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前期
佛教最初的分裂大概出现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一百年左右，当时的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开始进入部派佛教时期。至西元前后，在印度佛教团体中，开始出现一群标榜著“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的菩萨行修行者，同时，也开始流行称为“方广”、“大方广”(或译为“大方等”sk. Vaipulya）的经典，这些经典很快发展成为大乘经典的前身，此为大乘佛教的起源。这些“方等”经(即是“方广经”)属于阿含经之外的杂藏部，根据大众部所传，是富楼那尊者窟外集结所成。传统的佛教部派认为，这些经典都不是佛陀所说（大乘非佛说），认为这些大乘行者并非正统佛教。而这些菩萨行修行者，则自称为大乘，指传统的佛教部派为小乘行，认为他们所传授的，不是佛陀真正的教诲，只是用以接引根器较差众生的暂时手段。
一般学者都视大众部为大乘佛教的最初起源，但大乘佛教与说一切有部、经量部及分别说部也有着很深的关系。日本平川彰博士认为大乘佛教是一群以菩萨道修行为主的在家、出家僧团相结合而兴起的教派，并不是由某个特定部派发展而来。
大乘佛教的经典甚多，传统上分成五类，分别为华严门、方等门、般若门、法华门、涅槃门，称五大部。其中，方等门由杂藏部发展而来，逐渐发展出《般若经》与《华严经》，再渐次展开出《法华经》、《大般涅盘经》等等经典。
到了佛逝五百年左右，印度僧人龙树（c. 150 - 250 CE）著《中观论》，建立般若中观学派，被视为大乘佛教理论完全建立的标志，此为大乘佛教前期。
大乘佛教中期
其后又有印度僧人无著、世亲创立“唯识论”，盛极一时。中观学派则有清辨及佛护、月称等，起而复兴。中观论和唯识论被认为是大乘佛学的两个主要理论基础，唐义净法师《南海寄归传》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在印度南方，则有如来藏思想盛行，与唯识学派合流。印顺法师因此将中期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派(中观派)、虚妄唯识派(瑜伽行唯识学派)、以及真常唯心派(如来藏学派)三系。
大乘佛教晚期
公元七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在吸收婆罗门教咒语、宗教仪规和瑜伽术身体训练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极富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实践方式，称为秘密大乘佛教，或称“金刚乘”或者“密乘”。相对于密乘，人们把大乘佛教的理论部分称之为“显乘”。
向外传播
大乘佛教在兴起以后很快向外传播，一度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就是这一时期雕刻的。另一个方向上，大乘佛教传入尼泊尔、西藏境内，和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显密并重的藏传佛教。
传入中国境内的大乘佛教得到创造性的发扬，成为宗派众多、成就显著的汉传佛教。尤其是隋、唐以后发展起来的天台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和净土宗，更是结合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特色和儒、道思想，成为印度佛教所没有的、纯粹的中国大乘教派。隋、唐以前不少佛家人士也大量使用道家（道教）词汇，如佛教天台宗三祖慧思禅师（515—577）《立警愿文》中说到：“我今入山修习苦行，忏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忏悔，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借外丹力修内丹。”
大乘佛教大乘同样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作为预备功夫的理论，思索了存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其对最高体验的追求和修持实践可回溯至印度的瑜伽传统。这种禅定止观的修持目的在于排除分别心，达到无所见，体会不可言说的绝对境界。被称作般若智慧的理性活动是受到鼓励的，但它最终仍然是为了导向对空性的认知。大乘理论中的涅盘不仅仅是寂灭不生或超越轮回流转，它是佛的境界，故又可以称法身、佛性、真如等，即我们所谓的绝对者或本然之体。涅盘是无所不知的存在，按佛教的说法，它不是某种世间的知识，而是明净的心识之体，它反映世间一切生灭而本无的诸相却不为其所染。这种状态也就是密教中修持者在本心中去寻求的空。通过观想，修习者可以有无量诸佛现前，因为空是一切缘生相有者之母，秘密咒术和陀罗尼一类的经典被合法地吸收到大乘中来。
大乘佛教大乘发展伴随着《譬喻经》和《出曜经》等的流行，该类经典认为佛陀教说不是唯一的一种而应有不同层次，因为信众的根器与宿业本来就不一样。乔答摩也不再是历史上的释迦族圣人，而是出世间的佛了。菩萨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不入涅盘，履行艰苦的十波罗蜜修行而历经十地。前六地仍属初发意的预备阶段，七地以上虽有缺陷，但已具佛性而不退转，第十地则至于来生成佛的候补阶次了。
佛的三身学说是大乘学说的主要论题。三身为变化身、受用身、自性身。变化身指佛陀为度脱众生，随应显化之身；受用身指佛陀修行所得能享法乐并给十地菩萨示现功德之身；自性身即是作本体之法身。法身已见于较早的《法华经》。许多大乘经典都说佛有无量之多，但一致承认其本质为同一的法身。佛同无为法是同一的，从而与菩提与涅盘也就没有差别。大乘佛教最初的经典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或别的佛为天人讲述的。有资格听闻这些经典的是声闻及菩萨二众。经典本身的神秘性，同时也是晚出性质被说成是保留在雪山或龙宫，而等到机缘成熟时才向人们显示，为此，它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派别包括中观派、瑜伽行派等，以及别的一些或以经典为宗依，或以修持主张为差别形成的宗派，如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禅宗等，它们代表了大乘思想从印度向中国和日本传播的千余年间的演化结果。中观派的思想依据在般若经类中，其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为龙树及提婆等。依据他们的论著，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三论宗。
龙树的《中论》，在从缘起而显示相待性相对性，从不生不灭之八不而肯定空性与中道；从世俗与胜义二谛来看待缘起、空、假，从而得出中道正观。中观思想对于天台、华严、禅宗都有所影响。在印度，中观思想刺激了瑜伽行派的产生。无著、世亲等将《楞伽经》等的思想系统化。其学说可概括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它描述世界的虚幻性及本体真实性用三性三无性的理论；认为解脱过程无非转染成净，转识成智。主张通过修习瑜伽功夫而培养正智。瑜伽行派的特征是瑜伽观想和琐细的心理分析。在中国及日本这一学说通常称唯识宗或法相宗。
真谛(6世纪)译出《摄大乘论》为瑜伽行哲学流通之始，玄奘师徒是中国以及日本法相宗的创立人。玄奘的学术渊源可回溯至那烂陀寺的护法一系。华严宗的思想根源在印度，但宗派成立是中国才有的。该宗成立的依据是《华严经》，该经主旨是说大日如来为世间万法本源，一微尘一刹那均同全体和永恒是同一的圆融的。由此引出华严宗的宇宙论及世界观——法界缘起，以及一整套关于顿悟的信解行证理论。华严宗在中国的思想前导是依于《十地经论》的地论学派(6世纪)。天台宗也是佛教在中国和日本发展的产物，但其思想可以追溯到印度经典《法华经》。该经由鸠摩罗什译出并由慧文慧思加以发挥，但该宗真正的创立者是在天台山传教的智。
《法华经》的要义可归结为开仍实，会三归一。但在天台宗体系中，佛陀教说被归纳为五时八教。天台宗的中心教义是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禅定修持则主张一心三观。净土宗经典主要是《无量寿经》，该经出现于2世纪时北印度，宣扬了对无量光佛的信仰及其果报。3世纪时这一信仰传至中国并逐步成为重要的派别。在日本，起初净土信仰与天台宗合流，至13世纪才分立为一大派别。净土宗认为解脱之道不在读经和习禅，而主要应取念佛法门。印度的净土信仰取何种仪轨并不清楚，但大约不外称名念佛或观相念佛。大乘佛教宗派中最重要的还有在中国和日本发展了千余年的禅宗。禅宗的经典依据在《楞伽经》和《六祖坛经》。前一部经说众生皆具佛性，亦即空性。悟入此理即是菩提。佛性或空性不可言说，因为它是离言分别的。只有个人的直接体证才可以把握它。《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的著作。禅宗以后发展为五家七宗。其中的临济与曹洞禅法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另有一个依《法华经》而持净净土信仰的日莲宗。它创立于13世纪并一直流传至今。
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主要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并修”。这里，“悲”和“福”体现的是大乘佛教度人利他的慈悲精神，“智”和“慧”体现的是大乘佛教自度自利的智慧解脱。“悲智双运”是就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来讲的，而“福慧并修”则是从修道者的修行方向和方法来讲的。
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因观世间众生沉溺欲海，饱受生老病死之苦，从而发心出家求解脱之道。经过十余年的访师求道和潜心修行，释迦牟尼终于证得了解脱生死轮回之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之后，释迦牟尼以此无上菩提法化导众生，说法四十余年，直至圆寂，以实践他降生之时即立下的誓愿：“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修行本起经》卷上）；“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过去现在因果经》）。佛陀的这一誓愿，体现了佛教关怀众生、利乐有情的伟大的慈悲精神。
按照佛教经典原本的解释，“慈”和“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的。慈是与众生乐，悲是去众生苦。如《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卷27）佛教视“苦”为一切世间法的根本相状，求道修证也就是要脱离此无边之苦海。所以，在拔苦与乐的慈悲精神中，亦以拔苦为更根本。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甚至被视为佛教的最根本精神。如《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则更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27卷）在大乘佛教所崇仰的那些佛、菩萨中，无一不有自己的誓愿，然救世济众则是他们共同的誓愿。此中，尤以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的誓愿最大，最为感人。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记载，地藏菩萨发愿说：“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卷上）所以，后人为地藏菩萨所作的对联曰：“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充分表达了地藏菩萨的大誓愿。大乘佛教中有许多救苦救难的佛、菩萨，除以上已提到的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外，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等也是最受广大信众崇拜的救苦救难的佛、菩萨。应当指出的是，大乘佛教通过佛、菩萨体现出来的这种慈悲精神，主要并不是让人们通过祈祷去期待佛、菩萨来救度自己，而是要 信众按照佛菩萨的慈悲精神去实践。上述“福慧并修”中的修“福”业，即是要求信众通过对大乘佛法“六度”（六波罗蜜）中“布施”、“持戒”、“忍辱”等修法的实践，以实现利他的慈悲精神。中国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和“即心即佛”，认为“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倡导“自性自度”，更是把实践济世利生的慈悲精神视作是否悟得“自性佛”的体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它不仅需要有一个各国人民、政府之间的平等相待和互相尊重的国际环境，更需要人人都怀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和同情心。若能发扬大乘佛教慈悲利他的精神，将有助于人类爱心和同情心的养成和增长。
此外，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不单是对人类社会，它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所有无情之山水土石。佛教对有情生命之慈悲，不仅体现于“不杀生”的戒律中，更体现于为救有情众生之生命，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在佛典中有大量记载着佛、菩萨为救助有情众生，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故事。其中，“割肉喂鸽”、“舍身饲虎”等是人们熟知的故事，虽不免有所夸张和极端，但它表达了慈悲利他精神的理想和升华。佛教对无情山之山水草木的慈悲，则体现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良好保护。中国有句俗话：“天下名山僧占多”。不错，中国的佛教寺庙大多建在风景幽雅、环境优美的名山中，而他们对优美环境的保护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现代人如能从佛教的不杀生和同情、爱惜一切有情众生之生命，以及积极保护生存环境等慈悲精神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话，我想对改进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当会有所裨益的。
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
佛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来源于人们的分别心。佛典中常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如《大乘起信论》等），就是说现象世界的一切差别，都源于人们的这种分别心。人们由分别心而起我执、法执，生贪、瞋、痴三毒心，成种种颠倒妄想，从而陷于无尽的烦恼，无边的苦海，不得解脱。对此，大乘佛教认为，要得到彻底的解脱，就必须以无分别的、平等的“般若”智慧，从根本上去除人们的分别心。这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谓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对于现代人来讲，精神上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大概无过于“自我”的失落。而这种“自我”失落，完全是现代人盲目依赖物质手段和无节制追求物欲的结果。若追究其根由，也不外于佛教所揭出的贪、瞋、痴三毒心。贪，为人的贪欲心；瞋，为人的瞋怒心；痴，为人的愚痴心。贪欲是对名声、财物等己所爱好的东西的无限制追求；瞋怒是对不合己意的有情众生的嫉妒或憎恨；愚痴则是对事理的颠倒执着。三毒心的不断扩张，使现代人在不断扩张的物欲追求中，身为物欲之奴隶而尚不自觉；在日益发展的高科技面前，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而走向“自我异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主动和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
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对治贪、瞋、痴三毒，教导人们以布施心去转化贪欲心，以慈悲心去转化瞋怒心，以智慧心去转化愚痴心。大乘佛教以本来清净为诸法之本性，既不应有人我之分别，亦不应有物我之分别。世人之追境逐欲，求名为利，自寻物尽之烦恼，实为自我清净本性之迷失。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对于每个个人来讲，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试问，世上有那一个人不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的？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讲，大乘佛教以清净本性为自我，是极其深刻的。
清净也就是空，不过大乘佛教是不离色言空的，他反对各种离色空、断灭空的说法，并斥之为戏论。因此，大乘佛教并不否定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人们必要的物质生活。他只是要人们不要迷执于物相，沉溺于物欲。人类创造的财富，归根结底是属于全社会的，对于个人来说终究是身外之物，不仅不可执着贪求，更应发心施舍，还之于社会大众。一个迷执于自我的人，必然把追求个人身心之欲求放在首位，这样他也就把自己封闭于自筑的牢笼中，终日价用尽心计谋略，落得个无穷得失烦恼，而终归于空虚盲然的人生。若能打破我执，视人我诸法平等无二，行慈悲利他之行，则必将体现出自我的真实价值，识得清净本性之自我的本来面目。
由此说来，大乘佛教之慈悲利他精神和智慧解脱法门，在今天还有其合乎时代的现实意义，可为现代人精神修养的资粮。
救苦救难的大乘菩萨，拥有许多只手和器具，代表无限的决心和能力。从基本信仰上来讲，大乘佛教不像小乘佛教那样认为现世界只有释迦牟尼一位佛，普通人通过修证只能达到出离轮回，至于涅槃的阿罗汉果位；而是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释迦牟尼也并非实体的佛，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在佛在人间的应化之身，是向世人揭示证悟之道的一个“样板”。世人只要按照释迦牟尼的教诲去修证，就能够达到佛果。
在修证上来说大乘佛教视只求自身了生死、脱轮回、离烦恼的小乘教徒为“自了汉”，认为这只是最粗浅的认识；大乘教徒认为要想成就佛果的话，不但要有自度的决心，更要有度人的决心。大乘佛教认为修行的过程必须是一方面通过思辨、禅修获取无上的智慧；一方面以利乐众生的慈悲心，行种种助人、度人的善行，也就是所谓的“悲智双运”。只有这样才能证得最后的无上果位，成为佛。
菩萨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不入涅槃。佛的三身学说是大乘学说的主要论题。三身为法身、报身、化身。化身指佛陀为度脱众生，随应显化之身；报身指佛陀修行所得能享法乐并给十地菩萨示现功德之身；法身即是作本体之自性身。许多大乘经典都说佛有无量之多，但一致承认其本质为同一的法身。
在理论上来说，大乘佛教也否认小乘佛教“我无法有”的观点，而认为“我法皆无”。也就是说，佛法本身也是不具自性的缘合物，法的本性也是空的，但是在法性本空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大乘佛教内部的中观学派和唯识学派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四弘誓愿
一个学佛修行的人，如果既想自利又想利他，既要自度又要度他，那么这就是一个修大乘的菩萨行者，大乘修行者都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四无量心
立志度众的大乘菩萨，要培养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慈即爱护众生，给以欢乐；悲即怜悯众生，救拔苦难；喜即喜众生之所安，乐众生之所乐；舍即苦乐等观，无有恋着。
四摄六度
大乘菩萨行者，为了方便度化众生，所以要修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接近摄取众生，争取他们的信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以温和悦耳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做一切对众生有益的事情，与他们和睦相处，作他们的表率，同他们一切修行。此外还要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包括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财包括金钱和财物之外财及体力和血肉等内财；法包括知识、技能等世间法及佛菩萨的出世间法；无畏就是解除众生的苦恼、悲伤、惊恐和痛苦。持戒就是保持身、口、意不犯错误、清净无染。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属于基本戒律的范畴。佛教的戒律有五戒、八戒、居士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等。忍辱包括安受苦忍（忍受饥渴、冷热等自然苦）、耐怨害忍（忍受打骂、毁辱、毒害等人为苦）、谛察法忍（住于善法中，不生疑惑、动摇、执著、贪爱等感情）。精进包括披甲精进（不畏艰难、苦行）、摄善精进（勤修善法不知疲倦）和利乐精进（利乐度化、毫不懈怠）。禅定分四禅八定（色界四禅与无色界四禅）。智慧包括世间及出世间等各种智慧。四摄六度为一切菩萨行者所必修。
《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普曜经》、《楞伽经》、《佛说阿弥陀经》、《华严经》、《大涅盘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还有《无量寿经》、《三昧王经》、《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楞严经》。[1]
峨眉山佛教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大乘佛教追求普渡众生，小乘佛教强调修炼自我。大乘僧人基本食素，小乘僧人可食“三净肉”。大乘僧人和小乘僧人虽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却因宗派不同，一直争论不休。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象舟，车能载人由此达彼一样。“小乘”（Hinayana，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所传为小乘系统佛教，但至今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现行一般佛教史著作中沿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则并不寓有褒贬之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迥）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又，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认为，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其次，从教理义学方面来说，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在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中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亦称第八识，藏识等）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此外，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大乘佛教与当代社会大乘佛教在中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大乘佛教有人认为，大乘佛教是佛教逐步发展的产物，是一部分佛教徒进行改革的产物，但是佛教界内部则有不同看法。一些小乘教徒往往视大乘佛教为不纯正、不可靠的掺杂了大量“外道”（其它宗教信仰，如佛教之前的婆罗门教等释迦牟尼所反对的古印度思想) 思想的产物，认为大乘佛教的经典为后人所附会。而大乘佛教界则自视为纯正的佛法，认为一切大乘经典都由佛所说，只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加以隐藏，后世阐述大乘理论的僧人都是在佛、菩萨的指引下获得这些隐藏经典的。
大乘思想很多源于佛教之前的古印度民间思想，但也有许多理论在早期佛教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发展，如不仅讲人无我，而且讲法无我；强调菩萨理想胜过阿罗汉理想；宣称人皆具菩提心可以成佛；大乘佛教中的涅槃不仅仅是寂灭不生或超越轮回，而且是无所不知的存在；大乘伦理倡导慈悲度化众生，力主以功德回向他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