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饲养业
家畜饲养业
家畜饲养业
家畜饲养业的传说和起源原始饲养业起源于狩猎，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具体过程人们还不很清楚。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是，随着狩猎的发展，有时候人们猎获到较多的动物，一时吃不完，就先养起来留待以后再吃，由此逐渐使动物驯化，导致原始饲养业的产生。有的人还进一步具体设想，幼年动物比较好管，首先被人们驯养，或者当人们吃食物的时候，有些比较驯服的动物就跟在人们身旁，捡食一些食物残余，人们乘机将它们捕捉，留在身边喂养，时间长了便转化为家畜，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可惜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从采集狩猎经济开始，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在增加，另一方面人们狩猎的本领也在增强，虽然当时进步的速度缓慢，但是在经过二三百万年的长时间以后，这种进步就相当可观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之一就是野生动物资源大大减少，要找到狩猎对象越来越难。这时候人们的想法不会是别的，就是增强狩猎能力，提高狩猎效率。于是弓箭作为一种高效率的狩猎工具应运而生了。作为加强狩猎的另一项有效措施，一种后来人们称之为狗的动物首先被驯化了。具体驯化方法，大概跟今天马戏团训练动物表演节目的方法差不多。这不须多说。再往后，随着狩猎资源进一步趋于枯竭，以及种植业的发明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副产品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想到把驯养狗的经验和知识移到其他动物的驯养上，原始饲养业就这样自然地来到了人世。
1、远古时期
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历史阶段2、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汉武帝时从西域引进苜蓿，并试种和推广。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杨雄《蜀都赋》说“粜米喂猪”，王褒所著《僮约》说“持捎牧猪”，《四民月令》中有五、七、八月“刈刍茭”的记载，即刈下青饲料，晒干，贮存起来，供家畜安全越冬，在汉代，猪的饲养方式以放牧为主，舍饲为辅，这样可大量利用青饲料。《汜胜之书》总结了用瓠瓤喂猪（“破以为瓠，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神农本草经》中说“梓叶，饲猪肥大三倍。桐花，饲猪肥大三倍”。看来，我国自古即重视开发饲料资源。汉《淮南万毕术》记载，“取麻子三升，捣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注：十斗为一斛，也有五斗为一斛），饲豕则肥也”。说明当时对猪的饲料已颇有认识，不仅有糠麸等粗饲料以提供能量，而且使用含大量油脂和蛋白质的麻子，注重营养平衡。到了北魏时期，生猪饲养方式已是放牧与舍饲并举。后魏（534～581年）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猪篇》说：“圈不厌小，处不厌秽，亦须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蓄待穷冬春初。”又提出：“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耧水草等令近岸，猪食之皆肥”。这种因时制宜的饲喂方法及利用水草喂猪致肥的经验，今日农村仍在施行、利用，其优点在于，一方面由小猪进入架子猪阶段，主要是采取放牧，以饲喂青粗多汁饲料为主，可使猪长骨架，俗称“吊架子”，以利日后育肥。古人根据“大猪要囚”的特点，提出了“圈不厌小（原注：圈小则肥疾）的圈饲催肥术；”另一方面，在草木滋生以及收获季节进行放牧，既可寻捡地上地下遗漏下的谷物和根茎，避免浪费，同时又可节约饲料，以备冬日和春初使用。《齐民要术》还对家畜饲养管理进行了总结，其中有“饮食之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三刍是将饲草按品质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会喂牛的人，在牛饥饿时先喂“下刍”，次喂“中刍”。“上刍”品质最好，牛最爱吃，待牛将饱时给予，这样，不仅能逐步引诱牛多吃草，吃得饱，长得壮，而且能最合理、最经济地利用饲草。又据《齐民要术·养羊篇》：“羊二千口，四月先种豆杂谷百亩，八、九月并草刈之。若不种豆，须于秋草结食时广刈曝干，勿论浥湿以备冬饲”。《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篇》：“多有父马者，别作一坊，多置槽厩，剉刍及谷豆，各自别安”。“剉刍”即切短青干草，这是首次有关粗饲料加工调制喂马的记载。又据《齐民要术》：“剉草粗，虽足谷豆，亦不肥充”，因此饲草必须铡细，否则谷类、豆类等精料再充足，也不能养好牛，突显了粗饲料加工的重要性。
3、隋唐时期（581～907年）
隋唐时期（581～907年），《唐六典》载，“凡象（注：当时的家畜）日给稿六围（注：每围以3尺为限），马、驼、牛各一围，青刍倍之。凡象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象与骡、牛、驼饲青草，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从中可以看出饲养牲畜的方式，据家畜不同品种而异，注重精（能量、蛋白饲料）粗（饲料）搭配，并加食盐，强调补青，且已量化，以满足这些牲畜对能量、蛋白质及部分矿物质的需要。这是早期科学利用粗饲料（含秸秆类）提高其营养价值的典型，已具备早期朴素的系统营养思想。
4、宋元时期（960～1368年）
宋（960～1234年）陈旉《农书·牧养役用之宜篇》：“亦宜预收豆楮之叶与黄落之桑，舂碎而贮积之。天寒即以米泔和剉草、糠、麸以饲之”。又云“稿草须以时曝干，勿使朽腐。”“取洁净稿草细剉”。目的都是长久贮藏饲草及糠麸类，作越冬用，以度青黄不接。为牛、猪储备冬季饲草，制苜蓿干草粉喂猪。
隋唐以后，荒地开发，不种牧草，全喂稿秸（即秸秆）。稿秸的养分低，牛不爱吃，加喂精料，就有了必要。因此到13世纪，就对耕牛和猪提出三和一缴饲喂法。元（1279～1368年）《农桑辑要》卷七总结了牛以粗饲料为主，精料加水拌饲的饲喂经验：“辰巳时间（牛）饮水毕上槽，一顿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和），比前草减半，少加料；第三（和），草比第二（和）又减半，所有料全搅拌，食尽即往使耕。”水拌草料的功用是：一般精料适口性较好，粗饲料特别是秸秆的适口性较差，精、粗料加水拌匀同时饲喂能改善粗饲料的适口性，提高日粮的采食量。这种用水湿润的精粗混合日粮是我国最早关于耕牛的“全混合日粮”。此种混喂，可使牛吃饱，且不浪费草料，保持耕牛健康体力。“精粗混喂”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其中粗料可刺激咀嚼、唾液分泌，对瘤胃液pH有缓冲作用，避免pH值因先食精料导致的过低，从而有利于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物质的分解。另据元《农桑辑要》：“牛一具三只，每日前后饷以饲草三束，豆料八升。若不用豆料和稿秆，用水拌干桑叶喂，用蚕沙代豆料，亦可使牛肥壮。”蚕沙桑叶含丰富蛋白质，性凉能清湿热，古人已意识到秸秆补饲蛋白质的重要性，并用植物蛋白饲料如桑叶蚕沙代替精料喂牛，节约了宝贵的粮食。
又据元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畜养篇·养猪类》（公元1313年）载：“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养猪凡占山地皆用橡食（实）或食药苗，谓之山猪，其肉为上；江北陆地，可种马齿（苋），约量多寡，计其亩数种之，易活耐旱，割之，比终一亩，其初已茂，用之铡切，以泔糟等水浸于大槛中，令酸黄，或拌糠麸杂饲之（指猪），特为省力，易得肥。”当时已根据不同地区采用水草、野生植物或马齿苋等饲料饲喂，特别宝贵的经验是把割下的马齿苋切断加淘米泔水混合发酵，产生酸香味，刺激猪的食欲，帮助消化，增加采食量，因而容易长膘。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粗饲料发酵的文字记载，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另据《会稽志》载：“会稽、诸暨以南，农家都凿池养鱼为业，……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大则饲草”。这种以粗饲料为主的淡水鱼饲料在宋代就已出现。池中几种鱼混养，使之“相从以长”，这种饲养方式在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然甚为流行。
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历史5、明清时期（1368～1911年）
到了明朝（1368～1644年）人们则把养羊与养鱼结合起来，把羊“圈于鱼塘之岸，草粪每晨扫于塘中，以饲草鱼，而羊之粪又可饲鲢鱼，一举三得矣”（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
明清两代发明推广了栈羊法，即商品羊的催肥法。《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便民图篡》二书都介绍了此法：“向九月初，买脿羯羊，多则成百，少则不过数十羫。初来时，与细切干草，少着糟水拌，经五、七日后，渐次加磨破黑豆，稠糟水拌之。每羊少饲，不可多与，与多则不食，可惜草料又兼不得肥。勿与水，水多则退脿，溺多。可一日六、七次上草，不可太饱，太饱则有伤；少则不饱，不饱则退脿。栏圈要清洁，一年之中，勿喂青草，喂之则减脿、破腹、不肯食枯草矣。”这是农区中的经营地主，趁牧区草枯，缺乏过冬饲草，利用农作物稿秆进行舍饲囤肥获利的经营方法，故买的都是去势的有膘羊只（羯羊）。在舍饲技术上，较前代有较大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知草料的制备和强调补充蛋白质的重要，少喂勤添的科学饲喂方法，至今仍有参考使用价值。《沈氏农书》就有记载“每日申时饲食一番，随与清水一大担。”《臞仙神隐书·卷四·牧养之法》描述的栈羊法：“初来时，与细切干草，少着糠，水拌；经五、六日后，渐次加磨破黑豆，稠糟水拌之”，及《豳风广义·饲肥羊法》述叙的肥羊法：“初饲时，将干草细切少用糟水拌过，饲五、六日后，渐次加磨破黑豆或诸豆，并杂谷烧酒糟子，稠糟水拌。每羊少饲，不可多与”。都强调用杂谷、磨碎的黑豆、酒糟和铡短的干草拌和饲喂催肥。又据《活兽慈舟》卷四“当以畴圈而饲糠糟”，说明糠糟为猪之主食。
清代已认识到猪是杂食性家畜，能利用的青粗饲料种类很多。清杨山《豳风广义》中说：“大凡水陆草叶根皮无毒者，猪皆食之；唯苜蓿最善，采后复生，一岁数剪，以此饲猪，其利甚广，当约量多寡种之。”说明猪饲料来源极为广泛，而只要无毒，不论草叶菜根都可采集喂猪，并进一步提出苜蓿是优质高产饲料，而专门栽种以喂猪。清《三农纪》不仅提出要从各方面来采集挖掘饲料，并一再强调饲料要经过调制。凡经泡制、蒸煮过的青粗饲料可使纤维松软，容易消化，促进食欲，加速猪的生长。如说：“近山林者，宜收橡粟之属，采嫩叶野蔬煮以豢之；近湖水者，宜收浮萍泽菜之属，煮以豢之；陆地平原，宜用田一丘，厚粪熟耕，种瓜、苋、薯、芋之属，采楮、榆、梓叶煮豢；收荞衣豆叶捣为末，和糠糟拌匀，泔水泡豢。”清《齐民要术》指出：“春夏秋生草时，三放一饲，水生蘋草之属，尤宜猪就食之”。先人一再强调，萍藻等水草是猪的好饲料。清代张宗法《三农纪》：“又当预收豆、楮、桑、柘、薯、叶捣碎，积米泔水和剉草、麸、糠、棉饼饲之”。据《豳风广义》卷三中记载：“春夏之间待苜蓿长许，将苜蓿割倒，载入场中排开，晒极干，用碌碡碾为细末，密筛筛过收贮；待冬月，合糠麸之类，量猪之大小肥瘦……斟酌损益而饲之”。对粗饲料加工贮藏而后进行喂猪，保持粗饲料供应四季均衡。这也是我国首次根据家畜的体况，以经济的观点指导饲养和畜牧生产的记载。
6、民国时期（1912～1949年）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四川省等西南诸省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国内著名饲养专家云集四川。饲养界老前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基本搞清了四川农家养猪方式：“（四川省）内江养猪之主要饲料为牛皮菜、花生藤、蕃苕藤、胡豆糠、米糠、豌豆糠、野猪菜及菜屑等，春夏取牛皮菜、胡豆糠、豌豆糠、米糠等配合饲养，秋冬以米糠、花生藤、蕃苕藤等配合饲养”[《内江全县糖房漏棚养猪调查》（民国26年，即1937年）]，并指出“饲料之种类，以萝卜叶及洋芋藤、牛皮菜为主，不加粮食”[《四川西南边区雷、马、屏、峨、昭、五通调查报告》（民国28年，即1939年）]。不同地方，饲料特点不同，“养猪的饲料，平原水稻出产多，喂碎米和统糠，次为豆类。豆腐渣、玉米酒糟、高梁酒糟是普通饲料。粗饲料以蚕豆叶为上品，大豆叶很普遍。山区玉米、红苕、洋芋、大麦等是最普遍的饲料，粗饲料以红苕藤为大宗”[《荣隆、内资等6县养猪调查调查报告》（民国28年，即1939年）]，且“养猪素以佃农为最多，养猪为主要副业，用剩余杂粮糠麸等为饲料。饲料种类多属农副产品，春夏季喂胡豆糠，秋季喂黄豆糠、豆叶或红苕梗，冬季则多用高粱糟或米糠之类。至于潲水、野草则为饲户年中经常饲料，不过特殊地点如产糖区域则多用糖泡、产米区域则多用米糠、产麦区域则多用麦麸，附近市镇四周利用豆渣壳饲料，随地域之不同，即有种种特殊饲料”[《荣隆、内资等6县养猪调查调查报告》（民国28年，即1939年）]。至于饲喂方式，“最普遍是每天喂两次，富有的人户每天喂三次，不管籽食也好、蔬菜也好、豆腐渣也好，无论什么饲料都要混厨房的秽水煮得十分熟后才喂猪。肫肥的饲料，主要是碎米和统糠，只是比例不一样”[《四川农业月刊》（民国28年，即1939年。
古时候人们饲养的猪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遗址46座墓中出土猪骨430块，可见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也说明猪在我国原始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材料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与现代家猪之间，应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至目前为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120多处，地点遍布各地，表明我国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饲养业是和原始畜牧业同时起步的。
到了商周时期，养猪业有较大的发展，甲骨文有许多“豕”字，还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围以方框，表示养猪的圈栏，《诗经·大雅·公刘》也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说明猪已实行圈养。各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也常有猪骨骼出土。当时猪除用于肉食外，还用来祭祀，卜辞中有很多记载。亦有用铜铸造雄性猪尊作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一件铜豕尊，器形硕大，造型生动，前后肘部横穿一对直径1．4厘米的圆管，可贯绳索，便于抬动进行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养猪业受到进一步重视，“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代，养猪业更加发达，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养猪以增加收人，各地汉墓中经常用陶猪或石猪随葬，出土的数量相当多，造型也很生动逼真，因而可以据之了解汉代家猪的品种类型。如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华南小耳猪，耳大下垂、头长体大的华北大耳猪，耳短小下垂、体躯短宽、四肢坚实的四川本地猪，嘴短耳小、体躯丰圆的四川小型黑猪等等。
2、牛的饲养和发展
古代人们饲养的牛牛是指两种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黄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们是分别从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在黄河流域和长城内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舞阳县贾湖遗址、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也出土过七个水牛头骨，特别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头骨，说明南方驯养水牛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大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已在原始饲养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周时期养牛业有很大发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这在卜辞中都有记载，可见牛在商代已大量饲养，各地商代墓葬中经常用牛殉葬，或随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为例证。《周礼·地官》设有“牛人”一职，负责掌管供应各种肉牛和军需所用之役牛，分为宾客之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军事用的犒牛、丧事用的奠牛及军旅行役的兵车之牛。《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椁……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亦可想见西周养牛业已具相当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养牛业得到迅速发展。秦国政府还专门颁布《厩苑律》，对牛的饲养管理和繁殖都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当时对养牛业的高度重视。春秋时期已创造了穿牛鼻子技术，《吕氏春秋·本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顺也。”《庄子·秋水》：“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是驾驭耕牛技术的一大进步。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铜牛尊，其牛鼻上正穿有一环，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秦汉时期，牛耕得到普及，养牛业倍受重视。“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风俗通义》)各地的汉墓中也经常随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记·货殖列传》：“牛蹄角千(即养100多头牛)……此其人与千户侯等。”说明已有人专门养牛致富。为了改变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于役使，同时也是为了改进畜肉的质量，汉代已经推广阉牛技术，河南省方城县出土的一块阉牛画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关汉代阉割技术的实物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畜牧业的发达，已经总结出一套役使饲养牛马的基本原则：“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齐民要术》)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出土壁画中的畜牧图反映了牧牛、饲牛的生动情景，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养牛业的生动情景。
3、马的饲养和发展
古代人养的马在古代曾号称“六畜之首”，是军事、交通的主要动力，
有的地方也用于农耕。中国家马的祖先是蒙古野马，因此中国最早驯养马的地方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曾发现距今近1万年的普氏野马头骨。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马骨。稍晚些有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其不是家马。不过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马已被驯养，当不成问题，因为东西南北各地都有马骨出土。如：陕西省华县南沙村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两匹马骨架；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县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陕西省神木县新华，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浙江省乐清县白石以及云南省通海县黄家营、寻甸县姚家村、麻栗坡县小河洞、广南县木犁洞、马龙县仙人洞、宣威县尖角洞、江川县古城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现了马骨或马齿。
到了商周时期，马已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养马业相当发达。甲骨文已有马字，商墓中常用马殉葬，各地都时有车马坑发现，河南省安阳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发现了117匹马骨架。《诗经》中描写养马牧马及驾驭马车的诗句也很多，《周礼·夏官》有“校人”掌国马之政，“辨六马之属”。这六种马是指：繁殖用的“种马”、军用的“戎马”、毛色整齐供仪仗用的“齐马”、善于奔跑驿用的“道马”、佃猎所需的“田马”和只供杂役用的“驽马”。可见西周时期养马业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车战和骑兵，马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动力，特别受到重视，此时马已成为“六畜”之首。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也经常发现用马随葬，如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就出土了83匹马骨架。有的墓葬开始用铜马代替活马随葬，如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安徽省寿县、云南省祥云县大波拿等遗址都有铜马出土。商周时期在中国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马和驴杂交繁育骡子。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铜簋底部铸有骡子纹饰、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出土的战国铜雕饰上有两匹骡子的形象，是难得的考古资料。
秦汉时期，马已被视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而养马业特别兴盛。西汉政府从西域引进大宛马，改良了中国马种，还从大宛引种优质饲草苜蓿，促进了中国养马业的发展。从秦俑坑和各地汉墓出土的陶马和铜马，可以见到当时良种马的矫健身姿(图一三)。唐代是我国养马业的另一个高峰，仅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处就养马70多万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旧唐书·兵制》)。当时还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在西北地区繁育：“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旧唐书·兵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马的健美形态，亦可看到当时良马的形象，它们应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真实写照。
4、羊的饲养和发展
古代人们饲养的羊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家羊分化为绵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陕西省临潼县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过羊骨或陶羊，说明中国北方养羊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羊骨的遗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说明养羊业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南方养羊的历史应晚于北方，但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为逼真，显系家羊无疑。看来南方驯养家羊的历史有可能比人们所料想的早得多。
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卜辞记载祭祀时用羊多达数百，甚至上千。《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每群羊数量达到三百，可见商周养羊业甚为发达。商代青铜器常用羊首作为装饰，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铸造极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养羊业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养羊业更为发达。“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荣辱篇》)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出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后汉书·西羌传》)。中原及南方地区的养羊业也有发展，各地汉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随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羊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齐民要术》专立一篇《养羊》，总结当时劳动人民的养羊经验。从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壁画墓中的一些畜牧图，可见当时放牧羊群的具体情形。唐代的养羊业亦取得相当成就，已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如河西羊、河东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各地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经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随葬。
5、狗的饲养和发展
古时候人们养的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远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在农业时代，它亦兼为肉食对象。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山东省茌平县尚庄以及陕西、山西、辽宁、内蒙古、甘肃、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县南庄头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万年，磁山、裴李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见其驯养历史之久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狗形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说明当时狗的饲养已很成熟，远远脱离野生状态。
商周以后，狗已成为主要的肉食对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经常“鸡狗猪彘”(《荀子·荣辱》)、“犬彘”(《墨子·天志》)、“鸡豚狗彘”(《孟子·尽心下》)并提，可见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据《礼记·少仪》记载，狗在当时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也。”狗还用作祭祀之牺牲，实际上也是供人们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贩卖为业的人也不少。春秋时期的朱亥、战国时期的高渐离、汉初名将樊哙等人，都是历史上屠狗卖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经常葬有狗骨，汉墓中则经常以陶狗随葬。
大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范围，只用于守卫、田猎和娱乐，因此《齐民要术》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谈狗的饲养了。不过民间仍有食狗肉的习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常以陶狗随葬。
回首漫长历史，家畜成就了人类文明
家畜成就了人类文明若说人是目前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想不至于会引起太多的争议。不过，倘若人类没有饲养其他物种，我们将可能没有今天的地位。对那些被我们关进圈笼里的动物而言，它们也许可以不是现在的样子，因为它们的进化过程过多地受到了人类的干预。
人类的文化是由种种历史事件所共同决定的。仰赖动物所提供的肉食、乳品、衣着乃至交通工具，文明才得以酝酿。长久以来，动物一直伴随着人类在进化大道上前行，其重要性仅次于我们自己的大脑。然而，从它们身上获益良多的同时，我们显然并未忠实记录它们的贡献。
最早的家畜
在被发现以前，北美洲曾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很多地区一样，动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以捕猎为生的人们总是跟着它们四处迁徙。虽然当地有很多可驯养的哺乳动物，但除狗之外，它们始终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不过我们应该了解，狗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家畜，它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被人类驯养了，因此它只能算个特例。
文明坍塌的原因
在北美洲西南地区，有些部落曾建立起与世隔绝的文明，遗憾的是都未能传承至今。这些文明灭绝的原因与动物有关。考古学家推测，由于旱灾，当地的野生动物曾大量衰减，原本从属于部落社会的人们不得不各寻出路，需要集体合作的农业不再发展，许多早期的部落也就此消失。由此看来，导致他们文明坍塌的重要原因同样是未驯养任何家畜。
没有家畜的大陆
当初欧洲人发现澳洲时，这片大陆上已经有好几个以狩猎或采集为生的部落。以今日物质文明的标准来看，这些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与那些手中执枪的欧洲来客相比，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弓箭为何物。虽然原住民也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成就了独特的文化，但这种文化还不足以使他们走出洞穴，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财富。因此，澳洲这片生物多样性极高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并非偶然的奇怪现象：在被人驯养的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当地动物。在澳洲，当地动物只是人类捕猎的对象，从来不曾成为人类的伙伴。
探险极地的条件
家畜饲养业同步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畜养动物，那么位于南、北纬度66度以上的两极地带很可能至今杳无人烟。在探索北极的历程中，如果不是有家犬相伴，人类的所有尝试恐怕都会以失败告终，更遑论在那里定居。在西伯利亚，狗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朋友。那片土地异常辽阔，富含水产、猎物、木材、原油以及矿物质，然而却有着既长且冷的冬季，如果没有会拉雪橇的动物，人类根本不敢贸然深入。即使是在夏季，人类也无法单凭自身力量扛起家当、拖家带口地进行如此遥远的旅程，因为冰期很可能在过于漫长的旅途中再度降临。
奴隶制度的起因
农业刚起源时，人类必须依赖人力耕作和运输农产品，生活压力极为沉重。因此，在没有家畜以及随之发展的道路与车辆的情况下，奴隶制度成为不同文化中的普遍现象。战争结束后，被俘虏的人注定会受到束缚。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每个人既有可能成为奴隶主，也可能成为奴隶。
对战争的影响
在历史上，人类经常为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相互杀戮。在没有家畜的时候，战争是人类获得奴隶的主要方式。考虑到人生短暂，奴隶主通常并不看重奴隶可以繁衍多少后代，因为他无法在有生之年享受奴隶后代的劳动成果。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文化瓦解。
家畜的出现促进了人类的交换活动，也激活了人类的文化交流。在此之前，人类拥有的科技只能制造出原始的武器，如用于近身攻击的木棍和石斧，以及简单的远程攻击武器如弓箭和回力镖。伴随着家畜的出现，人类的战争形式不断升级，逐步出现了用金属打制的刀剑和长矛、采用机械原理的投石机乃至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你可以说这种变化是糟糕的，但是，不论使用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战争所蕴涵的社会本质是相同的，家畜事实上既未制造战争，也无法消弭战事。有人说，文明的升级就是暴力的升级。以这种观点来看，家畜的出现毕竟使人类远离了原始战争中面对面的残忍。
催生市场
英语中，“琐事”(trivia)一词源于拉丁文的Tri和via，意为“三条路”。在远古时代，三条路的交会之处通常是一个市场。至于所谓的“琐事”，也就是人们在这里的谈话内容。当然，市场并非只是谈论琐事的地方，它也是人们交换智慧的场所，大学的萌芽就是在市场中产生的。然而，如果没有动物提供交通工具，丁字路口或十字路口可能永远都不会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大大减少，集体智慧无法形成，孤立的天才们各自为战，人类发展就此止步。
城市形成
在土壤肥沃、猎物繁多的地区，居民们的体格通常十分强壮。于是，一连串具有反讽意味的事件发生了：对交通工具和蛋白质来源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些地区——城市形成——有限的资源使人们的竞争意识日渐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
向宠物转变
家畜饲养业发展到现在城市确实是展示文明的最佳场所，但它却不是滋养心灵的沃土。在高耸的公寓里，动物逐渐成为人们消除自身孤寂的伙伴。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动物为人类带来了城市，也带来了城市的问题，如今，它们又在协助人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没有动物，我们如今不会面临这么多压力和麻烦；另一方面，没有它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也无法像现在一样适应这些压力和麻烦。
带来疾病
另一件讽刺的事则与健康有关。动物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和聚在一起的机会，同时也让我们闯入了细菌肆虐的世界。在各地市集间穿梭的商队彻底地改变了致病微生物的生态，解放了原本互相隔离的病菌，各式各样的细菌和病毒到处传播，一旦遇到新的机会，它们就会伺机突变，为世界性流行病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是滋生疾病的温床，未知的病毒们潜伏着，等待下一批商队的到来。
承载思想的工具
若处于隔离状态下，人类的语言将日渐贫乏，变得毫无美感可言。语言最初是因人类发展的诉求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对新科技、新知识的追求，没有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愿望，我们对语言的需求就会减少。航天技术与信息技术虽然仍属于起步较晚的科技，但由于需求强烈，它们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数量超乎想象的新词汇。
交流对语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驯养的动物，商队就不会出现，语言交流就不会发生。语言当然有自然老化的倾向，但若没有动物协助我们交换各种思想，我们绝不可能完成如此复杂、精致的语言系统。在那些作为运载工具的动物的背上，不仅是用来进行贸易的沉甸甸的商品，也承载着没有实际形体的、最可贵的无形思想。
饮食
综观世界史，人类向来只偏好于少数几种高度特化的作物：玉米、大麦、小麦、稻米和豆类。人类对自身存活率的追求引导了农业的发展，但若无可食用和役用的动物，也就没有所谓的农业。时至今日，在没有家畜的地方，人们仍需费劲心思才能喂饱自己，而且不能保证下一顿一定不会饿肚子。
在各种农业中，渔业迄今为止变化最小。虽然渔业离不开船，但它与现代各种航海技术却没有多少关系。现代航海技术五花八门，其中涉及金属冶炼学、气象学、电子学、人工智能航行、携带式冷冻装置、快速冷冻法、通讯、航天，以及全球行销系统来分配易腐败的渔获物。
长久以来，城市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自行生产食物。如果没有可以规模控制的动物群，城市将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瓦解。城市所需的蛋白质通常仰赖周边地区的输入：将活生生的动物运进城市，赶入屠宰场，或者先在城市外进行屠宰，再以有冷冻设备的火车和卡车运入城市内。如果只仰赖野生动物，这么靠近新兴城市的野生动物很快就会被杀光，至于那些可以承受一定狩猎压力的动物，它们将会面临栖息地被人类占用的问题。
怀疑和仇恨
家畜饲养业的文明史在一个缺乏动物运输工具的世界里，山岳、冰原、沙漠等很多地理面貌对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屏障。它们不但使人们与外界隔离，也妨害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信赖感。换言之，他们将会因无知而敌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区域的人。如此一来，怀疑将主宰所有人的生活，多数人将对未知的新事物心怀恐惧。在隔离的状况下，人们更容易认为只有隔离才是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耕地减少或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时，他们才有机会遇见其他地区的陌生人。他们的旅行可能是充满危险的，因为他们随时都会被类似的族群发现，最终被俘虏或杀害，如果他们抗拒的话，也许还可能被吃掉。这些人用来对待他们的方式，几乎也正是他们对待其他族群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除了一些已将狩猎习俗完全仪式化的食人族还驯养家犬外，一般食人族通常不饲养任何家畜。
女性独立
也有些进化程度不高的文明会自行产生奴隶，即使他们未必有奴隶这个词语。这些奴隶就是女人，当男人外出狩猎时，女人就在田地里辛勤耕作。狩猎是自由的，耕地是被束缚的。于是，耕地的女人就陷入了被奴役的处境。此外，在奴隶短缺时，女人就成为运输的工具。一旦被当成驮运重物的动物，她们便失去了在智慧方面与男人平等发展的地位，这个世界也因而损失了一半的天赋，徒然耗损了人类的潜能。
家畜的出现造成了整个世界奴隶解放的连锁反应，同时也解放了女人。女人不再只是工具和财产，也成为男人文化建构的伙伴。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这种社会演变之中，如果哪一种文化依然因袭过去的暴政，忽略占半数人的女性的潜能，那么它将因此停滞不前，无法在人类史上继续存在。
[1]《中国家畜品种资源纲要》 责任编辑（作者）—— 刘博浩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2]《家畜》 责任编辑（作者）——胡振尉 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3]《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 作者（编辑）——颜景辰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