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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六日生，原籍江苏太仓，民国元年(1912年)定居无锡。父亲唐若钦为清贡生，以课徒教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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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简介
• 2 社会经历
• 3 仕途生涯
• 4 相关词条
• 5 参考资料

唐文治自幼从父攻读经书， 14 岁读完五经。 16 岁入州学，从师太仓理学家王紫翔，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 18 岁中举。 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之学。

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 春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甲午战争后，他向清廷呈《 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针砭时弊，抨击权奸，吁请严惩战败将领。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发动 “ 公车上书 ” ，他亦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调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发生中葡界约问题 ( 葡萄牙政府乘修订旧约之机，要求将澳门附近的岛屿划入租借范围 ) ，唐文治力主坚决拒绝。外务部根据他的意见，拒绝了葡方的无理要求。同年四月，他以参赞身份随清廷专使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国王加冕典礼。于归途又随同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 4 国考察国情， 回国后为载振撰写了《英轺日记》 12 卷。

光绪二十九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 “ 保护商民，体恤商艰 ” 为主，规定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以图私利，严禁贪污纳贿。手订商律 131 条。这是中国有商法的开始。他鉴于日本早有窥伺中国东北的野心，积极主张从速整顿东三省，以确保东北的主权与安全。撰写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但清廷未予采纳。唐文治又制订商办铁路政策，利用华侨商人的财力建筑铁路。此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兴建。但他离职后，继任者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准备将全国的铁路主权拍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引起大规模的保路风潮。

光绪三十二年秋，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不久，因母丧回籍。从此脱离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 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 监督 ( 校长 ) 。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校内发动捐助军饷，支援沪上起义军，并与伍廷芳等一起联合通电，要求清帝宣统逊位。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镇压大批爱国学生，他曾连发 3 份电报给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院，要求保护、释放北京的被捕学生。在校任职 14 年，精心擘划，成绩卓著。学校 50 周年校庆时，校友和师生募捐修建大礼堂，命名为 “ 文治堂 ” ，以资纪念。

民国 9 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休养。是年夏，应学生高阳之请，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年底，又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 ( 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 馆长。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仍亲自授课。朗诵古文，抑扬顿挫，时称 “ 唐调 ” ，并录制唱片。在教学上，他提出 “ 厚植基础，博览专精 ” 的原则，主张教古籍原书，使学生能掌握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学生自学，学校一天只上 4 节课，其余时间让学生各就自己的爱好进行自学。

民国 24 年 12 月，为庆贺唐文治 70 寿辰，交大校友和国专同学集资在无锡五里湖畔宝界山边建筑了 “ 茹经先生纪念堂 ” 。

民国 26 年 11 月日军侵占无锡前夕，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内迁，辗转到达桂林。后因患病， 回到上海租界休养。

民国 28 年春，在租界创办国专分校。

民国 30 年，上海租界为日伪占领，国专分校改为国学专修馆，以避免向日伪登记。 日伪曾派人劝说其出任伪职，遭严词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桂林的无锡国专于民国 35 年 6 月迁回无锡复校；上海分校继续开办，均由唐文治主持校务。针对国民党疯狂镇压学生运动，他与张元济、陈叔通等 10 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致上海市长吴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公开信，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解放后，无锡国专改名为中国文学院，仍由唐文治任院长。   

1954 年 4 月 9 日 ，唐文治病逝于上海，终年 89 岁。著有《茹经堂文集》等。

唐文治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认为战事的惨败，在于官吏“因循玩贪”，多次奏请清廷整饬政纪，无结果。居母丧后，不再返京任职。他还曾两次出国，到日、英、法、美等访问考察。在国外所见所闻，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英国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决心从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

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

他也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会。他尤其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未筑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飘摇中不能久固。

并认为道德准则寓于经学中，经学是区分一切是非的永恒的标准，他亲自向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从不间断。他编的课本有《曾子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并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

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复，他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并与在沪的张謇、伍廷芳等诸名流致电清摄政王，劝清室自动退位，改行共和政体。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子，宣布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堂。民国6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

但当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他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思想，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旋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校长。

唐文治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已，为发展教育事业勤奋工作近半世纪。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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