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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是享誉世界的印度史诗，它的汉语全译本，约有五百万字，和《罗摩衍那》并列为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现存的本子是在一部史诗的基础上编订加工而成，其中有长篇英雄史诗，而且有大量的传说故事作为插话，有宗教哲学以及法典性质的著作。有10万“颂”(诗节)，内容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印度现代学者认为《摩诃婆罗多》是印度的民族史诗，内含印度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堪称是“印度的灵魂”。
毗耶娑《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历时八百年。它长期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诵，不断扩充内容，层层累积而成。它的成书年代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从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转化为史诗时期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时代。这部史诗以印度列国纷争时代为背景，描写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种种斗争，最终导致大战。大战的结果虽然有胜败，但双方将士几乎全部捐躯疆场，是一个历史悲剧。同时，这部史诗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这些插叙数量之多，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如著名的印度教宗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这部史诗采用对话叙事方式，而且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开放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也为各种插叙提供了方便。这样，《摩诃婆罗多》最终成了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这部史诗的成书过程是印度古人汇集和保存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方式。这部史诗本身就宣称道：“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也就是说，这部史诗的内容囊括了人世间的一切。因此，这部史诗成书后，在印度古代被奉为“第五吠陀”，也就是被奉为“圣典”。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是吠陀时代的“圣典”，而《摩诃婆罗多》则是史诗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圣典”，即“第五吠陀”。了解了《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也就基本了解了印度教传统文化。所以，印度现代学者认为《摩诃婆罗多》是印度的民族史诗，内含印度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堪称是“印度的灵魂”。
《摩诃婆罗多》成书后，以口传和抄本的形式传承。抄本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贝叶。十九世纪开始出现《摩诃婆罗多》的印刷文本。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认识到《摩诃婆罗多》对于研究印度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曾经计划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工作。从1919年开始，印度本国一批梵文学者重新启动这项工作，历时近半个世纪，于1966年出齐《摩诃婆罗多》全书精校本。
《摩诃婆罗多》汉语全译本依据的就是这个精校本。这项翻译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由赵国华发起。《摩诃婆罗多》全书共分十八篇。金克木先生译出全书开头四章作为示范，赵国华和席必庄于1986年译完第一篇（《初篇》）。但当时遇到出版困难，因为一般的出版社不敢轻易接纳这项旷日持久的出版计划。直到199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项出版计划。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作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英年早逝。此后，这项翻译工作由黄宝生主持，并于1996年被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前后参加翻译工作的共有八位梵文学者，历时十多年，终于在2003年完成全书的翻译。
该书的翻译注重学术规范。全诗的篇、章和颂都标明序号。译文中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全诗十八篇，每篇前面都撰写导言，介绍每篇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评析，也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或对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些提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将《摩诃婆罗多》列为重点图书，精心编辑和印制，于2005年正式出版。
史诗的作者，印度传统的说法是毗耶娑（广博仙人）。是渔家女贞信婚前的私生子。贞信后来嫁给福身王，生下儿子奇武，奇武婚后不久死去，留下两个遗孀。福身王面临断绝后嗣的危险。于是，贞信找来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毗耶娑，让他代替奇武传种接代，生下了儿子持国、般度和维杜罗。此后，毗耶娑仍然隐居森林。目睹和参与了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两族斗争的全过程。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创作了这部史诗。但对毗耶娑的传说已无可考证。
《摩诃婆罗多》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4世纪之间。史诗是纪元前后几百年间许多人积累和加工的产物，有许多不同的手写本流传下来。
史诗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现代精校本则为8万多颂。全诗分作18篇：《初篇》、《大会篇》、《森林篇》、《毗罗篇》、《备战篇》、《毗湿摩篇》、《德罗纳篇》、《迦尔纳篇》、《沙利耶篇》、《夜袭篇》、《妇女篇》、《和平篇》、《教诫篇》、《马祭篇》、《林居篇》、《杵战篇》、《远行篇》、《升天篇》。最后附有一部《诃利世系》，有时作为第19篇，其实是另一部独立著作。全诗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婆罗多族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权的斗争。
大梵天骑乌鸦史诗所写的故事不是一般的王族内争，而是显著对立的两类统治者的斗争，是弱小对强暴、受侮辱损害者对加侮辱损害者、遭遇流放迫害因而接近人民的贵族对高踞王位骄横残暴的贵族的斗争。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贪婪、傲慢、残忍。难敌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史诗表现了人民在乱世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是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的愿望。当然，史诗也是忠于现实的，它描写每逢大战关键时刻，般度族都是在黑天支持下采用诡计取胜的，因而减却光彩。这说明作者对统治者的认识是清醒的，并未违背生活真实而一味进行美化。
贯穿史诗的是法的哲学思想体系。“法”是作为国家社会的结构秩序，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法和非法规定了是非善恶的标准。这种思想利用史诗故事形象地表达出来，把最后幸存的般度族长子坚战解释为是法的化身和胜利。当然，这是很牵强的。
这部作品很早就以各种形式传到了东南亚，对当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它已被译成印度现代一些主要语言和英、法、德、俄语乃至爪哇语。
月亮神雕塑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一直认为，《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比较权威的《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1993年版这样表述：“《摩诃婆罗多》是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诗歌。其精校本有大约10万颂，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相加的近七倍。”有西方学者统计说，仅仅演唱这个宏大叙事的核心部分（两个主要人物的对话部分），按照每分钟唱一个“颂”（一组对句为一个颂）计算，就要连续不间断地演唱25个昼夜。
它的叙事结构，像一组巨大的建筑群，殿堂相接，院落相叠，回廊环绕，路径互通。那些难以计数的“插话”，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而且还往往有各自的讲述者、对话者乃至各自的听众；单说里面出现的故事讲述者就有300到400个之多。这样一来，不仅故事中套着故事，而且对话中套着对话，起承转合之间使得故事线索盘根错节，情节发展引人入胜。当然，所谓篇幅“最长”的论断，今天看来已经不准确了。在中国藏族民众中长期流传的史诗《格萨尔》，规模上要超过《摩诃婆罗多》许多，以正在陆续出版中的藏族著名歌手桑珠的演唱本为例：平均400页一卷的藏文唱本，全部出齐要45卷之巨，而这还只是全部演唱曲库存量的大约三分之二。这些民间的歌手记忆和演唱这种超级故事的能力，既令人敬畏，也让人惊叹。
婆罗门仙人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总长达十万颂（诗节），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熔哲学、宗教、律法、政治、伦理思想于一炉，印度梵文学者苏克坦卡尔将其定义为“印度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过去”。
“法、利、欲和解脱，婆罗多族雄牛。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史诗曾无比骄傲地宣称：“它想把人类所有智慧都归纳其中。”中文版《摩诃婆罗多》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认为，《摩诃婆罗多》的生命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了整个民族的习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而西方学者也早有共识，若不能理解这部史诗，“就无法理解印度文化”。
一.争斗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四世纪的印度，小国林立、纷争并起，君臣各自为战，寻求兼并之道。“列国战争时期，往往是产生智慧的时代。”黄宝生把印度这一时期比作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产生英雄人物。通过史诗或歌，人类总结历史经验，积累智慧。”
尽管《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标注为“毗耶娑”，它却不是一部由一人写就的作品。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断言这位“作者”是否真实存在。他是史诗中的一个人物，作为长者目睹和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专家设想，开始的时候，《摩诃婆罗多》只是一部描写婆罗多族大战的史诗。俱卢族与般度族为争夺国土而进行的血腥战斗，是它的主线。在漫长的800年中，历代游吟诗人的传播与增益，为其加入诸多睿智的观察，使其逐渐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战争的背景加深了诗人的痛苦和忧虑，也使这部作品焕发出别样的光芒。“殚智竭虑，对于人乃至人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生存意义进行不倦的思考，是印度固有的传统。这种努力，令人佩服。”《摩诃婆罗多》译者之一葛维钧说。
如同古希腊史诗中，战斗的每一方都有神的帮助，发生在婆罗多族内部的这场争夺，同样神人交杂。战争双方的英雄都是神与罗刹的化身，以人类的方式行动。因而，这场大战在印度人的眼中，更像一场神魔大战，是神托身代表正义的般度族一方，歼灭多为恶罗刹转世的俱卢族一方。只是在现代人看来，它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斗，发生在神的世界里的一切，不过是人间战斗的延伸罢了。
二.困境
每个民族都曾幻想自己有过一段黄金岁月，衣食无忧、平等快乐。之后，随着正法式微、争斗纷纭，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摩诃婆罗多》将主要情节的发生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与争斗时代之间。“史诗将时代划分为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争斗时代。所谓三分时代，是指正义所占比例只剩四分之三。到了二分时代，正义就只剩下一半了。”黄宝生说，时代正要走向无穷的争斗，“所以他们在斗，正义与不正义在斗。”
事实上，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只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不可企及，今日现实的人类会明白，永远处于正法与争斗之中，只不过“有时候正法占主导，有时候争斗占主导”。“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仔细想想，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基本的人性、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当时产生的问题、矛盾、悲剧，然没有解决。”黄宝生感叹说，《摩诃婆罗多》让他感受到诸多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问题《摩诃婆罗多》将它们演绎出来，并告诉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应付困境。”
《摩诃婆罗多》告诫人们，要依从正法，恪守道德。黄宝生将印度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视作体现其核心思想的人物之一，“从操作层面来说，黑天代表了实际生活中应有一种正法。所谓法，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规则。这是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刘安武的观点，正法可以阐释为“天职”。“一个人在社会中，作为儿子的天职是孝敬父母，作为士兵的天职就是作战。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拥有多种天职。天职、正法是约束每个成员的。”
当般度族五兄弟之一、精通箭术、威武智慧的阿周那将要与俱卢族将领作战的时候，他动摇了。这是一场族内的战争，他在阵营的另一方看到自己的堂兄弟。“看到自己人，黑天啊！聚在这里渴望战斗，我四肢发沉，嘴巴发干，我浑身颤抖，汗毛直竖……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渴望胜利，黑天啊！我不渴望王国和幸福。……”这时候，在阿周那忧伤的目光中，黑天为开导他，在《薄伽梵歌》里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薄伽梵歌》后来成为印度教的经典，也是印度哲学的重要篇章。黄宝生认为，它推崇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生要从事行动，但不要执著于行动的成果。
几乎所有古典时代的英雄都带有悲剧的特征，多重天职所构成的困境让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与痛苦中。俱卢族大军统帅迦尔纳，是般度族五兄弟的母亲贡蒂的私生子，却从小被抛弃，车夫之子的身份使他地位低下、贫穷，直至有一天在校场被俱卢族长子难敌封为盎伽王。当他有一天终于得知自己身世，他已经站在与兄弟敌对的阵营里——“持国之子（俱卢族）让我随意享受一切，始终尊敬我，我怎么能不报答？……现在正是仰仗持国之子生活的人们报效的时刻，我应该不惜生命尽忠报恩。”迦尔纳遵守了为持国战斗的诺言，也遵守了只与阿周那交战的诺言，他死在阿周那的箭下，为了“维护善人们应有的仁慈行为”。
三.誓愿
在一个没有纸上协议的时代，诺言往往有很大的约束力。“印度古代的道德信念是很强烈的，绝对不违背誓言。这就是正法，是必须追求的最高理想。”郭良鋆举例说，史诗中有位英雄名为毗湿摩，为满足父亲的愿望，发誓永不做国王并永不娶妻生子：“毗湿摩的意思就是‘伟大的誓言’”。
“立誓后一定要兑现，是一种原始风气、一种英雄气概。”黄宝生说。古代印度人相信，违背誓言将使功德受损。战争胜利36年后，般度五子跟随黑天升天，阿周那倒在雪山上，般度解释：“阿周那说过：‘我会在一天之内毁灭所有敌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位骄傲的勇士现在倒在地上……想要获得繁荣的人应说到做到。”
“但怎样实现自己的诺言，却很复杂。因为社会本身很复杂，有些表现上是正法的，实际上并不合理。”黄宝生介绍说，史诗的《和平篇》中除了一篇《王法篇》外，还有一篇《危急法篇》。“譬如说正义的一方处于弱势，片面讲求正法，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危急法篇》所说的，就是正义处于危急的情况下，不能教条地按照规则行事。这时候，就要运用智慧。”
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在理论上截然分明，在现实中，它们远没有一道明晰的界限。比如在般度族无法战胜俱卢族统帅德罗纳时，代表正法的般度族长子坚战采取黑天的意见，向德罗那谎称他的儿子马嘶已死，万念俱灰的德罗那放弃了战斗。
“《摩诃婆罗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洞察人类生活各种复杂情况，看到了社会的残酷性、复杂性，不是条条框框所能解决的。”黄宝生认为：“社会需要法则，也需要应付不同状况的智慧。”
四.咒语
古代印度人确实相信，道德能产生一些非凡的力量。在《摩诃婆罗多》中，一些经过苦行修炼的婆罗门仙人，甚至有超越神的能量。“婆罗门仙人会由于某些人做了不合适的事，发出诅咒。这是早期的巫术思想，人们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愿望达到某种目的。”黄宝生把它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摩诃婆罗多》中最大的诅咒发生在战后，持国王和王后甘陀利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悲伤之余，甘陀利诅咒黑天说，36年后，黑天的家族也将遭受同样悲惨的命运。36年后，诅咒应验，黑天家族内部一场混战，最后也毁灭了。“她的诅咒是有道理的，黑天要为这场灾难负责，报应就是你自己的家族也会得到这样的报应。”
“从书的描写来看，诅咒并不是贸然作出的，往往是事情做得不对，就会遭到惩罚。某种意义上说，诅咒有一种警戒的作用，能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黄宝生认为诅咒在书中也逐渐过渡为一种象征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描写说明其中的因果报应。这是印度古代朴素的因果报应思想，不仅是前世原因后世报，还是现世原因现世报。”而这种业报观念，如葛维钧总结的：“千百年来，始终制约着印度社会的道德伦理生活。”
五.战争
婆罗多族大战进行了整整18天，两族将士在战争中伤亡殆尽，妇女如游魂般失魂落魄地在战场上寻找和拼接丈夫的尸体，绝望弥漫天际。战争最后的残酷气息中渗透着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妇女们为俱卢族毁灭悲痛，高亢的哭喊声震撼众生。这哭喊声听来像是时代末日众生遭到焚烧，众生也觉得也许到了世界毁灭的时刻。”
传述《摩诃婆罗多》的诗人们感觉到，在那个时代，战争不可避免。“在正法或义务面前，一个人应当舍身忘死地去打仗，而不计后果如何。”即便如此，刘安武仍认为，《摩诃婆罗多》还带有浓郁的反战思想：“战争总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人们总是要用慈悲的思想反抗战争的思想。”
刘安武的观点，在《摩诃婆罗多》中，还有约束战争的思想，这正是中国经典缺乏的。《三国演义》讲兵不厌诈，故而我们看到史诗中的战斗会感到好笑：“战争双方达成协议，晚上不打仗，而且严格规定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马兵对马兵的规则，马兵不能打步兵，骑兵也不能冲步兵。”
权利争夺存在一天，战争的危机就无法消除。反战，从来都是弱者、受害者的愿望。“不能制止战争的时候，就要约束它的破坏力。这是《摩诃婆罗多》中的宝贵思想。”刘安武说，这种思想在当今仍是很可取的，一些国际公约，就是为了防止盲目的仇杀。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320117695.html
[3] 网易网 http://biz.163.com/06/0224/03/2AMQMCGL00020QG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