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
武侯祠位于成都南门武侯祠大街，是西晋末年十六国的成（汉）李雄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武乡候诸葛亮所建的祠 
成都武侯祠
整个武侯祠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五十六亩（37000平方米），祠内翠柏森森，殿宇重重，布局严谨，庄严肃穆。主
成都武侯祠跨进汉昭烈庙，从大门到二门之间可见六通石碑耸立一道路 
成都武侯祠
在武侯祠的所有建筑中，刘备殿最高，建筑也最为雄伟壮丽。刘备殿高大宏敞，正中供奉着3米高的蜀汉皇帝刘备的贴金泥塑坐像，诸多子孙中只有城破死节的皇孙北地王刘堪左侧配祀。据说建庙之初原有“阿斗”刘禅配祀，但在宋、明二代被毁，原因就在于刘禅昏庸无能，破国降晋后竟又“乐不思蜀”，远不如“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北地王刘堪深得民心。刘备殿的东偏殿供奉着夜读春秋的大将关羽，身后是手把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关羽的义子关平，西偏殿供奉着张飞，身后是张苞等人。显然这是“桃园结义”定下的名分——同是五虎上将的赵子龙、马孟起和黄汉升却只有在过厅内尽人臣之礼了。刘备殿后即是过厅，两廊各有清代民间艺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14尊，塑像前都有一块小石碑，镌刻着功臣的生平传略。那是蜀汉的文臣武将，东廊的文臣以“凤雏”先生庞统居首，西廊的武将则是一身是胆的赵云领先，称得上是“出类拔萃，人才济济“了。没有这一班左弼右辅的极力扶助，“扶不起的刘阿斗”怎能稳坐蜀中四十五年？
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候祠”匾额的过厅，就到了诸葛亮殿。尽管与刘备殿相比，建筑低了一点——这也是封建时代君臣之礼——但却是整个武侯祠光辉凝聚的焦点。殿的东西厢是书屋、客室，钟楼、鼓楼峙立大殿二角。诸葛亮殿内供祀着诸葛亮的贴金泥塑坐像，羽扇纶巾，神态儒雅，那种“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镇定从容更是威严自生。在诸葛亮的身后，左侧是诸葛亮之子、蜀亡时死守绵竹的诸葛瞻，右侧是与父同赴国难的诸葛亮孙子诸葛尚。塑像前有铜鼓三面，铸于公元六世纪之前，传说是南征夷蛮时所用。大殿后壁嵌有许多石刻，东壁是当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诸葛亮 《隆中对》 ，表达的是“三顾频繁天下计，一朝开济老臣心”的壮志雄心；西壁则是宋代名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所书的诸葛亮 《出师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句传诵千古，忠诚执著的浩然正气气贯长虹。殿内外匾对甚多，都是对诸葛亮的讴歌和追思，有郭沫若 “好为梁父吟，志见出师表”，有云“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代四川盐运使赵蕃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说此联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六十年代毛主席曾评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谨慎，是诸葛亮一生事业之所系，也是诸葛亮治国当政之道。不管是火烧新野还是水淹七军，不管是借东风还是华容道，都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稳操胜算的结果，即便是变起仓促的空城计则是他一生谨慎给人的震摄。如果说六出祁山是一如既往、精心筹划的执著追求，七擒孟获则是稳操胜算、攻心为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千古一人”的赞誉并非溢美之词，于品德，于操守，于气度，于智慧，于才干，于忠诚，应是当之无愧。
出诸葛亮殿往西，过小桥、桂荷楼，穿过幽深的红寺夹道，就到了刘备墓。刘备墓史称“惠陵”封土高12米，有一道道地180米长的砖墙环护。史载，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兵败后病逝于白帝城，墓中还葬有刘备的先后死去的甘、吴二位夫人。在刘备墓前，情不自禁地想起西晋名士稽康的一句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刘备究竟算不算英雄？比之项羽、刘邦，刘备逊色多矣。煮酒论英雄时的机警，三英战吕布时的奋勇，三顾茅庐时的求贤若渴，携民渡江时的爱民如子，似乎只是初起草莽时才有那种英雄本色。待到基业初成，黄袍加身，就难免心浮气躁，忠言逆耳，刚愎自用，大敌当前，结记的只是个人恩怨，置诸葛亮和文武百官的劝谏于不顾，弃“匡扶汉室，拯救黎庶”的夙愿如敝履，终于酿成火烧连营八百里，败走白帝城，托孤永安宫的惨剧，蜀汉国势从此而大衰，这样的结局，不亦悲乎？民心是个秤，或许这也是先主庙香火不如丞相祠的重要原因吧。
公元223年 惠陵与汉昭烈庙的修建
诸葛亮1，营建惠陵
惠陵何时开始修建？汉制，皇帝即位的次年开始预作寿陵。《汉旧仪》记载汉代寿陵制度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蜀汉全面继承汉制，在陵制方面估计也不会例外。蜀汉可能是在章武二年开始预作寿陵。《宋书·礼志三》载：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营，即营造。惠陵位于成都南郊，刘备命诸葛亮在南北郊营造什么？史无明载，但《宋书》将其载入《礼志》，应与祭典或陵寝等制度有关。但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刘备于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七月即亲帅大军东伐，可能还顾不上预作寿陵。但到章武二年冬，刘备病重，"章武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诏亮省疾于永安"（《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到这时，诸葛亮已不得不开始着手帝陵的选址和修建。因此，可以认为，章武三年春正月，是惠陵开始修建的最晚时间。换一句话说，最迟在章武三年二月，诸葛亮由成都去永安之前，已动工预作寿陵。
惠陵的具体位置当是由诸葛亮亲自选定。按汉代礼制，帝陵在修建前首先要经严格的选址、规划、设计等过程。营建皇陵，国之大事，必由诸葛亮挂帅无疑。可以说，惠陵的选址定位、规划设计等，概由诸葛亮总其事，甚至是亲临现场考察方定。惠陵在成都近郊，在营建过程中，诸葛亮必多次亲到实地。
惠陵位于成都南郊，在蜀汉宫城正南面。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以南"即帝位。当时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大城、小城之间的北边，即今成都军区至八宝街一带。武担山与惠陵，正好在南北一条直线上。惠陵位于蜀汉宫城的正南。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南方与五色（黄青白赤黑）中的赤色、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火为相类似的概念。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为吉利的观念。蜀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又被中原接受。汉武帝独尊儒术，曾下大力统一文化、思想中的若干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以南方为尊（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普遍视南方为吉祥之方，古衙门、大型住宅、帝王墓葬等建筑坐北朝南的理论基础）。惠陵位于蜀汉宫城正南面正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体现。它表达了蜀汉朝臣对先主的敬重，也含有借此风水宝地为蜀汉政权带来吉祥好运之意。
惠陵和汉昭烈庙主要由军队（可能还有犯人）修建。在修建过程中，诸葛亮曾多次率官员到现场指挥，并带头植树等。惠陵、武侯祠在历史上以柏树闻名。《成都古今记》说："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庙前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植。"唐雍陶《武侯祠古柏》"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等，历代多有记述。我国汉族系统的几乎所有帝陵都普遍植柏。可以说，它已成为汉民族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俗有何文化内涵呢？一般认为，松柏长青，寄托了后人对先辈的哀思。但更重要的是此俗的兴起最初主要是出于避邪。相传秦穆公时，有人挖墓地挖出一兽，似羊，准备上献，途遇二童子，说：此兽名（音袄），常在地下吃死人脑；你们若想防止吃死人脑，用柏树东南方向的树枝插在墓上便行。于是，秦人首先开始了墓上植柏，至秦汉时期逐步在全国形成了在大、中型陵墓上和陵区内植柏的习俗。惠陵及陵区古柏，最早始植于建陵之时，正是这种观念流行之时，故惠陵、汉昭烈庙之古柏具有避邪的内涵。
2，入葬陵寝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章武三年（223）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八月，葬惠陵。按汉代制度，先主去世后，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穿丧服伴皇后、太子、皇子哭踊如礼。治丧的第一天， 百官皆换穿白单衣，白帻不冠，哭临殿下。然后开始小敛，即给刘备穿寿衣等。汉代帝王死后都穿金缕玉衣。《汉旧仪》说："帝崩，唅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褥，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镂。诸衣衿敛之。凡乘舆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敛。"从此制度对照及东汉许多王、侯都穿金缕玉衣的情况看，刘备很可能穿金缕玉衣入葬。按汉制，必须在这一天晚上，派使者向全国各地郡守以上官员下"竹使符"，通知进入国丧的非常时期。同时， 太子刘禅即天子位于柩前。百官跪拜新帝。然后才大敛。
按汉制，刘备去世后，应由皇后诏三公典丧事。从当时实际看，必是诸葛亮全面负责整个治丧活动。从小敛到入葬，自始自终都是在众多刘氏亲属、众多官员、特别是三公等高级官员的参与、监护下进行的。先主去世后，诸葛亮曾上书后主，说："伏维大行皇帝迈仁树德，……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如丧考妣。……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可见先主丧事非同小可，诸葛亮亲自负责，县令以上的官员都参加，都要先穿三天孝服，除服后到入葬时再穿孝服。换一句话说，这是蜀汉全国臣民众目睽睽之事，不可能有半点虚假。
梓宫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五月回成都。虽然当时已是夏天，却没及时入葬，又放了三个月后才入葬。这说明：一，当时惠陵尚未完工；二，当时尸体保护技术早已解决，不仅路上走一个月不是问题，再放三个月也没关系。
与先主同时入葬的还有甘皇后。《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说甘皇后（后主刘禅之母）先死，葬于南郡，追谥皇思夫人，迁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陨。丞相亮向后主上言："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摇，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官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宜曰昭烈皇后。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后主准奏。"甘皇后早卒，葬在南郡。刘备称帝后，攻打东吴前，曾令人将其迁葬入蜀。当先主的梓宫还在回成都的路上时，甘皇后的灵柩已抵达成都。从汉代的礼仪制度看，在先主"八月"正式入葬惠陵前，甘皇后的灵柩因是迁葬，应先按放进去（也要举行较隆重的仪式）。正式国葬时，刘备是唯一的主角。
后来入葬的还有穆皇后。《二主妃子传》又说先主穆皇后，延熙八年（245）薨，合葬惠陵。穆皇后是在先主入葬二十二年后才去世，入葬惠陵。这说明惠陵的墓门墓室是可以开启的砖室结构。《皇览》曰："汉家之葬，……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候，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 "从当时砖墙已经普及的情况看，估计在陵园周围还修了砖墙。当时应是一个很大的陵园。陵园内有专门的驻军，有专门负责日常祭祀、上供果等方面的若干人员……。当时，这里对一般百姓是绝对的禁区。
3，汉昭烈庙
根据汉制，建陵同时应建原庙。对汉昭烈庙的始建时代，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太平寰宇记》说："先主祠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琰）修立而卑小。"有人因此认为昭烈庙始建于齐高帝时。实际上，汉昭烈庙在当时的性质属于原庙，即为正庙外另立的、后修的宗庙。《史记·高祖本记》载孝惠五年"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集解："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刘备在章武元年（221）四月称帝的同时"置百宫，立宗庙，祭高皇帝以下。"可见蜀汉确实是在建陵前先立有宗庙。惠陵旁之庙确实是原庙。这庙就是汉昭烈庙。史载蜀汉国号汉，刘备死后谥号"昭烈皇帝"，故"汉昭烈庙"应为此原庙的正式名字。盖在后主时，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宗庙同时并存。《三国志·蜀书·刘禅传》说刘禅降时："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汉晋春秋》说"湛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也确证昭烈庙在蜀汉亡国前已存在。盖在后主时，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城内的宗庙同时并存。
后主在位四十年，按当时礼制每年至少三次率大臣们到惠陵、昭烈庙祭祀扫陵。这里是后主和重臣们经常来朝拜的神圣殿堂，无疑在建筑规模上、技术上都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需要指出的是，蜀汉至南北朝，从当时祭祀的习俗看，汉昭烈庙中只有神位，没有塑像。
4，有关讨论
对于《三国志》的上述记载，宋代以降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认为惠陵只是"藏弓箭之处"，或"衣冠冢"，而刘备的真实陵墓应在永安（今奉节）。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
第一，《三国志》中不是一处，而是三处谈到惠陵的修建、入葬和合葬。作者陈寿为蜀汉重臣谯周的学生，曾在蜀汉任职，著名史官，当时人记当时事，故《三国志》被后人视为信史，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等晋人撰写的早期文献。 其有关记载相互映证，无疑是真实可靠的。
第二， 在汉代皇帝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搞"衣冠冢"的记载，蜀汉全面继承汉制，不可能违反祖宗制度。
第三，从前文所述的先主丧事过程看，蜀汉上至诸葛亮、下至百姓都参加了治丧活动，整个过程记载十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弄虚作假。
第四，汉代制度，帝陵在都城附近。西汉、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无一例外。蜀汉全面继承汉制，刘备死后葬于成都附近，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
第五，永安当时位于蜀汉与东吴的前线，"夷陵之战"时东吴军曾逼近永安。诸葛亮、刘禅不可能将先帝葬于前线。因这样很容易让先帝的尸体落入敌方手里，成为敌方要挟的重要资本。
第六，刘禅在位四十年，每年都多次率子孙和文武百官到成都南郊惠陵和汉昭烈庙祭祖。他不可能向假墓跪拜。
第七，"葬于永安"说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刘备死于四月，天气热，尸体难以保存，不可能运回成都。实际上，刘备的尸体不仅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在成都还放了三个月！（请特别注意这一记载）古代帝王尸体保存的技术早在西周便已基本解决，汉代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说帝王死后要"槃冰如礼。" 注引《周礼》："凌人，天子丧，供夷盘冰。"郑玄曰："夷之言尸也，实冰于盘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汉礼器制度》："大盘广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除了放置冰盘外，从长沙马王堆女尸的保护措施看，还要加若干香料。刘备死前曾病了较长一段时间，有关准备工作早已到位。
第八，根据汉代的陵庙制度，汉昭烈庙的所在地，也就是惠陵的所在地。汉昭烈庙位于成都南郊，历史上多有记载。如《汉晋春秋》说"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刘谌不可能到永安哭昭烈庙。
第九，所谓"刘备葬于奉节"说，主要见于清代及或更晚的某些刘氏家谱。四川为移民省区，清代中晚期曾掀起修谱高潮。大家知道，一般家谱均为各人私修，不受制约。其有关直系祖先的某些记载，对研究地方历史、风土人情等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当时四川家谱中有关远古祖先的记载，普遍存在着攀附名人、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吹嘘家史等现象，这一部分记载通常没什么参考价值。
第十，成都南郊惠陵和汉昭烈庙在蜀汉时期为陵园所在，西晋灭蜀（263）后，为消除刘氏影响，将刘氏后裔北迁，同时也撤毁了汉昭烈庙和惠陵的一些地面建筑。齐高帝（479-482年在位）诏益州刺史修复陵园和汉昭烈庙。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从那以后，现武侯祠所在地就一直为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历代文人墨客多至此，所留文献甚多，从无间断。在宋代以前并无任何人怀疑惠陵的真假问题。宋代疑古风兴起，如盛传曹操曾在漳河边设置七十二座假坟等，再推演到刘备，都是没有根据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 武侯祠的迁入与发展
司马氏灭蜀（263）后，将刘氏后裔尽迁北方，当然也要消除其在蜀中的政治影响，撤除汉照烈庙和刘氏宗庙是必然之举。但从史籍线索看，从当时习俗看，晋政府只撤了地面建筑，并没有动惠陵，还保留了陵园中一些地面标志。蜀汉英雄深入人心，仅在四、五十年后，蜀中便开始了建立诸葛亮专祠等影响极大的纪念活动。
1，成都武侯祠之始
武侯祠（此专指祭诸葛亮一家之祠），据《宋书·礼志四》载，刘禅景耀六年（263），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故沔阳武侯祠始建时代最早。蜀中武侯祠最早建于东晋时期。《太平寰宇记》说："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城内独存孔明庙。"（又见《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可见蜀中武侯祠始建于李雄据蜀之时（303--334年），最早建于成都"少城"内，即在当时成都城内西部。这就是现专祭诸葛亮一家的、狭义的"武侯祠"的前身。桓温（312-373）为东晋荆州刺史，于永和三年（347）收复蜀地。这是巴蜀史上少有的大激战。在这场大战乱中，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了，仅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独存，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在参战双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李雄建武侯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在时间上，上距蜀汉亡国仅四、五十年；它是巴蜀大地结束西晋统治后，修建的第一坐纪念蜀汉英雄的专祠；它公开表达了蜀人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的深切怀念，它也反映了蜀汉英雄在后人心目中的排位顺序，诸葛亮理所当然的居第一。从有关资料看，当时的武侯祠中并无塑像，只摆放神位。
2，恢复原庙
在李雄建武侯祠后一百余年，南齐又开始了修复汉昭烈庙之举。《太平寰宇记》说："先主祠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琰）修立而卑小。"齐高帝（479-482年在位）时第一次对惠陵陵园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修复。这次修复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惠陵陵寝的许多地面标识仍存，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第二，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惠陵的性质。蜀汉时惠陵是皇家陵园禁地，重军把守，一般人不得擅入。西晋时，这里沦为敌对首脑的墓地，虽现在还缺少资料来了解当时的管理措施，但它显然失去了蜀汉时期的辉煌。这次修复后，它又演变为官府承认的、对外开放的名胜古迹景点，游客可以入陵参观凭吊。
武侯祠是什么时侯由成都"少城"迁至南郊惠陵、汉昭烈庙旁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上引齐高帝修汉昭烈庙的资料看，当时（479--482）武侯祠肯定还没有迁来。杜甫于上元元年（760）来到成都南郊，踏访武侯祠。当时，武侯祠内已古柏森森，由此上推其始迁入年代约在南北朝，上限晚于齐高帝（479-483在位）修复汉昭烈庙时。诸葛亮一生功绩建树得力于刘备三顾茅庐；蜀汉帝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诸葛亮的智慧和忠心耿耿。把他们迁到一起，以良臣伴明君，是对他们"鱼水"君臣的赞许，同时也是欲以诸葛亮的大名来继续辅佐死去的刘备，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是儒家文化为这个名胜景点注入的最强活力。武侯祠迁到惠陵、汉昭烈庙旁，三个景点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三国文化为背景的景区，这也是一种强强联合，它对丰富这一景区的文化内涵、提高地位、扩大影响等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盛唐胜景
唐代，武侯祠景区快速扩大影响，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胜古迹。综观唐代二百余年，著名诗人和高官上层拜谒武侯祠之多，并留下重要墨宝，成为武侯祠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表明，这一名胜古迹自齐高帝恢复昭烈庙和南北朝迁入武侯祠后，已得到全国各地人士的认可，影响迅速扩大，名声在外。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了新任地方首脑，一到成都，就要先拜祭武侯祠的习俗。武侯祠景区 的快速发展，与"扬一益二"的文化、经济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1，唐帝敬诸葛
从史籍记载看，唐代从太宗（《旧唐书·太宗上》）开始，诸帝在制定重大政策时，往往论及诸葛亮这位榜样。到玄宗天宝七年（748），正式下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载宜置祠宇，量事致祭。臣按后世祭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始于此。所谓忠臣，十有六人，商传说箕子、微子、比干，齐管夷吾、晏婴、晋羊舌、叔向、鲁季孙行父、郑东里子产、燕乐毅、赵蔺相如、楚屈原、汉霍光、萧望之、丙吉、诸葛亮也。……以上并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春秋二时择日致祭（《旧唐书·玄宗下》（《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第二百八四卷名宦乡贤祀典部》）。这是以朝廷的名义，首次把诸葛亮作为忠臣，并列入每年春秋必须祭祀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三国人物中，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这对提高诸葛亮的名声、影响，对提高成都武侯祠的地位，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太平寰宇记》说："故相国李回在镇，更改置守陵户，四时祭祀。"李回字昭度，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讳改焉，唐宗室宰相，宣宗时（847--859）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光禄大夫、成都尹。李回在蜀期间，开始设置专门的"守陵户"护理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规定了一年四季的祭典等。"守陵户"是秦汉以来逐渐流行的关于一些名胜古迹景点的一种管理方法。守陵户负责陵墓、祠堂、庙宇的日常安全、卫生和祭祀等，官府则相应的减免其某些赋税徭役，给以某些优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规定的祭祀规格已由玄宗时的"春秋二时择日致祭"提高到了"四时祭祀"。可见官府对这一景点越来越重视。此前，本名胜景点是怎样管理的、由谁管理的，还是一个秘。另外，从李回对此景点的重视程度看，估计他还对景点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
唐末五代，巴蜀地区又经历了多次大战乱。王建占领蜀地后不久，便下诏"赠诸葛亮为安国王"。（《蜀梼杌》卷上）这次赠号，对前后蜀时期武侯祠的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诗人谒拜
上元元年（760），伟大诗人杜甫刚到成都定居下来，即到南郊，踏访武侯祠。杜甫一生对诸葛亮感情尤深，十分景仰推崇，仅留传下来的吟咏诸葛亮的诗就近二十首。这与他浓厚的儒家文化、忠君爱国思想，"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抱负都有关。在他心目中，诸葛亮无疑是最好的楷模。另一方面，杜甫又没有诸葛亮能得刘备"三顾"的好运，怀才不遇，历经坎坷，其感慨就更为深刻。当他走进武侯祠，当他来到诸葛亮神像前，既为诸葛亮的忠君思想和伟业、为刘备三顾茅庐亲请贤臣的的精神所感动，同时还为诸葛亮功未成身先死而伤感，又不免自伤，两眼含泪，挥笔创作了著名诗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外寻，锦宫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是现存史籍中最早谈到"丞相祠堂"即成都武侯祠的宝贵史料。它甚至为我们推断武侯祠迁到这里的大概时间提供了佐证！这首诗，第一次提到武侯祠的外景观，是以"柏森森"为重要特征。
唐永泰二年（766），著名诗人岑参（715--770）晚年客居成都，游昭烈庙与武侯祠后，创作《先主武侯庙》一诗：
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
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
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贞元八年（792）诗人张俨游先主庙，写《谒先主庙》：
扶顺继王业，并吞势由已。
天命屈雄图，谁歌大风起？
得股肱贤明，能以奇用兵。
何事伤客情，何人居帝京？
雄名垂竹帛，荒陵压阡陌。
终古更何闻，悲风入松柏。
从"荒陵压阡陌"的情况看，当时陵墓周围似无围墙，一些农家就近种田。
大中六年（852），唐诗人李商隐游武祠，写《武侯祠古柏》诗一首：
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
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
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
叶凋湘燕雨，树折海鹏风。
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
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
五代僧人贯休，天复年中（901-904）入蜀，王建赐号禅月大师。他曾游先主庙，并写有《经先主庙作》一诗：
古庙积烟萝，威灵及物多。
因此曹孟德，争奈此公何。
树古雷痕剥，碑荒篆画讹。
今朝冥祷祝，只望息干戈。
这首诗是目前发现的、五代时期有关武侯祠的唯一直接史料。它反映出，唐末五代初，成都虽饱经战乱，却安然无恙，只是"树古雷痕剥，碑荒篆画讹"，在管理上不甚理想。
3，名宦唱对
唐元和四年（809）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僚属到武侯祠拜谒。当时祠内尚无记载诸葛亮事迹和功德的碑石，大家皆感遗憾。武元衡即命节度府判官裴度（765--839）撰碑。裴度，进士出生，著名新秀，文笔极茂，见识极高。后来历事宪、穆、敬、文四朝，数次为相，是中唐名相之一。裴度即撰写了《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全文上下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钦敬的感情。一开始便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语言精美，文情并茂。加上由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由当时蜀中最著名的刻工鲁建亲刻，被誉为"三绝碑"。 该碑碑为研究武侯祠的历史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如碑中说："有仪可像，以赫厥灵"，便反映了当时武侯祠已用塑像取代过去那种简易摆设神位的作法。我国祠堂中塑像的习俗大体始于唐代，它的出现应是受到佛寺塑像影响的结果。由神位到塑像，是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革命。它说明即使象武侯祠这样古老、庄重、肃穆之地，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表现形式。
开成二年（837），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杨嗣复一到成都，即率僚属到武侯祠拜祭，想起当年以幕僚身份随武元衡游祠情景，感叹良多，激动不已，即题《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诗一首，附刻于碑阴：
齐庄修祀事，旌旆出郊闉。
薙草轩墀狭，涂墙赭垩新。
谋猷期作圣，风俗奉为神。
酹酒成坳泽，持兵列偶人。
非才膺宠任，异代揖芳尘。
况是平津客，碑前泪满巾。
"涂墙赭垩新"，表明当时武侯祠已有了上红涂料的围墙。"酹酒成坳泽"，以酒祭圣的人非常多。"持兵列偶人"反映出当时有众多塑像，手握武器，排列在诸葛亮塑像的两边。这些都为研究武侯祠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后不久，唐东川节茺使杨汝士游祠见到同宗兄弟杨嗣复的诗后，依其格式，作《和宗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诗一首：
古柏森然地，修严蜀相祠。
一过荣异代，三顾盛当时。
功德流何远，馨香荐未衰。
敬名探国志，饰像慰甿思。
昔谒从征盖，今闻拥信旗。
固宜光宠下，有泪刻前碑。
从元和四年（809）开始，到开成二年（837），从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绰、杨嗣复开始，到杨嗣复、杨汝士的两次唱合，前后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完成了一组绝妙的佳唱。这之间有三位唐代宰相的才学和人品，有上司与僚属间的友谊、栽培，有同宗族人的感召、扶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就是歌赞诸葛亮，这就是欲以诸葛亮为楷模，争做一代名宦。
4，神乎传说
这一时期，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803-863）在《酉阳杂俎》卷十三中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弈，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这个故事至少透露出以下三条信息：一，惠陵可能曾经被盗。惠陵有明确的封土堆，准确的位置，加之两晋南 北朝期间蜀中屡有动荡，其中很多时间内无专人看护，被盗是可能的。即使进入唐代后，由于长期处于"荒陵压阡陌"的景况，在设置"守陵户"之前，对陵墓的护理很松散，被盗也是可能的。二，在蜀人心目中，将武侯祠迁到惠陵旁的目的就是以臣伴君，这一传说更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心态。三，在很多人心目中，诸葛亮、刘备都已由人变成了神，他们的英灵继续神佑蜀土蜀民。
宋明时期 儒学促正统
由宋至明（960--1644），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武侯祠高度重视，流行新任地方首脑先拜祭武侯祠的习俗，朝廷大员一到成都，往往也要先拜谒武侯祠。这就为武侯祠的正常维修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时期，武侯祠在附祭的"专祠"、及总体建筑布局等方面都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并最终影响到清代，影响到现在。
1， 宋祖崇蜀汉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膑、晏婴、晋程婴、公孙杵臼、燕乐毅、汉曹参、陈平、韩信、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蜀昭烈帝、关羽、张飞、诸葛亮、唐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李靖、李绩、尉迟恭、浑瑊实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晋赵简子、齐孟尝君、赵赵奢、汉邴吉、唐高士廉、唐俭、岑文本、马周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次之。"诏孙膑等各置守冢三户，赵简子等各二户，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开毁者，皆具棺槨、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长吏奉行其事。（《宋史·吉礼八·先代陵庙》《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第二百八四卷名宦乡贤祀典部》）宋廷的这个规定，比唐廷的规定又进了一步。第一，除诸葛亮外，又新选入了刘、关、张，三国人物由一名升为四名，全是蜀汉人物；二，唐代是由地方政府为惠陵设守陵户，这次改由朝廷正式下诏设守陵户，诸葛亮等每人三户。
二十八年后，真宗咸平元年（998）十一月九日诏：历代帝王陵庙有毁损处，所在计度修茸。二年（999）十一月七日郊祀，赦书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于祀典者，要所有精洁致祭，近祠庙陵寝处并禁樵采，如祠庙损坏，长吏躬亲点捡以系省钱修饰，州县检校。（《宋会要》卷八千一百九十八）这一次是规定了对上文中"载于祀典者"的祠庙的常年维修制度，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皆位例其中。这对惠陵的常年保护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元代朝廷对蜀汉英雄仍较尊重。据《元史·祭祀志五·武成王条》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又据《元史》卷32《文宗纪一》载："庚辰（1340），太白犯亢宿。……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
《明史》卷50《礼志四》载：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是年诏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李原名奏拟三十六人以进。……于是定风后、力牧、 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七人，从祀于东西庑，为坛四。"
宋元明朝廷对蜀汉英雄都非常重视，这就大大促进了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祭祀活动的正规化、官府化、全国化，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它们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其中，特别是宋祖开宝三年的诏书，在列入的祭祀对象中，三国人物只有诸葛亮和刘关张，换言之，宋朝廷已明确表态：蜀汉是三国正统！宋朝廷的这个态度影响非常深远，不仅对当时人们评议三国人物、甚至对后来才逐步产生的三国平话、杂剧、小说都有影响。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显然，这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宋朝廷的这两次诏书，是儒家文化为武侯祠这一景区注入的又一棵常青树。
2，神圣同臻
一进入北宋，武侯祠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明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记载："《蜀古迹记》云：宋曹彬，建隆二年（961）为都监伐蜀，谒武侯祠。视宇第雄观，颇有不平。谓左右曰：'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万一，何得为武？当因其颓败者折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谏不可。俄报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许。彬迳视之，其刻字宛如新书。题云'测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读讫，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窥测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为文祀之而去。"这个故事虽不见于正史，但也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撤庙见碑事自然是不可信的，因该祠南北朝才迁来，不可能埋有诸葛亮的手迹。曹彬是率军前来讨灭后蜀割据政权的，从他的立场出发，蜀汉类似于后蜀，此前有些小瞧诸葛亮，也是可以想像的。他参观武侯祠，瞻仰了诸葛亮的神像后，即改变了对诸葛亮的看法，不仅为文祀之，并令蜀守"新其祠宇"，即进行维修。在宋王朝开始统治巴蜀的当年，即由官府出资对武侯祠进行了维修！
宋初，武侯祠内的一棵古柏，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著名学者田况（1003--1061）在他的《儒林公议》（卷下）曾说：成都诸葛武侯祠前有一棵大柏树，围数丈。唐代宰相段文昌曾经有专诗咏此树，并刻在旁边的大石上，至今还在。唐末，此树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此树不复生，但当地人也不敢砍伐此树。皇朝乾德五年（967）丁卯夏五月，此树竟然枯柯再生，时人都非常惊异。三国至乾德丙寅（966）历一千二百余年，枯而复生。予皇祐初（1049-）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耸云，并旧枝余，存者若老龙之形。（《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此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栽，人们崇拜诸葛亮，旁及此树，不仅给它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还给它注入了儒家文化精神，在前蜀、后蜀割据时期，此树甚至拒不发叶，待宋朝一统一巴蜀，它又枯柯再生，新枝耸云！十余年后，陈荐在《武侯祠》诗中（详后）说"手植劲柏尚苍翠，疑有神灵潜护持"，开始进一步神化。宋裴士禹《蜀先主庙古柏》说："陵前古柏树，千丈起平地。根大压巨鳌，心虚藏野燧。风动虬龙枝，雷雨随声至。疑是虚空间，神明专护庇。不尔千万年，突兀无枯瘁？"（《成都文类》卷一一）已越传越玄。 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益州诸葛亮庙中大柏，相传为诸葛亮亲手所植，故人多采其叶，以作药味，其甘香异常。"把柏叶作药，争而采之，争而食之，已由一般敬仰升华为带宗教色彩的崇拜了。这表明，人们是在按儒家文化的标准，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不同侧面，不断丰富着武侯祠的各种文化内涵。
3， 诗人遗宝
这一时期，描写武侯祠景区的诗词甚多，有的为研究武侯祠的历史文化、了解武侯祠的演变历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弥足珍贵。
北宋中期著名学者冯山，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终祠部郎中，出有《安岳集》。曾拜谒武侯祠，写有《武侯祠》诗一首，甚长，录其后半段：
民思夔子国，庙枕蜀江皋。
寿史徒讥议，裴碑自固牢。
丹青严壮观，松桧尽萧骚。
邻敌终为患，长弓未见橐。
吁嗟擒纵术，祠下涕沾袍。
到这时，武侯祠还甚为"壮观"。可过了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据陈荐《武侯祠》诗（见《成都文类》卷六）说：
朔方男子过庙下，秋天寥落霜风悲。
林梢脱叶响飒飒，烟头暮雨寒丝丝。
妖狐怪兔穴坏壁，饥鸦饿鹊啼枯枝。
樵儿敲斫段尹石，苔藓斓斑裴相碑。
手植劲柏尚苍翠，疑有神灵潜护持。
晬容昏剥堂庑陋，龙祠神庙穷珍奇。
吾心切切慕风概，洒泪踟蹰成此诗。
作者陈荐，《宋史》有传，曾任宝文阁学士兼侍读，进资政殿学士，在神宗己丑（1085）年，曾任刑部郎中等职。"妖狐怪兔穴坏壁，饥鸦饿鹊啼枯枝"，看来当时武侯祠内曾一度相当荒凉；检柴小儿随意砍砸着唐碑， "三绝碑"上也长了不少苔藓，管理相当差劲。
南宋陆游于淳熙四年（1177）来到武侯祠，游览之余，写下了饱含感情的《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诗一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武侯祠提供了重要资料：
雨止风益豪，雪作云不动。
凄凉汉陵庙，衰草卧翁仲。
画妓空笙竽，土马阙羁鞚。
壤沃黄犊耕，柏密幽鸟哢。
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
整整渭上营，气已无歧雍。
少须天意定，破贼宁患众。
兴亡信有数，星陨事可痛。
陵旁四五家，茅竹居接栋；
手皲纸上箔，醅熟酒鸣瓮；
虽嗟生理微，亦足逭饥冻；
刘葛固雄杰，阅世均一梦；
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
九原不可作，再拜临风恸。
总的看来，虽然绍兴二十九年（1159），官府曾对武侯祠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但维修后的管理没有跟上，仅仅十八年后，便显得有些破败。"凄凉汉陵庙，衰草卧翁仲"，陵前翁仲横倒在地，竟被荒草掩没。不过，该诗第一次提到了惠陵前有翁仲！"画妓空笙竽，土马阙羁鞚"，墙上的画已严重剥落，歌妓手上的笙竽掉了，马头上的羁鞚也不见了。陵旁竟然有四五农家，就在陵边耕地，另外卖一点纸箔。
两年后，陆游又写了《跋古柏图》："此图吾家旧藏。予居成都七年，屡至汉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庙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谓先主武侯同閟宫者，与此略异，则画工亦当时名手也。淳熙六年（1179）龙集已亥六月一日陆某识。"（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六）可见陆游在居成都的七年中，常游武侯祠。
4，景区调整
宋明时期，武侯祠景区调整两次，外延拓展一次。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一景区的深刻影响。
庆历（1041-1048）年间，武侯祠景区发生了南北朝以来的第一次大变。当时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又因"不能保有土宇"，下令撤毁刘禅祠，将其材料它用。这就引起了蜀人的普遍不满，并出现了"狱讼滋多"的现象。（《宋史·蒋堂传》、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两王难当二堂》）。刘禅虽在位四十年，但最终屈辱投降亡国，按儒家文化的标准看，于父是不孝，于汉是不忠。这样的"昏君"不配享受祭祀。可以说，撤除他的专祠、推倒他的塑像是迟早的事。蒋堂撤毁刘禅祠，实质上是按儒家文化的标准，重新"政审"这一景区中的祭祀对象，清除不合格者。这说明，此前汉昭烈庙东边确曾建有刘禅专祠。其规模与专祭诸葛亮一家的武侯祠相当，其地位与武侯祠相等，一东一西，位于照烈庙前面的两边。目前，还难以知道它是什么时侯修建的，但从它与武侯祠极具对称性的布局特点看，很可能是在武侯祠迁来同时修建的，即兴建于南北朝时期，唐、五代仍保留。
这一时期，宋人为了进一步达到"以臣伴君"的目的，又在惠陵左右不远的地方先后修建了"关侯祠"、"张飞祠"。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说：关侯祠、张飞祠俱在府西南七里惠陵左右，宋庐陵王立。关侯祠，在今"衣冠庙"附近，距武侯祠直线距离约六、七百公尺；时人还在关侯祠后建了一座"衣寇冢"，以致于至今在这里还保留了"衣寇庙"这一地名。张飞祠，在今川医住院部门口（即过去的桓侯巷），距武侯祠直线距离约四、五百公尺。关侯祠、张飞祠实际上是当时武侯祠景区的外延。
明洪武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1390--1391），明蜀献王对武侯祠景区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据明正德《四川总志》卷三《祠庙·先主庙》说："府城南二里，旧在惠陵右，附诸葛亮庙，本朝洪武初合庙祀之。" 《明一统志》卷六十七"陵墓"、"祠庙"说：先主庙，在府城南二里，旧在惠陵右，附诸葛亮庙。本朝洪武初，合庙祀之。 张时彻嘉靖二十六年（1547）《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说："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辞祭。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为文祭之。盖自是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明史·蜀王椿列传》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就藩成都。"以上文献在时间上有些出入。前三文献皆说这次调整在洪武初年，但《明史》却说献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到成都，似可解为：洪武初年，献王虽未到成都，却命属吏到昭烈庙春秋致祭；洪武二十三年，献王一到成都，首先拜谒昭烈庙、武侯祠，同时下令对武侯祠进行了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主题思想，是突出君权，将原专祭诸葛亮的狭义的武侯祠撒了，将诸葛亮的塑像搬到刘备塑像的东边，将关、张放在刘备的西边，即将原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者合一。此后，蜀人仍习称这复活体为武侯祠，但这是广义的武侯祠，它又由一个景区合为一个具体的景点。
5，维修记事
由宋至明，六百余年，武侯祠经历了数十次较大的维修，因各种原因，其中很多未见于记载。
绍兴十年（1140）至十四年（1144）间，吏部尚书张焘为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曾下令维修武侯祠，并油漆一新。（喻汝砺：《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十二）据《宋史》卷382《张焘传》载："成都谋帅，上谕桧曰：'张焘可，第道远，恐其惮行。'桧以谕焘，焘曰：'君命也，焉敢辞。'十月，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付以便宜。虽安抚一路，而四川赋敛无艺者，悉得蠲减。……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两文献记载吻合，可见张焘任成都知府期间，确曾维修武侯祠。
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据南宋任渊：《重修先主庙记》载：绍兴二十八年秋九月，朝廷命中书舍人王公以龙图阁待制制置四川，出镇成都。《宋史·高宗八》载" 庚辰，以中书舍人王刚中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庚辰即绍兴三十年（1160）。《宋史》卷386《王刚中传》又说王刚中到成都后即"葺诸葛武侯祠、张文定公庙，夷黄巢墓，表贤瘅恶以示民。"两文在具体时间上，有一年出入，但并不防碍对这次维修的研究。按《重修先主庙记》载，绍兴二十九年夏四月，王刚中一到成都，便按惯例先拜谒武侯祠。在武侯祠，他发现祠宇有些破旧，不由叹息道："有大功德于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庙貌乃尔，亦独何心？"即命筹划大修。这次维修，事先制定了详尽的方案，准备好了材料，从十月己已开始，于次年月三月已丑完工落成。这次维修，许多部分都是撤了重建。新建祠宇宽敞高大，油漆一新。并在武侯祠、汉昭烈庙周围全修了围墙，禁止农户入内樵牧。从上引陆游诗看，可能就是这次维修时，在惠陵前神道上安放了石制翁仲。另外，还在武侯祠北新建一堂。总共用工11678个，并从津步商旅中征税200余万钱用于购置材料。
淳熙（1174--1189）间，赵汝愚曾维修武侯祠。《万里桥记》载："侍御赵公之镇蜀也，始至，谒古柏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庙于其故营；又明年，新其故宅、庙貌。每曰'诸葛公，三代遗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至公，其孰能与于此？'"（《宋代蜀文辑成》）赵公即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南宋淳熙（1174--1189）间，曾"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召还。"后曾官至右丞相。《万里桥记》作者刘光祖曾是赵汝愚的幕僚，奉赵之命写此文。从该文看，赵汝愚一到成都，即去拜访武侯祠，并下令维修武侯祠，次年又在蜀汉兵营遗址上修建了祠庙，第三年，又翻新修建了诸葛亮的故宅和祠庙，接着又投入很大的力量修建了万里桥，可见赵汝愚是诸葛亮崇拜者。
上述明洪武年间的大调整，同时也是大维修。明王士性《入蜀记》说："乙卯，詹牧甫约为浣花之游。乃与元承自中和门出，过万里桥南，昔费祎使吴，诸葛孔明送之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复南数里，至昭烈陵，祠先主武侯，配以关、张、北地王、 诸葛瞻、傅佥，蜀都忠义可想。坊称际会，殿名明良。陵在殿右，登陵，城内外俱在盼中。"（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之《五岳游草》）可见，这次调整已建有明良殿，另外还大大加高了惠陵封土，登上陵顶，可尽览成都城中建筑。又明薛瑄《诸葛武侯庙》（十首）中说："……钟鼓尚存当日庙，江山犹绕旧时宫。画檐金榜蛟龙出，粉壁丹青户牖通。……"可见还建有钟鼓楼，殿檐殿柱彩画金蛟，这些在今天，还能看到许多影响。
清代的恢复与发展 柳暗花明又一村
明末清初，巴蜀大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战乱。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义军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和清军等相抗。四川民间普遍流行"张献忠剿四川"的传说。经过残酷的决战、激烈的反复，清军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基本控制四川。次年，将原设在保宁的四川省府机构迁到成都。这场大战乱，是武侯祠历史上所面临的第二次生死劫，其命运如何呢？
有关记载是有出入的。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仍基本保留了下来。康熙初年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应是清初平定四川后，第一个来到武侯祠的高级官员。他在《重修昭烈陵碑记》中说："余奉命抚蜀，偶过万里桥，行西南不数武，有昭烈陵、武侯祠在焉，遂芟荆诛棘瞻拜之，徘徊良久。虽鹿走草萋，而陵、寝无恙，且祠侧碑记犹存，余拂拭读之，则裴中立撰文……。西蜀自罹献逆焚戮，万物悉化焦土，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冢历久常存，巍然如故……"寝，当指祠庙建筑（明初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已合为一殿）。宋可发《重修忠武侯祠碑记》说维修前"帝陵孤冢垒然，侯祠丹碧岿然。"《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来斋金石刻考略》说："明末大盗张献忠入蜀，屠杀之惨，亘古未有，万里烟绝。侯，神人也，庙貌得保无恙。"可见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蜀中虽"万里绝烟"，"万物悉化焦土"，但武侯祠、惠陵等仍"在焉"，仍"陵、寝无恙"、仍"庙貌得保无恙"，得以幸存。另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已毁于战火。康熙十一年四川巡抚蔡毓荣《重建诸葛亮忠武侯祠碑记》说："至成都，访丞相祠堂，在昭烈惠陵左侧，陵庑不治，祠亦废。"另外，《昭烈忠武陵庙志》载道光九年布政使峄山董淳《序》说："明季毁于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军、宋臬使重修。" 对这"废"，该怎样理解，目前还难说。因前引明万历年间绵州牧李正芳的碑文中也说到"偶以武侯废祠为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长期战乱，清初的武侯祠至少是年久失修，淹没在荆棘丛中，鹿走草萋，木结构建筑朽腐不堪，急需全面维修；同时，武侯祠历经宋、元、明，四、五百年间所积累的匾额楹联绝大部分已经丢失，损失极大。
清人统治成都后，极重视对武侯祠的恢复与发展。现武侯祠的塑像、建筑、碑刻、匾额对联等，大多为清代作品。可以说，清代是武侯祠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对现武侯祠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个历史时期。
1、清廷倡忠、义
清代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一直提倡忠、义。清统治者早在入关前就极崇拜诸葛亮、关羽。《清史稿·礼志三·吉礼三》"历代帝王陵庙"条记载： 顺治初年，该庙入祀的三国人物中，仅诸葛亮一人。在"先师孔子"条记载，清历年祭孔，陪祀的三国人物中，也只有诸葛亮。康熙对诸葛亮的评价甚高，他在《遗诏》中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清实录》卷三百）康熙朝，曾专门下诣"成都祀诸葛亮"。乾隆皇帝亲自写有《蜀汉兴亡论》，认为象孔明这样的贤人"为国家之宝"。同样，早在崇德八年（1653）在盛京（沈阳）就建立了关帝庙，皇太极亲赐"义高千古"匾。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供后殿。增春、秋二祭。洛阳、解州后裔并授五经博士，世袭承祀。 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乾隆四十一年，改曰忠义。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于是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彻馔，供鹿、兔、果、酒。旋追封三代王爵，祭品视崇圣祠。加精诚绥靖封号，御书"万世人极"额，摹勒颁行。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清史稿·礼志三·吉礼三·关圣帝君》）。
朝廷重视，达官显贵便经常来到武侯祠。清代仍继续了新任地方首脑到成都后，要先拜谒武侯祠的习俗。朝廷大员、外地过路的大员，到了成都，一般也要到武侯祠。
2、维修、调整、命名
（1）康熙初年的局部维修。虽然当时的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四川巡抚张德地仍率先开始了对武侯祠的局部维修。首先，他下令修建了一座碑亭，将三绝碑保护起来。《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593卷《成都府部》说："……人称三绝碑。康熙六年巡抚张德地建坊刻石，覆以亭。"接着，他又自己捐款，修建了惠陵牌坊。张德地《重修昭烈陵碑记》说："余因捐资，命成都守重修厥坊，以表其陵，载立之碣，以纪其绩，仍饬守僧勿使樵子牧夫敢有或迩。"据《清史稿》卷二五六《张德地传》和卷二0一《疆臣年表》，张德地本名刘格，汉军镶蓝旗人，通晓国书，曾任宗人府主事，康熙二年（1663）至九年（1670）六月，首任四川巡抚，后来在康熙十二（1673）年至十八年（1679）再任四川巡抚。康熙六年二月，他更名为张德地。张德地首任时，便很想对武侯祠殿宇等进行全面维修，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如愿。两年后，宋可发等在维修武侯祠后，其记事碑文中还专门提到，"前此抚军张公未逮之志，至兹克副矣。"
（2）康熙十年（1671）、十一年重修两殿
不久，全面维修武侯祠大殿之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三："汉昭烈庙，……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建，前殿祀昭烈，以关、张、北地王及诸将佐左右配享，后殿祀武侯……。 总督蔡毓荣、巡抚罗森、布政使金俊、按察使宋可发等重建，巡抚罗森疏请春秋祭祀昭烈、武侯。"（《古今图书集成》593卷《成都府祠庙考》）
在以上诸人中，对此事最热心的是按察使宋可发。他在《重修忠武祠碑记》曾谈到其原因："予至成都时，一夕梦侯纶羽翩翩，感怀欷嘘，若有不足之色，临行投我绝句：'乍役五丁通赤甲，倏传三午兆黄庚，白杨衰草千秋憾，无复荒祠对锦城。'悟而记识无遗亡，大异之，翌晨即命寻废址，莽浸所垝，莓封，谓然曰'侯殆以祠事属我乎，名贤胜迹坐视堙废，观察之义何居！'毅然谋所以复之，适少司马制府蔡公巡历益州，游览怆然捐俸鼎新，命予经营，次第其事。区画肇启，抚蜀大中丞罗公继至，咨嗟称善，捐俸成之。"宋可发因梦见诸葛亮嘱托其修庙，首先发起维修事，得到了前来巡视的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四川巡抚罗森等的支持，主要是在这些官员私人捐款的基础上，开始了这次全面维修武侯祠之举。
蔡毓荣《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余……及至成都，访丞相祠堂，则在昭烈惠陵左侧。陵芜不治，祠亦废。余乃下令：禁其樵采、缭以周垣，而以修复旧祠。属之观察宋君，君慨然经始，逾年，告成。"当时，四川湖广总督府设在重庆，蔡毓荣常驻重庆，尽管当时处于大战乱之时，对蜀中这一景点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心，不仅捐款，还亲自题碑。罗森，于康熙九年六月接张德地之职至康熙十二年，任四川巡抚。据《清史稿·艺文志》曾撰有《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
宋可发《重修忠武祠碑记》说："祠历唐宋元，明初因逼近惠陵，始祀帝于庙，以侯附之。帝陵孤冢垒然，侯祠丹碧岿然。侯有灵，必不其飨。但附侯帝庙与诸文武埒，又于历代专祀之义不无舛失焉。今以前殿祀昭烈，两庑列从龙诸名臣，后殿奉侯，配以子瞻、孙尚，重死事也。肇工于辛亥九月，落成于壬子五月。"（《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辛亥即康熙10年（1971），壬子为康熙十一年。从以上记载看，这次大修历时八个月。无论此前祠庙建筑是否还存在，这次维修都是放弃了、或者说撤除了明代的原有大殿建筑，重新修建为两殿。当时的四川布政使金俊在《重建诸葛亮忠武祠碑记》上着重指出这次殿宇变化是遵"旧制"："旧制，侯祠近昭烈墓，今仍之；益奉昭烈于正殿，侯居后，子若孙从之，规模遗像严然，率皆凛凛有生气。"所谓旧制，就是恢复明代以前诸葛亮有"专祠"的格局，将明代的一殿合祀，改为现在的两殿分祀，前殿祀昭烈帝及文武大臣，后殿祀武侯，即前殿为"汉昭烈庙"、后殿为专祀诸葛亮一家的狭义的"武侯祠"。今天武侯祠的主要建筑布局格局，就是这次大修奠定的。为了突出君尊臣卑的观点，修建时有意将前殿大大抬高。
（3）乾隆三十年维修
关于这次维修的详情，目前还不得而知。《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乾隆五十三年《重修工程批札》中曾说："奉总督部堂李批，本司呈详案查省城南门外当昭烈帝陵寝、享堂，载在祀典，每年责令地方防护，年终汇摺报部核奏。本正祠也。自乾隆三十年间补葺之后，迄今二十余年……"可见乾隆三十年时确实曾对武侯祠中的惠陵及其殿宇进行过一次较大的维修。
（4）乾隆五十三年大修刘备殿
清成都县丞黄铣《监修汉昭烈皇帝陵庙碑记》：乾隆五十三年春，上司成都县丞黄铣与华阳县丞王开业负责监修昭烈陵庙。碑文说："铣与开业承命维谨，鸠工庀材，率作兴事，其结构程式，悉遵上宪之手指口画而为之。营缮焉始事于乾隆戊申二月十八日，落成于是年五月十三日。顿觉庙貌巍峨，山陵巩固……"这次维修，共费银二千六百三十五两。其中，三台县令郑某、遂宁县令李某各捐银一千两。这次维修，对殿宇内的塑像进行了调整。改变了原来刘、关、张、刘谌并排而祀的格局：修建东偏殿，塑入关羽；修建西偏殿，塑入张飞；刘谌则塑在刘备左后。这种把刘、关、张同排列在大殿正面的格局，显然是受《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影响所致。这次调整，突出关公的义、张飞的诚，向人们昭示着崇拜关羽、张飞并不是看重他们的地位、武功，主要是注重他们的品质。
（5）道光五年（1825）培修惠陵
道光五年，省属各大衙门首领率属吏捐资培修惠陵。关于这次捐资培修的发起详情和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总之这次维修的所有经费都由省属衙门捐赠。维修的结果是：在惠陵周围筑城垣五十四丈，高一丈一尺五寸，重修牌坊一座、增修寝殿三楹，并在陵前修屏风墙一堵，共用火砖五万四千块，用石灰八万二千五百五十斛等。现存陵墓周围的园墙即是这次留下的作品。砖上的印章铭文有"复盛号"、"永号"、"义兴号"等，似为当时的砖坊捐砖瓦修建。
（6）其它局部修建
藕船：今船房，原名圆通镜，乾隆三十九年（1774）更名藕船。
紫阳洞：藕船以南为道院（今碧草园地），名"藏密"。雍正间，道人张自牧隐居其中。又于其西偏结茅屋数间，宋厚题曰"紫阳洞"。乾隆三十七年（1772）将草房改为瓦房。
香叶亭：在紫阳洞南（今香叶轩地），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虚虑道人募建，中祀武侯画像，名"香叶"，取杜诗《古柏行》"香叶曾经宿鸾凤"意也。
听鹂馆，在紫阳洞北，周遭曲槛，翼以小亭。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香亭道人增修。
爱树山房：《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后殿（诸葛亮殿）东偏瓦屋三楹，前荫古柏，后绕曲池，隙地数弓，杂时花木。道光乙酉（1825）春，取名"爱树"，取杜诗"树木犹为人爱惜"之意。
镜心精舍：《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爱树山房南。
忠益堂：《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庙东官厅，前后凡数楹，向为往来迎送地。嘉庆庚辰（1820）夏，前任藩使曹霞城诸公率属培修，道光辛巳（1821），命名忠益。
3、道、僧先后入主武侯祠
在武侯祠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道教、佛教也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在明代时期，武侯祠一度已交道人看守。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羽士"载，乾隆五十三年培修武侯祠陵庙时，曾发现明代残碑，碑文中见有明代武侯祠的羽士住持刘复诚。
康熙年间，僧人看守武侯祠。康熙初年张德地《重修昭烈陵碑记》有"仍饬守僧勿使樵子牧夫敢有或迩"之句，说明从康熙初年，武侯祠由和尚看守，并一直持续到雍正七年秋。康熙年间的各种维修、特别是康熙十一年的大维修，虽由管府出面总其事，住祠僧人也出了不少力。今武侯祠诸葛亮大殿屋顶上见有弥勒像，当是其影响之一。
《昭烈忠武陵庙志》载：雍正五年，长洲（今苏州）著名诸生张尊游幕至蜀，在成都城东的惜字宫出家当了道人，改名张清夜。雍正七年秋，武侯祠的住持僧人病重，成都的"绅耆"便出面推荐张清夜、并报经有关衙门（可能是县府）同意，到武侯祠当了住持。就这样，武侯祠由僧人看守变为了由道人看守。
关于清代的住持道人之传承，《昭烈忠武陵庙志》是这样记载的："乾隆九年，清夜传付徒孙唐复雄；乾隆四十一年，复雄传付其徒徐本衷；嘉庆四年，本衷传付其徒黄合范（今更名初）；甫一载，厌其繁剧，五年冬以庙事付其师兄裴合杭；九年，合杭传付合初之徒倪教和；十八年，教和传付合杭之徒罗教恕；至二十一年，教恕付其师叔张合桂，由城北文昌宫归。"通过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武侯祠住持道士的脉络：
张清夜（1727-1744）--唐复雄（1745-1776）--徐本衷（1777-1799）黄合范（初）（1800）--裴合杭（1801-1804）--倪教和（1805-1813）--罗教恕（1814-1816）-张合桂（1817-）……
张合桂以后至1950年的住持道士，目前竟不清楚！这也充分说明了修志的重要性。
武侯祠的住持道士，差不多都要较高的文化素质。历代住持道人的侯选，都经过本地"绅耆"即成都著名学者和有关衙门的认可。这些住持多有较高的人品、文化修养，多能文善诗，熟悉历史文化，特别是熟悉三国历史文化，多能与往来文人士大夫研讨三国、应对诗歌等。这从现武侯祠的建筑布局、碑刻匾联，绝大多数都系清代作品便可看出。
清代道士的第一任住持张清夜，本是长洲著名诸生（入学生员），能诗善画，多次科举不中，才到蜀中出家为道；著有《潭东诗草》；《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七收有其《阴符发秘说》、《忠武侯祠钟铭》、《辑省体编序》、《忠武祠焚炉引》、《重摹古柏行碑跋》、《玄门戒白》等文；今武侯祠内挂有其撰写对联"兄弟君臣一时际会，当年铁马金戈，树神旗而开西川大业；祖孙父子千古明良，今日丹楹画栋，崇庙貌而志后汉丕基。"当时的四川总督尹继善对其评价甚高，曾写有《赠张道人序》一文："……鹤发童颜，飘然而迎我者，牧道人也，其貌甚古，与之言，见解旷达，几上置《太极赋》省体编，著述甚多，抉天根月窟之奥妙……乃甘贫乐道，卜筑于浣花溪畔武侯祠边，数十年来不出户庭，藤杖芒鞋，萧然自得，……著书立说不外济人觉世，其仿君平郊隐之高风，而寄托亦别有在吁。烹茶后清风入室，野鸟呜窗，道人复出《潭东诗草》一帙，天机活泼，如水月镜花，非寻常道家言，而思致超逸，绝不袭儒生章句，览其诗更高其志，因与之谈论忘机，不觉白日西斜，仍低徊而不能去噫……"当时省内大儒陶善圻曾为其诗集作序，评价甚高。其《辑省体编》，汇集了古书中的修性省体格言，共三百余条。唐复雄住持武侯祠三十年，"举止言动，咸遵子还张祖遗范，……与诸文人游，无不雅重"。徐本衷住持武侯祠二十二年，"凡儒书皆能讲贯，即道家典籍亦多研究。二十二岁即司庙事，培修陵庙，募筑香叶亭，增种柏树百余株，日读书其中，尤工诗，时与文人往来赠答……。著有《香叶亭集》。"《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六收有其《香叶亭记》、《种柏记》、卷七收有《武侯祠住持唐公指实先师墓志》等，意境颇高。黄合初，少年时因病到武侯祠出家，住持武侯祠庙事一年后，深感文化素质不够，发誓外出苦学，即将庙事交与师兄，外出云游学习，到荆楚滇黔诸地苦学二十余年，然后回祠授徒；著有《听鹂馆诗集》；《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六收有其《仿制石琴记》、卷七收有其《镜心精舍箴》等，文字清雅，意味深长，皆上品佳作。张合桂（字香亭）则住持了《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纂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十末收有他的《募刊汉昭烈帝忠武侯陵庙志引》及陵庙志的跋文，文字功底甚好。
从张清夜住持武侯祠开始，武侯祠的历史才有了自己的较为系统的记录。从张清夜至道光七年（1827）修志这一百年间，武侯祠的许多重要文书档案都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为《昭烈忠武陵庙志》的主要资料来源。
在僧人、道士住持武侯祠期间，他们都很注意尊重武侯祠原有的主题思想，无论是在建筑布局上、还是在塑像碑刻匾联上，都遵照武侯祠自有的主题，都从不妄加增删，更不擅自加进佛、道内容。道人死后的墓葬皆另寻墓地，绝不与武侯祠发生半点关连。这些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乾隆初年开始，道士在武侯殿设"灵签"，开展抽签活动。签语为宋代江东某道士为海神祠所作，乾隆五十四年，徐本衷亲自对签语进行修改，由此香火大盛。这在当时影响很大。清代竹枝词中多次提到："诸葛庙中人不断，香烟缭绕讨签枝，""安顺桥头看画船，武侯祠里问灵签"。
此外，道士还较注重发展武侯祠的庙产。康熙时期，僧人守庙期间，始终未将明代的祀田要回来。 张清夜接管武侯祠后，不久就把武侯祠原在明代拥有的"祀田"39亩要了回来；道光四年，张合桂住持时又新购23亩，共62亩。
4、植柏
明末，武侯祠内的柏树已不多了。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杨廷麟在《诸葛武侯祠》一诗中曾写道："柏剩一孤树，桑移八百枝。"（《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五）康 熙十一年（1672），宋可发维修后大量种柏，至道光九年（1829），成材十一株。
僧、道看守武侯祠期间，除日常看守、打扫、维修外，还经常植树。如雍正初年（1723），武侯祠僧人在"昭烈殿、丞相祠前种柏三十株"、 乾隆七年（1742），住持道人张清夜于后殿补种柏，至道光九年（1829）成材十一株；另外，他在乾隆八年还募铸铁鑪。乾隆三十九年（1774）住持道人唐复雄于后殿补种，至道光九年（1829）成材十九株。乾隆五十三年（1788）武侯祠修葺竣工后住持道人徐本衷于陵前补种柏七十七株，又于陵庙大门内补种柏八株，至道光九年（1829）全部成材。嘉庆六年（1801），住持道人裴合航，募铸铁钟。
曾自柏，吴西人，曾自柏于嘉庆十年夏天到武侯祠，看见当时祠中柏树"半就凋残"，曾自柏于是嘱令武侯祠的住持道士倪养天植柏，"计祠中和惠陵旷地共二百余株"。 嘉庆十五年后（约1810-1820）武侯祠住持道人张香亭"于陵庙前增植楠十余株"。嘉庆二十二年后，武侯祠住持道人张香亭"于陵庙前增植楠十余株"。道光在三年（1823），住持道人张合桂于惠陵前近墙补种柏四十株，又于庙后墙外辟地为园，补种柏一百株，香楠一百株；又在惠陵前近墙种香楠12株；道光六年，大宪培修惠陵工俊，复于缭垣内补种柏二十余株，楠二十五株。 道光十五年（1835）张香亭"复于祠后增植楠柏二百株，拓地二亩，缭以周垣"。
自1672-1835年的一百六十年间，包括倪养天这次的种柏在内，在武侯祠大规模植柏曾有五次,植楠二次。1788年一次植柏即达八十三株，但18年曾自柏的《种柏记》碑中称祠中柏树"半就凋残"，长势欠佳，因又有再植柏之举。总之，在不长的时间内祠中反复多次进行大规模植柏，可知其成活率并不太高，真能长成参天大树者相当有限。
5、《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纂修
从道光七年（1827）开始，武侯祠开始纂修陵庙志。这是一浩大的工程。当时的住持道人张合桂有感于襄阳武侯祠、沔县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书，提出成都武侯祠也应修撰志书。该设想立即得到了四川巡抚戴三锡、布政使董淳等重要官员的支持。张合桂即开始募集资金，邀请成都府华阳县著名学者、举人潘时彤负责撰修。潘时彤自接受任务后，十分勤奋，日以继夜，仅用二十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昭烈忠武陵庙志》十卷、约三十万字的撰写。
潘时彤以一人之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著，反映出他的勤奋和文史功底。潘时彤，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举人，教塾为业，"藏书既富，著述亦多，请学之余，手不择卷"，是当时成都的著名学者之一。《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收录有他的《惠陵赋》、《培修昭烈帝惠陵记事》、《题张介侯澍明府增辑诸葛忠武侯集》、《吊北地王》、《爱树山房记》、《诸葛忠武侯像赞》等，另外，还记录了他当时与一些学者、道士等的诗歌唱对。从以上作品看，他熟悉三国历史文化、热爱武侯祠，长期出没在武侯祠中，对武侯祠的文物典籍了如指掌。纂修工作从道光七年（1827）仲夏开始，至道光九年（1829）仲春完成。目录如下：
卷首 序文、衔名、凡例、图绘、宸翰
卷一 祀典：通礼、专祠、封赠、诞辰、位次、辩误、祝文、祭品、祭期、仪注、题疏、详文
卷二 陵庙：陵、庙、亭院、花木、禽鱼、金石、联额、附录、工程、产息、羽士、流寓附
卷三 事实：本传、蜀志、年表、年谱
卷四 世系：帝系、帝嗣、后妃、侯系、侯嗣、妻妾、兄弟、从子、妹女
卷五 艺文上：赋、诗：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词
卷六 艺文中：诏、表、记、论
卷七 艺文下：辩、考、说、评、赞、铭、箴、序、引、跋、书后、戒、传、墓志、补录
卷八 制作：撰述、篡辑、书画、修筑、服饰、饮食、种植、器械、阵图
卷九 杂识上
卷十 杂识下
脱稿后，经钦命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四川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管巡抚事戴三锡（进士）等十人为之鉴定，成都知县王升元（举人）等四人参阅。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仍搞得非常慎重。
该志的主要价值是：1、该志记录了当时武侯祠内能见到的各种金石资料，如碑刻和铁鼎、香炉铭文等；其中部分资料已在后来的岁月中丢失或剥蚀；2、记录了当时祠内保存的清代以来的几次重大维修资料，有的还相当详尽，如乾隆五十二年武侯祠《重修工程禀呈》、《重修工程禀批》、《重修工程批札》、道光五年《培修惠陵工程》等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研究武侯祠沿革、发展、对今天、今后的维修、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弥足珍贵；如惠陵墓碑后壁嵌有康熙七年题款碑，后人往往误以为惠陵围墙是康熙七年所修，通过阅读本志，才知道是道光五年所修。3、记录了当时武侯祠的庙产及其变化；4、记录了当时祠内所有的匾额楹联，其中相当部分现在没悬挂出来；5、搜集、整理了历史文献中有关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的大量资料；6、搜集、整理了历代有关武侯祠、诸葛亮、刘、关、张等人的赋、诗、词等艺文资料，其中清人直接在武侯祠撰写的大量诗词，不见于其它记载，极为珍贵。总的说来，该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载、保留了道光九年前清代有关武侯祠的大量史料。
当然，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限于作者对三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水平，加之修志时间比较仓促，该志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如：1、对三国史和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区分不够，把一些传说资料、文学描写作为史实对待；2、对历史上的资料审核、把关不够，把一些并非本祠、而是外地武侯祠的资料也误收入志；3、对雍正五年前，僧人住持武侯祠至少七十多年的历史，缺少起码的、必要的记录。如果说前两条还是水平问题，后一条就是用僧道之间的门户隔阂取代了历史，对修志来说尤其不可取，这是令后人非常遗憾的。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收集有关资料比较容易，却视而不见，为后人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6、道光年间对塑像的调整
武侯祠的塑像屡有调整，规模最大的一次、对现有塑像影响最大的一次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成都著名学者刘沅住持了培修和调整。刘沅字止唐（1767--1855），乾隆五十七年（1793）举人，其后三试不第，著述等身，弟子数千人。所著《明良志略》，系道光二十九年住持武侯祠塑像调整时的碑文。 武侯祠内现存47尊塑像中，25尊是刘沅此次重塑。 这次调整，在刘备殿则增加了关平、赵累、关兴、张苞、张遵、周仓。文臣廊增塑庞统、简雍、傅肜、董和、秦宓、杨洪、马良、程畿，武将廊新塑了赵云、孙乾、张翼、王平、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等十九尊塑像。同时，刘沅还按儒家文化标准，在两廊撤去了原有的法正、刘巴、许靖、李彪、张虎等人的塑像。刘沅后人如刘咸滎、刘咸炘、刘东父等，皆有匾额楹联等悬挂于武侯祠。（详后）
7、攻心联的问世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著名的"攻心"联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武侯祠悬挂问世。关于这幅对联的问世，还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者赵藩（1851--1927），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他曾五次进京考试，皆失败而归，后来云贵总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职，聘为塾师。岑的第三子岑春煊亲自出面为师请咨，并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获光绪帝召见，于光绪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筹饷局提调等。其才干和政绩受到四川总督鹿传霖的赞赏，有意让他执掌泸州。但鹿在无意中得罪了将军恭寿，恭亲王撤了他的川督。恭寿视赵藩为鹿的人，传话给他，要他出5000大洋拜寿，才让他执掌泸州。赵藩即上书辞官省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返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天津，北京告急，全国紧张。云南总督丁循卿征调赵藩到昆明办理省团务。他七月上任。这时，慈禧、光绪西逃西安。丁循卿为表忠心，派赵藩押送贡品到西安。赵藩在西安遇学生岑春煊。岑当时担任甘肃布政使，主动带领两营人马，把慈禧、光绪一路护送到西安 。岑向太后举荐赵藩。慈禧即召见赵藩，让他以道员身份到四川候补。次年春，赵藩二进四川，被派去湖北沙市创设、主管川省驻湖北保商总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夏，四川大旱，加上洋人教堂长期横行霸道，广大人民走投无路，仁寿、三台、荣县、简阳、金堂、华阳、长宁、兴文、江安等数十州县都发生了义和拳运动。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成都石板滩少女廖观音领导的义和拳运动。义军多次挫败官军，两次围攻成都，甚至打到成都督院，震惊全川。慈禧闻讯后，即撤了川督奎俊，另任岑春煊为总督。岑春煊尚未入川，便急调赵藩到成都相辅。岑还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军权，接着指挥官军和团练对义军展开了血腥镇压。首先，他加强了保甲连坐制，特别制定了整顿团练保甲法等。各地团练、乡勇纷纷卖命镇压义和拳，甚至滥杀充数。义军节节败退。同时，岑春煊还大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大量罢免、撤换、弹劾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省内官场人人自危。这时赵藩赶到了成都，他建议实施"新政"，如开办各种新学，培养人才等。岑春煊即任赵藩"行"盐茶道兼管综通省厘金，把当时省府中最重要的两大财源部门交他代管。但当时赵藩已隐隐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气数已尽，并认为岑对义军、对省内旧吏（也以土著为主）都过于"严"，便利用各种机会劝谏岑。岑春煊正试图在镇压义军和严纠吏属中一显身手，不把赵的话当一回事，仍我行我素。不久，官军在简阳镇子场俘获义军领袖廖观音，押回成都后很快将其斩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藩才有了笔谏上司之衷。他得知岑春煊不久后将要陪客人游武侯祠，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写下了这副著名的"攻心"联，派人刊刻好后送到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
岑春煊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语不发。不久，岑因弹压四川功著，在朝廷"京察"时获得"风历、守清、才长、政绩"的最好"考语"，升调两广总督，赵藩却同时被贬到永宁道(今叙永一带)当地方官。那以后好些年间，川中师爷们、教育界常听人说"师道何道，试看永宁道"，意思是指责学生不敬老师，或者说师道不值得尊严。
8、游喜神方活动
游喜神方活动.，是清代道士住持武侯祠期间，逐渐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毫无疑问，该民俗在成都的流行，与武侯祠道士的策划和推波助澜分不开。
游喜神方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明时期，成都的某些道教宫观中已流行喜神、喜神方的观念，并经常举行"接喜神"等活动。所谓喜神，即能给人们带来吉利、带来欢喜、增添智慧、财运、官运之神、助学童金榜题名、助新婚夫妇吉祥如意之神。什么是喜神呢？它在最初有多种不同的含义。一，指祖先、父母生时所画之象。 二，指某些花草。 三，指吉祥之神。道教中，一般指八仙和谢必安为喜神。大约从北宋开始，我国的某些全真宫观要在正月初一早晨举行"接喜神"的重要庆典活动。仪式一般是在早课后举行。先按这年的喜神方位，在门外设香案，上供喜神牌位。案房先备一只斗，内装花生、枣、核桃、钱等，斗口用红纸封固。仪式开始时，寮房派专职巡寮给道众散香。道众依次到喜神案前燃香插炉、三叩首，然后拔香快步回到大殿；监院又持香到喜神案前上前，点燃，三叩首，然后捧喜神牌位跑回大殿。此时巡寮点燃一串长鞭炮，跟于监院后。监院跑到大殿，将喜神牌位供好，三叩首，然后出殿，抱斗站于高桌上大喊："喜神接来没有？"众道齐声答应："接回来啦！" 监院即抓破斗口上蒙的红纸，大把抓起斗内花生等撒之。如此反复问三次，撒三次。道众及围观者拥挤乱抢，直到将斗内喜物撒完、抢完。最后，监院下桌大喊："给喜神拜年！"道众又三叩首，给喜神拜了年。这时，知客大喊："给监院拜年！"众人又给监院拜年。四，在儒家文化中， 祠庙、家庙中的忠义塑像，也常常被后人视为喜神。 五，喜神方，即喜神所在的方向。明清时期，许多道书中都明确每年、每月、每日喜神所在的方位。如《六十花甲子喜神方》等，指明每一干支日喜神所处的方向。据清允禄等撰的《钦定协纪辨方书》（《四库全书本》），甲巳日艮方，寅时；乙庚日在乾方，戌时；丙辛日坤方、申时；丁壬日在离方，午时；戊癸日在巽方、辰时，其所值方位便为喜神方。又说："曹震圭曰：'大抵物之所喜者，母见子也。假令甲巳化土生金为子，金之所居者丑也，丑近于艮；丙辛化水生木为子，木之所居者未也，未近于坤；戊癸化火生土为子，土所居辰，近于巽也；乙庚化金生水为子，水居于辰，辰既有土故居于乾，乾为亥子也；丁壬化木生火为子，火旺于午离也。'考原曰物以相见为喜，《易传》曰'相见乎离'，离者南方之卦也，于五行为火，于十干为丙。喜神者见丙也。假令甲巳之干用五虎，元起丙寅，寅为艮，故在艮也；乙庚之干得丙戌，戌为乾，故在乾也；丙辛之干得丙申，申为坤，故在坤也；丁壬之干得丙午，午为离，故在离也；戊癸之干得丙辰，辰为巽，故在巽也。按喜神之义考，原得之其日之方与其时，并取利用，然亦须与其他神煞参论。如甲巳之日得丙寅时，固为喜神时矣，而在申日则日破，又不得以其为喜神而用之也，余仿此。"
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南方与五色（黄青白赤黑）中的赤色、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中的火为相类似的概念。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为吉利的观念。蜀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又被中原接受。汉武帝时也以南方为尊。于是，我国传统文化普遍视南方为吉祥之方。这也是古衙门、大型住宅、帝王墓葬等建筑坐北朝南的理论基础。武侯祠正位于成都南郊，又具备了这一条件。武侯祠中的人物塑像，从内容上看，刘备、关羽、张飞是"义"的最高典范；关羽是民间公认的武圣人、武财神；诸葛亮是"忠"的典型和智慧的化身，具备了"喜神"的各要素；从数量上说，是成都市内、近郊园林中最多的。武侯祠内供奉的刘备、诸葛亮等50尊塑像群，在清代、民国时期，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的宣传，通过评书等形式，为广大群众所广泛接受，所喜闻乐见，逐步被视为"喜神"
清代中、晚期及民国时期，成都人流行在大年三十晚或正月初一一早就到武侯祠烧香拜神、 吃茶会友，称此为"游喜神方"、"出行"、"出天方"。以能争烧到第一柱香、能喝到武侯祠的早茶为最吉。同时，抽签问卦、算命看相，也是这一期间的重要内容。当时人认为，在一年之初，游喜神方，易得喜神福佑，易沾喜气，在这一年中便比较吉祥如意。此外，当时流行异姓朋友结拜为兄弟，参与结拜者，往往选择在这一期间，一起到武侯祠朝拜刘、关、张，学其义气；刘、关、张、诸葛、赵、庞、简、傅、费、董、邓、陈、蒋、秦、杨、马、孙、王、姜、黄、廖、向、冯等姓氏者，往往也选这一期间到武侯祠朝拜先祖；成都的一些行帮，如屠宰业，以张飞为祖神，草鞋业以刘备为祖神，也选择在这一期间来祭祖神；学书法的，往往也选择新年到武侯祠观摩碑帖，所谓"诸葛祠前《三绝碑》，柳公书法果神奇，士林珍重争先拓，谁染霜毫摹仿之"。
清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成都之民情风俗"中曾记述道："正月初一游各庙，以武侯祠为热闹。"又说"初一日、初五日、初九日、十五日，均游武侯祠。"李人《说成都》在《武侯祠》一节中说："武侯祠只有在正月初三到初五这三天最热闹。城里游人几乎牵成线地从南门走来。溜溜马不驮米口袋了，被一些十几岁的穿新衣裳的小哥们用钱雇来骑着，拼命地在土路上来往地跑。……庙子里的情形倒不这样混乱。有身份的官、绅、贾多半在大花园的游廊过厅上吃茶看山茶花。善男信女们是到处在向塑像磕头礼拜，尤其要向诸葛求一匹签，希望得他一点暗示，看看今年行事的运气还好吗，姑娘们的婚姻如何，奶奶们肚子里是不是一个贵子。有许愿的，也有还愿的。几十个道士一年的生活费，全靠诸葛先生的神机妙算。大殿下面甬道两边，是打闹年锣鼓的队伍集合地方。几乎每天总有几十伙队伍，有成年人组成的，但多数是小哥们组成，彼此斗着打，看谁的花样打得翻新，打得利落。……。"巴金《家》十七："（女人们）到了街上，向着本年的喜神方走去，算是干了一年一度的'出行'的把戏。"
民国时期的武侯祠
与唐宋明清相比，民国期间是武侯祠急速走下坡路的时期，也是武侯祠在历史上经历的第三次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武侯祠在相当长时期沦为兵营，不能正常的接待游人，也不能正常维护祠内的文物古迹、园林等，千疮百孔，留下了诸多后遗症。
1、维修
民国时期见于记载的维修只有一次。民国十年至十一年，川军司令、四川省主席、自称为刘备四十八代孙的刘成勋曾对武侯祠内的刘备殿、诸葛亮殿、文武两廊的建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关于这次维修，华阳尹昌龄于民国十一年夏曾撰有《重修诸葛忠武侯祠记》，碑立于今武侯祠东厢房。碑记中首先谈到这次维修的起因，说："清道光间，双流刘止唐先生重为修葺而釐正之，六十余年 两庑渐陊剥，武侯祠殿隤败。徐子休先生闻诸郝君，分眉往视而唏言于刘军长禹九。曰："诸葛公功德在民，蜀人思之。至今游于庙者，不曰'昭烈庙'，而曰'武侯祠'。焜耀耳目如此，顾今倾圯，非所以严典式，励观感，人议吾蜀不振，兹见一端。耻何如？且失今不治，益坏，费益巨。"道光后六十余年未大修，塑像损坏剥落甚为严重，武侯殿的木结构多已朽坏。于是，徐子休向刘成勋提出了修祠建议。刘成勋欣然同意，即筹集资金，命刘万钟具体负责。工程于1921年8月动工，到1922年12月底完工，共进行了十七个月。共用银元14068元1角，铜钱10878千缗，其中只有837元是民间捐款，刘万钟贴补了四千元纸币，其它皆为刘成勋提供。在修建过程中，"屋材微不可用者，悉易以新。初折时度某柱或可用，及发视白蛾充满，屑簌簌落，故存者甚少，无异新构。"修建完成后，刘成勋在武侯祠大门亲题"汉昭烈庙"匾，并在下款书"四十八代孙成勋献"。
这次大规模维修，能在当时那种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开展，非常不易。在当时四川各军阀残酷竞争的背景下，刘成勋能拿出如此巨资，确实是动了真情，下了狠心。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自认为是刘备后裔有关（可能他的家谱上确实这样写）。但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对保护武侯祠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次维修，在以后的军人驻祠期间，更谈不上维修，武侯祠的古建不可能渡过民国劫难。
2、驻军
军阀混战，是民国四川历史的一大特征。这也严重影响了武侯祠。武侯祠成了军阀们抢占的一个驻地。至迟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49底，武侯祠内一直有军队驻防。军人占据了祠内的许多房屋殿宇、甚至把文、武两廊作为驻军宿舍。这些军队都隶属于地方军阀，政由己出，难以统一管理，此间，军人常以各种借口，关闭祠庙，停止游人参观，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平报》1932年4月1日《春风锦里游人兴饶》："四川省政府以本市四门各大寺院系为古代丛林，应于开放，任人游览，繁盛庙宇，振兴市城。查近年以来，本市东门大慈寺、北门文殊院、昭觉寺、西门草堂寺、南门武侯祠等，均已扎住军队，禁止闲人入内游览，大扫游人之兴，冷浇异常。而于人民闲余之时，非以嗜烟烂酒，聚赌寻花，不能消遣，因此造成社会种种怪现象，实可痛恨。兹经省府刘主席鉴及于此，特于昨日致函各军司令部，转饬所部驻寺军队，开放寺门，仍人游览云。"省府出面干涉，责令开放，可见其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军人驻祠期间，首先是严重影响了游人的正常参观。许多游客到了大门口，见有驻军站岗，不敢进去。如《旅行杂志》18卷8期载希鲁《谒丞相祠记》记他1944年8月到成都武侯祠时，"欲入谒，见军人虎虎对立，怯不敢进。十七日，与青年诸友同来，先用名片说明，幸许可。"一个人来时不敢进，又约了几位朋友壮胆，并以名片说明，才获准进祠！一般游客可想而知。进祠以后，凡是军人占为宿舍、办公的场所，当然禁止参观。如文武两廊被占为宿舍，两廊的塑像就别看了。
军人驻祠期间，文物、古建筑、园林、卫生待等都难以正常维护。如1936年8月，庄泽宣在《陇蜀之游》中写道："本约游新都，因无车可借，乃改游武侯祠、青羊宫、草堂寺等处，……各寺皆驻兵，屋宇破损不堪，庭院亦久不扫除，殊令人失望。"
军人驻祠期间，看守祠庙的道士也难以展开正常的活动。整个民国时期，武侯祠的道士除了在"游喜神方"期间，能看到其一点活动外，再也看不到一点影响。清代期间，道士经常募捐铸鼎铸炉、修建亭廊、甚至撰写陵庙志等，进入民国，这些活动都没开展。究其因，这首先与军人驻祠，香火资金来源太少有关。
1949年底，在武侯祠及其附近还打了一次大不小的仗。当时，刘文辉已经宣布起义，西康已宣布和平解放，所部二十四军的一个团（董旭坤团）在武侯祠设防。该团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及中共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等。当时成都城内正在进行大屠杀，这里便成了由城内转至城外的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等的重要据点。为了拔掉这颗钉子，12月13日晚，胡宗南的第三军盛文部竟以六个团的优势兵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董团疯狂进攻。该团在重重包围中奋起反抗，激战至次日八时，终因寡不敌众，阵地为敌所破。官兵掩护了地下工作人员安全转移，但伤亡百余人，其余则大部被俘。神奇的是，在这场战火中，武侯祠除了个别墙壁上留下弹洞外，竟未受到其它损伤。这不能不说不是参战双方都对武侯祠很关爱。
3、祭祀与游喜神方习俗
民国时期,武侯祠仍保留了多项祭祀活动。如春秋祭祀，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到民国十七年才停祀。（民国《华阳县志·礼俗》）又如，俗以七月二十三为武侯生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武侯祠举行祭祀活动。
民国时期，省内军阀混战，成都也饱受创伤。竟管在战乱岁月，成都人正月到武侯祠游喜神方的却参与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主要与平时军人驻祠，游览不易，到春节期间，大家按奈了一年的游兴终于一起迸发出来；驻祠道士也把它看成一年收入的主要楔机，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游人的要求。
民国《华阳县志·礼俗》说："旧历元日，人家祀先，礼神毕出，向历书所载喜神吉方。市人皆闭户出外游览。大抵以至南门外武侯祠者为盛。"1927年，著名学者刘咸炘作《新年》诗五首，其中之一为："春游蜀俗千年旧，暂息干戈便若狂。昭烈庙中齐下拜，不知几个识东皇。"战事刚息，人们就利用春节期间，到武侯祠游喜神方，以祈吉祥。1931年，正月初三，刘咸炘与朋友一道到武侯祠游喜神方，又作诗一首，题为"正月三日，与李孝侯甥及卢冀野游昭烈庙，冀野有诗记事，因和之。"诗曰："新年不晴亦不雨，柳芽未抽鸟无语；出门始觉有春意，处处新衣与锣鼓；衣光鼓响何处繁，汉家陵庙在郊原；丘坟祠宇少风景，岁岁群游不厌烦；南陌尘昏隐聚柏，我来陪从江南客；楹间文字半遗亡，垄上人踪竟狼籍；棒捶鸡肉村坊味，指戴人头野童戏；江南他日话成都，此是残存古春事。"可见当时祠宇较为破败，匾额对联等"半遗亡"，而游客蹬上惠陵顶，搞得一片狼籍。
周芷颖《新成都·风土人情·岁时习俗》说："废历正月过年，初一拂晓敬神出天方敬喜神，初一至初五、初九、十五均游武侯祠、望江公园、昭觉寺。"（《新成都》，1943年成都出版。）何韫若《锦城旧事竹枝词·游喜神方》说："神有喜怒与人同，四时方位兆吉凶。独怪年年南门好，起因侯庙敬无穷。并解释道：正月初一出行，有'游喜神方'之说。旧日街头所售坊刻皇历，所载喜神，每年皆在南方，历年莫不如此。意其原由，或以成都南郊有诸葛武侯祠庙之故，又南方丙丁，于五行属火，亦红运兴旺之象。是以每年正月初一，成都人联袂出游喜神方，即参拜武侯祠，若干年来已成惯例。"（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
抗战期间，武侯祠游喜神方活动仍在进行。《新新新闻》1938年2月2日《记成都的年景--武侯祠望江楼车水马龙，喜神方在东南方》一文说："今年的喜神和财神在东南方，武侯祠的路上红男绿女摩顶放踵车水马龙，途为之塞，饭店酒店小食店玩具，摊西洋镜木偶戏把戏，赛马场，应有尽有，大殿之前，香烟渺渺，昭烈帝陵，不少瞻谒人士。……星芒社特组织乡村乡村宣传队，在武侯祠、望江楼两外，实行唤醒民众的工作，四川旅外剧人抗战演戏队，亦参加该宣传队，表演街头剧《逃难回成都》。在欢乐的情绪言中，荡漾着抗敌的浪潮。"人们把游喜神方活动与搞战宣传结合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游喜神方活动空前热闹。《新新新闻》1947年1月23日导尊《丞相祠堂寻春记》一文，详细记载了当年游喜神方的胜况。文章说："正月初一游郊外，目的地是要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头一个日子出行，须得走个喜神方，这一年才大吉大利。翻开旧历一看，上面指示着，今年的喜神方是南方和北方。北方名刹昭觉寺，距离城中心较远，并且参观的东西很少，只有城南的武侯祠离城较近，距祠不远处又有刘园可以瞻仰，因此四门不约而同的似潮水般向南门这个方向滚滚流来。一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肩摩踵接，行行重行行，经南大街过南门大桥，万汇归总，车马杂沓，更是涌挤异常。人丛中有花枝招展装束入时的摩登少妇，有半似开通含羞带笑的乡下姑娘，有老态龙锤伛偻踉跄的老妪，有吮乳含笑天真烂漫的婴孩，挤着一团。虽是寒风料峭，冷气逼人的天气，也觉得有点温暖。过了大桥，到染靛街尽头，因为人众过于拥挤，交通警察，为了维持交通免除意外，禁止人力车通行，但高贵人的汽车、私包车却是情形特殊，照样的叮噹叮噹……鸣鸣……的行进，很骄傲的向步行阶级示威。幸好有鸡公车可以代步，要不然，不晓得有好多老妪余莲、摩登女士花鞋染垢蒙尘。再行里许，便见枝叶拥天、翠叶森森，这就是杜诗所谓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在平常颇觉冷淡，只信住了些军人和僧道，好象他当年隐居隆中，独自高卧。今天都有成千成万的和各界仕女前来冯吊瞻仰，又好象他当年治下的子民来听候调遣的。入祠但见两边天坝早已布满各种小食摊担。有一炮三响的糍粑、有洞子口凉粉、和面食、还有应时的春饼，价钱颇不便宜。川北的凉粉每碗三百，春饼四个四百，鸡丝面每碗四百，白糖糍粑三个三百，店小二跑上走下，端碗补钱，生意很是兴隆。老板内心不禁大喜。祠之前殿为昭烈塑像，顶礼者较少，后殿武侯香火很旺，钟声不绝，善男信女膜拜求签，觇卜年祸福。这当中不仅有迷信的善男子信女人，就是受了高等教育思想前进的人也有其人。武侯殿前求签的人众，签如飞蝗，有似当年赤壁之役，曹军放箭一般。廊庑供奉，当年听供调遣的文武百官，如赵云、庞统……等神像因军队驻扎无法瞻仰。进祠的人们都想冯吊昭烈陵墓，又大门紧闭，可望而可不及，游人对此不无遗憾。"
1948年，国民党的统治已接近尾声。武侯祠一年一度的游喜祠方活动虽仍在举行，但它也从各方面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病痛。《新新新闻》1948年2月13日导文撰写的《春节杂写》中说："农历的新年突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带来的是愉快？还是悲伤？是幸福？还是恐怖？每个人都象是以一颗忐忑而沉闷的心去迎接它，忆想着它会给人们一点安慰。不再会象去年一样的，什么水灾、兵灾、钞荒、米荒……有如日历一篇篇不断地继续地向人们飞来。大家都疲倦了，总望在这一年中能安居乐业。……新年的正月初一，武侯祠是城内人们必经游览的区域，在上午真是人山人海。你若经过其间，要想无拘无束的走几步，事实上哪可能呢！直挤得来透不过一口气。一些女人们在今天也特别打扮得香艳，在拥挤当中自然也有几分陶醉，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讨厌。川大的助学运动，在武侯祠一带售"助学花"，可是购买的人甚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情形如何，国民受的教育如何……。从东御街口起，到武侯祠沿途一带男男女女鱼贯而行，好象过去空袭时之疏散郊外，所不同者彼时心情紧张，此时心情悠闲。昨年赶武侯祠，还不曾发现摩登女郎穿灯笼裤，今年穿的很多，不知道明年她们又穿什么裤。走进祠内，到处可以听到砰、砰、砰三大炮糍粑的声音，好奇听响的人多，吃炮弹的人少。这时茶卖三千元一碗，面卖四千元一碗，粉卖三千元一碗，价比城内的高一倍，质和量却差得多。今年转武侯祠有三少，骑马溜马的人少，吃东西的人少，看相测字的人少。"今年游人"忐忑而沉闷的心"、武侯祠的"三少"，皆非偶然。
《中兴日报》1949年2月19日胡穗生写专论《从朝拜武侯祠说到安川》一文说："成都人最崇拜诸葛武侯。旧历正月大初一，城内城外人如潮水涌到武武侯祠朝拜。成都庙会一般说来以老君生日最盛，但没有正月初一上武侯祠人多。"
1949年千年古祠满目荒凉，在凄风苦雨中呻吟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政府仍拨款维修武侯祠
1952年7月修复后的武侯祠，对游人开放
1953年成都市文教局从道士手中接管武侯祠。接管时，整理所收的文物中，有一面诸葛铜鼓。（后经权威专家鉴定为一级乙文物。）主管局组织人员收集诸葛亮资料。
1，伯仲之间见伊吕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注释 伊吕即伊尹、吕尚。伊尹，商初名相，助汤灭夏，辅商初四君，被古人视
伯仲之间见伊吕2，三顾频烦天下计
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 注释 三顾频烦：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很郑重的三顾隆中，登门求贤；诸葛亮也很郑重地提出了天下三分的大计。一番晤对，即隆中对。二人见面对话后结下的情谊，古今传为美谈。上联集杜甫诗句，下联董必武撰。董必武书。 此联位于过厅。
3,明碑
明碑全称为《诸葛武侯祠堂碑记》 。今立于武侯祠大门至二门之间西侧的碑亭内。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立。 四川巡抚张时彻撰文，修建工程由成都府知府马九德具体负责操办，修葺竣工于同年的八月初一。碑身下有赑屃碑座，座高1.10厘米。该碑文字清晰可识，基本未漫漶。碑文主要介绍了武侯祠历史沿革。
三国文化陈列室
成都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父母早亡，由叔父玄抚养长大，后因徐州之乱，避乱荆州，潜心向学，淡泊明志。后受刘备三顾之礼，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动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蜀汉建立，拜为丞相。刘备伐吴失败，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外联东吴，内修政理，南征平叛，北抗强魏。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先后五次进攻魏国，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发挥了非凡的才能，是以民用其力，百姓不忿；又推演兵法，作“八阵图”，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与名将司马懿、张郃等交锋，屡操胜算，最后一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
人称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鬼神不测之机。刘皇叔三顾茅庐，遂允出山相助。曾舌战群儒、借东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辅佐刘备于赤壁之战大败曹操，更取得荆州为基本。后奉命率军入川，于定军山智激老黄忠，斩杀夏侯渊，败走曹操，夺取汉中。刘备伐吴失败，受遗诏托孤，安居平五路，七纵平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手摇羽扇，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智慧”的代名词。
 腊梅林 |  古柏 |
 惠陵照壁 |  桂荷楼夏景 |
刘备
成都武侯祠
关羽
成都武侯祠
张飞
成都武侯祠
赵云
成都武侯祠
诸葛亮
成都武侯祠
庞统
成都武侯祠
攻心联
和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使君为天下英雄联
唐碑
明碑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春早、夏热、秋凉、冬暖的特点。成都多云雾，日照时间短。
每年春节期间，博物馆都要举行盛大的“游喜神方”民俗活动。
门票：60
地址：中国.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31号
开、闭馆时间：
夏季：07:30—21:00
冬季：08:00—18:30
乘公交车1、8、10、53、57、59、82、109、110、212、213、301、304、306路可到达。
在武侯祠的附近有很多的背包客旅馆，价格合适，在50元左右/铺。
九龙鼎：武侯祠大街246号 028--85548131
梦之旅：武侯祠大街242号 028--85570314/85570315
此外成都还有很多的单位招待所，价格非常合适，50元/间，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入住单位招待所，因为以同样的价格就能够入住单间，而背包客旅馆就只能够合住了，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可以找到同行的人。
核工业招待所：玉林宾馆和华西宾馆附近，在居民区中，核工业单位宿舍中，离马路比较远，还要七拐八拐的，不过价格合适。
省煤招待所：在文殊院附近，到附近问下就知道了。价格合适
另外华西医大招待所：在大学路那里的华西医大家属单位宿舍那里，也很偏僻，不过问路就行，价格都很不错，常规这些招待所50元就能够有空调电视。
康定：康定城市很小，大街两边都是旅馆，价格都比较便宜，常规要求不高的，在30-40元就住的比较舒坦了。
比较有名的是“黑帐篷”：这个旅馆老外很多，在沿河西路28号，后面就是甘孜政协好象，附近还有野生菌菇楼，非常棒。
粮食局招待所。军分区部队招待所。
正规的酒店中以康定宾馆价格不错，在60-200间
新都桥：
藏家第一庄：新都桥镇。可以考虑包餐制，全天吃住全包，60元这样。
新都桥兵站：个人认为卫生啊那些都不错。20元/人
还有镇上普通的招待所 通铺：5--10元
成都武侯祠据了解，7月3日在成都武侯祠举行的《赤壁》全球首映礼，由中影集团、成都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卫视、成都传媒集团联合主办。首映典礼分《“现”英雄》《“论”英雄》《“品”英雄》《“颂”英雄》四部分组成，中间穿插川剧变脸喷火表演、古琴演奏、小学生朗诵苏轼名作《赤壁怀古》，预计2000人参加。阵容强大的《赤壁》全球首映礼注定将成为今年“星光”最耀眼的电影首映活动，除了导演吴宇森和梁朝伟、张丰毅、胡军、林志玲、赵薇、张震、尤勇、侯勇、佟大为等大腕级演员，刘欢等重量级歌手也确定来蓉助阵放歌。按照计划，歌手阿兰将在《“论”英雄》部分演唱《赤壁》主题曲，中间插播电影《赤壁》的拍摄花絮。而刘欢将在《“颂”英雄》部分演唱《从头再来》，视频是古战场背景下的导演吴宇森和众明星的镜头。张国立这次则将以特邀主持的身份主持《赤壁》首映礼。同时，张国立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品”英雄》部分把导演吴宇森等主创人员请上台摆“龙门阵”。
《赤壁》全球首映礼最感人的设计，应该是专门为汶川大地震设立的“把酒祝福”环节（暂定3分钟）。按照设计，刘欢演唱《从头再来》歌曲过半，特邀主持张国立请出台下12位出品人和剧组主创人员上台，共同把酒祝福：“一敬‘古代英雄’为他们的后世创作典范，二敬‘今日英雄’为我们的民族保家安康，三愿灾区重建顺利，灾区人民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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