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
徐复观,名秉常,字佛观,公元190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场凤形湾,公元1982年卒于香港九龙美孚新村寓所。早年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政治活动多年。40岁以后,才逐渐走上学术之路。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为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著书十余种,三百多万字,主要有《两汉思想史》三卷,《学术与政治(甲、乙集)》、《徐复观杂文》六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集、《石涛之一研究》等。
1903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场凤形湾。他的老师、哲学大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在新儒家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术史上,徐复观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2岁就读于县城高等学堂。旋入省立第一师范。
1926年入湖北省国学馆。
1928年东渡日本留学,不久,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涉猎政治、经济、哲学诸书,视野大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遣送回国。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任团长、军参谋长、师管区司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民党参与指挥湖北阳新半壁山、山西娘子关等战斗。
1944年往勉仁书院谒师熊十力,悟熊氏“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之言,乃潜心于中国文化典籍。
到台湾后,从政治圈转向学术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海外学者一起推动儒学现代化研究,被称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
1949年他在香港创办的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成为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致力于宣扬新儒家的学说,他与牟宗三、唐君毅成为当时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1949年后在台湾与香港两地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先后任台湾省立农学院、台湾东海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边研究学术。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他还对台湾少数“台独”言论进行揭露批评,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执着守护者。徐复观先生于1982年4月在台湾逝世。他的骨灰1987年由亲属遵其遗嘱移回故里安葬。
1951年赴台中,任省立农学院教授。旋又应聘为私立东海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69年再至香港,应聘为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新亚研究所教授兼导师和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重理《民主评论》编务,又任《华侨日报》主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向往祖国之情甚切。其寄友人吴仲介诗云:“浩劫荒荒事已过,喜闻重整好河山。衰年许下归根愿,约取秋来共看禾。”与故乡老友通信,表示:“倘得政府允许,亦当埋骨灰于桑梓”。
1980年秋拟回国探亲访友,因胃癌治疗未能成行。但仍为夏威夷大学主办的朱子讨论会作“朱程异同”论文5 万余言。
1982年2月曾向蒋经国进言:“祖国统一的方法最好是和平谈判;早谈判比迟谈判好,主动谈比被动谈好,自己去谈比别人去谈好。”
1982年4月逝世。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
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德、艺术、科学中,中国文化在源远流长的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方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正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也正是现代人类所亟须的,应该发掘、弘扬开来,这样人类社会才更美好。这就形成了他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和中国文化观,使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做出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 (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保护、守护民族文化的根基。
徐复观通过对中国传统作深入分析,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科学。
徐复观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所总结出的治学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知人论世。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和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古人的思想必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事、时代遭遇等有着密切关系,将这些关系考证清楚,做到知人论世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进之迹。他认为不仅思想内容是由发展演进而来,而且表现思想内容的形式也是由发展演进而来。因而“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和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正正确地定位”。
第三、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他认为在这步工作中,应首先细读全书,在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弄清楚的前提下,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得出可信的结论。这一步工作可以说是从局部到全体。
第四、以抽象方法从结论中抽出基本概念,以这些基本概念去分析材料。他说:“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加以解析、贯通、条理,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 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是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的意义。必须由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性。”这一步的工作可以说是从全体到局部。
这四点是徐复观长期勤勉治学的结晶,也是指导其治学操作过程的基本方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徐复观认为,研治中国思想史或者要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必须读书读得多,读得实在。第二,必须受有思想的训练。第三,必须有做人的自觉。”
作为现代新儒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以独特见解治中国思想史,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虚实结合的中国思想史
徐复观先生不肯研究纯哲学,嫌它太空,也不愿意单纯考据,觉得那样太死板,因此,他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徐先生早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曾受到黄侃等国学大师的严格训练,在中国文史哲方面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使他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实实在在的考据。他留学日本时,深受河上肇的影响,通过日译西方著作,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中西文化的结合,形成了高居其上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维方式使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中颇多创见。化腐朽为神奇。一般的资料,在新的思维方式下,立刻焕发出万丈光芒。儒家的礼教被许多人认为是吃人的礼教,道家的道论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在徐先生的眼里,儒家的礼教成为道德主体,道家的道论成为艺术主体,而反观西方文化,则是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东西本来讲的是不同的问题,怎么可以用西方的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来评价道德主体和艺术主体呢?
当代新儒家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要跟疑古派的破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由于一些新儒家只能呼吁,不能在考据方面与疑古派对抗。徐复观先生在黄侃指导下,受到严格训练,有考据功底,对疑古派来说,是一颗克星。在《两汉思想史》中,考据和分析,都有独到之处,因此被称为他的代表作,学生视为经典。哲学理论太虚,历史考据太实,徐复观挑选哲学与历史结合的不虚不实的思想史作为自己专攻的对象,果然取得象《两汉思想史》那样的丰硕成果。《中国艺术精神》也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
二、庄子的道与艺术精神
徐先生说:“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则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人生。(《中国艺术精神》第49页)庄子所期望的真人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
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许多人讲美学、论艺术,都是推崇西方某些美学家,似乎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学,也就没有艺术家。徐先生的研究认为,近现代西方学者论美学,与中国两千年前的庄子所谓道,可以相当。不能说中国不高明吧!
三、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术
徐复观先生早年从事政治活动多年,曾担任国民党军事指挥部任上校参谋、国民党军委高参等职。1946年复员,1949年到台湾。1960年,雷震请胡适与徐复观组织反对党,后来,雷震被监禁十年。徐复观虽然没有答应此事,但也说明他并非不问政治的学者。在蒋介石七十寿诞时,徐氏写了《我所了解的蒋总统》,刊在《自由中国》上,印了11版,颇有影响。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退休,在台湾失业,只好到香港,寓居九龙,卖文为生。
从徐复观自己在《忆往事》中的说法,也说明他并非不关心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者。他说:“我所处的时代,也压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写些政论性的文章。”这个良心就是政治良心,这些政论性文章正是针对现实政治的。他说:“有的杂文,却是在拿起笔时,忘记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之下写出来的。”这并非危言耸听。他的杂文,抨击政界要人是很激烈的,也是投枪和匕首,危险性比鲁迅时代更大些。
徐复观如此关心政治,学术与政治联系如此密切,为什么却反复提倡学术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原来,我们对“距离”有不同的理解,才有这种误会。徐复观自称:“在民国29年(1940)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29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38年(1949),我才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忆往事》第174页)。徐先生1937年在日本读了很多日译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名著,其中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兴趣颇大,深受影响。后来,由于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揭露,错误路线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他开始动摇,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虽然身任国民党上校参谋、少将参谋,从思想意识上,仍然走的是“中的政治路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思考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上下各方互相埋怨是很自然的事。蒋介石认为党风不正,脱离人民,所以到台湾后,承认过去“已彻底失败”,今后要从新造党,“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清除那些不合格者。同时也从共产党那里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一些学者总结教训,他们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忆往事》)上面要统一集中,下面要民主自由。徐复观赴台后办了《民主政治》杂志,并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政治。后来,这些文章汇集成《学术与政治间(甲、乙)集》。
一、著述特点
留徐复观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这些论著,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涵盖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徐复观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
二、主要著作
《两汉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论集》
《公孙龙子讲疏》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石涛研究》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徐复观这个中国内地读者颇为生疏的名字在文化学术界凸现出来,他有关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道德精神等领域的新鲜的见解、观点和学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研究文章
萧萋父: 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
杜维明: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蔡仁厚: 徐复观的学术通识与專家研究
李维武: 国族无穷无极,江山辽阔多時——徐复观的文化哲学与人文世界
黄克剑: 心灵真切处的忧患——徐复观先生文化思想论要
李翔海: 徐复观中西文化观述评
陈进国: 从忧患意识到和乐境界——徐复觀先生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开掘与反省
王煜: 徐复观与深圳市民的忧患意识
周熾成: 徐复观20世紀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一员
罗义俊: 儒家批判传统的重建——论徐复观先生的时代贡献
黄俊杰: 当代历史变局下的儒家诠释学——徐复观对古典儒学的新解释
杨胜良: 論论徐复观對儒家“成己”思想的诠释
肖滨: 徐复观重构儒家政治文化的三个曾面
李维武: 徐复观的政治理想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任剑涛: 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之比较
江山: 內圣无需開出“新外王”——为徐复观思想学术讨论会而作
郭齐勇: 论徐复观的思想史观杨胜良: 略论徐复观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颜炳罡: 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方法
丁四新: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杨泽波: 徐复观性善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李维武: 徐复观对道家思想的現代疏释
朱哲: 唐、牟、徐之道家思想比观
夏可君: 试论徐复观對“庄子的再发现”
周桂钿: 王充生平考辨——兼评徐复观《王充论考》
汪学群: 对尊汉排宋的反思——徐复觀清代漢学觀初探
刘刚纪: 略论徐复观美學思想
张法: 徐复观美学思想试谈——读《中国艺术精神》
李西成:《富春山居图》的艺术精神
李淑珍: 徐复观论現代艺术——就台湾文化生态及儒家人性论双重脉络的考察
胡晓明: 思想史家的文學研究——徐复观《中國文学论集》及《续篇》读后
冯天瑜: 徐复观与鄂東文化
谈瀛: 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影响徐复观思想的家乡环境和几位前輩学者
韦维: 徐复观思想与現代新儒家发展学术讨论会纪略
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同列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58年,他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成为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
在学术上,他接受熊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加上他独有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使他更关注现实生活,无意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做思辨型、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以思想史论、时政杂文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之间思考和探索,力图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把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建设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
不仅在学术上,在他的大量政论文章、杂文也都渗透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中国文化的真挚关怀,体现了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富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思想性。他对大陆“文革”时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极“左”路线提出过尖锐批评。他去世前两年向前去看望他的廖承志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建议“中共能够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他还对台湾少数“台独”言论进行揭露批评。可以说,徐复观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执着守护者。
徐复观研究专家李维武认为,徐复观学术思想有些很专业,可供少数人研究;但有些思想并不专业,作为大众的文化精神遗产,是可以让普通中国人了解,值得海峡两岸发扬光大的。如倡导中华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根基;忧患意识;还有他旗帜鲜明反对“台独”,等等,这些思想、这些精神财富都值得普通人了解、继承和发扬。
徐复观先生是现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学者,耿介不阿的思想家。他生活在后“五四”时期的时代风涛中,始终跋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从事坚贞的学术研究,严肃思考,引古筹今,上下求索,左右探源;在对立两极之间自觉地保持张力,在双向扬弃中渴求新的进展。因而,对晚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时代课题,诸如历史形成的悠久传统能否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正负面作用如何分疏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独具卓识的创造性诠释,被海内外学界誉为“创新的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先生以武人之身能得以跻身于学术之林,而又有如许浩繁建树,不能不令人慨叹先生旧学渊源深厚,又令人有尽毕生之功方能穷经皓首之叹。
[1] 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master/xufuguan/xfg07.htm
[2] 华夏经纬 http://www.huaxia.com/hb-tw/2006/00480633.html
[3] 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master/xufuguan/xfg17.htm
[4] 中国浠水 http://www.cnxishui.net/2007-11/24/cms11630artic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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