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前身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南，由五代 后晋 杨悫所创，并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 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国难时(1126)，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1]
书院内景之一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病逝，学校一度关闭。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实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继承戚同文的办学事业。由他筹资三百万，增建校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大中祥府二年（1009），曹诚呈请朝廷，以学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曹诚为书院助教。从此，应天府书院便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书院。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更是“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应天府书院历经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应天府书院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应天府书院设置要求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时，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听学。
学者来自不同学派，晏殊、孙复、胡瑗均曾在应天府书院讲会，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时而引起辩论，学术气氛浓厚。
应天府书院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期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有残存的一些建筑。
范仲淹于天圣六年(1027)掌教应天府书院，应看作是北宋书院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