确定一文化区的标准以及不同文化区的边界都相当困难，有的以生态环境，有的以经济结构，有的以宗教信仰，有的以价值系统测量等，来划分不同的文化区。 随着文化的扩散、传播，随着文化中心的变迁，文化区也在变化。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区。^[1]

文化区有以下空间特点：

范围有大有小   一个文化区的重要性与它的范围大小没有必然的关系。

边界有实有虚  政治文化区常常有明确的边界，而语言文化区和经济活动类型文化区不一定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明确边界的文化区在空间上有时与其他同类文化区发生重叠。

不一定与自然区重合  例如，潘帕斯草原牧牛区并不与阿根廷的温带草原地带完全重合。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除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与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关。^[2]

一般将文化区分为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形式文化区是指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体系的人所居住的地区。区内有文化核心，即该文化最先出现的地方。从文化核心向外传播得越远，该文化体系越弱,所以分布区的边界不明显,往往呈一宽带，甚至与相邻的文化区有部分重叠。机能文化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或经济上具有某种机能作用的地区，如一个行政区、教区或经济区都可视为一个机能文化区。实现机能作用的组织的所在地，即文化核心区。由于机能作用的范围比较明显，机能文化区有明确的边界。还有人划分出第三种文化区，即乡土文化区或感性文化区。它是存在于其居民意识中的一种“地区”概念，既无一致的文化体系，也无实现某种机能的组织，只能根据流行文化或民间文化的地区间差异特征来加以划分。
文化区的划分由于缺少客观的标准，不同学者常划出不同的世界文化区。A.赫特纳于1929年曾绘制1450年时的世界文化区的地图，从那时起，许多文化地理学家提出不同的文化区划分方案，分别将世界划分为 8个文化区、11个文化区等。如美国地理学家J.E.斯潘塞和W.L.Jr.托马斯将世界划分为11个文化区（见图）。H.J.de布利季1977年则将世界划分成12个文化大区，分别为西南亚－北非、欧洲、印度及附近地区、中国及有关相邻地区、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苏联、日本、太平洋诸岛。斯潘塞和托马斯1978年提出文化大区、文化区和文化副区的划分依据，与地域等级系统相对应。文化特质在地域上的分布称为文化源地，文化复合体对应于文化副区，文化体系对应于文化区，相关的文化区集合则成为文化大区。

一个大的文化区可以共有某些中心思想和基本实践，但在大区的各部分有关的、非基本的要素，总有某种变异，因此一个文化区又可分出副区。例如加拿大为一个文化区，而加拿大东部的法语区则形成一个副区。一些文化地理学家对小范围的地方性文化区也做了许多研究。如美国地理学家D.W.米尼格1965年通过对美国摩门教文化区的研究，提出文化区空间结构的模型，把文化区分为四个带：核心区，摩门教徒密度最大、居住时间最长；领地，摩门教文化占支配地位，但不如核心区强烈；势力范围，摩门教徒是当地重要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带，摩门教徒散见于少量小聚落中。（原创）

以肯达尔的划分为代表，世界可分为以下六个文化区：

西方文化区

它可分为四个亚区：①西北欧亚区。本区居民多信奉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通行日耳曼语和拉丁语。文化、生活水平较高，机械文明发达。②地中海亚区。居民多信仰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使用拉丁语与希腊语。文化艺术发达，生活水平中等。③中欧亚区。居民多信仰天主教与东正教，主要使用斯拉夫语，仅罗马尼亚使用拉丁语，匈牙利讲芬兰乌戈尔语。文化艺术较发达。④原苏联亚区。居民多信仰东正教，使用斯拉夫语。机械文明发达，居民受教育率高。

伊斯兰文化区

包括西亚、中亚、北非广大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古代文化、艺术发达，机械文明差。整个地区的文化或人文风貌均十分类似。

印度文化区

主要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信仰多以神教为主，使用语言种类较多，方言复杂，是古文明中心，但现在文盲普遍，机械落后。艺术、文艺活动不发达，医疗条件差。

东亚文化区

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文化区，是古老的中华文化源地的继承和发展，使用语言以汉语、日语、朝鲜语为主，宗教以佛教影响较大。本区国家的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中华文明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类似性。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字对日本、朝鲜影响颇大。

东南亚文化区

本区的语言和宗教复杂，内部差异大，主要受中国、印度的影响，部分还受欧美的影响，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

非洲文化区

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居民以黑人为主，语言复杂，以尼日尔刚果语系和科伊桑语系为主。宗教多样化，居民多信仰原始宗教，长期遭受欧美侵略，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3]

巴蜀文化副区

 来历  巴蜀文化副区依托于四川盆地，岷山、大巴山屏蔽北境；云贵、青藏高原耸峙南、西边境；其东，更有夔门险阻；中部为辽阔肥沃的四川盆地。因境内有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俱汇长江而东流入海，故在行政区域上称为“四川”。又因3000 多年前，重庚为巴国首府，古名叫“巴”；2400 多年前，成都为蜀国王都，历来以“蜀”相称，故在文化地理分区上，我们取其古意，名为“巴蜀文化副区”。

文化意义  四川盆地在全国的地理位置上虽不免有偏居西南之憾，然其山川形胜优越，进可攻、退可守，故历代王朝无不视其为险要之地。对于中国西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无高屋建瓴之势，但却无异于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况其地幅员辽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因而自古以来，文化发达。它不仅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具风采的巴蜀文化。而且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巴蜀山水秀丽，人民敏慧风雅。西汉时，该地郡守极力倡教，尊崇儒学，自是巴蜀人文蔚起，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赫于世；又有扬雄、王褒之士，以文章冠于天下；唐代李白、杜甫均在成都寓居，留下千古名篇；宋代苏家父子，更以诗文著称中国文坛。无论精神的与物质的文化创造，巴蜀文化副区在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美丽的“天府之国”，幽秀险雄的自然山水，形象别致的奇峰怪石，香艳素雅的异树名花，启迪着人们的艺术构思，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景，成为中国盆景艺术的五大流派之一。尤其是桩头盆景，别具一格，老干新枝，果累花繁。悬根露爪，古意盎然。 四川人长于烹饪，故川菜名噪天下，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四大菜系之一。在中国的各大都会中，常设有川菜馆，为招徕顾客，又往往以“正宗川味”相昭示。就宗教文化而论，巴蜀文化副区佛、道兼备，庙宇寺观林立，僧尼人数众多，堪称中国宗教文化圣地之一。佛教各寺以峨眉山最著名，道教各现以青城山最具盛名。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摩崖弥勒造像，通高71 米，头齐高山，脚踏大江，气势雄伟。^[4]

吴越文化区

吴越文化区依托于长江三角洲与杭州湾沿岸，北临长江天堑，西望鄱阳湖平原，南界福建，东濒苍茫大海，它包括今苏南、浙江省及安徽省长江以南部分。 这里河流密布，湖泊众多，气候适宜，土地肥美，其自然、人文景观堪称全国之最。在该区内，有以云海、温泉、奇松和怪石闻名天下的黄山。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九体山、普陀山都在本区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堪与天堂媲美，其中尤以苏州园林和杭州西湖最具风采。吴越文化区的工艺美术，犹如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中国三大名锦，占有南京云锦和苏州宋锦两项。苏州刺绣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笔墨纸砚被称为中国的文房四宝，主要产于此地。如今宣纸、宣笔、徽墨、歙砚仍名冠群英。 吴越文化区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富，饮食文化水平较高，中国著名八大菜系，本区独占苏菜、徽菜两项。苏莱具有咸甜适中、浓淡适度、酥烂可口、清香腴美、色泽和谐、清丽多姿的特点。徽菜以烹制山珍野味而著称全国。该区的戏剧和音乐艺术，细腻、婉转、圆润、悠扬，具有浓郁的江南特色，这里是中国戏剧的源地。相继产生了四大声腔中的三大声腔，即江苏的昆山腔、浙江的余姚腔和海盐腔。越剧源出浙江嵊县，诞生虽然只有 80 多年，但它却以优美抒情的唱腔和群芳竞出的著名演员而赢得全国各地观众。^[5]

古代东亚文化圈，是指亚洲东部中国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地区， 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的区域。儒家思想曾长期影响这些国家的士大夫，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主要书写文字，也广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上层和文人所使用。此外，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文化，与周围地区，例如西面的伊斯兰文化圈、西南的印度文化圈又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如果我们将其与远在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环地中海文化圈、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圈相比，差异性则更大。

历史地位  黑格尔《历史哲学》论述欧亚各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将之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世界，表明位于东方的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独特性；东方世界中，又分成中国、印度、波斯三篇，表明其区域文化的差异。黑格尔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中国以其自己的明显特点，而与东方的其他文明，特别是印度和波斯区别开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逐一比较世界各大文明及其兴衰。他明确指出：“在我们正在关注的这组文明中，西方文明和中国可看作彼此独立存在的文明。西方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由于宗教的关系又同叙利亚文明有很大的牵连，因为基督教根植于我们称之为‘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的基础之上。相反，中国文明却与任何先前的文明没有什么‘密切的瓜葛’，虽然在其历史过程中接受过出自国外的佛教，但佛教与基督教在起源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关系。反之，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也根植于同样的‘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之上。

形成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主体，因其面积广袤，内部地理和经济文化状况又极其复杂。其中，以黄河、淮河、长江为主体的广义的中原地区，向来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区。
由于地势相对低平，气候温和，降水适宜，中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远远优于周边地区。蒙古高原纬度太高又偏居内陆，气候太旱太冷，东北地区虽然不旱但纬度高天气较冷，青藏高原地势太高空气稀薄气温较低，云贵高原山区面积广大且山岭陡峭，新疆深居内陆过于干旱且地面以沙漠为主，这些周边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均远远不如中原。古代中国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中原。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农业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其社会发展水平必然要高一些。中原向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于此，历代首都主要建立于此，城市和文明发达之区大多分布于此。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拓展方向，是自中原从向四周的边疆推进。总的说来，那些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的边疆地区，其外侧往往都是难以通行的高大山脉或荒漠、森林。这些难以通行的山脉、荒漠和森林，就是中国文化圈——实际上也是东亚文化圈——的陆地边线。
这一陆地边线的大致走向，北自今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向西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萨彦岭再折向西南，越过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尔泰山脉以西和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脉以西，穿过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境内的帕米尔山结，再向东南经过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中南半岛的北侧，再向南沿着长山山脉延伸到越南的南部。这些山脉，或者极高极大，或者过于崎岖，或者山外侧是不便通行的寒带森林和冻土苔原地带，成为分割亚洲东部各大文化区的天然屏障。大体来说，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属于印度文化圈，中南半岛北侧山地以南区域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中国文化的较深的烙印，而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萨彦岭一线以北则属于西伯利亚森林文化区。阿尔泰山、天山两大山脉以西与帕米尔高原以西因位于多种文明的交汇处，文化构成相当复杂，但这一带是东亚文化圈的西限却是没有疑问的。古代著名的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率领的远征军长驱万里进入伊朗、印度，却未能越过帕米尔高原，中国唐代名将高仙芝率军进行的古代最远的西征（不计蒙古军的远征）也止步于帕米尔高原。显然，正是上述山脉，形成了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隔绝性，并导致形成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地区的特点。
东亚大陆东临太平洋，日本海、朝鲜海峡、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等边缘海域将东亚大陆和各岛国分割开来。诸岛国中，日本与大陆仅隔一狭窄的朝鲜海峡，双方很早便有频繁的海船往来。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岛国与大陆间有海域宽广的南海，与大陆的往来远不如日本方便。日本、菲律宾群岛以东，便是浩瀚无际不易找到交流对象的太平洋了。这一地理状况，使得在西方人来到以前，日本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只能倾向于中国的中原，从而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而东南亚诸岛国或相对封闭（菲律宾），或同时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化尽管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并未占上风。如果说北面、西面、西南面难以通行的高山构成东亚文化圈的陆地界线的话，那么，东面浩瀚空旷的南海和太平洋便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海洋界线。^[6]

 巨变  最近一百五六十年的东亚文化圈的巨变，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西方文化主导的趋势逐渐形成。自1840年以来，东亚各国无不震摄于欧美的坚船利炮，尽管有着主动和被动、只学技术还是效法政治经济制度的区别，学习西方已成为各国的潮流，西方文化主导的趋势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各国开始了文化变迁的过程，传统文化，包括那些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缓慢变化之中。
第二，东亚文化圈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在圈内各国的对外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已失去原先的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西方文明为主导的趋势的形成，加速改革实行现代化的迫切性，各国的文化交流的首要对象，早已不是东亚各国而是欧美先进国家。而且，各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交流，在正常的政治状态下，也是以如何通过贸易交往、资金投入、技术学习等有益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容为基本内容。东亚文化圈只是圈内各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其重要性已大大下降。
第三，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核心地位已经动摇。由于近代中国的发展落后于日本，不仅无力保护朝鲜、越南等原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且长期视中国为宗主国的国家，自身也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最后连圈内一向师法中国的日本也欺凌中国。在此背景下，东亚文化圈虽然因历史的文化的关系仍客观存在，中国的核心地位却不免动摇。发生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但六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因长期政治失误造成的发展的缓慢，导致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位至今仍未能确立。当然，由于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以及长期以来的核心地位，其他国家仍无法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因此可以说百余年来的东亚文化圈实际处于无核心状态。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中国如要重新确立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仍有待于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基本素质、全面增强国力，以及大大提升国家在世界科技、文化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