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变乱
天京变乱也称天京事变,当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东王杨秀清总理朝政,居功骄傲,上欺天王洪秀全,下压有功诸将。甚至借代天父立言的身份,杖责天王,并威逼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忍无可忍,急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回京共商良策。韦昌辉回京后,率亲信部队包围东王府,后又刺杀杨秀清,残杀其眷属和东王府大批人员,进行大屠杀。事后,洪秀全处死了韦昌辉,并对朝政的石达开无端猜忌,因此石达开率10万精兵出走四川。“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进入了斗争的后期。
提问 编辑摘要1856年9月,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争,史称“天京事变”,或称“天京变乱”。
天京变乱的导火线,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创业元老,他才能出众,掌握着太平天国的最高军政实权。在战争中,他指挥若定,常操胜算;定都天京后,主持朝政,也极有法度。但由于军功卓著和随着权力与威望的增加,他越发恃功骄傲,作威作福,“不知自忌”。一切军国大计,“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尤其是当他假托天父下凡时,更是“威风张扬”,甚至连天王洪秀全也险遭罚跪杖责。洪秀全尽管行政才干不及杨秀清,但也不是一个怯懦昏庸的人,因此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两人的矛盾日趋尖锐。
1856年夏,太平天国处于全盛时期,杨秀清被胜利冲昏头脑,野心也日益膨胀。他假托天父下凡,公然逼迫洪秀全把他由“九千岁”加封为“万岁”,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此情形下,洪秀全不再无动于衷,他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发生被杨秀清取而代之的危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洪秀全决定趁早除掉后患,于是派人密商于正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让他们即刻回天京勤王。
出身地主的韦昌辉,性格阴柔,野心很大,他对杨秀清表面上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暗地里却盘算如何伺机除掉他,夺取权位。他得到洪秀全旨意后,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兼程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
9月2日凌晨,韦昌辉率3’000人突袭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家属侍从全部杀死。随后,又扩大事态,在两个多月里,以所谓清除“东党”名义先后杀害杨秀清部属和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天京城一片恐怖混乱,浮尸随秦淮河水漂浮到天京城外,河水因而染红。当时正在湖北武昌洪山督师的石达开闻讯大惊,急忙赶回天京,斥责韦昌辉不应滥施杀戮,自损元气。韦昌辉恼羞成怒,又要谋害石达开。石达开闻讯,连夜率亲信逃走,但他留在天京城内的家属却被韦昌辉尽数杀害。石达开忍无可忍,到达安庆后,立即起兵讨韦。
韦昌辉的大屠杀,引起天京城内太平军将士的一致愤怒。11月初,在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的压力下,洪秀全下令诛杀了韦昌辉,并永远定其为“北孽”。洪秀全急诏石达开回京辅政,长达数月的残酷内讧方告平息。
1851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建制”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一人身上。 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加上东王多次假托“天父下凡”传令,令天王也要听从东王命令。
1853年定都天京后,在封建思想腐蚀下,杨秀清就开始制造取天王而代之的夺权舆论了。他把太平军所有的功劳居为己有。他把自己说“超越凡资”的天才,说“东王具生知安行之资,功勋迈乎前,恩威超乎后世”。
杨秀清不仅有言论,还有行动,他“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此外,杨秀清为了对抗洪秀全,时常将“天父”这个幌子当作法宝。
在军事上,杨秀清假借“天父”篡改天王“留南而杨往北的”正确战略决策,只派偏师北伐,结果全军覆没而错失良机,李秀视此为“误之首”的“大误”;在刑事,洪秀全“许可、东贼必不可,天贼杀,东贼必不杀,自示权由己出。”当时一个地主文写道:“东王显与太平敌体”;在删书方面,洪秀全本想焚儒家书籍,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止洪秀全焚书,结果洪不敢违只好改书、删书了;在组织,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他逼天王,下压首义有功将领。
1853年12月,杨秀清因天王府宫女的小事,借天父下凡公然无理地要杖责洪秀全四十大板。1854年5月,燕王秦日纲一个牧马某甲,因路遇杨秀清的同庚叔未及行,当场被鞭打二百,又被送到刑部卫侯黄玉琨加杖。黄对这种法外加法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抵制,这位同庚叔当即推倒了案桌,向杨告了状,杨大发雷霆,令石达开逮捕黄氏,得他投自杀。兴侯陈永和燕王秦纲因不满这种无理置,“相率辞职”,又遭杨的杖责,直到牧马某甲以五马分尸才算了结。
1854年,洪秀全生了第四个儿子,杨秀清以庆祝满月为名,声称要由刚出生的“王四殿下”来“继治天下”。杨秀清之所以要什么也不懂的小孩来“继治天下”,实质是由他来“继治天下”。由此可见:建都天京后杨秀清对“九千岁”的地位已经不满足了,眼中已经没有洪氏了,要取而代之当“万岁”,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皆知”了。
天京变乱虽然平息了,但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潜在地发挥着可怕的作用。
当时,石达开回天京后,受到合朝将士的一心拥戴,但却为天王所猜忌疏远。洪秀全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意在借此分散石达开的权力,以免重蹈杨、韦覆辙。安、福二王庸碌浅识,无功受爵,引起很大不满。石达开受到猜忌排挤,于1857年6月负气离开天京,还拉走了十万精锐部队,开始在各地流动作战。途中虽多有战捷,但由于脱离。
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军队损失惨重,1863年5月终被清军围歼在四川境内大渡河边的安顺场。石达开本人也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从天京变乱至此,大量优秀太平军将士相继死去,造成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危险局面。
天京变乱在精神上给太平天国军民造成巨大创伤。尽管事变结束后,洪秀全作了某些安定人心的善后工作,如恢复杨秀清东王名号,规定杨秀清死的这一天为东王升天节,并撤掉韦昌辉在《朝天朝主图》上的坐次等等。但这些做法都不能从根本上维系人心,团结内部,前期那种万众一心的蓬勃精神状态已不可能完全恢复了。
天京变乱的恶劣影响,集中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恰好发生在西征战场节节胜利、被围湘军危在旦夕之际。内讧一起,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别从江西、湖北、丹阳带兵回天京,前线兵力大幅度锐减,攻势顿时减弱。屡遭挫败的湘军绝处逢生,乘机复起,占领武昌,又顺江东下,逼进九江、安庆。1856年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天京再度被围困。无数太平军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军事优势又复烟消云散,太平天国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这场“天京变乱”不仅是酝酿了数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者之间个人矛盾的表面化,而更重要的还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封建化的恶性表现。它是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和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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