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
对什么是教条主义，人们好像不存在什么争议。从根本上意义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
教条主义实在是殆害无穷，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六十年代中后期所受的伤害，可谓典型例证。时至今日，曾经数度伤害我们的教条主义“传统”好像不但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反而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只不过，表现为新的外表和形式而已。
总地看来，教条主义在当代的表现，突出地表现为两种：
（一）老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由来已久，对我国来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当代又复活起来。
其基本表现是：不去深入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去洞穿透析历史曲折、指出在它们后面所隐藏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不去冷静分析发展繁荣后面隐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合理因子。一言蔽之：漠视别人的成就、淡化自己的曲折。针对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他们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固守经典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几乎全部的内容，抱着撛沃匚聪的思路来反思。此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
教条主义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我们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要么就是顽固地忽视着：
1）当时代并不具备照搬马恩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起码条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人性”不具备；
2）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者过分偏重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却忽略了落后的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的持续制约，忽略了由此决定的现实人性的存在及其顽固性，忽略了历史设定的且被经典作家所揭示的那个“必然性”，反而试图人为地超越这个“必然性”；
3）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有着相应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根本的表现是：扎实地立足于社会基础条件（生产力和人性），它的一些特征（诸如私有制、资本雇佣、市场经济等）是不可超越、不可强行完全消灭的。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缺乏足够的现实说服力；用来指导实践，则只能使人民遭受新一轮的痛苦。因此，必须坚决清除之。
（二）新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对中国而言，若不太精确地讲，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其基本表现正好与第一种态度相对：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所昭示的曲折和丑恶，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繁荣便浅薄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全部；无视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巨大成就和其中内蕴的合理内核，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显现的暂时的曲折和教训，便草率地抛弃社会主义的全部。一言蔽之：艳羡别人的成就、夸大自己的曲折。针对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他们也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全盘接受、卖力宣传西方的这个思想、那个理论，抱着撔槲拗饕鍞的思路来反思。此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全盘西化，其必然的发展结局便是撔拚饕鍞；其政策取向是：退回现代资本主义。送它两个字：浅薄。
与对待前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相类似，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要么就是“时髦地”地忽视着：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的调整改良缓解了它们内部的一些矛盾，然其根本问题则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其致命弊端也一个没有彻底消退、反而有新的发展：自在人性的片面恶性张扬、资本对雇佣者的剥削、“过度生产过剩”以及经济无序和浪费在它那里始终存在；其“扩张驱动”带来了大量“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并成为战争的根源；它把科学变成了它的打手，把原本生生不息、和谐平衡的大自然蹂躏得遍体鳞伤，把原可和平共处、温馨互助的人类社会教唆得比豺狼还要残酷。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具备足够的欺骗诱惑力；但用来指导实践，则必然使我们的人民重受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必然伤害。因此，必须同样坚决清除之。
教条主义“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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