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明世宗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十七年（1539年）间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在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的情况下驾崩。内阁首辅杨廷和以武宗遗诏及《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为依据，提出迎立武宗叔伯兄弟朱厚熜入继帝位。杨廷和的迎立主张得到了张太后的赞同，于是便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天下。朱厚熜即为后来的明世宗，年号为嘉靖。但是世宗并不是以皇太子而是以外藩亲王入继帝位的，而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样便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伯母慈寿皇太后为后?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在嘉靖皇帝亲自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便是嘉靖年间的“大礼议”。
明世宗正德十六年，三十一岁的武宗皇帝在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的情况下死去了。皇位由谁继承？这个封建时代头等大事尖锐地摆在朱明皇族和满朝文武面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的独生子。宪宗成化皇帝有十四个儿子，第三子朱祐樘嗣帝位，是为孝宗弘治皇帝；第四子朱祐杬封为兴献王，王府在湖广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孝宗传位于武宗朱厚照，兴献王传位于朱厚熜。朱厚熜袭封兴王后几天，武宗病世。）杨廷和的迎立主张得到慈寿皇太后(武宗生母)的谁允，形成定策，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天下。于是，朱厚熜入嗣帝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时年十五岁。但是世宗并不是以皇太子而是以外藩亲王入继帝位的，而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样便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伯母慈寿皇太后为后？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皇帝亲自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这便是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它持续了约二十年之久，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皇帝即位至嘉靖八年是第一阶段。
兴献王世宗即位时虽还是一位少年，但聪颖敏达，自幼又在兴王府受封建文化和帝王之道的熏陶，颇有城府，气度不凡。再加上王府长史袁宗皋(后升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作智囊，因此一至都门便同“定策国老”杨廷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位六日，即命礼官集议其父兴献王的封号及崇祀典礼，揭开大礼议的帷幕。杨廷和及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毛澄等引经据典，提出嘉靖皇帝宜尊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兴献王妃为“皇叔父”、“皇叔母”，自称“侄皇帝”。就是说，既继统，又继嗣，方能继承皇朝帝位。这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多数派的议礼纲领。杨廷和更宣称“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世宗十分不悦，质问礼部:“父母可移易乎？”下令再议。于是朝臣一百九十余人次先后抗旨上疏，支持杨廷和的主张。
此时，观政进士张璁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站出来支持皇帝。张璁上《大礼疏》，首树异帜，提出，“继统”与“继嗣”不同，“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谓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不能“强夺此父子之亲，而建彼父子之号”。“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就是说，世宗只继武宗皇位，而不继孝宗宗嗣，而且要加尊父母封号。
世宗见此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随即降下手敕，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杨廷和毫不示弱，说了句“不敢阿谀顺旨”，便把手敕封还驳回。世宗以“避位归藩”相要挟，群臣惶惧，杨廷和不得不作出让步。世宗决定“追尊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本生母兴献王妃为兴献后”；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及妃的封号虽然提高为“帝”、“后”，但无“皇”字，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母，但在其前却冠以“本生”二字，还需称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因此御札屡下，必欲加“皇”字，去“本生”，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父亲为“皇考”而后已。
议礼之争日趋激烈。南北两京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上了八十余道奏章，攻击张璁、桂萼，抵制皇帝谕旨。张、桂一派人数虽少，但有皇帝作后台，因此冲锋陷阵，锐不可当。杨廷和见“中兴”无望，于嘉靖三年二月疏请归乡。嘉靖帝顺水推舟，准其致仕。杨廷和离朝是大礼议的一个转折点。多数派失去领袖，逐渐失去优势。嘉靖帝以议礼态度为标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充身边顾问；席书为礼部尚书，主持议礼。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母“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皇考”的愿望。但是“本生”二字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这样便形成了“两考”并存，“两父”并尊的滑稽局面，议礼仍不能结束。
朝廷两派宗法理论之争迅速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张、桂少数派攻击杨廷和及其拥护者为“奸权”、“朋党”、“不道”。他们还积极谋求勋戚贵族的支持和保护，昌国公张鹤龄、武定侯郭勋等都是他们的有力“内助”。多数派也攻击张、桂派是“奸邪小人”，“曲学阿世”，甚至策划待机将其“毙之于庭”。一场严重的冲突酝酿成熟。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命令礼部照旨立即更改尊号，朝臣抗争，群情激昂。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杨廷和之子)等号召百官伏阙请愿。于是群臣二百二十余人跪伏左顺门，高呼:“高皇帝(明太祖）！”“孝宗皇帝”！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帝决心粉碎臣下的对抗行为，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者的姓名全部登记在册，先将为首者八名逮捕入狱，接着又将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官员逮捕入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之后，对参加这一事件者作了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十七人惨死在廷杖之下。左顺门事件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朝臣请愿活动。虽然参加者中也有勉强附和之辈，尚气好名之徒，但相当多的人对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是真诚的，“唯恐陷主于非礼”。他们“忧国如家，视死若怡”，如痴如憨，以死挣谏。但是皇帝毕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尽管嘉靖帝才十八岁，但一道圣旨也足可以使鼎沸的请愿活动立刻土崩瓦解。封建史家叹曰:“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臣，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己”。左顺门事件之后，嘉靖帝宣布：去掉“本生”二字，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桂萼等编纂的《明伦大典》完稿，嘉靖帝亲制序文，颁布天下，以钦定法典形式对七年来的大礼议作了总结。赞襄议礼有功的张璁进升为内阁首辅，桂萼进升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其他各有升迁。同时，杨廷和则遭惩治。嘉靖帝下令:“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法当戮市，特大宽宥，革了职着为民。”毛澄、蒋冕、毛纪、乔宇、汪俊、林俊等原大学士、尚书亦皆革去官职。大礼议第一阶段结束。
嘉靖九年至十五年是“大礼议”的第二阶段，主要围绕祭祀典礼展开争论。
汉制近古，但礼制不全。唐宋亦礼官式微。明初，朱元璋“喜简易”，在礼乐仪制上不甚讲究。此后继位者谨守故府，莫敢辨难。嘉靖帝以小宗入继大统，时刻感到皇权受到威胁。为了巩固帝位，在实现了对父母封号追尊的基础上，又着手祀典的兴革。所谓“更定祀典”主要是指:
尊天地。按封建礼制，“至尊莫大于天地”，故有祭天、祭地之礼。嘉靖时此礼日趋纷繁，在都城北京的南、北、东、西四郊分别建置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行祀天、祀地、朝日、夕月之礼。
亲祖宗。按封建礼制，“至亲莫大于祖宗”，故在京师建有太庙，以祭祀死去的列朝皇帝。而太庙如何建制，列祖列宗如何序列，祭典仪式如何举行，都直接体现着封建的意识形态和皇帝的尊严，因此十分考究。
教天下。按封建礼制，“教天下莫大于孔子”，故有祀孔之礼。为了提高皇帝的地位，嘉靖年间，把孔子封号由“文宣王”下降为“至圣先师”；把孔庙中的塑像改为木主牌位……嘉靖帝斥责反对此项更革的人是“借之(孔子)以制压君于上，威服人于下，虽曰尊孔子实是自尊也。”并亲撰《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存之史馆。
祈五谷。按封建礼制，“养天下莫大于土谷”，厂故有祈谷之礼。嘉靖年间在京师建造土谷坛、先蚕坛。
围绕这些礼仪，朝臣又论争七年之久。辅助皇帝完成更定祀典的是礼部尚书夏言，由于他迎合帝意，力排异说，因此博得宠信，步步高升。在三年之内，由七品吏科都给事中升到二品礼部尚书;又五年，入阁拜相。
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是大礼议的第三阶段。
按封建礼制，皇帝在位时称皇、称帝；死后加庙号，称祖、称宗，并将其神主以一定的昭穆序列祭入太庙。这就是所谓生为帝统，死为庙统之意。兴献王虽已追尊为兴献皇帝，但尚未称宗，也没有入太庙，距合乎标准规格的皇帝在礼仪上尚不齐备。这个问题还是在嘉靖四年就提出来了，但由于反对者阻拦，直到十七年才在礼部尚书严嵩手中作出了使嘉靖帝满意的解决。这年九月，诏令兴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入太庙，配享上帝。严嵩也因为在大礼议的最后阶段“秉虔尽职”而赢得嘉靖帝欢心，为日后攻倒夏言、夺取首辅奠定了基础。
兴献王生前虽未为天子，但“以子帝父”，至此已获得为一位死去的天子应有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明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己登峰造极，大礼议至此结束。
大礼议争辩最甚的议题，就是继统、继嗣是否合一。究其内涵，实为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何者为重——也是尊尊与亲亲的冲突。「统」代表皇帝继承制度合理性的宗法制度，其义为尊尊、大宗宗统、君统、天理；「嗣」代表父子天性的血缘关系，其义为亲亲、小宗家系、亲统、人情。亲亲和尊尊原则及先代儒者在其间建立的联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体系的中心思想，后世儒家致力申论的「忠」和「义」就是从尊尊原则衍生出来的价值观；而「仁」和「孝」，则是从亲亲原则发展出来的价值观。
西周的封建宗法制度中，亲亲、尊尊并没有位阶高低之分，当遇到亲尊冲突时，则端视不同的状况，加以斟酌，定出合礼的方案，以求亲亲、尊尊之两全。自秦汉以后，亲亲尊尊的位阶屡有更迭，尊父与尊君的冲突层出不穷。到了宋代，在礼学理学化的潮流下，宋儒用当时盛行的天理纲纪论来解释三礼，礼制遂大变，「礼」被视为不可变异的天理纲纪，上下阶序尊卑差等的关系亦被固定，缘情制礼的调整空间逐渐窄化，尊尊、亲亲的地位竟产生了高低之分。到了明代，作为科举考试模板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大力宣传「君为臣纲」的尊卑关系，主张以公义绝私恩，以义（尊尊）压仁（亲亲），使君臣纲纪的尊尊高于父子关系的亲亲，被视为天理纲纪的「礼」更是坚若盘石，开始变成制式化、权威化的教条，丧失了缘情制礼的空间，以致后世的鲁迅（1881-1936）有礼教杀人之讥。换言之，在礼学理学化的脉络下，旁支入继大统的君王必须先区分大小宗的差异，承认过继大宗、承接宗统的血缘身份，才能有资格继承君统。
由于「濮议论」人士不愿向皇帝妥协的坚决态度及他们在「左顺门事件」中的悲惨遭遇，后代史家大多认为他们是明代士大夫主张儒家道统重于治统的代表，却很少说明「濮议论」礼意错谬之处；其次，「人情论」相对「濮议论」来说，似乎常被人误解成附和皇帝个人意志而过份强调亲亲之私的小人之见；再者，「人情论」与阳明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主张「人情论」的某些人士也与王阳明（1472-1528）交往密切，极易让人产生「人情论」乃由阳明学而来的推论。在政治史或思想史的讨论中，上述的说法诚是确论。若我们不妨从尊尊亲亲的角度切入议礼两方持论的内在理路，探索他们各自对天理与人情的界定范围来分析他们面对公（尊尊）与私（亲亲）互有冲突时的态度。唯有了解议礼诸臣持论异同后，才能探索嘉靖皇帝在公私冲突中将采取何种的抉择，又会如何影响其政治行动。
「濮议论」与「人情论」的区别在于：杨廷和等人坚持的「濮议论」，反对嘉靖皇帝为了尊崇本生父母而破坏了君统与宗统合一的宗法原则，认为皇帝是天下人的表率，理当以宗法礼教为重，不能有因情徇「私」的行为。于是濮议论者举起「存天理，去人欲」的旗帜，要求嘉靖皇帝必须放弃兴献王之子的身份，转而「考孝宗、母昭圣」，成为孝宗之子。另一方面，张璁等人所肯定的「人情」则是每一个个体的亲亲之「私」，认为「亲亲」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情感根本，即使是集天下之公的皇帝也能保有敬父爱母的私情。于是人情论者支持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反对杨廷和等人主张改考孝宗的「濮议论」。换句话说，两方讨论皇帝是否能拥有亲亲之私时，其论述的角度不同，其讨论的层次也不一致。
主张「濮议论」的杨廷和等人未必全然无视于「亲亲之私」，只是把尊尊原则放在考虑的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嘉靖皇帝的个人意志必须接受礼法的限制，从而认为「大礼」只不过是皇帝不合礼法的个人私情而已，于是皇帝的孝心在「大公无私」的考虑下变成了一种不正当的情欲，「亲亲之私」变成不可不放弃的累赘。由此可知，杨廷和等人坚持「濮议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唯有压抑嘉靖皇帝欲崇敬兴献王为皇考的政治行动，否则皇室宗统将出现断裂、君统难以衔接的情况，国家礼法也会因名分错乱而失去其公共性质，从而丧失了箝制皇帝的道统力量。
另外，若从「正名定分」的逻辑来看「濮议论」，可知杨廷和等人坚持嘉靖皇帝考孝宗、母昭圣的动机是：唯有掌握规范君主的名与器，才能确保皇权的公共性质，也才能把皇权的运作范围包涵在「天理」的框架之中，不让皇权流于绝对专制的局面。在「尊尊为公」的逻辑下，确保国家的礼法规范才是濮议论者争论「大礼」的重点。对他们来说，张璁等人重视皇帝的个人私情及「大礼」不合于宋代濮议的事实，自然不能被当作考虑的基准，也没有资格与「正统大义」相提并论。
主张「人情论」的张璁等人也不是藉亲亲之私来贬低尊尊之公的地位，只是着眼于每个个体都有亲亲之私的需要，即使是皇帝也能享有对父母尽孝的权利，因此忠于现实人情的状况，以天子父即为皇考作为解释，支持嘉靖皇帝尊崇兴献王为皇考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一律视为私欲，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就他们后来要求嘉靖皇帝不应让献皇帝进入太庙行列的言论来看，可知他们主张「人情论」的最终目的在于让皇帝个人的亲亲之私得以被包括到天理的价值体系之内，而非把「私」抬高到「公」之上，让献皇帝取代孝宗与武宗的君统地位，更不是一味赞成嘉靖皇帝自创新宗统（自宪宗皇帝到献皇帝再到嘉靖皇帝）、取代旧宗统（成化皇帝至弘治皇帝到正德皇帝）的政治行动。若从「正名定分」的逻辑来看「人情论」，可知张璁等人主张尊崇私亲的动机是：让兴献王的伦理身份与政治身份名实相符，亦即让嘉靖皇帝称兴献王为皇考，才是符合天理、安定人心的作法，「此正名定分，父得为父，子得为子，兄授位于弟，臣授位于君，大伦大统两有归矣」。为了避免正统不分、名分错乱的后遗症，人情论者还特地提出了尊尊亲亲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主张「奉神主而别为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尊亲亲两不悖矣」。
由此可知，不管是「濮议论」或「人情论」人士皆肯定「正统大义」的重要性。不同的是，两方对私情范围的看法相异。濮议论者认为「天理」高于一切价值，代表天理的礼法是规范皇帝道德和行为的公共价值，任何人事物都必须遵守尊尊原则。亲亲原则固然重要，但嘉靖皇帝欲称兴献王为皇考的作法根本是不合国家礼法的私情。他们又认为亲亲原则若放在皇帝身上的话，将会使尊尊原则相对地受到动摇，也会开启了皇帝个人意志可以得到舒展的灰色空间，从而破坏了国家礼法的基础，故坚持尊孝宗为皇考。人情论者则抱持着尊尊亲亲二者皆重的看法，并不会因对象是皇帝而贬低亲亲原则之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让亲亲原则重新包涵于宗法体系之中，不但不会影响到尊尊原则的地位，也能使名分礼秩得到合理的安排，于是从现实人情加以考虑，要求尊兴献王为皇考。
事实上，两方争执的重点在于是否称兴献王为「皇考」，而不是否定兴献王是皇帝本生父的事实。若从字面上看「皇考」二字，似乎是皇帝之父的称呼问题而已。其实不然，「皇」字是人间极尽尊崇的最高地位，即意指皇帝权力的来源—天；「考」字是称死去的父亲，意指帝室宗统传承的一环，「皇考」之称，除了代表着现任皇帝之父的意思外，也代表着现任皇帝承接「天命」的中介者。于是「皇考」一词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被赋予尊号者不但是宗庙里的合法成员，更是现任皇帝得到正当性权力的凭借。因此杨廷和等人为了延续帝系的宗统地位，稳定正统大义的基础，才会坚持嘉靖皇帝必须称孝宗为皇考，不得称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以维护君统与宗统合一的宗法原则。另一方面，张璁等人则列举历代故事，指出宗法原则不是一块铁板，实可依照现实人情而有所更定，在「缘情制礼」的考虑下，政治身份与血缘身份可以两分，君统与宗统不必合一。因而张璁等人直视皇考为皇帝之父，认为兴献王既是皇帝之生父，就不应扭曲现实人情，改称孝宗为皇考，以强化君统有别于宗统的独立性地位。
大礼议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窳，瘦弱；懒惰）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明帝国是个皇权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权柄，文臣在“大礼议”中和皇帝斗争，没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从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论支持。可是这些“案例”的结果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皇帝和文臣双方都从历史上找对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们认为自己的主张合乎礼制，可他们的说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规矩的做法。比如永乐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争夺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进了南京还假惺惺对方孝孺等人说他是要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烧死了，他这个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孙把孝文帝的儿子圈禁了半个多世纪。“礼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手中的暴力。说白了，有关礼制的争议，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这个长房还有男性后代的时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认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传下来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时，伯父孝宗已没有男性后代，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继承，非得给伯父做儿子，拐个弯才有资格入承大宝呢？
嘉靖帝和文臣们各执一词，谁都有理。对这场争端，没有一个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决机构来裁决，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礼议”是很正常的事情。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尽管皇帝赢了，但当时和后世不服气的很多，那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嘉靖帝既当了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
[1] 和讯读书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4067-3-1.shtml
[2]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hwt/2007-02/13/content_7825345.htm
[3] 《明史·卷十七》http://guoxue.baidu.com/page/c3f7cab7/16.html
[4] 《明史·卷一百九十》http://guoxue.baidu.com/page/c3f7cab7/189.html
[5] 《明世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