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二十九军。
当初，二十九军建军之始，张学良曾令张自忠出任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威信不足统率二十九军，张以“平日宽大厚重，深餍人心，物望所归”为由，推荐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为军长。当时与宋争夺军长宝座的还有孙良诚，张、宋密商，密派肖振瀛带着厚礼到张学良左右活动，以使宋哲元抢在孙良诚之先，成为既成事实。冯治安是宋哲元谪系，又与张自忠关系甚好，冯较年轻，张又推荐冯治安为主力师三十七师师长，自任三十八师师长。刘汝明带来8000人，开始任副军长，经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到张学良处活动，又扩编二师，刘汝明出任师长，佟麟阁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人缘颇好，做过宋哲元的副职，与刘汝明关系莫逆，以后被任命为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长。赵登禹资历较浅，但是跟着宋哲元突围出来的。西北军跟随冯玉祥20余年，南征北战，几经变迁与淘汰，可以说，二十九军是西北军剩下的精英，同时也形成了气味相投的一个圈。
后由宋哲元任军长，下辖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暂编第二师共三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辖两个旅，旅长是赵登禹和王治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辖三个旅，旅长是佟泽光、黄维纲和张人杰;暂编第二师师长由副军长刘汝明兼任，实力主要是李金田一个旅。这些军长、师长、旅长都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是冯玉祥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带兵都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在宋哲元等人提出的“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这支部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虽然他们武器窳劣，主要枪支是“汉阳造”、老毛瑟枪和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土造枪，大炮很少，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上没有刺刀，因为自己制造不了，只好利用老西北军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使用。再说，蒋介石又歧视这支部队，认为他们是“杂牌军”，在军械、给养、薪饷上都无法与“中央军”同日而语，而且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顽强战斗作风和军纪，许多“中央军”部队都是无法与他们相比的。同时，从西北军到第二十九军，平时练兵都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当他们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准备防守华北前线对日作战时，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高昂、士气旺盛。全军开往华北前线的约有1.5万人马，张人杰旅留驻山西。
日寇侵占承德后，第二十九军奉北平军分会之命，立即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赢
第37师 师长 冯治安
第109旅 旅长 赵登禹
第110旅 旅长 王治邦
第38师 师长 张自忠
第112旅 旅长 黄维纲
第113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2师 师长 刘汝明
第1旅 旅长 李金田
三十八师师长张治中将军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1937年，29军已经发展到4个师，3万多人的兵力。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佟麟阁
第37师 师长 冯治安
第109旅 旅长 何基沣
第110旅 旅长王治邦
第38师 师长 张自忠
第112旅 旅长 黄维纲
第113旅 旅长 佟泽光
第132师 师长 赵登禹
第143师 师长 刘汝明
第1旅 旅长 吉星文
其中的吉星文旅长，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民革命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而张自忠、黄维纲、佟麟阁、赵登禹、佟泽光先后被调离29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二十九军的前身最早是冯玉祥的起家部队北洋第十六混成旅，后来发展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该部长期驻扎在贫寒的西北地区，装备差，士兵成分却比较淳朴，冯玉祥也特别强调肉搏训练。在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中，西北军被蒋介石打败，冯玉祥的基本部队被南京政府收编，给了一个第二十九军的番号，但在待遇和供应补给方面一直受到歧视。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翼察自制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 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
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所杀埋下伏笔。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介石，很得蒋的好感。后来宋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介石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军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正好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郁郁而终
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本人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宋哲元清楚蒋介石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
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于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
但是不久南京方面就委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抗战。宋哲元知道这是变相夺自己的兵权，于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冯玉祥满怀雄心壮志来到第一集团军，发现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萧振赢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帅。9月上旬，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此时内部矛盾重重，诸将相互疑忌，于是一触即溃。不得已，南京方面将冯玉祥调走，让宋哲元回来收拾局面。
宋哲元回到部队以后很想有所作为，他主动向南京请求发动反击，进攻邢台。他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没等到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攻击地点，就被日军侦察机发现。于是日军一个混成旅团从邯郸出发，进攻大名。驻守大名的是何基沣的一七九师，顽强抵抗七天以后不支撤退。此战充分反映了第一集团军诸将保存实力的普遍想法，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都拒不援手。大名丢失，宋哲元的反攻计划于是流产。
宋哲元这时才感受到部队里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不久，南京方面陆续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南调。此时的宋哲元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部下看透了他的心思，争先恐后地逃跑，反而把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部落在后面。这样撤到茅津渡，宋哲元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于是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
两年后宋哲元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被追授为一级上将。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自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元忧乎九泉。"周恩来挽宋哲元: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蒋介石挽宋哲元: "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抗日雄师二十九军的故事还没有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三十三集团军后来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冯治安接任司令。枣宜会战以后，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于是杂牌部队的原因而得不到补充，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就已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三十三军，仍由冯治安任军长。冯治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韩庄、台儿庄附近起义。
大刀队抗战初期，提起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全国可谓如雷贯耳。二十九军的前身最早是冯玉祥的起家部队北洋第十六混成旅，后来发展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该部长期驻扎在贫寒的西北地区，装备差，士兵成分却比较淳朴，冯玉祥也特别强调肉搏训练。在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中，西北军被蒋介石打败，冯玉祥的基本部队被南京政府收编，给了一个第二十九军的番号，但在待遇和供应补给方面一直受到歧视。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二十九军担负了喜峰口的阵地防御任务，当时部队情况是“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面对日军以空、炮协同的猛烈火力攻击，中国官兵只能依托长城抗击，部队守在工事里被动挨打伤亡很大。
1933年3月6日，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奉命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各关口。7日，二十九军接防喜峰口，凌源、平泉战败退兵喜峰口一带的万福麟部，无力再战。9日，日军步骑联合部队和伪军一部，乘万福麟部和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交接阵地之时，向喜峰口外约20里的一个前哨据点孟子岭发起猛攻。傍晚，日军占领高地，控制了口门。王长海团以半天时间，前进100多里，从遵化赶到喜峰口。
日军先头部队已占领口外东北方长城制高点，并有敌步骑500名向喜峰口方面冲击。王团天黑时，潜登山头，以大刀砍杀一批日军，将制高点夺回。当夜，一0九旅旅长赵登禹、何基沣二人商议后认为应以夜袭反击敌军，便组织起500人大刀队，于3月11日夜幕降临后直扑日军宿营地。。
大刀勇士们攀垣越墙分头入村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大刀横砍直劈。骄狂的敌兵根本没想到中国军队敢来偷袭，都在呼呼大睡，不少人梦中便做了刀下鬼。随后支援日军包围而来，双方短兵相接，大刀队边战边撤，喊杀之声震撼大地。当时报道是“夜杀敌千余”肯定有所高估，不过日军的确伤亡不小，参加夜袭的500名大刀队员也大部分壮烈牺牲。 10日凌晨3时，中国军队乘黑夜出敌阵烧毁敌行李车数十部，歼敌约500余人
这一仗后，二十九军大刀队名震天下，成了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偶像。何香凝曾赋诗一首称赞：杀敌何须更渡海，数万倭奴引颈待。钢脚夜眼青龙刀，捷音传来齐喝彩。二十九军民族光，挞汝倭国军阀狂。国仇重重何日忘，誓到东京饮琼浆。
抗战后期，原二十九军系统部队在国民党最高当局排挤下编制不断缩小，靠着喜峰口、卢沟桥等荣誉才勉强保留下番号。抗战结束后，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只剩下四旅八团，人数不过2万，该部官兵又对蒋介石将他们推上内战前线极为愤怒，长期在徐州以北防地消极避战。1948年11月，在分别于1929年、1938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这两个军于淮海战役开始时宣布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从而迎来光明的前途。
《大刀进行曲》—— 献给二十九军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