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
巴赫金
巴赫金他前期著作有《艺术与责任》、《语言创作的方法问题》等。1929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63年修订版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是他的主要力作，内中提出“复调小说”理论，为他获得世界性声望奠定了基础。30年代写成《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 。
他在1929年政治运动时曾遭到监禁和流放，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６５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研究工作。
１９４０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1945年起应邀到摩尔达维亚师范学院任俄罗斯和外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间同时进行他所称的“元语言学”研究。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１９６１年６５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后被编成论文集《美学和文学问题》和《语言创作美学》出版。
巴赫金１９１５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
１９１９年在涅维尔当中学老师
１９２０年在维捷布斯克教音乐史和音乐美学。
１９２3年因病辞职治疗。
１９２４年，去彼得格勒供职，按他本人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主要从事语言创作美学”。
１９２９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不经审讯被判５年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
１９３３年刑满。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
１９４０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
墓志铭1961年退休
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
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
狂欢
巴赫金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复调小说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巴赫金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应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
西方
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关各种理论当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两方面的依据，在史实上，因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发现实际上是由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人物来完成的，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罗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对话和小说理论作为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都承认受到过巴赫金的影响。在逻辑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结构主义者都面对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以来的同一问题——语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后期发展，后期的结构主义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现出和前期的结构主义的不同的理论面貌。
中国
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80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当然到现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已经比较全面，也有很不错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局限于巴赫金的理论本身，没有更多的顾及到巴赫金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力量，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尚待发掘。同时反过来看，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结构主义，在关注重点和理论视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何在，是一个可以值得开掘的话题。
巴赫金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据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她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而得来的。当然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不止在这个方面。
（一）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巴赫金把对话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和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且和其他“言谈”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及其结构之中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阐释对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间变化不定的功能和关系，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
巴赫金（三）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后期结构主义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给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对前期的结构主义明显是一种有意识的突破。
（四）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而正因为不可完成，突出了审美活动的“事件性”特征，作者不是创造文本而是参与文本这一事件，因此审美的意义是不断生成的，没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垄断。“未完成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成了文本的开放性，文学是一种设问活动，没有谁包括作者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作家只能给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就是这样循环地自我实现的，它的意义的不是静态的而具有了动力学和发生学的特征，未完成性的和动力学性质的美学都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地位。
以上几条线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结构主义在理论观念上某种程度的亲近性，其实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必定带有其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不能说是巴赫金的理论完全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变化和特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和后结构主义在哲学和美学上很多时候面对了同一问题，并且呈现了相似的理论思路，还有不能忽视的也正如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确实实借鉴了巴赫金的许多思想资源，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广博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巴赫金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后期的一些突出的变化。 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和后期结构主义的努力表明了一种把文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结合起来的理论方向，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它的中心视点，这是理论创新和独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语言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一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心视点以外的东西，现在的文论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期一些有益的变化对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一点重要的启示。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 （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 | 《小说中的词》 （出版于1975年） |
| 《弗洛伊德主义》 （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 《文艺学的形式方法》 （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 |
|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 （1940） |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 （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f7079010005o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