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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中国大陆充裕的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草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大跃进随后中国各地进行着“大炼钢铁”运动，农村也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然而运动开始后，很快暴露的问题招致党内外大量的反对之声。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
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刚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中国职工人数勐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农村的人民公社颳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鍊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无人收割。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7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为随之而来的大飢荒埋下伏笔。1960年冬，“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桉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社论。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大跃进运动中革新能手奖状1950年代期间，在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和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徵收；被指反对 共产党统治的人已被监禁；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残馀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的就任已经有所警觉。毛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没有能够追上并取代“西方国家”，而且是正在不断的倒退。当时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都有发生人民起义，而苏联却在与中国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求“和平共存”。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毛认为中国必须准备“走自己的路”。
“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完成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而这些高指标的提出，又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口号有着密切的联系。195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参加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很好。一是他觉得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并且通过这场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二是在莫斯科会议上，苏共原来准备了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中心内容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问题。后来中共中央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同原来的面貌不一样，并被会议基本上接受了。胡乔木曾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11月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不但大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问题，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苏联“在十五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在征得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致祝词时，正式公布了这个口号。他说：“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钢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工业领域“大跃进”的重要目标，当年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认为搞建设就是要那么冒一点，就是要克服那种右倾保守思想，致使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中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大食堂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个中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实际上是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动员令，把“大跃进”的口号推向各行各业。
在“大跃进”已在中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于这年3月3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开展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民大辩论，实际上是要以此肃清“大跃进”的思想阻力。《指示》断言，在这场运动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 随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简称“双反”运动）的展开，“大跃进”运动向纵深发展，浮夸风开始盛行。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和4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农村开展“大跃进”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后一次总动员。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进入6月之后，“大跃进”如火如茶般开展起来，而各种好消息也不断地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6月16日，负责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用不了三年时间即可赶上和超过英国，原来需要十五年才能实现的中国农业发展纲要，也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
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大跃进开展只过了半年的时间，中共中央便把赶超英国的时间便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农业卫星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着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从此，中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导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穀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经常报导虚假新闻，大放农业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列表。当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穀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徵“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
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报导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
8月26日，四川省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穀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
事实是农业合作社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下列措施：
将移栽日期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虚报为7月13日，隐瞒移栽水稻已半吊黄熟重要情节。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穀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穀过秤。将一箩穀重複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称为“转转秤”。
大炼钢铁
大跃进时土法建造的小炼钢炉中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中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
部份中共党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希望党领导调整政策。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毛泽东不能正确接受彭德怀等人的直言批判，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更重大损失。1960年，中国大陆的粮食产量较1957年降低了四分之一。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刘少奇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和人命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使得中国的乡村出现大量的死亡人数。当时由于中中国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0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贾斯伯·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飢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大跃进奇迹：载重156吨的汽车威廉·杜波伊斯（W.E.B.DuBois，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着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穫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宣称：如果将照射在地面的太阳能全部转换为粮食，亩产万斤在理论上是可能，据称毛泽东是因此相信了亩产万斤的报告。依照这种虚假报导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徵收用于填补差额，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结束，刘少奇定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将责任归于毛泽东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重要日常工作，纠正了毛的部分政策；但也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称：“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中共中央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
人民日报关于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的报道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
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否则，采用大鸣大放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3.8%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
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可能会被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
[1] 财经网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1-04/100044235.html
[2]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B7%83%E8%BF%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