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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1969）  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名嘉森，号立斋。早年曾在日本、德国学习法律与政治学。归国后，投身政治运动。1933年与张东荪等人组织国家社会党。抗日战争时期与黄炎培等人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被举为民社党主席。1946年担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被台湾学者尊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1887年1

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山县（生于江苏宝今属上海）。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加入政闻社，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毕业回国，由清政府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预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旋与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为民主党。1913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15年底回国，先后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1923年在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问题，宣扬生命主义哲学，引起科学与玄学之争。同年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1927年后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既反苏反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被蒋拘禁，获释后赴德国耶拿大学任教。1931年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员。1939年代表国社党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各方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声浪日高。国民政府遂于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推举孙科等人组成修宪小组。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史尚宽、张君劢等人为组员。由于各方并没有成形的主张，张君劢便主动拟了一份宪法草案，交给孙科。修宪小组以张君劢的草案为基础，谈谈停停。

5月份，张君劢将宪草译成英文，寄给马歇尔看。马歇尔看后即复信约他晤谈，并派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四人与张讨论他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逐条解释，司徒雷登等表示理解。7月上旬，张君劢借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就中华民国

未来宪法发表系列演讲。张君劢说，国家的治乱兴衰不外乎两种，一种治者，一种被治者。如果能使这两种人了解其地位以及权利义务，就“不怕国家不上轨道，不怕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故今后中国宪政的补救之道，“在于改造治者与被治者的资格”，使他们养成新的心理心态，一方面使治者在执行职务时，第一，应该遵守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第二，应忠实执行诸如预算法、征兵法等一切法规，处处依法办事，不得稍有逾越。另一方面要对被治者普及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程度，从而使他们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行使公民权利的能力。而普及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国内和平。张君劢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基本”。他说，所谓人权，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种种自由。“这种种自由，假定政府可以随便剥夺了去，譬如说，人民不管他犯不犯罪，可以随便拘囚，乃至于人民要讲话，要办报，政府可以随便禁止，这种种权利的剥夺，就等于‘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专制政治”，那么在这种政治之下，“谁敢再来对政府有所批评有所争执”？就此而言，“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政治了”。张君劢认为，要保障人权，就必须：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人民当奴隶；第二，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的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的地位，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去蹂躏其他人民的权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那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不会实现长治久安。张君劢自称“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阐明儒学而不忽略实际政治。思想上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1923年在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学界的“科玄论战”，是当时详细学派和“东方精神文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梁漱溟、熊十力等积极倡导儒学的现代发展，主张超出一切门户之见，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实现儒学复兴。他认为宋儒的“理性之自主”、“心思之体用”、“德性之知和致知格物”等思想，都可以“为东西古今思想之共同基础”（《中西印哲学文集》），坚持以理学传统作为复兴儒学的起点。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当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黄玉顺有《咏张君劢》：“倭铿门人张君劢，当年人称玄学鬼。/清华园里讲人生，科玄论战由此起。/人生主观而直觉，科学客观而论理。/意志单一综合之，因果类同分析已。/民主政治当修正，儒学宪政可接轨。/中西之际释如冰，古今之变善若水。”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生於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早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和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於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宝山县秀才。以後曾入上海震旦学院从马相伯读西方历史和哲学，後因学费问题改入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就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宣传君主立宪。宣统二年（1910）回国後，被授翰林院庶起士。辛亥革命後曾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在上海参预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旋与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为“民主党”。

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15年回国後，曾任上海《时务新报》总编、段祺瑞所设的"国际政务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1918年起游学欧洲三年，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广泛涉猎西方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1923年在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问题，宣扬生命主义哲学，引起科学与玄学之争。同年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後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既反苏反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被蒋拘禁，获释後赴德国耶拿大学任教。1931年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1932年，与张东荪一起召集"国家社会党"筹建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後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後，任国民参政员。1939年代表国社党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1941年参加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後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1946年1月回国出席政治协商会议。8月将国社党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11月单独以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民社党因此被民盟劝退。1947年民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1949年11月赴印度。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2月23日在三藩市病逝。

著有《立国之道》、《苏俄评论》、《国宪议》、《明日之中国文化》等书。曾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国立自治学院、民族文化学院院长。张君劢一生徘徊於学术与政治之间。思想上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1923年在清华大学发表关於"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学界的"科玄论战"，是当时详细学派和"东方精神文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梁漱溟、熊十力等积极宣导儒学的现代发展，主张超出一切门户之见，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实现儒学复兴。认为宋儒的"理性之自主"、"心思之体用"、"德性之知和致知格物"等思想，都可以"为东西古今思想之共同基础"（《中西印哲学文集》），坚持以理学传统作为复兴儒学的起点。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当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张君劢的主要著作有：《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哲学发展史》、《思想与社会序》、《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新儒家思想史；前言；第一章导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幽默交；第二章理学的基本原理；第三章理学所确立之政治及文化制度；第四章理学的先驱：韩愈；第五章韩愈的弟子：张籍也李翱；第六章佛教及于新儒家之刺激；第七章周敦牙颐之宇宙论；第八章邵雍与张载之宇宙论；第九章宋儒哲学之理性基础（一）——程颢；第十章宋儒哲学之理性基础（二）——程颐；第十一章自程牙颐迄于朱熹之过渡时代；第十二章集大成之朱子；第十三章朱子与陆象山；第十四章朱子与陈亮；第十五章自宋末迄元初之儒家哲学；第十六章明代哲学之特点；第十七章王阳明；第十八章王阳明与罗整庵湛若水之论辩；第十九章王学之纷歧；第二十章五学之衰落与日本阳明学之兴起；第二十一章东林学派刘蕺册及四部哲学史；第二十二章明清交替与除光启；第二十三章朱舜水；第二十四章顾炎武；第二十五章黄梨洲；第二十六章王船山；第二十七章颜习庙；第二十八章回到程朱运动：张扬园陆桴亭张武承陆稼书张伯行；第二十九章考证学派戴东源；第三十章反对考证学派之先锋：章实斋方东树；第三十一章曾涤生之复兴宋学运动；第三十二章西学东渐时代之思想界；第三十三章儒家思想复活之基础；张君劢先生学术年表；张君劢先生著译要目。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61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

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用的是文言文。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简介：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在许多方面发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张君劢传》对张氏的思想和一生的重大活动都有较详细的分析评述，态度客观公正，是目前海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张氏的较好的著作。本书材料相当丰富，就笔者所见而言，作者在占有材料方面确是超过了前人。这是此书取得成功的主要前提。同时在写法上，作者能抓住张氏一生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采取“一以贯之”的手法，将其思想、言论、著述与活动融为一体，读来顺畅、自然，步步有关联，层层有深入，极具整体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

国大召开，民主社会党提名参加；该党领袖张君劢以此大受物议。一部分报纸在其电讯、评论、漫画之间，对于张氏备施讽嘲，似非将此人前途毁灭，不足快意。每日读报，感触万端，谨一论之。先论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在民社党本身，

他们对于参加国大与否，可能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政协立场”，一个是“宪法立场”。就“政协立场”言，这次国大的召开，确与政协程序不合。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参加政协，系以民盟代表的资格为之。以民盟内部政团关系的复杂微妙，民社党是否必须遵守民盟的约束行事，本为一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至少在道义上，张君劢既为民盟盟员，并以民盟代表资格出席政协，似宜忠于守约，尽量避免使其领导的政党参加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至言“宪法立场”，严格言之，在“政协立场’上既无参加国大之理，亦即无所谓“宪法立场”。但此处却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政治家的理想与感情的问题。我们查考张氏一生，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立宪运动，几乎无不有其参加。今春政协审议宪草，张氏独多贡献；重庆白象街张氏寿会，到者无不以此为颂。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这次国大召开，拥护政协者，均表反对，但事实上，国大势在必开．宪法势在必制；就说现在，国大业已闭幕，宪法亦已通过，不论将来和谈是否重开，政府能否“联合”，我们怀疑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能被推翻（依法修宪为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进的罗隆基，在答复记者询问和谈前途时，也不得不说：“最伤脑筋的国大及宪草问题，将暂予搁置，放在最后再谈。”（12月22日《文汇报》）

可见政治这样东西，一方面是原则，一方面是事实，国大既然势在必开，宪法既然势在必制，而张氏又复一生献身立宪大业，则他自必较他人更关心于这部宪法的内容，更期望一部较为理想的宪法能够制成，所以他仍参加国大召开前夜在南京

举行的几次审议宪草的会议，并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假定国民党总裁能保证这部宪法在国大通过，他声明他将同意他所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大。张氏主要的目的：和谈须待从长努力，先将宪法通过了再说。由于这一种“理想与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送走了与民盟不同的道路。我们对于民社党的参加国大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张氏的用心和动机是了解的。次论政治权术问题。我们提出三点来讨论。（l）现在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总目的是要把国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现阶段上，争取民主，就是希望国民党开放政权，使国内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机会过问国事，为国服役。就与国民党的关系言之，在这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并非要打倒国民党排挤国民党或消灭国民党，而是希望能联合国民党共同从事建国大业。但国民党是刀年来的执政党，在人情上，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不肯轻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国民党以外的人，需要联合起来，造成一个足以与国民党相抗的力量，傅在此种相抗的力量下，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其既有的一部分权力。因之，在这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国民党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乱步骤，自相分化。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主要地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看到国大召开前夜，国民党对于民社青年两党之全力罗致，情急可知。在此关口，民社党参加国大，不啻捧国民党的场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战略上，实欠明智。

(2）张氏希望通过一部近于理想的宪法。但是我们很怀疑，今日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是不是因为有了民社党的参加而始得通过的？据我们看来，国民党之不能通过《五五宪草》，必须通过如此次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实出于一种“时代压力”。

这种“时代压力”，一部分发于国内，一部分来自国外。国民党的领导层，环顾大局，不能不顺应潮流。国民党之不能采用《五五宪草》，决非为了张君劾一人，也非为了民社党一党，它之非通过一部较为民主的宪法，实势有所必然。当张氏既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双方提出保证后，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诺言（民社党参加国大），然而此举是否必要，仍可辩论。就政治权术言之，我们认为此举实属缺乏经验。（3）张氏既同意其领导的政党参加国大，而其本人又不参加，此种处置，中外不多。张氏原意：他本人不参加国大，保持一种“超然身份”，伸于来日和谈，能有所努力。但实际反应，与张氏想象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纷至沓来，竟使张氏在和谈运动中的根本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狭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极度审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三论各方面对张氏的批评观感问题。（1）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我们可以反对国大，但不必看见有人不参加国大便私心窃喜，捧他一下，有人参加了国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张君动当然负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也不能以全部责任归之于张氏一人。

张氏可以左右他所领导的政党，但他不能绝对命令他的党员，因为民社党不是一个领袖独裁制的政党。同时就张氏个人而言，我们还须查考其过去，默察其动机，论政的人，绝不能幸灾乐祸，滥施诛伐，对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们应当鼓励他，劝勉他，安慰他。这是我一个月来每天读报的感想。(2）这次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在感情上

自足引起旧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愤懑。对于最近民盟函请民社党退盟一节，我们认为其事亦甚合理。合则合，不合则分，毋须勉强。不过我们愿作一言者，即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两条路线，一是协商路线，一是革命路线。就国家情形说，只能走前一条路线；就是共产党也未主张要走后一条路线。既然要协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合作起来。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张君励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国，还是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对于张君成之是否继续为民盟盟员一节，不欲置议，但我们希望在来日的和谈运动中，大家捐弃成见，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事功。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不啻分化自己阵线，他们做错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计。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计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顿，竟然被摈于民主运动门外，我们不免要感到这个社会的太残酷了。最后我们愿对张氏进献一言：报载先生一月以来，闭门家中（12月27日《大公报》），一月来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个有抱负有信心的政治家，对于一时的得失毁誉，当不介意。先生今日须坚守者有一事，即绝对不参加传说中的政府改组。民社党参加国大后，各方对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对于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贵相知心；若先生自问一切为公，则先生之苦心终必大白于天下。权术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1、http://0.book.baidu.com/zhongguotushu/m6/w19/h48/4806bf29598857.1.html

2、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7/0328/article_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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