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1927年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逮捕,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提问 编辑摘要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字浚明,1885年(清光绪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的城郊魏家山。自幼苦读,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不久,孙炳文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受到袁世凯的追捕,回到四川老家。1917年,经人介绍,孙炳文结识了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孙炳文和朱德反复讨论了国内政治形势,最后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2年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3年,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婚。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工作出色。但由于铁血团事败,北京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形势愈变险恶,他们的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因而不得已离京返川。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因此孙炳文得以重回北大读书,直至毕业。 回到北大后,身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的孙炳文,非常欣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十分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任文事部长。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经常出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亲自撰写宣言、文件和来往函电,积极为同盟会开展活动。 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被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民国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设有新闻、社论、通讯、论文等栏目外,还专辟“妇女版”半页,宣传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7年春,在孙炳章的促成下,孙炳文往泸州会晤朱德。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彼此深感相识太晚。数月后,朱德得到孙炳文本人同意后,即聘他为靖国军旅旅部咨议,协理军政事务。 孙炳文任朱德旅咨议后,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青长、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动员亲属子弟习武从军,加强实力。帮助朱德建军、建政。这期间,朱德研读了孙炳文推荐给他的《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还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 五四运动的爆发,震撼了中国大地。身处川南军营中的朱德和孙炳文商定:“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的。”在此思想指导下,朱德和孙炳文决定出国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
1918年,孙炳文毅然投笔从戎,应邀到靖国军朱德旅部任参谋,帮助朱德协理军政事务。他积极向朱德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长清、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还动员亲族子弟习武从军,加强部队实力。在护国讨袁战争取得决定胜利后,朱德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孙炳文改任军法处长,对建军建政,兴利除弊,十分重视。不久,川军排滇。军阀割据,战祸连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深深地感到依靠军阀振兴国政也不是道,乃又辞去滇军职务,到成都任四川省造币厂厂长。数月后,川滇军阀战争加剧。为筹充军费,川军吕超下令全部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认为“军阀混战,徒苦小民”。主张废除苛税,保护百姓。乃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及时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罪行;一面竭力抵制提款。最后只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藏。自己则两袖清风,分文不苟,弃职回乡。
1922年6月,朱德到了上海,因失眠症住进法国圣公医院。住院期间,朱德阅读了朋友送来的报刊,了解到中国的工人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遂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出院后,他即在上海寻找共产党。不久,朱德收到孙炳文从北京来信,按约定预订了两张9月初由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船票,便急往北京与分别一年多的孙炳文会合。 1922年9月,他们坐上一艘法国客轮从上海启航,开赴法国马赛。
孙炳文听取了朱德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后,二人决定在北京继续找。可是,两人未能找到北京的党组织负责人。为了更多地了解共产党和中国北方的革命形势,他们趁出国前这点闲暇时间,去了张家口、呼和浩特、大同等地参观考察;深入宣化县鸡鸣山煤矿工人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这短暂的局部调查研究,使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革命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当他们打听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上海时,就风尘仆仆地赶去。一面寻访中共机关,一面拜见了孙中山。他们把出国学习革命理论、革命运动的意愿向孙中山作了陈述,孙中山表示赞同。于是,朱德留沪继续寻访中共机关及负责人,孙炳文即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并安置家属。
1922年10月中旬,邮轮抵达法国马赛,朱德与孙炳文当夜乘火车去了巴黎。经打听,周恩来正在柏林筹建中共旅欧总支部柏林支部。他们便赶赴德国柏林会晤周恩来。在柏林,朱德和孙炳文向周恩来陈述了各自的经历,以及在北京和上海寻找中共的情况,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不久,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组织上批准朱德和孙炳文为中共党员。
1923年,孙炳文到德国哥廷根一所大学旁听哲学,并自学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通讯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平时还经常阅读旅欧支部、德共以及共产国际所办的各种报刊。特别是周恩来在《赤光》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严肃地批评了国家主义派的恶毒攻击和改良派的错误思想;指出了振兴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使孙炳文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示,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他从根本上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孙炳文学习刻苦,并且边学习,边思考,逐段逐句咀嚼。他读过的一本《比较心理学手册》,全书字里行间,到处都有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汉语注释,标有阅读时间和进度。孙炳文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战后的德国,为了克服经济萧条,避免经济危机,把战争赔款负担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造成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德国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击毙我无辜侨商。我留德学生群起反对,义愤填膺。孙炳文按捺不住胸中怒火,联合留德同人,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斗争。他们一面通电国内,唤起公众舆论;一面向德国当局交涉,抗议德警杀人罪行。还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外交后援会”,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驻德公使向德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由于我驻德公使软弱无力,这场斗争未得结果。
1923年秋,孙炳文以“探亲”名义假道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他很赞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他为苏联共青团组织,不计报酬进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精神而十分感动。在此期间,他还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告诉他,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维辛斯基还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有关内容,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新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这次重要谈话,引起了孙炳文极大注意,特别是亲眼看到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景,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孙炳文回到祖国时,正好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使孙炳文很受鼓舞。同年,因工作需要,孙炳文偕刘鼎再次出国。他们仍取道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他与朱德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积极从事国民党德国支部的改组工作,一方面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发展国民党柏林支部,壮大左派力量;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右派言论,争取中间势力。当时旅欧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潮与派别,其中有一批官僚地主子弟,受反动派的怂勇与操纵。以这些人为首的右翼组成了国家主义派(后改为青年党),竭力阻挠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与反共的《先声》杂志相勾结,对国民党左派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为了打击右派,宣传国共合作政策,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孙炳文等人撰写批驳文章,刻写油印刊物,广为散发宣传。一次在柏林国民党改组支部成立大会上,青年党人故意捣乱,破坏会议正常进行。孙炳文等以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他们的谬论,宣传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从而孤立了右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保证了会议正常进行。
1924年春,孙炳文再次赴德,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格廷根会见朱德。孙炳文向朱德转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内容,带来了两会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地说:“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他谈到正酝酿新的政策,事过两年,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朱德紧紧握住孙炳文的手说:“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的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自此,孙炳文在格廷根住下,住处距朱德寄宿地不远。他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和学习讨论。朱德出任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他以老资格国民党员的身份团结、教育留德学生中的国民党员。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后,中共旅德支部组织中国留学生展开声援活动。6月下旬,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留学生在柏林某校集会。散会时,朱德、孙炳文等遭到德警方的抓捕。德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团体向法院起诉,称中国人是应邀参加的,警方无权逮捕中国人。法院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囚禁了两天的朱德等人释放。朱德出狱时,恰好,中共中央要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通知已到,他便登上了去莫斯科的轮船。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是孙维世和孙新世的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好,有说是同学,其实,孙炳文是在参加过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时候和周恩来结识的,这个四川中年很激进,激进的让陈独秀都不愿意见到他,1921年,他和朱德去上海看陈独秀,陈独秀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发了大脾气,这次冷遇并没有让孙炳文灰心,次年仍旧在周恩来、陈延年的帮助下入党。此后,1926年,被派往黄埔军校学习,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总教官兼中山大学教授。孙炳文死后,女儿辗转交由周恩来夫妇抚养,邓颖超对侄女周秉德说过,她的干女儿有三个,一个是叶挺的小女儿杨眉,一个在延安时烧死了,再一个就是孙维世。孙维世一直被林彪追求,成为叶群的眼中钉,而后江青为了整周恩来也准备拿她开刀,被捕之后直到死的时候孙维世还被带着手铐。孙维世的丈夫著名演员金山也是一个导火索,他和王莹的恋爱也让当年的江青很不满。金山生性风流,在六十年代去朝鲜演出期间和一名朝鲜女演员鬼混被发觉,遭到处理,孙维世并没有嫌弃他,还是和他一起生活,孙维世死后,妹妹孙新世继续嫁给了金山。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涌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就这样孙炳文和长子宁世(当时年仅14岁)、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孙炳文三人上岸后即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孙炳文当即被戴上了脚镣手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于第二天总算知道了孙炳文的下落。他一面向武昌报告情况,一面带着子女冒雨探监。她们隔着铁栅看见孙炳文衣衫已被撕破,带着沉重的镣铐,步履艰难地向她们走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孩子们双手紧抓铁栅,大声哭喊“爸爸,爸爸!”任锐也悲愤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党工作。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痛苦地离别了亲人,抱着营救的莫大希望,留四人住沪听信,自己亲率其余人员赶赴武汉国民政府,分头设法营救。
敌人利用了各种酷刑,孙炳文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孙炳文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反动派无计可施,迫不及待地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在龙华密林处秘密杀害了。
1927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南中校长吴小波为此亲自编导了革命话剧《孙浚明先生之死》,在校内多次公演。同时,还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的照片、诗歌、书信和文艺作品展览,在群众中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南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南溪地下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和1928年的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