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弗洛伊德
安娜·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于1895年12月3日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她是弗洛伊德六个子女中年龄最小的，据说也是他最宠爱的。
在安娜出世以前，弗洛伊德曾希望她是个男孩，1895年10月他曾给好友威廉·弗立斯写信说：“您不会反对我把即将出生的儿子取名叫威廉吧？如果他是个女儿，就取名叫安娜。”安娜出生以后，弗洛伊德又写信告诉弗立斯：“如果生的是个儿子我就会打电报通知您，因为他要按您的名字来取名。但是由于生了一个名叫安娜的小姑娘，所以您只能迟些得到消息了。她是在我进行咨询时于今天3点15分出生的。”
1912年安娜在维也纳的考泰季中学毕业，此后她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小学教师。从1918年开始，她开始参加父亲的精神分析工作，还被允许参加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星期三研讨会，并在弗洛伊德的朋友魏格纳·乔莱格教授的维也纳精神病教学医院里参加古典精神分析的学习。1923年开始做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1925—1928年曾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并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教育学院院长，她还积极参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并担任过该会的名誉主席。1928年她发表了《儿童分析技术导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她的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治疗法。1936年她发表了著名的《自我与防御机制》。1938年，由于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安娜陪同父亲逃离维也纳，流亡到英国伦敦定居。
安娜·弗洛伊德的父亲s·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长得很美丽，是弗洛伊德的指环门徒。于1918年她23岁时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直到1922年中断，Anna每周接受6个小时的分析，时间在晚上10点钟。另一阶段的分析从1924年开始。尽管其他资料描述了在1925年后分析的终止，但从Anna和EvaRosenfeld的信可以清楚地看出，Anna直到1929年9月仍在接受她父亲的分析治疗。在1927年9月给JoanRiviere的信中，弗洛伊德用明显的紧张感将自己描述作为“控制性的分析治疗师”。直到1970年，Anna的分析师的身份才被人知道。就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Anna以前的被分析者PeterHeller（弗洛伊德的被分析者DorothyBurlingham的女婿）在Dorothy在场的情况下，问Anna谁是她的分析师，她会意地和Dorothy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保持了沉默(P Heller personalcommunication，4月6日，1991年)。
在给他女儿分析的最初时期，弗洛伊德也为AbramKardiner作分析，在一次为Kardiner分析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提到了Anna及她的未婚状况，请Kardiner为他参谋。Kardiner已经听说了Anna接受他父亲精神分析的传闻，但他并没有问这个问题。Kardiner相信弗洛伊德的很多男性追随者都企图成为他的女婿。Anna一生未嫁，她一直陪伴她的父亲度过他的余生，作为一个同伴、打字员、合作者、保姆。尽管她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她还是得到认可，而且非同一般。到底是怎样的不平常呢？那就是她的分析非常实在。在她获得学位时，弗洛伊德已62岁高龄了。他认为Anna的分析非常有效体现在两篇理论性文章里，那就是“一个被打的孩子”(1919年)和“性别之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精神结果”（1925）。在1935年弗洛伊德给EduardoWeiss的信中，他显然是用成功来形容她的治疗。
安娜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也是S·弗洛伊德六个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业的人。在她出世以前，S·弗洛伊德曾希望她是个男孩。自幼不受父亲重视，她自己曾在与朋友信函中称当时如果有避孕药，她是不会来到这个世界的。
弗洛伊德与女儿安娜·弗洛伊德1923－1938年，她在维也纳私人开业，从事精神分析治疗工作。1925－1928年曾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并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教育学院院长，她还积极参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并担任过该会的名誉主席。1938年，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初，安娜曾被德军逮捕，获释后陪同父亲赴英国伦敦避难，一面照顾已患口腔癌多年的父亲，一面继续在伦敦从事儿童精神治疗工作。
1939－1945年，她在维也纳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将原来用于病人的精神分析理念扩展用在教育上以研究儿童。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E.艾里克森，当时即在该校任教，并跟随安娜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研究。与此同时，她还在英国伦敦创办汉普斯特战争疗养院。机构创办初期，照顾在战争中和双亲失散的小孩，战后她改为儿童诊护所，开设儿童心理治疗课程，并对精神紊乱的儿童和成人进行临床诊断和分析治疗。这一时期她还走遍欧美，作专业和通俗的精神分析讲演，并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此外她还开办了一个健康儿童科，一个因社会案件而设的幼儿班和一个专收盲童的幼儿班。1952年起她担任汉普斯特诊疗所的所长直到逝世。
安娜未接受大学教育，无正式学历，学术成就全靠自修，她终身未婚。一般认为，安娜在心理学上最大的贡献乃是她对父亲的牺牲奉献，当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尚未得到重视，唯安娜仍坚守在父旁。1923年弗洛伊德患口腔癌，开始依赖安娜的照顾及看护工作。当他需远赴柏林进行治疗，陪伴他的只有安娜。因为弗洛伊德患重病，一个保护心理学的秘密组织成立，安娜是其中一个组员，她要求其它组员捐出一只指环以示信任。那年开始，安娜便成为弗洛伊德的秘书及代理了。而当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入侵时，安娜还为了保护父亲，代父接受盖世太保的侦讯。此外，她协助S·弗洛伊德使其晚年著作得以出版，并编纂了24卷的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安娜的青年——噩梦成就她的精神分析学之路
“女孩子最初表露的感情，就是对父亲的爱慕。”这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在弗洛伊德的六个孩子中，小女儿安娜始终珍藏着对父亲的崇拜与依恋；虽然弗洛伊德没有向他的孩子们灌输自己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们是安娜自幼对精神分析学就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在14岁的时候，她得到了父亲的首肯，被允许坐在图书室的楼梯上，旁听了父亲弗洛伊德主持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著名的“星期三讨论会”。到了17岁，她已经阅读了一些父亲的作品，并且常常与父亲讨论精神分析用语的含义。这些对尚处于豆蔻年华的安娜来说，无疑为她今后的精神分析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不知道是因为年轻人的热情与梦想，还是因为对父亲的那种深深的依恋，高中一毕业，安娜便义无反顾地展开了对精神分析的热切追求。她经常出席父亲的演讲会，为他做记录，逐渐成为了父亲身边的得力助手。
精神分析学相关书籍1924年，她首次在学会上提出了题为《击败幻想与白日梦》的报告，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重视。这篇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她对白日梦患者的个案研究，事实上文中所指的患者就是她自己。她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打开了精神分析学之门，并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30岁的时候，她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25—1928），同时也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讲授她的专长——儿童分析。此时，安娜已经克服了与她的“双胞胎兄弟”——精神分析——之间的冲突，并且与之融为了一体，可以说那是安娜事业生涯的一个高潮。然而，世事往往难遂人意，要不是父亲弗洛伊德的癌症，孝顺的安娜之后的人生历程或许完全不同。
安娜的前半生——对父亲难以割舍的伊底普斯情结
就在安娜刚成为一名开业的精神分析师之后一年，在她的个人发展之路刚有起色之时，1923年，父亲弗洛伊德被诊断患了下颌癌。从此，安娜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精力奉献给了父亲，父女俩的关系更为亲密。对安娜来说，母亲从来就没有父亲重要，随着父亲健康状况的恶化，她成功地取代母亲，成为父亲的私人护士。在父亲的生命最后的16年里，安娜一直陪伴在弗洛伊德身边。安娜与父亲就精神分析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讨论，而观点看成是一种色情作品。由于共同的事业，安娜与父亲的关系变的更加紧密，安娜成为了父亲与世界各地精神分析学会联系的代言人：为弗洛伊德递送论文，代写日常信件，并与父亲的好友一起协助医生给予父亲必要的医疗护理。
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尝试了精神分析对儿童的治疗并提出了有关儿童自我发展的诸多理论，为自我心理学(包括客体关系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集中论述了防御机制的理论；
三是编纂了24卷的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1·自我学说
微精神分析学书籍安娜·弗洛伊德对儿童的心理分析与她的自我心理学说很有些关系。弗洛伊德把自我当作“本我的佣人”来看待，自我把绝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抑上，因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本我影响的，安娜·弗洛伊德则不同，她反对过分强调本我，而强调要给予自我以应有的重视。她认为从临床的角度，更应该重视自我。
安娜认为人在幼儿时期，个体的自我十分软弱，行为常常受本我驱使。随着儿童的发展，在社会现实和教育的影响下，儿童的自我和本我都发生了变化。自我不再是一味地服从本我，它对客观现实的态度逐渐超越了俄狄浦斯情结。
儿童进入青春期之后，他(她)就不再完全依赖父母，认同作用开始取代他的客体爱(object—love)。此时他的自我能够控制本我的愿望满足了，父母和教师对儿童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等都在儿童的内心发生了心力内投。这时超我开始建立起来，就是说，青春期的自我在控制本能过程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新的同伴——超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就不再无节制地满足本我的欲望，否则它就会同超我发生冲突，而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自我和本我之间并未停止斗争。随着生理过程的发展，出现了本能过程的新刺激，这就是力比多参与到青春期的生理过程中来了。使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心理平衡被打破，这两种结构之间出现了新的内部冲突。最初，受本我控制的力比多还比较少，随着青春期生理过程的发展，受本我控制的力比多数量日益增多。如攻击性冲动，嗜食，顽皮，对口欲和肛欲的兴趣，粗鲁野蛮的行为，以及童年早期的某些性观念等都开始表现出来。不过，现在的情况与童年期不同，青春期的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另一方面还要根据超我的要求(即按照社会道德标准)办事，有时为了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或者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焦虑，自我便尽可能多地使用各种防御机制，力图以此来改变心理上的失调，进一步适应环境和使心理得到安慰。
弗洛伊德作为临床实验和治疗的床据说她的自我观是她父亲的自我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她给父亲做了16年的秘书，这种说法也是可信的。弗洛伊德在写《论自恋》（1914）的时候就提出了自我本能，就描述了自我依照现实原则行事的功能。到1923年的时候，在《自我和本我》中，他就已经不把自我仅仅当做一种本能形式来处理，而把自我当作一个独立的结构。但在《精神分析纲要》中，他还是坚持认为自我的能量来自本我。
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些近似，但出发点不同。弗洛伊德到死都不忘他的科学心理学的任务，这离开了他的metapsychology是不行的。安娜则只想用理论说明、解释、指导临床工作，自然是研究ego就够了。安娜是哈特曼和埃里克森的老师，这两个人的理论中都有安娜的理论的影子。他们的理论又对客体关系学派有重要的影响。由自我心理学出发，安娜论述了她的两大理论成就——防御机制和儿童精神分析。
2·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断断续续地提出了一些自我防御机制。安娜·弗洛伊德对此做了系统的归纳。她整理了其父亲提出的十种防御机制，又补充了她自己提出的五种防御机制。在安娜看来，这些自我防御机制可以作为临床诊断的标志，作为探讨神经症起因的必要手段。
安娜在伦敦的时候，观察了一些战争创伤后长大的儿童，这些孩子一、两岁就失去父母，颠沛流离。她说“这些
精神分析学书籍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安娜愈益清楚地认识到，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比单纯把正统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儿童之中更为复杂。安娜认为，儿童正在向成熟发展，他的身心既是脆弱的，又隐含着巨大发展的可塑性。所以儿童分析者不要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经症状上，而应该集中在儿童未来的心理健康这一发展目标上。在安娜看来，具体的神经症状只是儿童心理问题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威胁儿童心理发展的障碍却主要在于他所关心的对象，是它导致和控制着儿童的神经症状。此外，即使儿童在行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症状时，这些症状在儿童的生活史中也具有和成人大不相同的含义。因此，儿童精神分析决不能完全照搬正统精神分析的方法。安娜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体系，它强调的是人格的形成，探索的是造成人格畸形发展的原因，高度重视的是对人格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而对那些给儿童的心理发展造成的不太严重但又不可避免的伤害则不予理睬。
安娜·弗洛伊德
安娜·弗洛伊德由于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特别是儿童分析的卓越贡献，许多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其中有美国的克拉克大学（1950），杰佛森医学院（1964），芝加哥大学（1966），耶鲁大学（1968），她父亲的母校、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97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8），英国剑桥大学（1980）。此外美国政府还曾授予她“麦迪逊奖”，英国政府也曾授予她大英帝国骑士爵位。担任过《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主编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名誉会长。
（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42047010006dc.html
（2）http://www.pep.com.cn/xgjy/xlyj/xpmj/gwmj/200406/t20040630_95396.htm
（3）http://www.xadakang.com/zixunshiyuand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65
（4）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KQ1O041&xpos=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