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平安史之乱
唐平安史之乱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至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唐王朝平定边将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战争。
唐玄宗李隆基除掉韦后和太平公主后,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强本固边,使唐王朝继贞观之后又进入一个辉煌的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吏称“开元之治”。可是,唐玄宗在位年久,自以为大功告成,渐渐耽于声色,亲邪人而远君子,委政于权相李林甫、杨国忠,政治日益腐化。特别是由于府兵寝坏,边防多事,边将的权利日益膨胀,造成外重内轻之势。最后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混血少数民族人,性狡黠,善逢迎。开始当过管理边境贸易的小吏“互市郎”,后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硅的门下。因骁勇善战,且善逢迎,而不断受到提拔擢升,平步青云。至天宝十载,安禄山集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于一身,唐北方的三镇重兵18.39万人已尽归安禄山的掌握之中,约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3。安禄山于是成为权倾一时的边帅。安禄山几次入朝,看到唐廷承平已久,武备废弛,而自己又重兵在握,因而逐步心怀异志,并秘密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为了掩饰自己的叛乱阴谋,他装痴卖傻,阴结李林甫对唐玄宗百般献媚,邀功固宠。又以御边为名,在范阳北筑雄武城,貯聚兵器。蓄养战马,并暗中聚敛财物,私制官服、鱼袋,选8000名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壮士为“曳落河”,积极操兵备战。在组织上,他网罗党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高尚等为心腹,以史思明等异族将领为骨干的反唐集团。杨国忠屡次说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却深受蒙骗执迷不悟。为了进一步笼络安禄山以防其造反,他甚至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政策,不断地为安禄山加官晋爵,并将荣庆公主许配给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天宝十四年六月,玄宗为安庆宗完婚,手诏安禄山进京观礼,安称病未来。七月,禄山表请献良马3000匹,每匹由2名马夫押送,另派番将22人看送。玄宗始稍有疑心,下诏让安禄山把送马之事推至冬日,并请他来京,声言在华清宫为他建了一个专用温泉池,禄山又拒不奉召。至此,安禄山反相已经毕露,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乍称奉玄宗密旨率军入朝讨伐杨国忠,在范阳起兵造反。
安禄山起兵后,其战略部署,以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以巩固北方。李钦凑率数千人守井陉,掩护其南下的右翼。安禄山亲率主力,号称20万挥师南下,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迅速夺取西京,君临天下。当时由于中原久无战事,武备废弛,安军所过州县,唐军望风瓦解。安禄山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席卷了整个河北平原,通过博陵(今河北定县)。藁城(河北正定东南),继续南进。
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得到安禄山南下造反的确切消息,仓皇召集群臣谋议,定下了应急防御部署:以原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洛阳开府库、募兵员,以迎击安军;以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在长安一带募兵11万,又令朔方、河西、陇右调兵紧急向长安行营集结,玄宗欲御驾亲征。
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初二,安军在灵昌(今河南滑县)附近以粗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之间,河上结冰形成一座天然浮桥,安军踏冰渡河,迅速南进。初五,包围陈留,陈留太守不战而降,安军旋又西向荥阳。
唐荥阳守军都是新募之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安军势如破竹之攻势,闻风丧胆。十二月初八,安军占领荥阳。接着,又以田承嗣、安忠志为前锋,直逼东都洛阳。
唐将封常清饶有作战经验,他看出安军进展迅速,兵锋甚锐,便想避其锐,挫其气,切断洛阳桥(洛阳北黄河渡桥),企图凭借虎牢关,阻击安军。无奈这支刚刚召募起来的新军,毫无战斗力,在交战中根本经不住安军的勇猛攻击,一触即溃。封常清在洛阳城郊葵园和北门虽然力图继续稳固阵地,组织反击,但终因不敌而溃败下阵来,安军遂于十二日占领洛阳。封常清率余部与高仙芝会合后,被迫退守潼关。
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对拱卫西京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安禄山滞留洛阳大肆掳掠,并迫不及待准备称帝。只派部将崔乾祜率兵一部攻打潼关,高仙芝据险抗击,安军久攻未下。这为唐朝赢得了宝贵的调集援军、加强防御的机会。可唐玄宗对东都的失守十分恼怒,又听信监军太监边令诚的谗言,以封常清贪生怕死,高仙芝放弃陕州数百里地等为罪名,下令斩杀了高、封二将。这一临阵斩将的错误决定引起军心动摇,潼关几乎弃守。由于朝中无将,玄宗欲御驾亲征又力不从心,只得令抱病长安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到潼关御敌。
洛阳失守以后,唐廷迅速调集和组织兵力,在洛阳南、北、西几个方向抗击安军,迟滞安军的进攻,从而使战争一度出现了暂时的对峙局面。在潼关方面,哥舒翰据险扼守,击退了安庆绪军的多次进攻。在河南方面,唐真源(今安徽毫县西)令张巡经60余天苦战,守住了雍丘,南阳节度使鲁炅也守住了南阳,从而阻止了安军向江淮的发展,保护了江南至关中的交通。河北方面,在常山太守颜呆卿、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的起兵带动下,河北诸郡除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为安禄山所控制外,其余17郡纷纷起兵,给安军后方带来很大威胁。同时,为了支援河北方向的作战,唐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击退了进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叛将高秀岩。拔静边军(今内蒙古凉城),破薛忠义军,进围云中,袭占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开东陉关(雁门关东口)。
安禄山正欲亲攻潼关,闻河北局势大变,遂退保东京。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帝,改元圣武。为巩固后方安禄山命史思明等攻打常山(今河北正定),颜呆卿守备不足,又无援兵,虽拼死苦战,终因粮尽矢绝,城破被俘,后英勇就义。此后,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又相继沦陷于叛军。
唐廷为扭转常山陷落后的颓势,并再次拦腰斩断叛军与后方联系,二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东出井陉(获鹿西南),收复常山。四月,郭子仪率军与李光弼部会合,在九门、嘉山一带予史思明、蔡希德等部于重创。颜真卿等人也攻克魏和信都郡,遂使局势大为扭转,河北10余郡归附,切断了范阳与洛阳的交通。安禄山大惊,一度欲弃洛阳,还保老巢。
在战局刚刚出现了有利于唐不利于安军的转机时,唐玄宗就求胜心切,急于作出了反攻的错误决定,使形势急转直下。六月,在兵力尚未集中、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唐玄宗命哥舒翰出关恢复陕、洛。哥舒翰认为,叛军远来,后继不足,利在速战,而唐军凭险扼要,利在坚守。因此,不宜过早反攻。郭子仪、李光弼等也主张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而潼关大军,唯应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可这些,玄宗根本听不进去,却轻信杨国忠“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的谗言,屡促哥舒出兵。哥舒无奈,只好挥泪出战,于是爆发灵宝之战。
六月初七,哥舒翰前锋进至灵宝西原(今灵宝西南)与安军崔乾祜部相遇。崔事先在背山临河的70里隘道中设伏,以散乱兵力,引诱唐军进入伏击圈。这时伏兵突然跃起,居高临下投掷滚木雷石,唐军挤于隘道,无法展开,顿时乱作一团。哥舒翰企图用毡车驾马打出一条通道,但未成功,午后,东风骤起,崔乾祜点燃数十辆草车挡住通路,一时浓烟蔽日,官兵不辨敌我,盲目乱放矢箭,到日落矢尽,方知中计。这时,安军的骑兵又从南面迂回到唐军阵后冲击,唐军首尾惊乱,自相践踏,死伤甚众,最后逃入关口的仅8000余人,安军遂乘势夺取了潼关。哥舒翰也被部将挟持降于安禄山。潼关失守后,李光弼、郭子仪也只得转入守势,西入陉井关守晋阳。
潼关失陷,京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唐玄宗不得已采纳了杨国忠提出的“幸蜀”之策,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六军护驾,于六月十三日凌晨携皇族、官员逃离长安幸蜀,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将士饥疲,怒杀了杨国忠,并逼玄宗缢杀了杨贵妃。父老挽留太子李亨平叛,玄宗无奈,遂独自逃往四川。
至德元载七月,李亨率步骑2000到达朔方节度使的驻所——灵武(今宁夏灵武)。宁夏地处黄河河套上游,水草丰盛,历来是控制西北的边防重镇,又是南下关中,西出晋冀的战略要地。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组成流亡政府,即帝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从此以灵武为基地,调整战略部署,积极准备反攻。
李亨听取了谋士的意见,他的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收西北诸城之兵,召郭、李主力于河北,与之并力,东向讨逆,以“克复西京,削平四海”。为此,他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谋士李泌为伺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史,转输江淮财赋,以充实军力,筹备反攻。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坚守太原,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指挥江淮方面的作战。
李泌根据当时的战局,提出一个三期作战方案,即抓住安军一字长蛇阵的弱点,以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使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李亨在扶风与两军相配合,机动歼敌,使安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第二年春天,命建宁王李俄为范阳节度大使,率朔方军出塞东进,与李光弼军成犄角之势取范阳;最后四面合击洛阳,全歼安军。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计划,可惜肃宗未很好的采纳。
这一时期,唐军在河北、河南、河东地区不断袭击安军翼侧和后方,牵制了安军相当多的兵力,特别是太原、睢阳二城的坚守战,对稳定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德二载(757)正月,史思明等率兵10万,合攻太原,企图夺占河东,进而“长驱朔方河陇”。当时李光弼所部主力在朔方,遂率团练数千人,依靠民众在太原城中顽强坚守。他一方面在“城外凿壕以自固”,扼守城外要点,另一方面,利用地道、大炮(抛石器)等伺机主动出击。史思明围太原月余毫无进展。正在这时洛阳发生宫庭政变,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留蔡希德等继围太原。自己归守范阳。李光弼抓住有利战机,亲率敢死勇士出击,歼敌7万余人,终于解太原之围,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太原保卫战是一次以弱胜强、以主动出击为主要手段的成功范例,对巩固唐军北段战线、确保唐军进出河北,直捣范阳的有利的出发地域具有重要意义。
在江淮方向,张巡的睢阳保卫战也谱写了平叛战争最艰苦时期悲壮而光辉的一章。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为打通向江淮方向发展的通路,命尹子奇率兵13万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唐太守许远与张巡合兵近万人御敌,前者指挥作战,后者掌管后勤,二人密切协作,在民众支援下,与安军展开了激战。有时一天打退安军20余次冲锋,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安军将领60余人,毙伤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三月中旬,尹子奇又向睢阳发动了新的攻势,张巡亲执战旗,激励士卒,直冲安军营垒,安军大败,溃退数十里,伤亡3000人。五月.安军增兵再犯,战斗更为激烈。张巡仍以攻守并用的方法,特别是夜间袭扰和疲惫安军,不断击退安军。在安军极度困乏的情况下,张巡率部将南霁云、雷万春等轻骑突袭,安军大乱,被歼5000人,尹子奇被南霁云射中左目,狼狈败逃。七月,尹子奇又卷士重来,集兵再攻,此时,睢阳由于外无救援,内无存粮,将士饥疲,兵员锐减,张巡已组织不起新的有力反击,战至十月,睢阳终于被安军所破,张巡、许远等36将均壮烈牺牲。唐军在睢阳顽强坚持十余月,经大小战400余次,歼敌12万人,谱写了平叛以来最可歌可泣的一页,有力地保证了江淮财赋输入关中的通路,使叛军的兵锋始终未能伸向江南,对唐军稳定战局,调整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张巡作为一代名将,其英名也将永垂史册。
至德二载二月,唐肃宗将其统帅部移至凤翔(今陕西凤翔),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李泌再次向唐肃宗陈述了他前述用兵方略,但唐肃宗却以为先取范阳是舍近求远,现在大军已集,“当乘兵锋捣其腹心”。李泌又提出,攻取西京固然可能成功,“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只有攻取范阳,“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但李亨仍未听,还是决定收复西京。
四月,李亨任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五月。郭自凤翔出发,对长安发起进攻;但进至长安西之清渠遭安军步骑兵夹击,初战不利,败退武功。
九月,元帅广平王李傲率朔方、回纥和西域诸军约15万人,再次攻打长安。于是爆发了沣水和陕州之战。
二十七日,唐军进至长安西,列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东一带,与叛军10万众对阵。唐接受清渠失败教训,加强纵深部署和翼侧掩护:以李嗣业、郭子仪、王思礼部为前、中、后军,仆固怀恩、回纥骑兵担任主力右侧的掩护。战斗开始后,唐军以凌厉攻势击退安军前锋李归仁部,迫近安军主力,安军也集中兵力反击,并企图以埋伏在阵东的精锐骑兵袭击唐军侧后,被仆固怀恩率回纥骑兵大部歼灭。双方从中午激战至黄昏,唐军杀敌6万人,安军遂乘夜弃城逃走,唐军收复长安。
唐军进入长安三日后,李傲才率主力东进。郭子仪克潼关,破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二郡;王难得部破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克上洛郡(今陕西商县),安军张通儒等退保陕州(今河南陕县),安庆绪以洛阳兵令严庄驰援,合兵15万以拒唐军。十月十五日,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激战。郭子仪以主力从正面进攻,回纥骑兵则出南山袭安军翼侧,叛军大败,弃陕州东逃,官军分道追击。安庆绪见主力已溃,仅率精骑300,步兵千人,弃洛阳,渡黄河,仓促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河内(今河南沁阳)、陈留等郡,安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但由于唐肃宗急于迎玄宗还朝,未及时组织追击,给了安军以收拾残部、重整旗鼓的机会。
在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拥兵范阳的史思明,因被安庆绪所猜忌,率所部十三郡8万士卒投降,封归义王,肃宗命其讨安庆绪。乾元元年(758)二月,叛将能元皓降。六月,肃宗纳李光弼建议,谋除史思明,事泄,史思明再次反唐。
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将兵20余万,讨伐安庆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郭子仪首先破安太清于获嘉,歼敌4500人,又拔卫州,追败退安军于愁思冈(邺城西),杀敌万余,遂围邺城。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率13万步骑从范阳南下,见唐军势大,观望未敢轻进,仅遣李归仁率万余兵屯淦阳(今河北磁县),以为牵制。十一月,史乘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攻占魏州后,立足未稳,夺回该州,杀唐军3万人。
肃宗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在魏州自称大圣燕王。
李光弼提出对安史两军各个击破的计划却遭鱼朝恩的否决,未能实行。二月,郭子仪等堵漳河水灌邺城,城中河水四溢,粮尽兵疲,但安庆绪仍作困兽之斗4个月。当时官军由于无元帅统一指挥,城久攻不下,人心涣散。史思明见有机可乘,遂率军来援,命诸将各距邺城50里扎营,击大鼓以惊扰唐军,又以精骑抄掠官军粮饷,使唐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月,唐军号称60万人列阵于安阳河之北。与史思明精兵5万交战。唐军误以为史军是小股游勇,麻痹轻敌。史思明突然发起猛攻,唐军仓促迎战,双方死伤各半。郭子仪率军继后,未及列阵,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双方都丢盔弃甲而逃。郭子仪率朔方军断洛阳桥,退保东京,诸道节度使各退本镇,损失惨重。史思明还屯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后返范阳。四月,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发动新的攻势,夺取汴州(今河南开封)、郑州。
退至洛阳的新任兵马元帅李光弼,与诸将商议战守之策,有人认为“东京帝宅”应该坚守;有人主张西向陕州、潼关,“据险以挫其锐”,但李光弼认为:洛阳四战之地,防守力量不足;西退潼关,弃五百里地,亦非善策,势必长敌志气。应当“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县),北连泽潞(今晋东南),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遂率2万士卒,撤守河阳。
九月,史军进入洛阳,东京再陷,但城中已空,史军无所得。十月,史思明攻打河阳,被李光弼击败。李光弼凭借其“猿臂之势”与史思明相持于洛阳,历时1年。史思明西向受阻,又分兵攻打淮西陈、兖、郓、曹等州,而在进攻陕州进被击退,遂退洛阳成守势。
上元二年(761)二月,肃宗令李光弼收复洛阳。李光弼认为史军气势尚盛,时机不成熟,但由于肃宗一再催促,只好出兵。二十三日,双方前锋相遇于邙山,由于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轻敌,在平原布阵,致使官军大败。李光弼退保闻喜,鱼朝恩奔还陕州。河阳、怀州相继陷落。史思明令其子史朝义乘胜攻长安,但屡败。朝义怕史思明降罪,担心其太子地位不保,便于上元二年(761)三月缢杀其父自立,改元显圣。史军由于内乱,相互攻杀,力量大减。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唐肃宗相继病死,代宗李俶(后改名豫)即位。十月,代宗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领诸道节度使和回纥兵伐叛。二十二日,仆固怀恩与回纥兵为前锋,出陕州;陕西节度使郭英叉出渑池;李抱玉出洛阳;李光弼出陈留,合攻洛阳。唐军在洛阳西及北郊横水列阵,史朝义亲率10万士卒迎战,被唐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官军杀叛军6万人,俘获2万,一举收复洛阳、郅州、汴州。仆固怀恩及其子仆固勘对史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唐代宗也下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使叛军进一步瓦解,史军纷纷降唐,连范阳老巢也落入唐军之手。史朝义逃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被迫自缢,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唐平安史之乱中,由于轻弃潼关、急于取两京而不先攻范阳断安军归路,收复两京后又未及时追歼安军等几次战略失策,致战事旷日持久。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而衰。战后,唐廷被迫授安史旧将为节度使,渐开部分藩镇割据局面。
太原、睢阳之战
安军占领长安后,滞留不进去,大肆抢掠。李亨率步骑2000到平凉(今属中国西部甘肃省),在七月十二于灵武(今中国西北部宁夏自治区灵武西北)即位(即唐肃宗)。李亨调郭子仪回灵武任武部尚书,加李光弼为户部尚书,掘壕筑垒,挖掘地道,以密集的弓箭,杀敌数万,挫败安军的进攻,守住了太原。唐朝河南节度副使张巡与太守许远合兵6800人防守睢阳,在民众支援下,以积极出击与顽强坚守并用,经大小 400多次战,杀敌12万,坚守达十个月之久,最后城破殉难。南阳唐军在顽强抗击之后,退保襄阳。太原、睢阳唐军的防卫战,保护了南北两翼,钳制了安军的进攻,对积聚反攻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香积寺、陕州之战
至唐朝德元年 (公元756年)十一月,唐军在陈涛斜(今陕西咸阳境)反攻失利后,肃宗曾向大将李泌询问计策,李泌提出“以两军系其四将”、“覆其巢穴”,“四合而攻之”的方略,就是根据安军内部不稳,战线绵延,又以范阳为根本的情况,不先攻取两京,而以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进河东,使史思明、安忠志不敢离开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开长安;再由肃宗率重兵驻扶风,与李、郭轮番进击,使安军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我方则以逸待劳,乘其疲惫,以精锐部队直取范阳,使其退无所归,然后再取得两京,可于两年之内全歼叛军。肃宗当时虽很称许,但次年竟决定先攻长安,使得唐军正面进攻失利,后由于回纥骑兵迂回至安军阵后,形成夹击,才扭转战局。安军大败,溃向洛阳。
邺城、河阳之战
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唐军因长久围城不下,军粮断绝,军心涣散。史思明乘机向邺城前进,威逼唐军。他亲率精兵5万与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激战,双方伤亡甚众。郭子仪率军抵达,还没有列阵,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能相见,两军各自后撤。唐军一退不可收拾。史思明留其子史朝义守邺而自己回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后来又统兵南下,渡黄河,占汴州(今中国中部河南省开封市),向西进攻洛阳。唐军副元帅李光弼因兵力不足,决定放弃洛阳,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想威胁史军侧翼,使之不敢向西进攻。史思明怕侧部被抄袭,不先入洛阳,驻扎兵马在白马寺,建筑月城与李光弼相持。后来史军多次进攻,均遭挫败,因而退据洛阳。双方军队全都采取了防守阵势。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李隆基在自己的统治后期,政治日渐腐化,宠信奸佞之臣,“不爱江山爱美人”,终于姑息养奸,酿成大祸,使自己经过文治武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开元盛世毁于一旦,李氏江山几至倾覆。唐王朝虽然使出吃奶的力量,经过历时8年之久的战争终于平息了这次叛乱,但从此也元气大丧,贞观、开元以来的煌煌大唐的盛世之光一去不复返了。战乱甫平,各地节度使就纷纷拥兵割据,唐王朝逐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在循环不已的藩镇之乱中又勉强维持了140余年,终于灭亡。
安禄山起兵反唐,是地方割据势力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斗争,其目的在于取代唐廷,夺取君权,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从战争全程看,安史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口号。而是一味烧杀掳掠,荼毒人民,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与唐王朝的矛盾就退居到次要地位。因此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抗击安史军,支持唐军作战。如太原、睢阳的保卫战,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无不得力于人民的支持与参加。从唐王朝一面,打出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地方割据势力叛乱的旗号,也有较强的号召力。这是唐王朝取得胜利,安史军终归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其用以支持战争的经济潜力比安史军大得多,特别是在整个战争中,其从江淮到关中的通道基本上一直保持了畅通,得以从江南源源不断调运财物以补给战争需要。它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可以调集西北劲旅和其它各镇军队,并不断征募补充兵员,这是唐王朝赖以坚持长期战争并逐步化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的重要条件。而安史军虽据有范阳作为反唐基地,但其经济潜力毕竟小得多,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必然由优势变为劣势。要言之,政治上不得人心,经济上潜力不足,这是安吏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综观战争全局,唐王朝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有二个方面:
急于求成,过早实行战略反攻战争一开始,安禄山虽然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得以长趋直入,来势凶猛,但很快唐王朝即凭借广大的后方和潜在的力量,迅速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迟滞了安军的前进。一些州郡也纷纷起兵,在敌侧后方作战,有力地牵制和大量消耗了安军,唐军得以迅速稳定了战局并开始向主动方面转化。但是由于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兵强马壮,在短时间内仍处于优势。郭子仪、李光弼、哥舒翰等将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力主凭险固守潼关,以迟滞和疲惫安军,逐步创造战略反攻的条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李隆基作为一个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颇有才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未尝不会看到这一点。但是,正当他陶醉于四海升平、万方来朝的文治武功之中,他一度十分宠幸的边将安禄山竟然背叛了他,这不能不严重地刺伤他的自尊心,因而就显得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再加上身边的佞臣、宦官的谗言,这就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不可能冷静地、清醒地作出战略判断和决策。他先是在高仙芝、封常清为避贼锋,退据潼关时,错误地斩杀了高、封二将,造成军心浮动;继而在反攻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一再催逼哥舒翰出兵反攻决战,结果灵宝一战,几至全军覆没。潼关一失,京畿失去了屏障,长安相继陷落,他自己也只得仓皇西逃“幸蜀”,唐王朝几乎灭亡。《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唐玄宗所犯的错误,充分证明了这一兵家名言。
一味强调正面进攻,收复西京,战略指导不灵活李亨北赴灵武,利用灵武“兵食完富”,可以“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的有利条件,在朔方重新建立抗击安军的指挥中心,是十分必要和成功的。否则如果父子同赴蜀中,苟安西蜀,各地唐军则势必群龙无首,迅速瓦解,唐祚危矣。但李亨站稳脚跟,重整旗故,并初步形成一支反攻力量之后,没有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而一味强调正面进攻,收复西京,则是明显的失误。本来,李泌提出首先出兵范阳,夺取安军后方基地,动摇其军心,再由河东南下,切断西京安军的归路,然后配合唐军主力,东西夹击,对盘踞西京之安军主力实施分割围歼,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计划。但作为封建帝王李亨与乃父一样,把象征封建统治皇权的帝都看得极重,对李泌的意见虽然口头上表示赞许,实际上听不进去,迫不及待地要收复西京。唐军在反攻作战中又把全部兵力集中在长安至洛阳一个方向,没有南北翼的多路配合,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拼消耗的攻城夺关战,安史军虽然溃逃,但主力未歼。唐肃宗和李俶在收复洛阳后,又急于迎玄宗回朝,迟迟不组织战略追击,给了敌以重整旗鼓,卷士重来的机会。
李做即位以后,由于他在作战指导上吸取过去的教训,集中主要兵力,采取迂回包围、前后夹击的战法,取得洛阳北郊战略决战的胜利。尔后,他利用史朝义内部分崩离析、士卒疲惫、后方不稳的弱点,大胆对史军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追击,仅用2个多月就彻底消灭了史军,取得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胜利,这是唐军后期反攻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反观安史军方面,虽然一开始经过多年的秘密准备,突然袭击得手,长驱直入,迅速占领大片土地并攻占洛阳,是其成功之处。但由于安史皆属“粗猛无远略”之辈,整个战争期间显得毫无远略。占领东都后立即称帝;占领长安后,仍滞留洛阳,不事追击;对唐王朝赖以准备反击的朔方基地没有及时夺取;孤军深入,后方不稳,摆出一字长蛇阵,战线漫长,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其翼侧和后方一直处于唐朔方军的威胁之下,这些都是其明显的弱点。再加上其内部各怀异心,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甚至父子相残,这些都加快了其覆亡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