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玺
张维玺(1889-1944)国民党陆军中将、。山东馆陶人。毕业于东三省武备学堂学兵营。1911年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历任团长、旅长、西北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第十三军长、西北军第十三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
张维玺，字楚玉，山东省馆陶县（该县于一九六五年划归河北省）南彦寺人。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里。父亲张安然（当地人叫他张老安）以卖豆腐为业，他有五个儿子，老大，忘其名）在家务农；老二张维玺；老三张维衡曾任陕西长安县县长；老四张维藩曾在绥远任某税务局长；老五张维翰，中共党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军分区司令员。张维玺幼年在乡塾里念过几年书，弱冠投入东三省武备学堂学兵营前队（连）当学兵。当时这个前队的队官（连长）是历史上著名的、抱着自我牺牲精神用手榴弹炸死清王朝宗社党首领良弼的民主革命家彭家珍。由于彭家珍经常对他部下的学兵灌输民主革命教育，因而张维玺在思想深处就扎下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根子。一九一一年，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师）第四十协（旅）第八十标（团）第三营管带（营长）冯玉祥发动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时候，张维玺正在该营当排长，他积极地参加了滦州起义。此后他一直追随冯玉祥将军达三十多年之久。
张维玺---西北军张维玺在幼年时代曾经读过几年书，从军后又勤奋好学，博览兵书，在西北军里有“儒将”之称。他不仅自己好学，对部下军官随时组织读书会，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文化和钻研武学书籍。我于一九二七年在同州战役负伤后，在潼关养伤期间，张维玺曾给我一个月的期限，要我包本背诵《曾胡治兵语录》 ，我如限完成后，他还亲自进行测验。张维玺当营长的时候，冯先生曾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中当班长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准则。这是因为张维玺是从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先生赞赏，印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奉为圭臬。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而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当时冯先生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先生请示配制眼镜时，冯先生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他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张维玺擅长练兵，他对于练兵有独到之处，在西北军的同行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部是名列前茅。一九二三年的严冬腊月，冯先生所部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共十八个团，在北京南苑练兵场，以团为单位举行夜间“敌前”筑城作业比赛，评比结果，张维玺团荣获第一。先是，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冯先生曾经买了二百块钱的景德镇瓷器作为贺礼，溥仪回敬了一座一米来高的大银杯。冯先生就把那座银杯作为筑城比赛优胜者的奖品，奖给张维玺了。一九二七年春，张维玺所部西北军第十三军在天水举行全军运动会。张维玺也把那座银杯当作奖品，奖给营级以上军官四百米赛跑优胜者、营长蔺九洲了。由于张维玺长于练兵，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冯先生所部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在北京南苑练兵时，冯先生所部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在北京南苑练兵时，冯先生为了增强初级军官和军士的带兵、练兵和作战能力，特成立军官和军士教导团，即以张维玺兼任团长。轮番抽调全军各部队的军官、军士加以进修深造，成绩卓著。西北军入甘后，整军经武，秣马厉兵。甘肃督办公署成立了军官、军士教导团，张维玺以旅长而兼任教导团团长。张维玺在天水、汉中练兵期间，先后成立了军官、军士教导团，以师长赵凤林兼任团长，而张维玺仍然随时莅团督察指导。
张维玺律己甚严，不吸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娶小老婆。他对部属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执行烟、酒、嫖、赌的禁令异常认真。一九二八年九月，西北军进行编遣，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在陕西凤翔，编余士兵五千多人，给资遣散；编余军官五百多人，准备送往洛阳西北军军官学校学习。在出发前夕，编余军官中有九个连、排长级的军官、夜间在一家商号内打麻将消遣解闷，被军法人员侦知、逮捕。次日，张维玺就把这九个人（四个打牌的，五个看牌的）当着全军的军官和士兵代表，处以死刑。执行死刑的是张维玺的军部手枪营，当时我是这个营的代理营长。张维玺虽然带兵很严，但他又很爱兵，所谓恩威并用。在平时，他每月必到医院去普遍地看望生病的官兵一次，尤其是对作战中负伤的官兵，体贴得更周到。每次战役过后，至迟在一星期内，他必亲临医院对所有伤员——看望、问问伤情，摸摸伤痕，并发给慰劳金和纪念品。每年国庆节，他必召集历年负过伤的全体官兵在一起聚餐，并颁发纪念章和慰劳品，以崇德报功之意。
张维玺在用兵上是智深勇沉，力求稳扎稳打，出奇制胜，而不主张猛打猛冲，他最反对豁着人上。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他受命围攻同州府时，即便是超出了冯总司令规定的期限，受到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而他仍然不采取爬云梯、伤亡大、且无把握的速决办法，而宁肯采取迟慢一些但求稳妥的挖坑道、炸城墙的办法。一九二八年攻打凤翔府时，亦复如此。
张维玺近来，有人把西北军张维玺列为投敌将领，在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所谓张维玺投敌一说，是指1943年春，位居国民党上将的他，由重庆去开封的事。然而，战后国民党政府确认的投敌高级将领名单中并没有他。第二，张维玺为解救被日军抓捕已半年之久的父亲张安然和夫人王仲英，去开封会孙良诚（时任汪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在西北军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同僚。），是和鹿钟麟商议后并经冯玉祥和蒋介石批准的。第三，“汪伪”以释放其父亲、夫人为交换条件，乘机通过孙良诚以欺骗和威逼手段（诸多资料中均有记载）任命他伪二方面军副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他一直没有受命。
这和当时的家庭背景有关。①1939年初，因五弟张维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筑先纵队司令员）于原籍山东馆陶县杀汉奸张光斗，其子召集汉奸、伪军随日军报复性的将他们上百间住房的家院焚烧一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全家60多口人连夜四处奔逃，才幸免遇难。
②1942年秋，父亲和夫人在天津被日军抓捕。后移送至济南日军宪兵司令部，关押半年之久。
③山东馆陶县南彦寺村，当时出了三个名人；范筑先（张维玺至交）、张维翰是鲁西北抗日名将，张维玺是原西北军名将，现职国民党上将。由于日军和当地抗日力量长期摩擦，早就将这个村列为重点报复筹码。1943年2月20日，日伪军队终于采取行动，把村子包围，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53人被杀害，6人致残，25名妇女被强奸。开明地主、粮秣员张寿山被绑在门板上活活烧死（后根据宋任穷同志指示，县政府将南彦寺村改为寿山寺村）。此时张维玺的父亲及夫人仍在济南宪兵司令部关押，显然危在旦夕。这才导致本文开始所述的张维玺急于开封救父的举动。
连续几起重大家庭变故，皆与日伪直接相关。国仇家恨，他不可能违心效力日伪。
当时，国军和伪军（包括伪军中的日军顾问）的关系，在非战斗情况下并不紧张，人际来往仍以官阶、资历为上。对于孙良诚1942年投敌，张维玺一直不以为然。若非救父心切，不可能与之打交道。从军阶、资历、年岁上说，更不会听从他与日本顾问的摆布。至于“委任”一类的东西，对双方皆没有什麽严肃性。当时，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对张维玺的突然委任，是日伪的一次试探性举动。致使张维玺大发雷霆。
伪二方面军司令部和绥靖公署都在开封市内。汪伪任命后，张维玺从来不去。他以身体不佳为由，要孙良诚安排他及他的副官、警卫队一行人到城外的“干训团”（开封市南门外）常驻，挂名干训团教育长。同时，把父亲也安顿在那里治病，每天形影不离，唯恐再有不测。对此，孙良诚和绥靖公署的日本顾问井福少佐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诸多资料所说的；汪伪任命后，他“从未就任”、“位子一直空着”、“拒不受命”等，便是由此而来。
张维玺到开封后，经常看见有老家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来他这里走动。给人的印象是走亲戚。但家人奇怪的是，有些“亲戚”说得虽是老家方言，但从没见过。抗战胜利后才知道，那些人原来是老五张维翰的属下，奉命来开封购买抗日根据地医药器材的。
还发生一件事；张维玺和时任苏、鲁、豫、皖边区司令的汤恩伯联系（是否重庆方面安排，不得而知。）让其谍报人员以教官身份到干训团工作，这些人秘密携带电台，实际为搜集日伪情报而来。孙良诚虽有觉察，睁一眼闭一眼的也不敢说什麽。直到日本人侦测到电台位置后，才令孙良诚问张维玺是怎麽回事。他假装调查一番，说是做生意，企图不了了之。最后，日本顾问还是坚持让这些教官离开开封，但碍于张维玺的面子，未采取任何激烈行动。
此阶段，张维玺没有马上返回重庆的原因有三；1，他孝心甚重。父亲刚从济南释放至开封，半年多来日军的折磨和惊吓，使老人（当时已84岁）病的很厉害，需要陪同就地治疗（后病重不治，终在开封去世。）。2，夫人回天津家中安排事宜，防备二次被日军抓捕。3，已有消息，五弟张维翰于当年10月由鲁西北赴延安。上级令他做二哥张维玺的工作，争取到延安抗日（1926年“五原誓师”前后，小平同志在西北军任职，曾和张维玺打过交道，对其为人有所了解。）。
1944年11月孙良诚调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所部调驻扬州、泰州、盐城一带。张维玺以“祀父”、“守孝”及“养病”为借口，坚持留住开封。绥靖公署日本顾问井福少佐不允准，随后派司令部特务团先行将张维玺“护送”至泰州，软禁于“白马庙”。
父亲去世、妻子安排就绪，张维玺已无后顾之忧。面临的应是“延安”和“重庆”两个选择。就在此时，家中突然得到噩耗，称他“暴疾病逝”于江苏泰州。时年55岁。
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随从副官苗秀生（馆陶王桥人）当时从泰州归汴，曾含泪对张维玺的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先生是让人下毒害死的！”。家已支离破碎，国正风雨飘摇，即便苗副官所言证据确凿，当时又能如何？
1，1928年4月16日，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第十三军军长。
2，1930年4月，中原大战。任南路军总司令。
3，1930年10月7日，蒋介石南京政府任其为军事参议院参议。授衔陆军中将。
4，1935年被冯玉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召回南京。36年到“陆军大学特三期”受训。
5，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南京政府去重庆。1939年陆大特三期毕业后，在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兼贵阳军训部督练官。
6，1939年初，原籍山东馆陶县住房百余间被汉奸、日军焚毁。1942年父亲张安然和张维玺的夫人在天津家中同时被日军拘捕，并押解至济南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逼其召回张维玺和他的五弟张维翰（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筑先纵队司令员）。
7， 张维玺本是有名孝子。对父亲的遭遇一再沉默
后，1943年请示冯玉祥，希望能亲自出川解救父亲和妻子。冯将军因不好做主，又请示了蒋介石。蒋说了句似是而非的话，“让他快去快回吧。”
8， 张维玺首先想到的是，驻扎开封，时任汪伪第二方军司令的孙良诚。孙曾是他的部下、同僚。然而孙良诚虽帮他解救了父亲妻子，却又用欺骗手段逼其投敌并委任副司令（当时的戏剧性场面，有关资料中曾有记载）。面对国恨家仇，他拒不受命。但考虑到父亲和妻子的安全尚未确认，也没有立刻返回重庆，暂于开封和孙良诚周旋。此时，我延安党中央已决定派张维翰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到延安抗日。关键时刻，家中突然得到通知，张维玺“病逝”江苏泰州。时年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