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法兰克
安妮·法兰克安妮出生于德国的弗兰克福，为奥图·弗兰克（OttoFrank）一家的么女，家中还有母亲艾迪斯（EddithFrank）和姐姐玛格特（MargotFrank）。由于当时纳粹德国排斥犹太人风气日盛，父亲奥图便放弃于德国的事业而将家庭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过著较为平顺的生活；但是1940年5月后，荷兰为德国攻占之后，荷兰的新统治者英夸特也将排犹法律于荷兰执行，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也因此转入犹太人学校就读。这段期间安妮开始写日记。
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告密而被德国和荷兰警察逮捕。数日后所有人被转送到荷兰的威斯第包克集中营，一个月后隐密之家的八个人被转送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安妮与姐姐又被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距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他隐密之家的成员除奥图之外，都死于集中营之中。
安妮的日记由于公司女职员的保存而留了下来，之后公司的女职员又转交给生存下来的奥图·弗兰克，1947年安妮的日记便出版，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阿姆斯特丹居住的公寓弗兰克一家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社区中，而安妮和其他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样，经常接触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犹太裔人。弗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一分支—犹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分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安妮的母亲艾迪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父亲奥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于德国政府，并且获授勋。性格上奥图热衷于追求知识，所以对安妮及其姊玛格特也经常鼓励她们多阅读。
1933年3月13日，在弗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在此时便迅速扩张起来，使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继续留在德国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危险。在接近年尾时，艾迪斯便带着安妮与玛格特到亚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奥图则继续留在弗兰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便决定搬到那边去打理生意和为家人安排新住所。弗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离开德国的300，000犹太人之一。
奥图开设了一家名为“OpektaWorks”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链出来的果胶。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带着安妮与玛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为两姊妹安排学校。姊姊玛格特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了蒙特梭利式教育学校（MontessoriSchool）。两姊妹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格特比较精于算术及数学，而安妮在读写上比较优异。其中一个当时安妮的朋友哈娜·戈斯拉（HannahGoslar）忆述，安妮在作业时经常会用手盖著答案，以不被其他同侪借故抄袭，而且也不会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但是这些作业后来却没有保留下来。同时，安妮和玛格特在个性上也有着明显差别。玛格特在举止上较文雅，保守和勤奋，而安妮则较健谈，外向和充满活力。
1938年，奥图与一个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与名叫赫尔曼·云佩斯（HermannvanPels）的肉贩合伙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来居住，她之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所以即使玛格特与安妮在学校表现优异，但新制度却规定她们只可在指定的犹太学校读书，她们只好离开原校。之后，她们被编入犹太讲学所继续学习。
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携带的“黄星”
安妮·弗兰克笔迹1942年7月，玛格特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fürjüdischeAuswanderung）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然后安妮便得知其父奥图在与自己公司的雇员"沟通"后，决定把她们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与其姊亦早得知此事。于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河畔的公司内一间隐蔽的房间。
安妮·弗兰克笔迹，中译为:“我希望可以永远都保持着样貌如这张相片中一样，这样我便可以有机会到好莱坞了。”—撰于1942年10月10日
躲藏在隐密之家后：位于阿姆斯特丹运河（Prinsengracht）河畔，旧OpektaWorks公司大楼的前座，摄于2002年.奥图的办公室位于前座，而隐密之家位于后座。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隐密之家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乱，尝试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样子。奥图弗兰克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他们被逼留下了安妮的猫“摩积”。因为犹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从家门走了几公里，每个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因为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
旧Opekta Works公司域陀古加、基尔文、美亚姬斯、禾古治是唯一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雇员，姬斯的丈夫、禾古治的父亲都是帮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也会告知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发展。他们保证屋内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一个随时间而变得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对提升屋内士气的贡献。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
在七月尾，云佩斯一家加入了弗兰克一家，他们包括：贺文、爱吉斯、十六岁的彼得，十一月时费兹·飞化，一位牙医和云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写下了跟新朋友说话的兴奋，但很快，狭小的居住环境引起了冲突。安妮跟飞化同住一间房，她很快就觉得他很难以忍受；她又跟爱吉斯·云佩斯冲突，她认为她愚蠢。她跟她母亲的关系亦日渐紧张，安妮说她与她母亲没有什么共通点。虽然她有时也跟玛格特吵架，但她最亲的还是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她跟彼得却堕入了爱河。
安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党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域陀古加和基尔文都被带走并收监，美亚姬斯和禾基治则没有被带走。其他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维斯坦堡。它表面上是一个暂时拘留营，在当时已经有超过十万犹太人曾经被囚在此处。因为被发现匿藏，他们被视为罪犯，要被送去做苦工。
域陀古加与基尔文被囚禁于一个位于阿默斯福特的战俘营。基尔文在七个星期后获释，但域陀古加则在不同的劳改营一直当苦工直到战争结束。美亚姬斯与禾基治曾被秘密警察迫问，但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他们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姬斯打算在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在1944年8月7日，美亚姬斯曾找到斯巴鲍华，并希望贿赂他以换取释放囚犯，但遭拒绝。
纪念碑安妮跟其他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要脱光消毒，剃头，被纹上一个识别码。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晚上她们都挤在冷得要命的营房中。疾病非常猖獗，安妮的皮肤也感染了疥癣。
10月28日，军方开始选移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多于8000个女人，包括安妮、玛格特和爱吉斯·云佩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她的母亲艾迪斯留了下来。因为大量囚犯被送进来，要开始用营帐收留；安妮和玛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时使死亡率不断上升。安妮跟两个朋友短暂地重遇——汉妮和兰特，她们两人都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兰特形容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妮说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却更担心玛格特，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对她的两位朋友说，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经死亡。
1945年3月，班疹伤寒在集中营中传开，17000个囚犯因此死亡。有目击者说玛格特从她的帆布床中掉下来，因为休克而死亡，数日后安妮也死去了。他们估计安妮的死发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军光复这个集中营的数星期前。虽然没有确切日期，一般都相信时间介乎二月尾和三月中。
战后，有报告称在110000个从荷兰押解到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中，只有5000个得以活命。也有估计指出仍有大约30000名犹太人留在荷兰，大部分都受到地下反纳粹组织援助，当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存活下来。
在1995年印行的日记“最终版”开始时，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里头强调了很多次她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聪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与同伴，他们的情况，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写小说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听到一个GerritBolkestein做的电台广播——他是一个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他说当战事结束后，他会筹组关于战事荷兰人民受压迫的公共纪录。他也提起过出版信件和日记，所以安妮决定在那时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修正她的作品，删减某些部分，又重写某些部分，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笔记本子已经用完了，开始写另一本活页簿。她为屋子里的所有人起了假名，云佩斯一家成为了贺文，比曹妮娜和彼得·云丹，费兹飞化成为了艾拔·德素。奥图·弗兰克用了称为“A版本”的原日记，和称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记一起，出版了日记的初版。他拿走了几篇文章，大多数是用不奉承的词语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对性的兴趣的篇章。他回复了他们一家的真实身分，但其他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美，她想出版日记的尝试却都不成功。然后她把日记交给丈夫，他从而写了一篇关于日记的文章，叫“一个小孩的声音”，于1946年4月3日刊在报纸上。他写道：“日记结结巴巴地道出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声，体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连纽伦堡审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来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记初版，1950年再版。美国的初版在1952年，书名称为《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在法国、德国、美国，日记的发行都大受欢迎；但英国却是个例外，在1953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书的发行极受注目及好评，初版卖出逾100，000本。而安妮·弗兰克在当时的日本，也成为战时受害的年轻一代的象徴人物。后来艾拔·赫吉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首次公演，后来赢了普立兹奖。1959年，日记被拍成电影，《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无论是评论还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它被列入学校正规课程中，把安妮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发表了所谓的“评论性版”日记。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较，已修订和未经修订的都包含在内。它也包括了对日记真实性的讨论，和附加的，有关这个家庭和日记的历史资料。
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积（CornelisSuijk），宣布他拥有被奥图·弗兰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页日记；瑞积说奥图·弗兰克在1980年临终前把这几页都给了他。那几页，记下了安妮对父母关系紧张的婚姻的批评，和她母亲对她的漠不关心。
当瑞积打算卖出那五页日记以替他的美国基金筹钱的时候，惹起过一番不小的争议。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积交出手稿。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给瑞积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们的手上。自此之后，五页手稿都被收入日记的新版本中。
战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旧居内，重新放置了用作屏蔽"隐密之家"的书架。在日记的美国发行版中，埃莉诺·罗斯福（即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在序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一个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说中提到说：“在众多于我们历史重要关头，站出来为人性尊严辩护的人当中，没有谁的说话比安妮弗兰克更铿锵有力。”同年，一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Ehrenburg）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安妮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一个象征。希拉里·克林顿（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民主党提名人），在她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里兰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
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颁授的人权奖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他说在阅过安妮的日记后，“在当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喻为安妮对纳粹的反抗，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都在被跟安妮·弗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是必定会失败的。”来把两种信念连系在一起。同样地于1994年，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怎样面对当时的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也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借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维（Primo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着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要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玛丽莎·穆勒（Melissa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难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的广，如此的深远。”
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在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认为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意见。“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发生著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于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册题为《TIME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ME100：Heroes&Iconsofthe20thcentury）的特别期刊，安妮·弗兰克获选为其中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小安妮·弗兰克的半身像于1958年，当安妮的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映时，在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班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质疑安妮·弗兰克是否实际上不存在，并挑衅维森塔尔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兹证明。后来于1963年维森塔尔找到了当时的盖世太保KarlSilberbauer，在与他的会谈中，Silberbauer对当时的罪行直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并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载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他目击证人，包括奥图·弗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是否存在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图·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于1959年，奥图·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教师LotharStielau兴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Buddeg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了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本来的言论，而奥图·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图·弗兰克控告弗兰克福的Heinz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HeinzRoth被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Roth其后提出了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同年，奥图·弗兰克也对ErnstRömer提出了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TheDiaryofAnneFrank,Bestseller,A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为Edgar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Römer被罚款1,500马克，而Geiss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图·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条例范围而结束。
在奥图·弗兰克于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对比，证实笔迹吻合，而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吻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他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性版”。于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庭对此版的日记进行了确认。
1991年，两位大屠杀否定派学者罗伯特·弗里森（RobertFaurisson）与Siegfried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的日记:另一面接触（TheDiaryofAnneFrank:ACriticalApproach）》的著作。这本著作宣称日记由奥图·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隐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风格及文笔与同年龄的青少年有别等问题。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与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动用民事法，禁止该书在荷兰的进一步印发。于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
纪念石像1963年，奥图·弗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金会筹募捐助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好一点”。直至奥图·弗兰克逝世，他在遗愿中表示把日记的版权留给基金会，但附带条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权所得收入中拨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继承人，其余收入则由基金管理员决定如何使用。基金会现在使用这笔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给一个名为“国际义人（RighteousAmongtheNations）”的计划中以作医疗用途。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岐视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在同年的年度报告中，基金会也指出它们于德国、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国及美国亦开展着同样的计划。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间曾经居住于荷兰Merwedeplein区的一所房屋，于本世纪初仍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电视纪录片公开才开始受到公众关注。虽然长期没有保护及维修，但这所房屋被一家荷兰房屋公司收购后，房屋公司根据以往弗兰克一家的照片，与安妮在信件中对家具环境等的描述资料帮助下，成功回复到1930年代的旧貌。在过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馆的TeresiendaSilva与安妮的表弟Bernhard"Buddy"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见。该所房屋已于2005年重开，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于原居地写作的被选作家以作栖身之所。每名被选的作家都有一年期限于屋内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选的作家是阿尔及利亚籍的小说作家El-Mahdi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Elias捐赠了约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馆。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兰克一家在德国与荷兰拍下的照片，以及奥图·弗兰克于1945年把前妻与女儿于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亲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