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的发动者——慈禧太后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在这一年，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备扩充后的日本，
戊戌变法之领导人——康有为再次燃起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一贯奉行着丰臣秀吉的大陆政策，即先取朝鲜，进而进军中国。在16世纪，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想要“泛舟西湖，终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对朝鲜作战，直至他去世。明朝万历皇帝派兵前往朝鲜帮助朝鲜抵抗日本军队，最终，日军未能得逞。但以后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统治者都始终奉行这这一政策。由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他们的侵略野心也逐渐燃起了。到了1894年时，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清在朝鲜也有驻兵。1895年9月15，平壤战役爆发，清军与来犯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因为清军最高统帅叶志超的贪生怕死，最终朝鲜被日本占领。此外，黄海大战、辽东之战、威海之战等都以清的败绩而终，整个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强迫清签订城下之盟。清没有办法，只好派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谈媾和事宜，最终，1895年4月17日，清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许多有识之士在声讨“卖国贼”李鸿章的同时，也开始深刻地考虑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国的悲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光绪帝从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和最近的甲午之败中认识到，清朝现有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再不变法恐怕真的有亡国灭族的危险，于是他在征求了慈禧的意见后，决定实行变法。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在此之前，光绪帝实际上只是慈禧的傀儡，根本没有什么实权，事事都要先请示慈禧后才敢决定。可是自从变法开始后，慈禧越来越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很多事都敢擅自作主了，就如任命谭嗣同等4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行走。光绪有什么旨意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从而绕过了守旧派官员。此外，光绪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深深地触动慈禧太后，这个对权力有强烈欲望的女人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似乎得对光绪帝和维新派留上一手儿。
６月１５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位原是李鸿章的，因为他签订了《马关条约》，受到国人一致声讨，迫于舆论压力，清只好将他开缺）。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朝中局势剑拔弩张，而血腥政变一触即发。
6月16日 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康有为在等候皇帝召见时，遇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3]
6月24日 康有为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奏劾张荫桓受贿二百六十万两。
6月25日 慈禧太后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9月1日 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 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逐向太后哭诉。
9月5日 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刘、杨、林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 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光绪帝
9月13日 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 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燕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 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 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 御史崇杨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9月19日（八月初四） 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软禁光绪帝的地方--瀛台
9月20日（八月初五） 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5]。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 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光绪帝于瀛台，然后下诏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衙门兵弁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 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另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泄密，是光绪政变失败的原因；但据近年的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二人在袁世凯9月20日泄密以前也已经有部署和防备。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始终站在顽固、守旧立场上阻挠和反对变法。这是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和光绪嫌隙已深，现在光绪要自主，她内心愤恨，便想索性废掉光绪，于是一开始便做了部署，最终发动政变。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如光绪因其上书受阻曾怒罢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即是这种看法。他说，戊戌政变，“许多外人误以为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所致，其实，慈禧是个只知道权力却没有什么政见的人。光绪皇帝和慈禧的争论，纯粹是家务之争。所以要依我的看法，如果把主张变法的名义奉送给慈禧，让慈禧太后在名义上成为改革旗手，那么光绪搞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康有为坚持“扶此抑彼”，认为慈禧“是个万万不可造就的东西”。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慈禧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不应把慈禧简单划归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与光绪还是有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她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只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但由于政治变革过急过剧（三个月的变法措施足够当时中国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原先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联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甘肃 武威。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康广仁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清末维新派.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幼弟。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弃官不做。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参与新政，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被捕入狱，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事年31岁。
林旭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林旭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杨锐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刘光第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一百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准确的了解。（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利用清宫档案研究戊戌政变的著作主要包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4年）。相关论文有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变法史实考实》（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变时间新证》（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等等。） 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本文即是对戊戌政变有关问题的继续思考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戊戌七月的朝局与慈禧训政的关系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总体上说，学术界已经认同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训政并非偶发事件，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注：有关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近年学术界的讨论十分热烈。相关论文可参见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关于八月初六慈禧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 黄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指出，其他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 理由很简单，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诏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此后制约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皇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一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亲信。
慈禧“训政”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宫廷政变，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之变”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相比，却显得相当平和。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注：至于政变后抓捕新党、杀戮六君子的血腥活动，则是因袁世凯告密后出现的后果，应与政变本身无关。） 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慈禧太后在今人看来极为关键的时刻，仍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胜算在握的姿态。（注：对此，茅海建教授的最新研究十分详尽地证实了这一点，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01页。）
一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七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光绪帝令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也是催发训政的因素。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深入，兹不赘叙。这里所欲强调的是，在研究慈禧训政的理由时，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廷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与自己相处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据戊戌六月初九日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称：
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2页。）
信札说明光绪帝对大臣不明新学颇有成见。联系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将翁同龢开缺的情况，则光绪帝是否将自己的师傅也视为不明新学的“旧党”，恐怕也不是不可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光绪帝又赏讲西学的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以示褒奖。奖惩之间，已见态度之不同。
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诮责。戊戌年春间因德国亲王觐见事及代呈西学书籍事，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屡受到责斥，这些在翁日记中多有反映。戊戌五月李符曾致张之洞密函也说：“自康召对，枢臣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注：转引自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史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由于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问题。据载，“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一斑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页。） 醉心新政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此外，据邝兆江先生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光绪二十四年《上谕档》和《现月档》抄存的部分上谕原件，研究了光绪帝朱笔删改谕稿的情况，从中也反映出其对军机大臣等廷臣不满的心态。（注：参见邝兆江：《〈上谕档〉戊戌史料举隅》， 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9—1122页。）
新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的李鸿章不仅对枢臣有所批评，其实对光绪帝听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不以为然。李氏在五月廿八日致其子经方的信函中说：
朝廷锐意振兴，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
六月二十九日又致函李经方云：
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注：陈秉仁整理：《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104页。）
李鸿章认为，当政诸臣“因循衰惫”，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致使“无一事能实做者”。如果不考虑乙未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他对事态的分析和对当权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
既然光绪帝与包括枢臣在内的廷臣关系日益格格不入，引发礼部六堂官事件也不奇怪了。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请求堂官代递，遭到拒绝，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下同。）
这次事件从一个侧面确实反映了趋新与守旧之争，对此，以往论者多予以了正面评价。但是，从当时国家行政体制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此举显然含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一道谕旨将六位堂官同时罢黜，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即欠妥当。此举虽有杀一儆百之意，但负面效果很大。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除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直接的冲突，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五位堂官与当时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百日维新后期，对士林震动较大的新政举措是裁撤冗署。七月十四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此外，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 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极大反响。
陈夔龙后来分析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见到裁撤冗署的上谕后，叶昌炽的友人“劝不必以一官为恋，别为生计”，叶氏在日记中写道：“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9—530页。） 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下一步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戊戌七月以后，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倾向，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更引起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因此，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责任感，使这股势力日益变得引人注目。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二、杨崇伊上疏的意义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准确揭示这些人暗中活动的内幕仍有困难。但时人的记载，大体仍可以让我们了解事情的基本脉络：
（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盖自荣相莅任以来，亲友往还不绝于道，人亦不复措意。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七月三十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有见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3页。）
梁启超也称，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272页。） 怀塔布、立山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太后的亲信， 他们在沟通荣禄与慈禧意见和制定计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真正出面奔走联络、打头阵的则是一些言官，其中中坚人物是御史杨崇伊。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考授御史，到任后不久便上疏弹劾京师强学会，后又纠弹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使其革职，是甲午后极为活跃的言官之一。叶昌炽日记八月初九日记：“闻首发难者乃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沉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叶氏评论多少可以代表当时京城士人对杨的看法。初十日友人来访，叶氏又记：“各证所闻，莘伯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31—532页。） 可与上述日记相印证的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的信函。函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而杨莘伯乃手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是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而无一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页。信中“再芸”为华辉，“仁和”指王文韶，张次山即张仲炘，“云中”可能是庞鸿书（因“鸿”在“云中”），华、张、庞均为台谏官员。）
从这些当时官员中流传的说法可知，杨崇伊八月初三日所上吁请太后训政的折子，（注：该折内容详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1958年，第461页。） 是荣禄与慈禧密谋的产物。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杨之所以如此出力，是因为得到了荣禄的高度信任。戊戌年六月荣禄给杨崇伊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该函云：
津门握晤，藉慰阔衷。顷展惠书，知前寄一缄已邀青及。……执事抱负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时自效，足见关怀大局，报国情殷。鄙人谬肩重任，亟思得贤自助，无如执事现官侍御，非疆臣所应奏调，格于成例，未便上陈。将来倘有机会可乘，必为设法以展长才。（注：《荣禄函稿底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未刊。 转引自蔡乐苏等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61页。）
分析该信，可知杨崇伊曾有赴津投效荣禄之意，并希望荣禄能出面保奏，终因封疆大吏不能奏调御史的成例而未能成功；但是，荣禄答应如有机遇，一定会设法令其展露“长才”。后来的情况说明，杨崇伊在推动太后训政的密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现出了为荣禄赞赏的才干。政变后杨崇伊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
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一身之私，在所不顾。幸而圣慈圣孝略无猜嫌，虽圣躬服康逆丸药后，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近来专听中医，较七八月间有日新之象。执事闻之，当亦忻然。弟近有请免株连之疏，慈圣召对，反复陈说始得允从。（注：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9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44—3945页。）
此信应写于戊戌九月，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杨氏本人关于政变的一篇文字。虽信中所言康广仁便服私入宫禁及康有为向皇帝私进丸药皆系道听途说之言，但杨氏本人对自己不顾“一身之私”，独冲入告的事实并不讳言，且有引以为豪的感觉。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研究者对杨崇伊上疏所起的关键作用都有充分的认识，但大多认为慈禧因接到杨的上疏才决定训政，这恐是表面看法。立山、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慈禧是知情的，采取“训政”的办法，也是她授意和认可的。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500多字，如果说慈禧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因见到这数百字的条陈，便作出训政的决定，恐怕也过于简单。因此，杨崇伊的上疏，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发出的信号。
茅海建教授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八月初三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7页。） 笔者以为，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作出的决定。而此前，她已获得的消息是八月初五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她对皇帝是否会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初四日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初六日慈禧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可以断论，训政上谕与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也不会是初六日才起草的，训政的理由与康有为的罪名很早就已经是慈禧及后党人物关注的问题了。总之，政变是在充分准备后发生的。
三、康有为联络袁世凯的活动
一般认为，就在慈禧、荣禄、庆王等人密谋策划训政的同时，康党于六七月间也开始了联络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的活动。（注：有学者认为，百日维新伊始，康有为就已认为必须掌握兵权，调集军队，发动一场“尊君权”、“去太后”的军事政变。参见赵立人：《戊戌密谋史实考》，《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这种说法似有可疑之处。康氏在此时着手策划这种活动的动机是什么，似乎不能完全听信康党后来的解释，需要对当时的情况重新加以进行分析。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避居日本，因谋围颐和园之事受到舆论指责。康氏曾作《复依田百川君书》进行辩解：“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诏才下，四月二十七日，西后逐翁常熟，召见二品以上大臣，命荣禄出督直隶，统率袁、董、聂三军，定九月阅兵于天津，以为废立计，盖八月六日废立之变，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所以，在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见后，康氏便“思间居画策”，“渐选将才以得兵权”，使“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大权，则西后无能为”。（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30—531页。） 照康所说，在他被召见以后，便开始为皇帝策划掌握兵力的问题。在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又说：
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友朋多劝吾避居日本以待变，吾不忍也。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9—160页。）
康有为以联袁作为应对后党九月天津阅兵行“废立”的办法，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实际。已有的研究表明，所谓的戊戌九月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之说，是在朝廷公布康梁围园弑后的“逆谋”后，他们为敷衍舆论而释放的烟雾弹，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在围园密谋败露后，为了取得舆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而制造的政治舆论。康梁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无非是，他们之所以要联袁围园，根本上是为了粉碎慈禧、荣禄的“废立”阴谋。这种说法曾经很有影响，但完全是经过巧妙附会的政治言说，并无事实依据。（注：吴心伯：《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第73页。杨天石：《天津“废弑密谋”有无其事》，《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5日。）
康有为还把联络袁世凯与袁氏主张变法的立场联系起来，而且提到“共办强学会”的历史渊源，这些事后的解释到底有多少可信之处，依然可以探讨。乙未年京师强学会活动中，康、梁师弟固然是要角，但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反映的情况看，强学会实际上系由李鸿藻及翁同龢一系的门人所控制，至少康有为是被排挤在核心之外的。（注：关于该问题，汤志钧、汪叔子的相关著述中曾有涉及， 但似乎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单纯从康、袁皆参加过强学会活动，强调二人的渊源关系，并解释康在戊戌年七月去拉拢袁世凯的政治动机，恐怕不能说明问题。很明显，在戊戌年百日维新前期，袁世凯似乎一直是边缘化的人物，他再次走入康有为的视野已是戊戌六月，这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已有材料看，康与袁发生联系，似与徐致靖父子有关。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相关记载值得注意。陈氏云：
戊戌四月，文勤（王文韶）内召，文忠（荣禄）出领北洋，袁君夙蒙恩遇，尚能恪守节制。维时新政流行，党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经廷臣保荐，即邀特简。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篚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65页。）
这里所说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学士”即内阁侍读学士徐致靖。这里提到了徐氏保袁缘由的另一种解释，即功利心极重的袁世凯希望得到徐的保荐在仕途上有所登进。戊戌四月后的徐致靖深得皇帝信任，请明定国是与举荐康有为等新党人物均由他所为，袁世凯托徐保荐自有其道理所在。如此说来，徐仁录前往小站，应该是商讨保荐袁世凯之事的。陈夔龙称徐致靖在事后还向袁世凯“索巨款补酬”，大约有其事，因为另有材料透露，徐氏在戊戌年举荐人才时确曾得到过对方丰厚的回报。（注：据张荫桓政变后回忆，徐致靖戊戌四月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的奏折，康氏曾酬之“四千金”，参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 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他的这番解释应该可靠。
陈夔龙的记载，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到底是袁氏先通过徐世昌向徐致靖请托，还是徐氏主动寻找袁世凯，哪方为主动，这一点十分重要。笔者以为，徐世昌与徐致靖、徐仁铸、徐仁录父子叔侄交谊密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徐世昌日记记载了戊戌六月徐仁录往小站见袁世凯的情况。据记载，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与徐仁录晤面“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回到小站，“到慰廷寓久谈。徐艺郛（仁录）同来，留宿营中。”此后徐又连续与仁录“畅谈”，六月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注：转引自前引戴逸先生论文，第86页。） 在小站逗留了四天。
从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下旬，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袁世凯与徐致靖才达成默契。只是，在此期间，又多了康有为的介入。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疏保荐袁世凯，疏云：“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因此建议光绪帝“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疆畿。”（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4页。） 现在已知，此疏系康有为代拟，康介入荐袁之事，与此奏折有关。许多学者认为，康有为在奏折中以御外侮为掩饰，实际目的是要让袁“独当一面”，脱离荣禄的控制，独立听从皇帝调遣，以备紧急之用。康本人在政变后也毫不隐讳此意。不过，光绪皇帝确对康的这层“深意”并无体会。
徐致靖折上的当天，光绪帝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5。） 同日，袁世凯奉到来京陛见的电旨，并于“是日下午谒见中堂（荣禄）”。（注：《廉访蒙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01页。） 可见，袁世凯的入京觐见与普通的官员召见并无区别。 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后，发布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着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突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6。） 毫无疑问，光绪帝采纳了徐致靖的建议。无论康有为怎样说明自己草拟的奏疏中隐含深意，实际上皇帝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处理政务，显然，袁世凯是被光绪帝作为“英勇通达之人”来看待的，与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王照乃至康有为一样，他是被作为新政人才而“超擢”的，这其中根本没有借此控制军权的含义。
笔者认为，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保举袁世凯，从联络同道、广结人才的角度解释，应有其事；袁对于康、徐合作举荐自己的内幕也完全知情，甚至有信函致康表答谢意。（注：毕永年：《诡谋直记》，《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页。） 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康氏便欲依靠袁世凯有所图谋，应非实情。据王照说，迟至七月，康有为还在鼓动新党上折，开懋勤殿，努力为梁启超、康广仁谋取位置，（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 册，第332页。） 似乎还没有对形势作出严重的估计。康有为想到利用袁世凯围颐和园应在八月初三见到皇帝“联位且不可保”的密诏后才提上议程的事情，是在紧急情况下偶然的决定。在言及林旭对于拉袁围园计划的态度时，梁启超曾说：“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注：梁启超：《林旭传》，《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57页。） 林旭反对将密诏给袁看，并利用袁来围园，这说明联络军队来发动政变是密诏传出之后才有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关于如何救皇上、以及联络何人救皇上的争论，都是在八月初三这一天内发生的，而且只在康党的小圈子里进行的。将这种计划的时间提前至戊戌年六月恐与史实不符。
王照后来回忆说：“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直隶总督，余始终坚辞，并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见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59—360页。） 在研究康有为联络袁世凯问题时，论者多引证王照在政变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说法加以论述和分析，（注：除上述所引王照的记述外，还有其为《礼部代递奏稿》所写的按语， 情节大体相同，详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6—357页。） 对此，笔者认为，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王照曾参与过政变前康党的不少密谋，见到过光绪帝的密诏，但与康梁流亡日本不久，便分道扬镳了。脱离了康梁控制的王照，很快向日本一些要人和革命党人披露了不少康党造假的内幕，同时，他又大量宣传本人是如何在弥合帝后关系以及反对拉拢袁世凯搞军事冒险方面有先见之明，这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以抬高自己的地方，加之事后回忆，个别细节难免有误。笔者以为，上述拉拢聂士成之事，或许有之，但是否出于联络军事力量的目的，还有疑问，至少，康党此时还不可能明白无误地向袁或聂告诉他们的意图。
总之，康有为决定劝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是紧急情况下铤而走险的临时决策，此前他与袁世凯的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与袁未谋一面。所谓戊戌六月便开始联袁策动保卫光绪帝的计划是政变后康氏应对时事的说法，与实情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