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妃子。多尔衮生于1612年,卒于1650年的年末,年仅38岁。多尔衮的一生是谜一样的一生。他战功显赫,位至极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多尔衮
清顺治初皇父摄政王,军事统帅。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十月廿五(16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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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 |
五年,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率先冲击,勇胜明总兵祖大寿部。遂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六年,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七年,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采纳。次年,纵掠山西等地。九年,与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等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6000余人,俘获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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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 |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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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 |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力。
清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二年,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国王李倧请降。三年,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道,乘虚略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昇部。继破济南,略天津等地,凡20余战皆捷,克城40余座,俘掠人口25万余。五年起,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
六年,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 七年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13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7000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八年,在皇太极卒后,欲争帝位未成,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10万(一说6万)。五月占领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
二年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总统,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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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 |
四年,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五年,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六年,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瓖,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年39岁。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多尔衮谋勇兼备,能重用汉族谋臣和将吏。统兵驭将,赏罚分明。善于把握战争全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尤其能掌握时机,一举挥军入关,确立了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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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 |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多尔衮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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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得要领,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只有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今新中街三条3号附近)。
十四岁,两日内父母双亡,但他来不及悲痛,他必须首先臣服于新汗,尽管这新汗是他的弑母夺位的仇人;他要忍受阿敏、济尔哈朗等堂兄们恶毒的眼光;他还要在换旗后的两黄旗大臣们蔑视而厌恶的神情下表现的恭敬(想想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的惊慌,就能想像出当年他们小人得志的神态)。
十四岁,对世事刚刚有所知觉的的多尔衮,还要安抚刚直鲁莽的哥哥阿济格,照顾年幼的弟弟多铎。
十六岁,随军出战获敖木伦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封固山贝勒。
十九岁,掌管吏部。
二十三岁,与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等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
二十五岁,朝鲜江华岛,全其国王及大臣妻女,纵观前清,几人如此?至于铁汁灌锁一事,又岂非君子之为?终于有一天,多尔衮宰割天下,指点江山,纳亿万人于臣下,而他的悲痛却依然。母亲的惨死,还在他的心头萦绕吧;朝中的大臣曾对他的欺侮,也许还会记起吧;这些,给谁说呢?多铎?多铎至今还需要他照顾,孝端?孝端对他很慈爱,但始终有一层隔阂。
面对庄妃母子,他是以宽厚与慈爱,来稍稍减轻内心的沉重吧。或许,庄妃洞察了他的隐痛,她主动上前,用柔软的手在他的胸口轻轻一抺,让他奔腾的血液获得暂时的平静,让他疲惫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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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曾评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多尔衮身材细瘦,素患风疾,壮年猝死,大抵跟纵欲有关。嗜色与嗜杀,是早期满清贵族的特色。民间野史有“太后下嫁”一说,即多尔衮按照满人入关前的妻寡嫂的风俗娶了皇太极永福宫庄妃,即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大玉儿,同时孝庄皇太后也为了稳住多尔衮,避免其权势野心膨胀危及福临的皇位。此一观点在近代史学界里虽有人正面认同,但更多学者认为此乃当时汉人为抹黑满清而造的谣言。
多尔衮是满人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功臣之一,但一般认为他有“六大弊政”[1],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暴著称,终有清一朝,满汉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根除,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仍是在高喊“驱除鞑奴,恢复中华”。
据正史记载,故多尔衮只在松锦之战前生得一女,没有男性后代。2005年,广州一名男子曾自称是多尔衮的第十世孙,并声称多尔衮被摘庙号後,家族一直不敢张扬,但满族专家及爱新觉罗族後人均公开质疑其真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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