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
gōngrén yùndòng
工人方面通过工会的手段而采取联合的有组织的行动,以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欧洲历史上三次工人阶级运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主要表现是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的新特点，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斗争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则从反面提出了创立科学的革命理论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社会经济前提：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825年，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首先在英国）
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三大思想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
主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
诞生的标志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①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
②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肯定共产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
③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共产主义。
影响
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自从有雇佣劳动者以来－－这就是说，早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很久以前－－就有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例子。这并不是那些「提倡阶级斗争」的人进行颠覆活动所造成的。相反，先有阶级斗争的实践，然后才产生阶级斗争的学说。
一、无产阶级初级的阶级斗争
雇佣劳动者最初的阶级斗争风潮总是为了三种要求:
（A）提高工资，这是在劳资之间重新分配社会产品而使工人得利的直接办法。
（B）减低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这是另一种改变劳资所得的对比使工人得利的直接办法。
（c）集体组织的自由。雇主身为资本和生产数据的所有者，一切经济权力都是对他有利的，工人只要还是为了得到工作而互相竞争，就没有力量同雇主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比赛规则」是纯粹对资本家有利的：资本家可以随意把工资定得多么低，工人都不得不接受，因为怕失掉工作，也因此失掉生活数据。
工人全靠停止互相之间的竞争，集体地同雇主对抗，靠拒绝在不可接受的条件下工作，才有机会在同资本家斗争中得到好处。经验很快教会他们：如果他们没有集体组织的自由，就没有武器来反对资本家的压迫。
无产阶级初级的阶级斗争，传统上是采取集体拒绝工作的形式－－这就是罢工。史官曾记载下古代埃及和中国的罢工。还有埃及受罗马帝国统治时候的罢工记载，尤其是公元第一世纪的。
二、无产阶级初级的阶级觉悟
罢工组织一定含有某种程度（初级）的阶级组织的意味。这尤其暗含着一种思想，就是，每一个雇佣劳动者的利益都靠集体行动决定；它提出阶级团结的解决办法，反对个人的解决办法（企图增加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其它雇佣劳动者的收入）
这种思想是无产者阶级觉悟的初级形式。同样，雇佣劳动者在组织罢工时本能地学会一定要设立救济基金。救济基金和互助计划还可以稍微减少工人阶级生活的无保障性，让无产阶级能够在失业等时期保卫自己。这都是阶级组织的初级形式。
可是这种觉悟和工人组织的初级形式，并不包含觉悟到工人运动的历史性目标，也不包含了解到工人阶级需要独立的政治行动。
最早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形式，是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极左翼里面产生出来的。在法国革命中，巴贝夫的平等派的阴谋活动出现在雅各布宾党的极左翼。这是最早设想到共有生产数据的现代政治运动。
同一时期在英国，工人成立了「伦敦通讯社」组织响应法国革命的运动。这个组织被警察压碎了。可是到了拿破仑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极左翼又产生一个普选权同盟。这个同盟的主要成份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工业区的工人。一八一九年彼得卢大屠杀事件后，工人运动加速脱离小资产阶级激进运动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运动了。这令宪章运动能够在不久以后出现，成为最早的要求普选权的基本上属于工人的组织。
三、空想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初级的工人阶级运动，大多数都由工人自己来领导，这就是说，领导人是些自学的人，他们一般都对历史、经济和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很天真的看法。而这些问题本来是不经过全面慎重的科学研究就无法考察得清楚的。所以这些运动大体上是靠着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进步的边沿来发展的。
反过来，那是最早的伟大的空想著作家－－穆尔（十六世纪的英国大法官）、康帕内拉（十七世纪的意大利著作家）、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十八十十九世纪的著作家）－－的努力，却是属于当时的科学进步的范围里面。这些著作家致力于集合他们那时代的一切科学知识来提出:
（A）对社会不平等的尖刻批评，尤其是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那种不平等（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B）组织平等社会的计划，以共产制度为基础。
由于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工作，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先驱者。可是他们的学说体系有下列的弱点:
（A）他们所梦想的社会是当作一种理想提出来的，打算靠人们的了解和善意一下子建造成功（由此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这名词）。所以这理想社会同历史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没有关系，
（B）他们之解释社会不平等在甚么条件下出现，又在甚么条件下可以消灭，是没有充份的科学性的，只根据次要的因素（暴力、道德、金钱、心理、无知等），而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出发，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交互作用的问题出发。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共产党宣言
正是在这两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年）里，尤其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里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决定性的进步。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的觉悟同科学理论在最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首先发现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家梯叶里和基佐那样的资产阶级著作家已经知道了的。可是马克思用科学方法说明了阶级的起源，阶级发展的原因，指出了全部人类历史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实，尤其是说明了在甚么物质条件和知识条件之下，社会阶级的划分可以让路给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
他们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来临准备条件，准备那些可以保证新社会胜利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个胜利再不显得是人们的梦想和愿望的简单成果，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成果，是实际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共产党宣言因此代表了无产者阶级觉悟的更高的形式。它教导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成果。它教导工人阶级：必须斗争不但是简单为了提高工资，而且为了废除工资制度本身。最重要的是，它教导工人阶级：必须建造独立的工人政党，用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治行动来把他们为了经济要求所做的行动彻底完成。
所以现代工人运动是由工人阶级初级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所达到的这个最高形式）融合起来而诞生的。
五、第一国际
这个融合是一八五○年代至一八八○年代之间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个发展的最后产品。
除了德国（那里有马克思所领导的那个不大的共产主义同盟）以外，工人阶级在一八四八年各国革命中没有现身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它到处都追随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后面。在法国，它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流血事变中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可是没有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布朗基所组织的那些革命小组可以算是一个独立政党的核心）。经过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那些反动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国家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互助社，只有德国是例外。德国的争取普选权的鼓动，让拉萨尔能够组成一个工人政党。就是德国工人联合会。
经过在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和他那一小群信徒才真正同那时代的初级的工人运动融合起来，为欧洲多数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党作好准备。不管看来多么不合理，事实上并不是各国的工人党集合起来组成第一国际。反倒是第一国际的成立才使那些拥护第一国际的地方组织和工团组织在全国的范围结合起来。
第一国际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崩溃了，但工人先锋份子仍旧明了需要有全国性的组织。经过初期几次的失败后，社会主义的党终于在一八七○年和八○年代以当时的初级的工人运动为基础而确定地成立了。只有英国和美国是例外，当时在这两国，社会主义的党比起那已经强大了的工会运动是靠边站的。在英国，到了二十世纪才以工会为基础创立了工党这个群众党。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党今天还是工人运动最重大的任务。
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更确切了：工会、互助社、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某种程度之内彷佛是资本主义。
六、工人运动的各种组织形式
社会里阶级斗争的自发而且不可避免的产物，至于哪种形式首先发生，却要看传统和国民特性。
不过，合作社却不是阶级斗争的自发产物，而是欧文和他的同志所提倡的结果。他们一八四四年在英国罗彻代尔创办了第一个合作社。
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性是真实的，不光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学校，训练工人阶级管理经济，还因为它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准备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分配的问题。可是它同时含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性，就是会走上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同资本家的商店作经济竞争的歪路，这种竞争只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惨重的损失，尤其是大大伤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性。
七、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集合了现代工人运动的起源和萌芽中的一切派别。它诞生于自发的群众运动。而不是根据一个工人党预先精心制作的计划或纲领产生的。它证明工人阶级自然倾向于超过纯粹经济斗争的阶段－－巴黎公社的直接起源很显著地是政治性的：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资产阶级被指为想把巴黎市交给包围着该市的普鲁士军队－－同时一直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趋向夺取政权，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巴黎公社表现出工人阶级自然倾向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更高级的形式。它还证明:
只要没有一个自觉的革命领导，则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能够表现出来的非常英勇的精神还是不能够保证它得到胜利。
2008年3月19日和10月21日，希腊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期间也有大大小小的多次罢工），这两次罢工的人数分别达到了300万和250万（希腊全国人口1100多万，工人约占500多万）。
希腊工人罢工所展现的工人运动新特点
从罢工过程的参与主体看——罢工的领导者与主力军大体上相同，既体现了工人运动的一般性特点，也体现了希腊工人运动的新变化。3月19日罢工的领导者是希腊工人阶级的最高领导者——希腊全国总工会，10月21日罢工的领导者是希腊工会组织中的两个最大工会——全国劳工总会和全国公职协会。虽然两次罢工的领导机构层级有所差别，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在罢工中起的领导作用及其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是相同的。工会在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地位没有变，其组织领导作用不可替代。正是在工会的领导下，希腊的工人阶级才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奋斗。参与罢工的主力军的范围也非常广，前者是公用事业部门和工商企业员工，后者则包括了所有公共部门。其中，公共事业部门的人员一直是罢工的一大主力，这是希腊罢工的一大特色。
从罢工涉及的主要内容看——罢工涉及的内容广泛、种类繁多，但是政府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一直是重中之重，是历次罢工运动的主线。
从罢工的进行方式看——罢工主要是采取非暴力的方式，目的是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使之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方向发展。每当政府出台或修改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时，罢工是最容易出现的。这时的希腊犹如在火山口上，罢工是一触即发。
从罢工的矛头指向看——面对危机，希腊政府的态度冷淡、处置不力，透出了对广大人民利益的漠视，引起人民内心深处的不满，是罢工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心理诱因。在希腊政府应对罢工的态度中，一方面，正面的应对常常是不得不为之；但是另一方面，“漠视”罢工也成为了希腊政府为政的一个明显特点。之所以“漠视”，是因为其中有些罢工确实恰到好处，如3月19日与10月21日的大罢工，恰恰在政府相关的决策拍板之前，针对性极强，让政府觉得脸红。同时，希腊的罢工次数之多，早已超过了政府的虚心接受能力和重视程度。
希腊大罢工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能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从负面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高低起伏，没有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的加深，没有了工人阶级所处境遇的不断恶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将会被消磨殆尽，不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斗争性、组织纪律性特质的充分发挥，从而使自身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境地而不可能获得解放，这反倒不是好事情。
希腊两次大罢工涉及的行业广、范围大、人员多，对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罢工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他的正面效果更加不容忽视。罢工对希腊国内以及国际工人运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大收获。大罢工使当权的希腊保守党政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得不重新考虑希腊工人阶级的反应和要求，不得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即便是为了缓和矛盾和可能的危机。罢工也同样使西方社会，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待遇问题做出慎重的考虑或调整，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态势做出客观的评价。
发生在希腊的全国性大罢工，无疑是世界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对于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希腊工人运动体现出的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可能停止，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调节劳资关系，只要资本的本质不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不可避免。虽然在当今全球化的大形式下，工人运动形式不像20世纪早中期那样鲜明，但其潜在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势头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惧怕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当今世界连绵不断的罢工中得到了新的展现，是当前强资本弱劳工局势下的一种努力转变的尝试，可以把它看作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未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将不可避免的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各个国家的工人采用新的方式联合，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自由，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而斗争，是可能的，即使不一定采用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的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工人阶级的处境]这一时期的工人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类是传统行业的工人，如印刷工、制鞋匠、钟表匠、裁缝、家俱工、石匠等，他们有专门技能，工资比一般工人稍高，受教育程度也在工人平均水平之上，因此阶级觉悟较高，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骨干成员往往来自他们中间。另一类是现代大工业中的工人。他们之中很多人来自农村，大多没有文化，很少专业技能，被资本家当作会说话的机器。但是，大机器生产造就了他们的集体观念和守纪律习惯，因此，战斗力很强。还有一类工人，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有的尚有少量土地，亦工亦农。帝国时期，工人人数大约增加10%，总数达300万，其中女工和童工约占50万。
工人们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无权地位，常常遭到歧视和冷落。没有结社罢工的自由，劳资纠纷中，雇主光凭言辞即可取信法官。每个工人必须备有“工人手册”，上载雇主对工人的评语，被雇主注有不好评语的工人就很难另找工作。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常常受到密探和工头的严密监视，稍有不慎，即遭罚款和监禁，有一个工人因房租涨价，一气之下讲了吊死房产主的话，即被判处4个月监禁。
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名义工资平均增长17—30%，实际工资增长了约10%。但工人的绝对收入仍很低微，而且深受物价上涨之苦。在巴黎，男工平均日工资3—5法郎，女工仅为男工的一半；在外地，如里尔地区，男工日工资2.5法郎，女工最高为1.5法郎。一个男工的全年收入因行业而不同，大致在900—1500法郎之间，而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支出需要1700—1900法郎，其中房租约占年工资收入的1/3，所以，一个人工作的家庭，就入不敷出；不少妇女为了生计被迫卖淫。工人中赤贫现象十分普遍，1866年，仅官方注册的乞丐，在巴黎就达12万多人。
工人的工时很长。1848年9月法令曾规定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实际上资方往往迫使工人超时劳动。里尔地区工人普遍每天劳动13—15小时，个别行业竟达18小时。工作条件十分恶劣，铁路公司还规定，即使在夏天，烈日当空，中午就餐也不许离开路面。工厂里安全设备奇缺，资方对工伤却不负任何责任。
[工人运动的复苏]由于1848年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遭到残酷镇压，加之帝国初期拿破仑三世的高压政策，工人运动出现较长时间的沉寂状态。即便如此，法国工人为提高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仍接连不断。这些斗争虽规模不大，但次数频繁。据统计，1852年举行的工人罢工有36次，1853年为109次，1855年达168次。到60年代初，法国工人不仅为改善经济条件，也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形势。
1862年，巴黎印刷业工人举行罢工，并上书拿破仑三世，要求定期和资方谈判工资待遇，同时要求建立工会联合会。工人群众重新提出建立工会的政治要求，把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总代表。同年，拿破仑三世为了笼络工人以对付力量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同意选派200名工人代表赴伦敦参观国际博览会。然而法国工人代表把这次参观变成和英国工人阶级交流斗争经验的场所，使拿破仑三世的政治阴谋完全落空。1863—1864年间，英法两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波兰民族起义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拓宽了视野，提高了阶级意识。在1864年补缺选举中，巴黎工人第一次提出了本阶级的候选人参加立法团议员竞选。2月17日，工人们在《国民舆论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六十人宣言》，指出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阐明提出工人候选人的意义，强调“工人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议会中应当有工人代表，强调工人有权参与国家政权的活动，并“要求最起码的经济改革”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尽管《六十人宣言》充满着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它毕竟是引导无产阶级重新走上独立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使法国工人摆脱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监护，重新登上独立政治斗争的舞台，成为工人运动新高涨的标志。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法国工人仍然在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领导下活动，这两派理论上虽有错误，但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六十人宣言》就是由蒲鲁东派发起的，在宣言上签名的托伦、利穆津等人，还为在法国建立国际支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曾作为法国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1864年9月28日在英国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的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回到巴黎后，他们立即筹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并于1864年12月底在格拉维里埃街44号开设办事处。接着，用法文出版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正式成立第一国际巴黎支部。1865年6月，巴黎支部改组，建立了有瓦尔兰、卡梅利纳、马隆等十七人组成的支部委员会。不久，里昂、亚眠、南特、卢昂、里尔、圣太田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国际支部。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组织在法国迅速发展。为加强领导，1870年春天，各地的支部先后组成巴黎联合会、里昂联合会、马赛联合会和鲁昂联合会等四个地区性组织。第一国际在法国卓有成效的活动，使法国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法国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也获得了可喜的进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蒲鲁东派内部逐渐分化为左右两派。右派代表托伦渐渐走向反面，最后背叛无产阶级而投靠了反动派。左派代表瓦尔兰在实践中认清了蒲鲁东思想的危害而日趋靠拢马克思主义，成为法国工运中的著名活动家，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主张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并反复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瓦尔兰及其战友们的活动，促进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拥戴。
60年代后期，法国工人的罢工浪潮不断高涨。1867年1月，巴黎铜器工人互助会会员5000人举行历时2个月的大罢工，迫使厂主作出让步。8月，巴黎成衣工人举行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并实行计件工资，随后又从4月1日起举行罢工，这次罢工还得到了国标工人组织的资助，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1868年以后，工人阶级联合组织不断涌现，至1870年，各地相继建立起67个工会联合会，其中1869年建立的“巴黎工人社团联合会”影响最大。制帽业工人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尽管帝国政府加强镇压，甚至动用军警对付工人罢工，如在1869年6月圣太田附近的一次罢工中，反动军队枪杀了13名工人，另有9名工人受伤，但罢工斗争持续高涨，帝国最后两年中，工人罢工达188次，参加者近13万人，罢工斗争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引起帝国政府极大恐惧。1867年12月、1868年3—5月以及1870年6月，政府先后三次对国际支部瓦尔兰、弗兰克尔等近40位领导人，进行审讯，判处3个月至2年监禁。然而，被告们把帝国法庭变成了宣传国际思想的讲坛。工人活动家弗兰克尔在其辩护词中严正宣告：“国际协会已是扎根于一切国家的大树，企图砍去它的某一树枝来使其枯死，实是幼稚可笑的……，各国无产者的联盟是既成事实，任何力量也不能分化他们”。尽管政府破坏了国际巴黎联合会，但国际会员在群众中播下的火种不会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更为激烈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惊人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因此，英国工业生产得以迅猛增长。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200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45590万磅。生铁产量1720年为25000吨，1840年增至139640吨。煤产量1770年为260万吨，1836年增至3000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由于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工厂越建越多，生产规模大了，工人人数多了，实现了大批生产。在手工工场时代，与手工工场并立的是行会手工业作坊。在工厂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作坊逐渐地被挤垮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终于取得了统治地位。
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在手工工场时代，工人大都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在劳动之暇从事耕种。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剥夺了他们最后一点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因为破产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于是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工业革命不但产生了工人阶级，而且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在工厂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他们跟随着机器运转，而失去了劳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工作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的采用，也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21.9万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于是工厂主竭力压低工资。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先令6便士，1825年又下降到25先令6便士。
在工人住宅区，房屋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在英国，有的工人家庭祖孙三辈人挤在一间矮小的房屋里。兰开夏有的工人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有两条脏床单。”以法国里昂工人为例，他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8小时，得来的工资还不能换取一磅面包。
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破坏机器的斗争方式，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觉悟很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机器运动最早发生在英国，当时称作“卢德运动”。
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在英国，19世纪初就出现工人的组织，并且争取到工人的结社权利。到处都出现工会组织。工会领导了1825年开始的罢工斗争。
工人阶级还用武装斗争去反击资本家的剥削。在19世纪前半期最著名的工人起义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丝织业中心，30年代初，这里的丝织工人已有9万人之多。工人受到资本家敲骨吸髓般的榨取，劳动繁重，工资微薄。1831年11月21日，工人开始罢工，到23日就发展为武装起义，武装工人控制了全城。起义坚持到12月3日，被政府军队镇压在血泊里。1834年里昂再次爆发了工人起义，结果又失败了。
西里西亚是德国的纺织业中心，是亚麻布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纺织工人一面受到厂主的日益加重的剥削，一面还须向封建地主缴纳所谓“纺织税”。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工人们饥寒交迫，不胜其苦。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纺织业重镇——彼得尔斯瓦尼达渥的织工们在企业主茨凡奇格尔的住宅窗下唱革命歌曲，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此事成了织工起义的导火线。翌日，愤怒的工人起来战斗，他们的武器不过是斧头和石块，因而敌不过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轰轰烈烈的起义也归于失败。
但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工人运动中，表现出高度觉悟、高度组织的是英国宪章运动。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他们志得意满，进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1832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结果一无所得，政治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他们决定掀起一个争取工人选举权的运动。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背景。
但是，工人阶级之发动宪章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
工人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 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实践，工人阶级也逐渐自发地感觉到，大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和产品实际上都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所以自然地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像大工业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工人靠单个的或少数人，永远也无法取得掌握这些大企业所有权的地位，工人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为工业生产的主人，只有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们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自觉的要求和理论。在工人阶级的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1831年元旦）中，工人宣布其政纲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人们是中间和上层阶级的支持者，他们是生产过程中的神经和灵魂，因而又是国家的神经和灵魂。”但与此同时，此文又宣布工人将和自由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
整个来看，这时工人阶级的觉悟表现为下列一些特点：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大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也认识到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在大工业制度下争得应有的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提不出独立的纲领和目的，所以就只好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常被资产阶级鼓动人心的宣传所迷惑。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斗争中，工人阶级就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行动的。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 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议会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有少数工人在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这表现在：有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从而提出不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要开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伦敦“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贫民卫报》上有一篇文章，就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一个纺织工，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该报主编布朗特尔·奥布莱恩。
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第二个新的因素是关于大罢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认识到，工厂是由工人开动并进行生产的，如果工人一 齐停止工作，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将是很大的威胁。在《贫民卫报》周围的工人中，有人在1832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就发挥了这样的见解。
第三个新思想因素，是一部分工人开始从信任议会依靠议会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认为议会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使他们大为失望。在不满、愤怒之余，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也不能跟着资产阶级只为争取议会选举权而奋斗，而应该找一条工人阶级的独立道路。
以上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大罢工、摆脱议会民主的幻想等都是工人阶级思想中的新因素，也是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逐步萌发出自觉意识的表现。
1832—1834年的立法和政治斗争 围绕着议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对英国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他们在激烈的斗争实践中，思考并了解到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及其领导人，开始试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有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原来工人中曾存在着一种自然权利的思想，即“适当的工作，应获得适当的工资”。但是经过1832—1834年几年之间的斗争，有些工人已认识到，在现存地主、资产阶级当权的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一部分工人的报刊已发表一种论点，即阶级斗争是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在当时的工人报纸《先锋报》、《危机周报》中就登载了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
1832年议会改革后，由于选举权的扩大，新当选的议员中，辉格派占了多数。当权的统治阶级一心一意为本阶级谋利。虽然新选出的议会在1833年也通过了一些改善工人状况的立法，如工厂法，禁止除丝织工业之外纺织工业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从1835年起，13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禁止童工做夜工等。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议会仍然对工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待工会的态度和它在1834年制订的济贫法上。
自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1825年颁布了新的结社法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特别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工人发现自己在改革运动中受骗了，所以就回过头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人自己的组织上，工会运动发展更快。1834年2月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几乎包括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会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万人。工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进行镇压，将一些工会会员逮捕。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也配合政府对工会会员进行迫害，并威胁工人不准参加工会。1834年在多塞特郡，有6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了不合法的宣誓誓词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一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工人纷纷集会表示抗议。在一次伦敦的抗议示威中，有10万群众参加。工人们对议会改革后的新政府的反工人的真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当时英国工人中把辉格派称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派”。
1834年8月议会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对刺激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新济贫法代替了1631年通过的，以后在1722年、1782年、1795年陆续补充的旧的济贫法。旧的济贫法，使资产阶级每年大约负担700万镑巨款，用这笔巨款对贫苦无告者施以救济，这样既增加资产阶级的负担，又影响工厂的劳动力来源。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改变这种规定。新的济贫法规定设立劳动院，领救济金的人必须到劳动院参加劳动才能领取。同时劳动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院外任何地区。领救济金的人到了劳动院以后，父、子、夫、妻等一家人都要分开居住。劳动院中的恶劣条件和监狱差不多，工人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新济贫法的起草人和这个法案以后的主要执行者艾德温·查德威克在谈到劳动院时说道：“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金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约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之外，不会来请求救济”。这样的劳动院，自然受到工人强烈反对。新济贫法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1837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骚动。许多劳动院被捣毁，有些执行新济贫法的人的房屋被焚烧。所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新济贫法未能推行下去。
1837年英国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趋恶化，不满情绪更为增长。工人们纷纷提出要求新的议会改革，反对新济贫法，要求10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会权利、出版自由等。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全国工人的运动统一起来，并制订出一个各方面都同意的统一纲领。同时，工人通过以前的斗争已经认识到，当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机构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无法达到的。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够争取工人的解放。
这样就产生了宪章运动。
三、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
“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1836年6月，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其宗旨是：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种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该会于1837年2月28日在海滨的皇冠和铁锚酒家开会，提出了一个包括6点要求的请愿书，当场有3000人签名表示赞成。5月和6月间，“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和议会中的一些激进的议员在一起开会，大家同意根据6点要求起草一个文件，由洛维特负责执笔，这就是“人民宪章”。宪章交普莱斯及其他有关人员审阅后，于1838年5月8日公布。
与此同时，5月间伯明翰的“政治联盟”也发表了它的关于议会改革的国民请愿书，内容除第五点外，几乎和上述6点要求完全相同。
“人民宪章”的6点要求是：（1）凡年满21岁，精神健全的男子（目前因犯罪而坐牢者除外），都有选举权。（2）无记名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可充分地自由运用其投票权。（3）议会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的限制，以便使各选区得以选举他们最爱戴的人。（4）议员应支付薪金，以便使当选议员的人能离开原来的职务，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利益服务。（5）平均分配选举区。按照各地区选民的人数分配代表名额。（6）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另外，“人民宪章”中也包含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取消谷物法，保障企业家“应得之利润”等。不过，“人民宪章”的核心内容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776年已为激进派卡特莱特首先提出，以后又有科伯特等人不断为之斗争。而“人民宪章”和以前的要求所不同的是：它是由工人阶级独立提出来的，同时，对工人阶级来说，这6条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它实现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和第一个步骤。
不过，宪章派人士中对如何去实现这些要求，却没有明确的主张，以致后来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839年宪章派的国民公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引起各地工人的热烈响应。很多地方的工人召开大会表示对宪章的支持。当时由于白天工人要上班劳动，所以就改在晚上开会。开会时熊熊的火炬照红了夜空。政府对此非常恐惧，于1838年12月下令禁止夜间的火炬游行和集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宪章主义者就筹备召开了一次国民公会，所谓“国民公会”（Convention），是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所使用过的一个名词。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的伦敦通讯会社、1817年的汉普顿俱乐部都曾用过这个名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对国民公会的含义作过清楚的解释。不过，这个名词本身使人联想起过去的革命，人们知道这将是一种比现存的议会更为民主和更能代表人民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究竟起什么具体作用，人们的理解却不一致。
1839年2月4日，第一届宪章派的国民公会在伦敦召开了。与会者对国民公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它只是一种会议，它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宪章派的力量去争取议会通过“人民宪章”。另一种则认为国民公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将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还有很多宪章派只把注意力放到促成国民公会的召开，至于它以后将起什么作用，要留待以后去解决。
国民公会中宪章派的分歧 由于对斗争和策略的意见分歧，宪章派中分为几个不同集团。通常将他们分为“道义派”和“物质力量派”，这样的称呼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可以将它分为左、右翼和中间派。
左翼，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物质力量派”。这一派人主张，如果议会不采纳人民宪章的要求，就将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这派的主要领导人为布朗特尔·奥布莱恩和裘利安·哈尼。实际上，奥布莱恩的政治态度有时也发生动摇。只有哈尼是真正坚定的左派。哈尼（1817—1897年）出身于一个水手家庭，当过印刷工，后为记者。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斗争；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他对“伦敦工人协会”中的一些领导人甚为不满，认为他们只宣传消极的顺从，不能完成工人斗争的使命。1838年他与洛维特分裂，退出了“伦敦工人协会”，另与奥布莱恩等共同创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吸收低薪工人参加，并出版自己的报纸。
右翼，即通常所谓的“道义派”。这派人主张用和平的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方式来争取实施宪章，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洛维特。另外，阿特乌德等人也支持这派的要求。
中间分子。这一批人忽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忽而又主张用暴力的方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奥康诺说：“可能的话我们就采取和平方式，必要的话，我们就采取暴力。”
三派在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领导权掌握在洛维特等人手中，所以决定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
宪章派内部的分歧和宪章派的社会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在参加宪章派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以里兹为中心的北部及中部的纺织工人。第二部分是高薪的熟练工人。第三部分是大工厂的工人。以上三部分人由于在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组织性、战斗性及政治认识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及他们的领导人，对宪章运动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1839年5月，在国民请愿书上签名者已达20万人。宪章派决定将请愿书递交给议会。6月14日重达50公斤的请愿书被放在一个用彩旗装饰起来的长担架上抬到了议会。但是7月12日议会在讨论请愿书时，以235票对46票将之否决。消息传出，国民公会讨论对策，决定在8月12日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示威。7月15—17日，伯明翰的工人占领了该城。其余许多城市，也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是宪章派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且也缺乏充分准备。7月22日奥布莱恩提议取消总罢工。接着国民公会休会。8月底复会后，各派互相指责，未作出实际决定。9月14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宣告自行解散。
部分物质力量派在失望之际，成立了一个秘密集团，其中有南威尔士的代表约翰·福洛斯特、约克郡的彼得·布塞、北方各郡的代表约翰·泰勒。他们决定武装起义。11月3日起义在新港爆发，由福洛斯特率领的数千矿工，在雨夜中袭击新港，以营救被囚禁在新港狱中的宪章派领袖亨利·文森特。但政府事先接到了叛徒的告密，将起义队伍击溃。福洛斯特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福洛斯特被判死刑，后在各地群众抗议之下，改为流放。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被判18个月徒刑，另有450名宪章派人士被捕。
新港起义是宪章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的失败，宣告宪章运动最初阶段的结束。
四、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宪章派的领导人鉴于前一阶段的失败原因之一是组织涣散，所以就着手调整并加强组织。1840年春，全国各地的宪章派组织改组工作大致完成。许多宪章派组织着手选举代表到曼彻斯特，筹备全国性的组织。7月24日全国32个城市和地区的代表在曼彻斯特通过决议，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它规定，加入这个组织者必须填写志愿书，表示赞成宪章运动的原则，领取会员证，交纳会费，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可以说，“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
曼彻斯特全国宪章协会建立后，各地也按照计划纷纷成立各地方的宪章协会。至1841年2月底，约有70个城市建立起约100多个宪章协会的分会。与此同时，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像斯蒂芬斯、斯特基等退出了宪章运动，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全国宪章协会的宗旨。原来宪章运动中的右翼领导人洛维特也拒绝参加全国宪章协会。
宪章派与反谷物法同盟 当宪章派的国民公会1839年在伦敦开会的时候，反谷物法同盟也在伦敦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反谷物法同盟是工业资产阶级针对抬高粮价、削弱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力主取消谷物进口税的组织。它主张自由贸易的放任政策，以降低工业原料的价格，实际上也企图引诱工人群众脱离宪章运动。1840年反谷物法同盟召开了200多次群众会议，递交了763件请愿书。他们宣传说，只要废除谷物法，就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宪章派的全国宪章协会同反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认为：“废除谷物法并不错……当我们获得了宪章之后，我们一定要废除谷物法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要求宪章的活动，而去帮助那些自由贸易者，他们可不会帮助你们去争取宪章。”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再受反谷物法同盟这些“中产阶级”的欺骗。
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与宪章派运动同时分别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人士曾脱离宪章运动而转到反谷物法同盟方面去，直到1846年谷物法被取消为止。
第二次请愿书（1842年） 1840—1841年，在宪章派的全国范围的抗议和营救之下，被逮捕的宪章派领袖相继获释，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42年夏，宪章协会的会员已达到48000人左右。
1842年春，宪章派提出了一个新的第二次请愿书。这次请愿书与第一次请愿书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也提出了社会经济要求，也就是“刀子和叉子”，即饭碗问题。其中提出了人民宪章中原有的6条要求，并列举了英国现存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指出现在的英国议会“仅仅代表某些党派，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的贫穷、痛苦和意愿则漠不关心”，此外还揭露了英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情况；“女王陛下每天收入和个人用款164镑17先令10便士，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天每人的收入则不到4便士。”同时，请愿书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待遇低下，劳动时间“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及工厂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它要求，“选举权的、纸币的、机器的、土地的、出版物的、交通工具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权应取消，而垄断权的取消还不能使工人摆脱穷困，要使工人摆脱穷困，还必须使人民拥有一种能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力，也就是政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有330万人，它在1842年5月被送交议会。由于请愿书有6英里之长，必须切去一段之后，才能送进议会大厅，所以送到议会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在议会讨论这个请愿书时，大多数议员反对，结果以49票赞成287票反对而被否决。议员马考莱在发言中表示反对请愿书中关于普选权的要求时说，普选权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威胁。这种说法，和1647年在普特尼辩论会上，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关于普选权的理由如出一辙。罗素勋爵也反对普选权，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很复杂，财产的分配很不平均，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在维护社会完整方面最有效的制度。”
1842年大罢工 议会对第二次请愿书的否决，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抗议，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从7月底到8月初，宪章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运动的中心是曼彻斯特。8月12日曼彻斯特工会在致兰开夏劳动者的呼吁书中，号召进行斗争，并且不能仅仅为了工资，而是要争取通过宪章。在许多工厂，工人实际上成了主人。
英国政府惊慌失措，8月12日任命惠灵顿公爵指挥武装部队，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8月15日内务大臣詹姆斯·格雷罕姆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表示严重不安。稍后，他在下院发言时说，1842年是痛苦的和可悲的一年，是危险最大的一年。
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宪章派领导人始料未及的。宪章派领导人在临时召集起来的曼彻斯特会议中，虽然发表宣言，宣称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变成法案为止，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包括奥康诺在内的宪章派领导人，害怕罢工可能发展成为起义。8月27日，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北部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
罢工的工人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终于在1842年9月遭到政府镇压。以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在英格兰逮捕了大约1500人，其中约100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劳役。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年宪章派失败之后，一连数年间宪章运动处于低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宪章派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和当时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关。从英国工人运动和一般政治历史来看，4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已开始向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要求发展，但是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旧未摆脱原来的激进主义路线。英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形势，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的稳定时期。1846年自由贸易派取得了胜利，谷物法被取消了；1847年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30年前欧文主义者所争取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势将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缓和的活动方式所代替。
在上述的环境下，当1842年第二次请愿书被否决连同总罢工也遭到失败之后，宪章派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这时只有少数左派人士在哈尼和琼斯的领导下，继续主张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他们与侨居伦敦的外国革命者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1845年9月），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宪章派的原则。但是其余大多数宪章派人士则认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使议会接受宪章派的要求，只有暂时退却，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和准备。洛维特等人因而转到教育工作方面去了，另有一些宪章派人士走向了自由贸易运动，而奥康诺则试图另寻出路。
早在1843年，奥康诺提出了一个土地计划，企图用恢复小农制度的办法来解救失业的或在业的贫穷工人的困苦。1845年4月，宪章派集会于伦敦，会上通过了奥康诺的计划，决定成立一个土地合作协会，后改称“全国土地公司”。该组织的宗旨是：购买土地，使贫穷的工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因为工人有土地可种，是摆脱资本家剥削的最好办法。但是该组织也提醒工人：必须迅速争取议会通过宪章，因为土地协会只能解决局部现实的问题，而实现宪章却能使这个土地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根据奥康诺的计划，1846年在里奇曼沃思附近的苍鹭门建立了奥康诺村，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使宪章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刚开始时，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工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小生产者转变过来的工人的拥护，1846年9月，就有6000人购买了约1万份股票；1847年11月，又有42000人购买了股票，土地公司筹措到8万镑资金。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终于在1848年破产。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显然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的愿望。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奥康诺村”的居民每人有自己一份土地，除了交一部分租金给土地公司外，其余都归自己所有。而欧文在王后林所建立的共产村，理论上是每个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五、1848年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复兴 当奥康诺醉心于建立小农制的土地计划时，宪章派中的哈尼和琼斯仍在为他们原来的主张坚持斗争。1847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宪章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奥康诺在这一年当选为议会议员，这是宪章派唯一的一次当选，它对宪章派争取在议会通过人民宪章的活动，起到了鼓舞的作用。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全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工人们在新拟订的请愿书上踊跃签名。在1847年11月和12月，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哈尼和琼斯以及其他一些宪章派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英国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下院的代表只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而英国有6/7的成年男子却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之际，1848年春，又传来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英国的宪章派和工人群众更为振奋。在1848年春，各地举行群众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到4月初，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次的群众大会。在新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550万人，超过了前两次请愿书的签名人数。
第三次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原则：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民是一切政权的基础，工人应享有对劳动产品的权利。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而必须向政府交纳赋税，这是暴政。只有实行工人和劳动阶级代表制订的法律，才能使国家的富源和经济资料，获得最完美的发展和最合理的管理。以上这些原则，应该变为国家的法律。
1848年4月10日游行示威的失败 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新的“国民公会”，有36座城市的47名代表参加。会上哈尼和琼斯主张武装起义，而奥康诺则认为只能用和平请愿的方式，双方意见不一，最后决定在4月10日组织示威游行，把请愿书递交议会，如果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国民公会就将草拟一份致维多利亚女王的陈情书，要求将议会解散，并要坚持斗争，直到宪章成为法律为止。
各地宪章派响应4月10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号召，政府对此深感惊慌，一个贵族写道：“宪章派所引起的恐怖正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严重的行动。”英国政府为了镇压示威，于4月7日发布公告，加以恫吓，同时任命79岁的“铁公爵”惠灵顿统率大批军队集中于伦敦，这支军队包括12万正规军和15万名临时警察。
4月10日早晨，伦敦全城布满了军警。10点钟，以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为首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到达肯宁顿公地时，人数已达数万人。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宪章派领导人下不了决心。伦敦警察局长警告游行队伍不准到议会去，否则就要进行镇压。奥康诺在威胁面前表示屈服，他答应将游行队伍解散，仅由委员会用三辆马车装载着请愿书，将之送交议会。游行队伍失去领导，不知所措，随之解散。
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衰落 4月10日的游行示威失败之后，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英国北部工业地区。当年4、5月间，在兰开夏等地几乎每天都有群众集会，英国政府加强了镇压措施。6月间进行了大逮捕，琼斯等数十名宪章派领导人被捕入狱。就在这时，法国的6月起义和德国的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宪章运动遂走向衰落。这时资产阶级也展开了反攻。在经济上，工人们以前斗争取得的一些成果都被取消了。以前的一些旧制度又恢复了起来。在工厂中，不论童工或女工，都实行15小时工作制，并实行实物工资。在政治上，政府取消了人民举行露天集会和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如果要递交请愿书，人数不得超过12人，并且禁止阅读民主派的报纸。琼斯在《寄语人民》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太阳永远不落，可是在英国鲜血也永远流不干；在技术上它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技术的威力却被用来代替工人，使那些被迫失业的工人忍饥挨饿，家家工厂都比兵营更残酷，比监狱更痛苦，比战场更危险。”
宪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它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六、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宪章派的分裂 1848年示威失败后，宪章派内部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单独充当社会的推动力量，它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奥康诺也加入了这一派。但是也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与上述温和路线发生了严重分歧。
1849年12月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会上温和派占了上风，在新选出的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他们推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宪章派内部其他一些人的反对，6个温和分子自动退出了执行委员会。他们另外组织了一个“全国宪章同盟”，并宣称，他们的新方针是：“促进与各种改革流派的友好和亲密关系。”
温和派的活动，引起伦敦以及爱丁堡、兰开夏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的不满。1850年5、6月间，上述各地的宪章派举行集会对温和派进行谴责。
1850年7月，琼斯刑满出狱，他仍坚持原来的激烈路线，并在英格兰、苏格兰各地50多个城市周游，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宪章派组织而努力。1851年3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的国民公会。琼斯和哈尼都参加了。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纲领，纲领在序言中说：“国民公会所保持的意见是：如果政治变革不伴随着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政治变革将毫无结果。如果宪章运动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那么宪章运动将会彻底失败。”纲领还提出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包括实行土地国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合作的原则，信贷事业国有化，废除国债等。另外还提出，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海陆军实行民主化，每个公民都有携带武器从事军事活动的权利等。这个纲领与以前的宪章派纲领相比，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它表明，宪章运动已发展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递交请愿书，实行选举改革，然后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宪章派的新报刊和“工人议会” 为了宣传1851年通过的新纲领，琼斯等宪章派领导人着手筹办新的机关刊物。同年，在琼斯发起之下，开始出版《寄语人民》杂志，同时在全国组织了代销网。到1852年1月时，《寄语人民》的销售量已达到了3000份，并在58个城市中行销。接着琼斯又着手筹办新的机关报纸。琼斯对报纸的作用非常重视。他在《寄语人民》的一篇文章中说：“对运动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乃是机关报。它是交流斗争经验，与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的工具；是动员、说服、解释、辩护和教育的工具；它是基本的联系环节，前进运动的旗帜和组织工具。”事实上，1851年《寄语人民》杂志出版后，宪章派中的激烈分子已把它作为宪章派的机关报，而不再相信以前的机关报《北极星》了。除了《寄语人民》之外，1852年5月，琼斯等人又出版了《人民报》。在出版这些报刊中，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他们不但为之写稿，而且还曾帮助过它的编辑工作。
在琼斯等人的努力下，1854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的代表会议。会议宣布自己是“工人议会”。琼斯当选为会议主席，马克思被选为名誉代表。马克思虽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给大会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具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①“工人议会”闭幕后，本来预定在当年内再召开一次，但终于未能开成。同时，自1853年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到1854年5月时，也由于缺乏经费而逐渐平息。以后虽然琼斯等人还力图把宪章运动复兴起来，但未能成功。1858年《人民报》停刊，整个宪章运动也告终结。即使琼斯本人也放弃了原来宪章派的纲领，而走上了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合流的道路。
从1848年到1858年的宪章运动，是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阶段。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比以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更高。而且，在工人运动史上，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正是40年代宪章运动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国际之间的中间环节，两者之间是通过1848—1858年的宪章运动联接起来的。
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宪章运动的衰落，除了它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宪章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实行普选制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形式和性质的运动，只有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才可能发展。在30年代初到5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如1832年议会改革的斗争，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斗争，1847年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49—1852年资产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展开的反攻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宪章运动得以号召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使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发展。但是自从1848年以后，英国社会历史已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后的20年中，英国的经济走向高涨，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也发生了1857年和1866年两次经济危机，但持续的时间比以前短，英国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
其次，19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工厂”，产品行销全球，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同时，英国又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如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到1850年时，英国的殖民地已达170万平方英里，人口达1.6亿。此时的英国已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即广大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超额利润，分一部分改善熟练工人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引起了英国人大批向这些地区移民。据统计，1851年英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已达335966人。1852年上半年6个月中，移民人数更达到365992人。其中有很多是工人或小生产者，这样就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矛盾。
另外，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变革，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去加以实现，而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达到足以担当实现这些任务的水平。它缺乏组织性，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或破产农民，他们留恋过去的小生产者地位，在斗争中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他们要对付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发展之中，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经济管理才能。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新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与工人阶级为敌。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同宪章派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研究了它的经验，这对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宪章派的斗争也为当时英国劳动人民争取到一些胜利，如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1847年的10小时工作制等。而且，由于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每当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另外，宪章运动失败后，数以千计的运动参加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中有些人迁居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把民主思想的种子带到了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319225179.html
[2]http://rcs.wuchang-edu.com/Resource/Book/Edu/JXCKS/TS010064/0095_ts010064.htm
[3]http://web.nenu.edu.cn/person/zhilijiang/book/shijieshi-jindaishi-xia/new_page_3.htm
[4]http://baike.baidu.com/view/692572.htm
[5]http://tw.netsh.com/bbs/861778/html/tree_291546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