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迵
常迵
清华大学1935—1936年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1936—1937年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生。
1937—1940年 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0—1943年 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昆明无线电器材厂助理工程师。
1944—1945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获硕士学位。
1945—1947年 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获博士学位。
1947—1952年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副教授、教授。
1952—1958年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兼发送教研室主任，教授。
1958—1975年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基础教研室主任、教授。
1975—1991年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自动化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所长。
1991年8月8日 逝世于北京。
北京大学1927年，常迵进入本县长育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在扎实的诗书家学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他的知识和兴趣。课余他喜好登山漫游，家乡的山水陶冶了他的情操，山顶寺院殿柱上的对联“千里桑麻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他一直铭记在心。
1929年，常迵进北平私立四存中学（现北京八中）读初中。1932年，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现北京四中）高中理科。在此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看到流落街头的东北难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默默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送给他们御寒。目睹日本兵在闹市区横冲直撞、为害无辜，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为使贫弱的祖国富强起来、为使穷苦的百姓不受欺凌，一定要发奋读书，走科学救国之路。
1935年，常迵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他不顾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北平市警察的高压水龙头喷射封锁，奋勇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1936年，他转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七·七”事变以后，随校南迁，辗转到昆明就读。临行前，父亲嘱咐他“好男儿不患无家可归，患所以立”，激励他徒步踏上平汉线，开始了艰辛的继续求学之路。1940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其后，他在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和试制工作。1944年3月，他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钻研电子线路理论，获硕士学位。1945年3月，他转到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致力于天线理论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他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曾与学友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信，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师生的暴行。1947年10月，在他学成之后，毅然离开学习和生活条件优厚的美国，怀着献身事业的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回国之初，常迵执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他身着阴丹士林蓝布大褂，拿起粉笔、挽着袖子，走上讲台，主讲了电信方面的多门课程，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后来成立的无线电工程系打下了基础。1952年，常迵担任第一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主管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一方面从事无线电发送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编著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一次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精神。1970年，他被下放到江西鲤渔州农场。在艰苦的劳动中，他常以幽默的言谈和诗句，如“大雨落秧田，白花一片。敬告天公休捣乱，雨淋只当水洗面，愈下愈干”之类的口占小诗，来慰勉身旁的同志，为了缩小自己与农民在思想感情上的差距，在了解到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仅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吸烟钱数以后，他毅然戒掉多年的吸烟嗜好。1971年底，他离开妻子儿女，随系迁往四川绵阳分校。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仍然辛勤地教书育人。为了教好当时实际上只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的大学生，他坚持白天讲课，晚上编写、刻印讲义。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都可以看到他的宿舍亮着灯光，听到他刻钢板发出的沙沙声响。他就这样认真忘地工作，直到病倒才返回北京。
1975年以后，常迵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任教。1978年3月，他领导成立了属新兴学科领域的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室，设立了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专业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了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做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12月，他因年事已高而又工作繁忙过度，患脑血栓偏瘫在床上。人虽然病倒了，但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鼓舞他又站了起来。在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时光，坐在轮椅上出席学术会议，躺在病榻上著书立说，经常把有关人员请到病床前商讨国家、学校和教研室的科研与教育发展规划和设想，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在家中听取研究生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并给予指导。
1991年8月8日零点前后，辛勤工作了一天的常迵教授刚要入睡，突然觉得胸口闷、心里难受，他犹豫了片刻，推醒了身边刚刚入睡的夫人。然而已经晚了，药喂不进去了。医生赶到，救护车火速送往北医三院抢救，常迵教授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突然发作的心脏病带走了他，没有容他留下一句遗言。
在常迵求学和执教的几十年生涯中，不论是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岁月里，还是受病痛折磨的时期内，他的妻子始终如一地和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帮助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就。
信号处理在信号重构理论研究方面，常迵领导的课题组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信号重构是信号处理学科中研究在一定条件下只用部分数据或信息重构信号的基本问题，被广泛用于图象处理、语音处理和光信息处理等方面。常迵和他的同事及研究生证明了在一个松驰条件下，仅用幅度谱和一个端点即可重构有限长离散信号。在信号重构的算法研究方面，他们提出了“零点扰动法”和“三域迭代法”，解决了原有迭代算法存在的不收敛问题。他们还进一步把信号重构问题推广为半盲反褶积问题。即对信号方程ｚ＝ｘ＊ｙ（其中“＊”表示褶积运算），若已知ｚ及ｘ和ｙ的一部分，以此重构ｘ和ｙ，称为“半盲反褶积”。按已知条件的不同，他们把此问题分为线性问题和非线性问题，分别给出在典型情况下的求解方法。他们还把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地震勘探数据处理，取得了多项应用成果。
常迵是最早在中国倡导和开展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模式识别与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的前几届主任委员和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主席团的成员，他对推动中国模式识别学科的发展、学术队伍的壮大以及学术交流的繁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以来，他虽已年过花甲，但仍多次出席国际模式识别会议。在会上了解学术发展动态，在会下多方与国际上的著名学者交往，争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中国于1982年被正式接纳为这一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尽管常迵在这一学科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从不追求功名。为了提携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后辈，他主动辞去在国内外学术组织中的领导职位，为后辈尽快走上第一线创造了条件。
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任教期间，尽管年事已高且社会工作繁忙，常迵仍然坚持在教学实践第一线。一方面为研究生讲授“信息理论基础”课程，另一方面带领导师指导小组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审阅了大批校内外研究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并多次出席答辨会。在他的倡导下，实行指导教师集体负责制，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对研究生从选题、立论到成文都严格把关，在学术上，他要求学生养成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他们提出的学术概念，总是反复讨论，力求确切；对他们撰写的论著，从纲目到行文、从文词表述到标点符号的运用，都要再三推敲，力求无误。他谆谆教导学生，不仅要求知，而且要求解求实。对研究生选题，他不是事先指定题目，而是选出几十篇国内外最新的有关文献，让学生通过阅读，理出一连串深层次的问题，并跟踪检索出一批新的文献，使他们能在拓宽选题思路的基础上选定更恰当更有意义的论文题目。他的言传身教，使研究生一进入课题就受到良好的科学素质训练和培养。他还强调工科的学生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每篇论文提出的理论和算法，不仅要有合成数据验证，而且必须通过实际数据检验。80年代初期，他亲自率领师生深入生产实践第一线，到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石油勘探部门进行调研，并选择这一领域为信号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模式识别技术的应用背景，选出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提出了许多具有应用前景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为解决国家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高分辨率地震勘探”难题作出贡献。他领导的“地球物理信号处理与识别方法及应用”科研项目，获得了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上，常迥对学生也严格要求，教育他们要为民族自立、国家富强、使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献身。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博士点形成了一个有朝气、有理想、老中青团结协作、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先进集体，使研究生在这个学术思想活跃、思想作风正派的环境中既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好思想和好作风。1989年，这一博士点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首届全国高校教学优秀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常迥教授博学多才，德高望重，为人师表。他正直朴素、谦虚谨慎、待人诚挚的优秀品格，博得了在他身旁工作和生活的同志们的一致赞赏和敬仰。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期间，为给穷学友筹集路费，他卖掉自己的东西以救他人燃眉之急。在从海外回国之初，他这位“留洋”博士经常与师生们一起活跃在篮球和排球场上。当得知在四川绵阳分校工作的一名学生打坏眼镜时，他在北京为这位学生配好眼镜，买到工具书，并让自己的孩子赶往火车站托人捎去。为了几个数学上的疑难问题，他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亲自到北京大学应用数学教授程民德家登门求教；恰逢程教授正在接待别的客人，出于礼貌，他竟不顾自己高龄在门外站立达一个小时之久。他注重真才实学，不耻下问。对于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博士后，常迵亲自到宿舍问寒问暖，倾听这位年轻人的学术见解和管理意见，并及时采纳他提出的好建议。而在另一方面，常迵也曾严肃地批评过国内学术界某些人对外国专家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要求他们实事求是，不要盲目追随。在工作中，常迵勇于承担责任而不图虚名，主动辞去各种名誉头衔，积极扶持新人。在生活上，他也善于关心他人，每当诸如中秋等传统节日，他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会派人给他的研究生们送去月饼等礼轻义厚的慰问品。在他70周岁生日之时，他给围坐在身旁的数代桃李门墙朗诵喜爱的诗篇，表达他“老牛应识前程远，不用扬鞭也奋蹄”的老当益壮的心境，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希望。他说，为了后代不再遭受他在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中国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应该齐心协力，振兴中华。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坚持撰写关于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与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的文章，勉励后辈始终站在科学发展前沿，把眼光放在21世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激励下，常迵在无线电技术和信息科学领域勤奋钻研了几十年，也在讲台上耕耘奉献了几十年，他的业绩和贡献已被载入史册。1986年他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获“人民教师”奖章；199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荣誉奖。鉴于他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89年，美国传记协会（ＡＢＩ）授予他金钥匙奖。同年，他的事迹被收入该协会名人册（第三版）、英国国际传记中心（ＩＢＣ）的世界杰出科学家名人录和世界前五百名人册。
无线电信号2.常迵．半导体放大器．自然科学，1951，1（3）：189—197．
3.常迵．利用通用曲线设计他激振荡器的工作情况．清华大学学报，1956（2）：197—206．
4.常迵．分米波三极管振荡器的工作情况与振荡条件．清华大学306组工作报告，1959：1—29．
5.常迵．无线电信号与线路原理（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
6.常迵．无线电信号与线路原理（中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66．
7.常迵．有关沃尔什函数应用的几个问题．清华大学学报，1978（1）：68～81．
8.常迵，陈伟人．广义拉德梅克函数．应用数学学报，1985，8（3）：257—267．
| 陈太一 | 周炯槃 | 吕保维 | 陈涵奎 | 何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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