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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生平
• 2 留学事业
• 3 学海回眸
• 4 往事略集
• 5 幼童留学
• 6 美梦难圆

容闳是近代改良主义者。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身贫寒，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鸦片战争后随校迁至香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初﹐赴美学习，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1863年（同治二年），向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厂，并受曾委托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并于次年率第一批留学生赴美。此后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1875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画。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着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容闳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擦汽车；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出国后更难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0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 \《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4万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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