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应试”的含义，就是“应付”教育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必要的考试。教育本来就有“应试”的成分，“应试”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必要部分。但是，“应试”绝对不能扩大为教育的大部或全部。当“应试”一旦“畸形”蜕变为逐渐占据教育的太多甚至全部空间的时候，教育就变为一切为了应付考试的不正常状态，此时“应试教育”的说法产生了。
“应试教育”，是指脱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应付考试和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为目的的违反教育科学规律的一种教育模式。
教育对象
“应试教育”重视高分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和差生。而重视高分学生，更确切的说，是重视高分。这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违背了“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的原则。
教育内容
“应试教育”紧紧围绕考试和升学需要，考什么就教什么，所实施的是片面内容的知识教学。只教应试内容，忽视了非应试能力的培养。
教育方法
“应试教育”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大搞题海战术，猜题押题、加班加点、死记硬背、“填鸭式”等，不仅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使学生的能力得不到全面的培养。
教育评价
“应试教育”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备考这个中心而展开，要求学生积累与考试有关的知识与应试技能考取高分，要求老师将分数作为教学的唯一追求，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和老师水平的唯一尺度。为了应付各种统测统考，领导卡教师，教师又卡学生。学生一旦考不好，教师待遇立即受影响：在“末位淘汰”的变态考评模式下，不但职称泡汤，还可能发配到偏乡僻野。于是教师“死教”学生“死学”，周末没了，法定节假日没了，寒暑假也没了，每天要“摧残”到夜里十一、二点……，违规补课屡禁不止，恶性循环。
教育结果
在“应试教育”下，多数学生受到忽视，产生厌学情绪，片面发展，个性受到压抑，缺乏继续发展的能力。
“应试教育”是一种不正常的教育，它是把应付考试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对教育的基本职能“尽可能的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设良好个性最佳成长的空间，为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提供最大的创新动力”不能顾及或者干脆不提甚至对教育“基本职能”产生“负作用”。“应试教育”是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忽略人性的和谐健康发展的“不健康”的教育。
应试教育其次，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的“扬弃”，而不是“抛弃”。素质教育没有继定的、固定的模式，只有吸取并保留应试教育中的优点，才不至于让素质教育“误入歧途”。据2005年10月7日《南京晨报》报道，天津的8岁女孩刘真然从上小学到二年级从未参加过考试。这是她的另类老爸给她的“特权”：一到考试，就放假回家玩耍。这位另类老爸独特的教育方式受到了众多教育界人士的关注。另类老爸刘书宏坚决不让女儿参加任何考试，以表示对中国应试制度的抗议。为对抗“应试教育”就该选择“不参加考试”显然也不是够理性的，是陷入了“素质教育回避考试”的误区。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各种考试依然是一种手段，只是要在考试的内容、形式、方法上加以改进，在考试的指导思想上由“唯分数论”转变为“检验学生素质”。
第三，“应试教育”的“公平公正”原则是素质教育必须隔入的。正如周济所说，人们对考试之外的评价缺乏认可，有些措施在当今条件下也难确保公平公正，客观上形成了对高考制度的过于依赖，强化了考试的选拔功能和竞争性。在没有解决好素质教育的“公平公正”前提下，想推进素质教育可能做产生“不公”。比如，部分高校在招研究生突出面试的“素质选拔”之举，有人就担心会构成新的“不公”。
应试教育（一）智育目标狭隘化
应试教育模式虽然把智育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智育的目标却是片面的、狭隘的。智育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教育，其中发展智力是智育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应试教育从应试这一角度出发，过分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强调知识的熟练程度，大多采取过度学习、强化训练的手段，把学习局限在课本范围内，致使学生无暇参与课堂以外的、各种对发展智力十分有益的活动，从而出现知识面狭窄，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重人力素质轻人本素质教育
就当前教育现状来看，人力素质比人本素质更被教育者所看重。因此，对关系人本素质提高的价值、人格、权益、政治思想、社会参与等意识方面的教育则注意不够。如果我们的教育把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视为自私和个人主义，并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甚至以社会整个需要的名义来规范限制个体的个性发展的价值形成，后果只会导致真正的个人主义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行为。
（三）阻碍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教育素质的提高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中，学校整个工作围绕着高考和各级统考、会考指挥棒转，管理目标相当普遍地带有急功近利倾向。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分数、升学率，全部教育就是为了考分，教育的科学性，艺术性不再有其真正的内涵。教育研究变成了应考研究，教师忙于知识灌输和强化技能训练，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和探索缺乏动力。严重局限着教师知识结构扩展和各种素质的提高。
（四）阻碍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
在应试教育模式中，教育目标狭隘，教育手段单一。学校成分按一个模子改造人的“教育机器”。人的个性发展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传统的应试教育极易助长学校教育中的管理主和权利主义倾向，对培养和丰富学生的个性十分不利。
（五）负担过重，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
由于升学率、平均分两根指挥棒自上而下被层层强化，教学中广泛采用过度学习，强化训练的做法，造成学生作业量过大，中小学生必不可缺的游戏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没有保障，连正常的星期日和假期也被挤占，影响青少年学生身体的健康发育。同时，也造成许多心理疾病，如恐学病、逃学病，学习反复受挫后的精神抑郁、孤僻等。
（六）导致学生的两极分化，厌学和差生流失，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平等
在应试模式中，教育竞争被激发到不恰当的程度，竞争中的失败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造成学生学习水平的分化和差生面扩大。许多差生迫于竞争压力中途辍学，这些现象不但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同时也是一种人为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七）加重教师负担，加剧教师队伍的不合理竞争
传统的应试教育倾向于强化训练、题海战术。这必然导致教师的工作负担的加重，加之学校管理中急功近利倾向，有许多学校甚至把学生考分和升学率同教师工资、奖金挂钩，导致教师队伍中竞争加剧，加重教师的心理压力。
（八）酿成严重的考试弊端
以考试、分数作为学生标准的应试教育模式扭曲了考试的功能，考试不是为了检测和反馈，服务于教学。相反考试成了教学的目的，教学只是为了考试，是为了评分排列等，考试的功能和作用被严重局限了，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促使作弊风泛滥。不仅中学存在，高考考场上存在，小学也存在。个别教师为了获取本班考试成绩虚假的高分率，甚至暗示做弊方法，污染了学风，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应试教育1、应试教育的实质：教育资源集中配置条件下的寻租
任何资源的集中和管制都会导致设租与寻租活动。教育资源也不例外。中国有学者认为：教育本身无所谓寻租，而是参与教育的主体寻租，他们或设置可能寻租的制度，或利用某些制度的强制性，通过手中的权力，获得非法的，或合法但不合理的利益。教育寻租是指，在中国现阶段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下，为满足教育消费群体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需求，教育资源的所有者在价值或效益最大化的思想的指导下，在使其教育资源实现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回报的价值或效益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阶层间的变迁的种种社会现象。
从学习环境来看，应试教育是学生最佳选择。这里的“环境”就是指制度环境。无论是科举制还是现在的高考制度，为资源非生产性的运用提供了比其他生产性应用更高的报酬，即为应试教育设了“租”。纵观目前的人事就业制度，各单位不顾自身的职业能力需求，一味提高招录人员的学历要求，学历成了获取理想职业的敲门砖。同时，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以集权化为特征，大量的教育行政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教育主管部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利用资源的稀缺性，无意、被动、主动创租，致使、诱使、迫使学校向其“寻租”。例如，高考分数所承受之重让学生和家长对此异常关注，进入重点大学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与此同时，出现了重点大学升学率高的重点高中、初中以及小学。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及优秀教师的引进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稀缺的教育经费是各个学校的竞争对象，政府部门所掌握的重点学校的审批权也为学校寻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学校有些部门或掌握一定权力的个人，同样通过创租诱使学生及家长向学校或个人进行寻租。尽管现在的义务教育是实行电脑派位的就近制，但是高费跨片择校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目前，在基础教育中，寻租已经延伸到学生的任课教师身上。为了让孩子能得到老师的重点培养和栽培，甚至是特殊照顾，各家长纷纷请客送礼，无所不及。由此可见，应试教育及体制与科举教育一样，都没有创造或实现价值，为社会增进福利，而是对已经创造和实现了的价值进行争夺和窃取，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
另外，应试教育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和避租活动。如为了通过考试拿到文凭，考试作弊现象滋生；而为对付考场作弊，考试中心成立，监考人员增加等等。又如，为了进一个较好的学校，贿赂招生人员的事情不断发生；而为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不得不将招生人员集中到一个地方，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并派纪检干部进驻等。如此反复，从而耗费了更多的经济资源。
由于教育供给权的垄断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运行的直接干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教育资源的配置，高校的一些管理者也能左右教育机会的供给，这都会成为寻租的目标。于是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的一些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寻租者以优惠和特权，腐败就会产生。
应试教育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扭曲，更重要的是应试教育使有才能的人被配置到寻租职业而不是生产性职业上来，降低经济增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的精英吸引到寻租上来，使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扭曲，这会降低创新和技术进步。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以1960年的GDP作为基数，在对全体国家的回归中，发现工程师对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律师对增长有不太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降低经济增长，而企业家活动和创新则提高了增长。如果新入学的学生中选择工程专业的人多10%，将使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会导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5%。如果选择法律专业的人多10%，也将使法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0.3%[7](P68-69)。这些年中国高校招生中经济、管理及法律专业是增长最快的，而与生产性活动相关的专业却成了冷门专业。从就业来看，公务员成了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教育的首选。
应试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的产生绝非偶然，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如今的高考制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历史文化长河的沉淀下，已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庞大组织机构和繁杂的制度安排，他们由于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而产生，固然为其筑起坚强的保护壁垒。下面将分别从路径依赖自我增强机制的四个方面来说明应试教育体制的顽强性。
首先，应试教育体制的规模效应。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必须投入大量的初始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都会下降。中国人口有13亿之多，适龄的在校学生人数超过2亿，应试教育体制也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延伸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且经过时间的洗礼，整个社会都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个教育体制，它所涉及的面积之广，范围之大，影响之重，确实给应试教育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成本，使教育体制变迁的阻力巨大。
其次，应试教育体制的学习效应。在一个制度框架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适合于这一制度框架的组织会逐步建立，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其结果是各种组织必将利用该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同时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具有典型的集权型特征，为适应中国教育工作集权管理的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成立了庞大的教育行政组织。与中国政府行政组织的层级相对应，教育行政组织有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县和乡镇教育主管部门五个等级。在各个等级下，还组建了繁多的内部机构。繁杂的教育行政组织容纳了大量的从业人员，由于教育行政工作的特殊性——工作的单一性、简单性以及稳定性、安逸性，致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中，教育部门的众多从业人员关系盘根错结，要对其进行改革，裁员重组并非易事。
再次，应试教育体制的协作效应。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与组织之间会产生显著的协作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系统都习惯了上下隶属式的协作关系。学校、教师、家长乃至学生也都习惯了以应付考试为学习的目标，学校的管理方式、教师的教育方式、家长的协作方式以及学生自己的学习模式都极具功利性——高分。例如在初中以及高中，很多学校为提高升学率也试图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首先是竞岗班主任一职，然后由当选的班主任来组建班级任课教师队伍，在历年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的教师自然受到青睐，否则就境况尴尬。每年升学考试结束以后，学校对升学率高的班级教师给予丰厚的奖励，致使班级教师就是一个利益体，更加巩固教师的选择标准。这样，高分成了与教师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利益源，他们的教学方式就自然是应试教育。如果教师利用大量的时间搞多样化教学，往往会受到其他同事（尤其是处于同一利益体的班级教师）的讥讽甚至排斥，忍受讥讽也是教师改变应试教学方式的社会成本。
另外，对于学校教师来说，经过多年的准备和适应，已经习惯于既有的教材、当前的教学模式和现有的规章制度，他们并不会因为国家颁布了一项教学改革的命令，或者因为这种改革对学生长远发展更有利去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更何况新规章的执行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改变以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能再重复使用几年前的教案，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差异进行差异化、多样化教学，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建设，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去琢磨能激发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式等等。所有这些也增加了教师的个人职业成本，而他们的选择标准仍然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有当国家颁布的命令、学校管理者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者学生的利益的改善，可以影响到教师的“个人利益”时，它们才能激发教学革新的动机。只有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收益，或者可以降低教师职业成本的命令和规章，才能被教师自觉遵守与执行。然而，现行的体制最能增加教师个人利益的就是学生的高分、班级的高升学率。相反，自己的教学改革却为自己增加了职业社会成本。所以，应试的教学方式也是教师的理性选择。
最后，应试教育体制的适应性预期。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延伸到具体的应用中，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当人们预期到这一制度将延续，预期到他人将会按照这一规则行事时，自己就会首先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了制度本身。高考的招生录取制度、就业时的人事选拔制度等都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强硬盔甲。录取是以分数为准绳；人事选拔上唯学历是从，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让人们对分数寄予了更高的期望。目前的国家公务员报考，部分职位有学历的限制。中国本就是一个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极深的“官本位”国家，这就更强化了学生和家长的高分信念，高分——高校——高学历——好职位是现实赋予他们的思维逻辑，这些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成了他们行动的规则，在博弈的过程中，都理性预期到对方会采取应试高分策略，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只有应试高分，从而为获取高分而采取极端的做法也是合理的。当学校一些行为（如为学生补课、培优等）被限制以后，这些行为转换成学生家长的行为了，在博弈中，家长们进入了囚犯困境：谁搞素质教育谁吃亏，谁不搞应试教育谁就被淘汰。
应试教育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政治和社会中的具有影响政治判断和社会选择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一旦进入社会约束范畴，它就会长期地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判断，强化社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当意识形态强烈地影响着现有的教育活动和制度活动的时候，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可能的空间就很小。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培养与挑选官员。凡是培养官员不需要的专业，它就不设置。国家垄断了教育权，把教育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并通过组织统一考试来使教育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大一统。科举制度随后被废除了。但科举教育制度的核心——集中统一考试以及国家垄断教育，却被继承下来了。通过这样的考试安排，个人丧失了自主性，而只能被动地服从“需要”。所以，中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禁锢了人的思想，是教育制度中弊端最大的一个部分。
中国自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以来，读书、考试、做官就三位一体地发挥作用，这种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在古代要报效祖国也只有做官一途为正途，读书则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金榜题名是人生的至高追求，被古人誉为人生三大幸事之一。延续至今表现为家长重视子女的教育，鼓励、帮助、支持子女通过教育走向仕途、博取功名，从而形成了中国特定的考试价值观，使教育——考试——谋取好职业、博取功名的价值观念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几千年来左右着中国教育的走向，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读书崇拜就越严重。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尤其是官僚体制余毒未清的中国社会，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工具”，它给所有人以向上的希冀。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来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一个千年传统。在农村，这种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家长把上大学作为改变孩子命运以及家庭现状的惟一出路，当然会在孩子身上“押宝”；城里的家长更清楚就业形势的严峻，孩子上不了大学，就不能为“仕”作好铺垫，而中国社会“官场”的优越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然而，要获取高学历的惟一筹码就是高分，至此，唯分论、应试教育也找到了思想的渊源。
从民族心理来说，中华民族喜欢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思变革，对新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在教师的作用中，人们千百年来信奉的是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说。与此同时，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经由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习惯，使得应试教育成了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现实。
应试教育任何制度安排都会造就相应的利益集团，有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有的是在制度的运行中，充分利用了现有制度而发展起来的新生利益集团。应试教育与相应的利益集团是一种互相促进、相互强化的关系。
在应试教育体制的长期运行中也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以中小学教科书的供给为例，应试教育体制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学生使用的正式课本，同时，教育法还规定，适龄儿童必须上学，而上学的儿童必须购买教科书，这就使教科书成为了一种义务消费商品，而且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相分离。因为教科书在中国是实行中央政府指导下的省级人民政府定价制；其生产和销售过程存在政府规定下的专营和垄断经营，即中国的教科书是一种受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经济管制的商品。
据新闻出版署的统计，1998年中国出版中小学教材40亿册，定价总额为165亿元。因此对于出版发行行业来说，教科书意味着巨大商机。再看利润的分层情况，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印刷由省级新闻出版局制定下属的某几个出版社和印刷厂印刷出版。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新华书店独家发行。新华书店的发行折扣为定价的30%，其利润约占定价的20%；省出版局的利润定价为定价的30%；原材料费、印刷费、管理费等为定价的40%。”“教材出版利润率在2000年以前平均为15%－20%”，这种丰厚利润造就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保持既得利益，必定会捍卫应试教育体制，成为应试教育改革的强大阻力。
此外，白热化程度的应试教育已经形成了考试的“产业链”，也孕育出各种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教育界泰斗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也被囊括其中。面对众多“应试技巧”、“轻松过关”、“挑战数理化”、“理化生难点解析”、“历年真题详解”、“模拟……”等学习资料，家长和学生选择的依据无疑是编者的影响力，甚至部分编者就是历年的出题委员会成员或教师。应试教育要改革，素质教育要推广，最终还要落实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上，然而，作为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的选择只会以“个体效益最大化”为标准。
应试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制度状态与技术状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技术变化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化，理想的制度安排由于相应技术的缺失只能望制兴叹。一项制度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效而非效力，考查一项制度的实效就是要看它的执行情况，即是否被遵循和服从。而要理性的人自觉去遵从规则，必定要给他们一定的激励，否则只能是一纸空文。目前“素质教育喊的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搞得踏踏实实”也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首先，劳动就业市场上的人才识别系统技术落后巩固了现行的应试教育。人才的识别是个复杂的工程，因为人的能动性很难把握。更何况当今这个效率第一，利润至上的社会，要求企业花费大量的时间、物力和财力来检测应聘者的能力是不现实的，而要企业招聘人员在短时间内来评判众多的应聘者中最适合公司职位的也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在没有相关仪器的硬性检测指标来对应聘者的能力进行客观分析时，招聘者的经验以及其主观能动性就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从整体来看，学历高的群体要比学历低的群体更有潜力和能力，几年的继续教育使他们接受和消化新知识的能力和速度更强更快。作为招聘者来说，在短时间内以相对高的安全系数来招聘新员工的方法就是以学历、文凭以及证书等为主要标准，把工作能力与学历文凭联系起来。更有甚者，把引进高学历人才当作装门面，提升知名度增强企业形象价值工程的手段。此外，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往往在报考阶段就给出了严格的学历限定条件，学历成为向上角逐的必要工具。尽管现在面试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余毒未清的国度，这种缺乏客观的标准，主观能动性占支配地位的录用方式也恰恰为腐败留下了门路。追求“更好”的前提是必须防止“更坏”，相比之下，人们更信赖的还是考试的选拔功能，虽然残酷，但满足了大众的公平心理。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必然会上演“非名校不上”、“非大学不读”的高考竞试大赛，应试教育在所难免。
其次，对于学校、教师等教育相关人员及组织绩效的评价技术系统不能清楚划分彼此的权责利。目前的评价系统以升学率为唯一的标准，而且现行的高考制度和招生制度也为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国统一高考，时间、考卷一样，阅卷标准相对一致，录取以分数为至高准则，在这样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很容易计算出各校乃至各班的升学率。对高考的重视使升学率高的学校得到公众的亲睐，生源好，学校创收多，众家长不惜高费择校。另外，现行的教育评价技术系统难以对素质教育的成效进行量化，如学生生动活泼的个性难以抽象数量化，学生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也不是几组僵化的数字可以表达的。教师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学生考分的下降，但是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程度如身心健康状况，思维活跃程度等却不易测量，而且素质教育的成效是长期的、渐进的，教师花费心思组织的新的教学模式得到的不是激励而是升学的压力，甚至是惩罚、批评、指责与嘲讽。当一种绩效或责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对其进行明晰界定或评价时，它就会无奈地停留在当前“无效”的制度安排中而难以实现帕累托改善。只有随着对行为主体的权、责、利划分和考核评定标准的技术的进步，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在当前的教育评价技术系统还达不到清晰划分素质教育要求下的教师、学校乃至与教育相关的人员与组织的权、责、利时，让这些教育主体来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法则的，应试教育体制仍然是他们的无奈却理性的选择。从社会评判的角度来看，对应试教育的考核成本远远低于对素质教育的考核成本。
纵观以上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应试教育体制存因分析过程，虽然可得出如下结论：应试教育的实质是教育资源集中配置条件下的寻租；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客观原因——路径依赖惯性；意识形态滞后；利益集团阻碍；教育评价技术不完善等，致使应试教育体制改革受阻，素质教育推行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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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eyesnb.com/Article/Class8/XYXL/200505/209.html
2、http://edu.ce.cn/young/sound/200809/03/t20080903_16695488.shtml
3、http://www.jinbw.com.cn/jinbw/xwzx/jbsb/2008090383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