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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丁 |
商王武乙之子,于公元前1112年即位,卒于公元前1102年,共在位11年。死后由其子帝乙继位。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看看中央没动静,就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周侯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文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历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并杀了他。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他在位时也曾经出兵征伐归国,但并没将其征服。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周季历攻燕京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周季历攻余无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周季历攻始呼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周季历攻翳徒戎之战
季历是周太王古公檀父幼子,武乙时继位为周侯国。武乙曾授季历以征伐之权。季历率兵西灭程(今陕西咸阳)、北伐义渠(今宁夏固原),生擒义渠首领。武乙末年到殷都朝贡,武乙赐以土地三十里,美玉十双、良马十匹。次年,王季又征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获大小头目二十。文丁为商王时,季历又率兵征伐余吾戎(今山西长治市西北),迫使其服于周。文丁任命季历为殷牧师,执掌商朝西部地区之征伐。其后,季历又征伐始呼戎、翳徒戎,声威大振。文丁为此而感到恐惧,决心抑止周的发展。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文丁赐以圭瓒、积匕,作为犒赏,加封季历为西伯,使季历毫无戎备之心。当季历准备返周时,文丁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不久,季历死于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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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历 |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 《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政治制度:
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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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徵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钜桥。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经济文化: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徵。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著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後期,都邑裏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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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丁 |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科学发展: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位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甲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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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肩胛骨 |
甲骨文的文字学价值
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但这些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完整的体系和规律。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单字在1700个左右,而这些单字还不是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宝贵资料。
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冶铸的极盛时期,制造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日用器皿、生产工具等。其中,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奴隶制时代青铜冶铸的高度技术水平。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商代司母戊鼎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通高1.33米,口长1.10米,口宽0.79米,重达832.84公斤(这是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进行标准测量定的结果,旧说875公斤不准确)。鼎身呈长方形,深腹平底,口角有扉棱。口沿上有两个立耳,腹下有4个圆柱足(上部中空),鼎身四周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兽面纹及夔纹,中间为素面。耳侧面饰双虎食人头纹。鼎足上部饰兽面纹,中间有扉棱。经检验分析,司母戊鼎含铜84.77%,含锡11.64%,含铅2.79%。该鼎形体雄浑凝重,纹饰精美,线条流畅,硕大厚重,庄严肃穆,是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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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母戊鼎 |
据考古工作者研究,鼎是由组芯的造型方法铸造出来的。这种造型方法是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在一起灌注铜液。司母戊鼎结构复杂,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从鼎的铸痕来看,鼎身由8块范铸成,鼎底由4块范铸成,每条鼎足由3块范铸成。另外,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司母戊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项工作需三四人,七八十个坩锅则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说明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司母戊鼎最早是在1939年3月被安阳武官村农民从侯家庄西北岗(或称武官村北地)吴家柏树坟园盗掘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已被日寇侵占。由于司母戊鼎个体很大,不好藏匿,村民为了不使司母戊鼎落入日寇手中,遂又将司母戊鼎埋入原墓之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安阳农民又将司母戊鼎重新挖出,因主权发生纠葛,该鼎遂归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司母戊鼎被作为送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到南京。蒋介石看后甚喜,下令交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归南京博物院收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南京博物院大力支援国家博物馆的工作,将司母戊鼎从南京运往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中陈列展出。
司母戊鼎出土时缺失一耳,为了寻找此耳,更为了弄清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的情况,根据盗墓人指认的出土地点,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1984年9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对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编号为殷墟M260,位于侯家庄西北岗殷王陵东区,解放前发掘的M1400殷王陵南面40米,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西南80余米,处于商代晚期祭祀场西侧。该墓墓室为长方形,南部有一条墓道,习称甲字形墓。墓口长9.6米,宽8.1米,墓深8.1米;墓道长24米,南端宽4.1米。木椁中置木棺,已被破坏。墓底有腰坑,内埋1人及1犬,墓中共发现殉人及人牲38人。该墓曾多次被盗,随葬品基本上已被盗一空,因此考古发掘没有发现缺失的那个鼎耳,仅发现白陶簋残片、玉戈、金叶以及石磬残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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