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安禄山刑赏己出，日益骄横，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

四月，南诏叛附吐蕃，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众，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不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又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唐军又败。        

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玄宗以杨国忠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国忠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吏民分别在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在今河北井陉西北）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

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进。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

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八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从河北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反攻。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和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

干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又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协调和指挥战事。十月，唐军进围邺城，安庆绪向留守范阳的叛将史思明求救。

二年（公元759年）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双方未及布捙，大风突起，飞沙走石，天地昼晦，两军将士大惊，官军向南溃逃，叛军向北撤退。不久，史思明率部来到邺城南，安庆绪出城慰劳，被思明执杀，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唐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密谋，企图诛杀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惊吓而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同年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房山东北）附近，由于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相继投降，先后被任为成德、幽州和魏博三镇节度使，是为河北三镇。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1]

唐代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安史之乱发生后，对中国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设立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使盛唐建立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

军事格局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汉化甚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大燕皇帝

*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唐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陈玄礼 郭子仪 李光弼 许远 张巡 颜杲卿 鲁灵 张介然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2]

简述

（一）范阳叛变——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恐杨国忠对己不利，遂以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叛变，安禄山一路南下，不足两月，已攻陷洛阳，自立为燕帝，国号燕。

（二）肃宗即位—— 安禄山破潼关，活捉守将哥舒翰，直入长安。玄宗仓惶入蜀，行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杨贵妃被逼自缢，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

（三）禄山被杀—— 不久，安禄山被长子安庆绪所杀。郭子仪得回纥之助，收复长安和洛阳。

（四）思明叛变—— 史思明降唐，受封为范阳节度使。唐室恐怕史思明再反，欲将之消灭，究泄，史思明遂反叛。

（五）思明称帝—— 郭子仪、李光弼进击安庆绪，包围邺郡，史思明带兵援助安庆绪，合并其兵，回范阳，称大燕皇帝。

（六）平定乱事—— 史思明与李光弼相持年余后被养子史朝义所杀。李光弼再借回纥兵，大破史朝义。史朝义部下田承嗣、李怀仙降唐，史朝义被杀，安史之乱遂告平定。

安禄山起兵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起兵。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守令或逃或降。

唐军抵抗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振著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长安失守与玄宗退位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进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处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史思明夺权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战乱结束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天宝十载（751）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安禄山刑赏己出，日益骄横，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四月，南诏叛附吐蕃，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众，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不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又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唐军又败。

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玄宗以杨国忠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国忠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吏民分别在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在今河北井陉西北）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

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进。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

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八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从河北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反攻。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和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唐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又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协调和指挥战事。十月，唐军进围邺城，安庆绪向留守范阳的叛将史思明求救。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双方未及布捙，大风突起，飞沙走石，天地昼晦，两军将士大惊，官军向南溃逃，叛军向北撤退。不久，史思明率部来到邺城南，安庆绪出城慰劳，被思明执杀，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唐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密谋，企图诛杀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惊吓而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同年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房山东北）附近，由于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相继投降，先后被任为成德、幽州和魏博三镇节度使，是为河北三镇。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郭子仪（697-781）与 安史之乱
        
郭子仪，唐代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郭子仪出身一个中层官吏家庭，是通过武举考试走上政治舞台的。天宝八载（749），为横塞野军使，天宝十三载（754），为天德军（合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使，兼九原（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太守与朔方节度使右兵马使。 
     
郭子仪在军事上大显身手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初起，郭子仪即调任朔方节度使（驻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并奉命率军东讨叛军。正当叛军逼近潼关，威胁京师的时候，郭子仪初战获捷，静边军（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打通东陵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

至德元载（756），实际改元是在七月二月，由郭子仪推荐的新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攻下常山（今河北正定）。叛军史思明部妄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李光弼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于四月兵至常山，与李光弼合兵一处，共十余万人，九门（今河北正定东）一战，大败叛军。这时，郭子仪曾经建议，北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由于他势单力薄，岌岌可危，遂调郭子仪部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郭子仪认为河东（今山西永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下可进东京，西上可取长安。于是，他派人秘密潜入河东，准备内应唐军。至德二载（757）二月，郭子仪率军从洛交（今陕西富县）进攻冯翊（今陕西大荔），逼近仅一河之隔的河东。河东城内有人乘机内应唐军，杀叛军近千人。叛军守将崔干佑越城逃走，郭子仪乘胜追击，斩敌四千人，俘虏五千人，顺利攻下河东。由于唐军连战告捷，肃宗也由灵武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即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征讨叛军。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南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东进，追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人，占领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这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放弃洛阳，北渡黄河，走保邺（今河南安阳北），唐军收复洛阳。 肃宗回到长安，召郭子仪还京。肃宗派人隆重迎接郭子仪于京城以东的灞上，见了郭子仪。感激涕零的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一这时，郭子仪兵权在握，肃宗既要重用他，又不放心他，当然只能运用这种笼络的手段。 

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各路大军进攻安庆绪。参加作战的九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郭子仪等唐军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以致坐失良机。 史思明为援邺而截劫唐军的粮草，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断袭击唐军。于是，干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混战中双方均遭重大损失。郭子仪退向河阳（今河南孟县），保卫东京。这次战役的失利，鱼朝恩有责无旁贷之过，但他为了推卸责任，竟诬陷郭子仪作战不力。肃宗遂召郭子仪还京，并免其军职，还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取代郭子仪的职务。郭子仪在京闲得无聊，党项等羌人却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其威名，遂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只是徒有其名，因为他还不能离开京师。宝应元年（792）二月，绛州（今山西新绛）驻军粮饷不继，军心不稳。有一将领王元振借口士卒思郭子仪而发动兵变、杀了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肃宗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并以其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平兴、定国等军副元帅，镇守绛州。郭子仪并不因为王元振拥护自己而有所姑息，反而斥责王元振杀害主帅会给叛军提供可乘之机，遂杀王元振与其同谋者四十人。同时也解决了粮饷问题。这些措施，稳定了军心，效果很好。

不久，代宗即位，又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调他回长安。

正当唐政府边兵内调，把主要力量用于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西方的吐蕃，党项就乘机向东发展势力，凤翔（今陕西凤翔）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地方，已失去控制。郭子仪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曾建议不可忽视这方面的问题，但都没引起代宗的重视。 

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开始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宦官程元振置之不理，根本不向代宗报告。吐蕃顺利东下，很快到达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并引吐蕃深入内地，一直过了邠州（今陕西彬县），代宗始有所闻。吐蕃继续东进至奉天（今陕西干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京师震动，代宗才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今陕西咸阳东）。郭予仪久居京师，手下没有军队，临时凑集了二十余人到咸阳，面对二十余万敌军，当然难以有所作为。他派人向皇帝告急，由于程元振从中作梗，也未能见到代宗。

吐蕃逼近长安，代宗仓促出奔陕州，郭子仪循秦岭而东，沿途收容唐军散兵，驻军在商州（今陕西商州）。他认为从商州出蓝田（今陕西蓝田），吐蕃自然不敢东进，代宗在陕州也就安全，于是，代宗没再坚持调他东去陕州的意见。 郭子仪派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出蓝田，观察敌情。长孙全绪白天击鼓张旗，虚张声势；夜间多处燃火，使吐蕃不解其意。同时，还有数百人于夜间在长安城中击鼓吶喊，还发出郭子仪将率大军到来的消息使吐蕃惶恐不安。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吐蕃感到无力控制长安，只得撤兵西去。 十二月，代宗回到长安，郭子仪等到浐水以东迎接。代宗羞愧的对郭子仪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自此以后，郭子仪的声望更高了。 

平定仆固怀恩，又是郭子仪的一大功绩。 安史之乱结束后，仆固怀恩率朔方兵驻屯汾州（今山西汾阳）。

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有勾结，遂向代宗密奏仆固怀恩欲反。仆固怀恩受到猜疑，有诏书也不敢进京。当代宗征求除去仆固怀恩之策时，有人建议：仆固怀恩所统之兵皆郭子仪旧部，如果派郭子仪去统领这支军队，仆固怀恩就一筹莫展了。代宗遂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仆固怀恩感到危在旦夕，遂举兵反唐。他进攻太原失败，带三百人逃往灵州（今宁夏灵武）。郭子仪到了汾州，仆固怀恩所部，皆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 仆固怀恩到了灵州，勾结回纥、吐蕃，大举内进。郭子仪奉命出镇奉天（今陕西干县），在干陵之南大败仆固怀恩。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回纥、吐蕃内进。

仆固怀恩中途暴病而死，郭子仪用分化手段，拉拢回纥，共击吐蕃，迫使吐蕃退兵。        

建中二年（781）六月，郭子仪去世，终年八十五岁。^[3]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据记载，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见《新唐书》各人传记）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 《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叛乱，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 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敦煌文书P.2942《河西节度使判集》），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大概到了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768）年号。见M．A．Stein， Ancient Kothan，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Uillq，Niya and Ender， No.1）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庸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769）至大历七年（772）之间）。"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 《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