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现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响堂7座，北响堂4座。北齐石窟多具仿木结构窟廊，其中南响堂第3、7窟，北响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开间窟廊上方又凿有大型覆钵、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南响堂第2窟窟廊檐额上雕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仅有的一例，为研究北朝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响堂山遗存大量摩崖刻经，是北齐时期最重要的刻经地之一。北响堂第2窟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经》，有《唐邕写经碑》记载刻经经过，该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中外文物、史学研究者所重。
响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其雕艺承前启后，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我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
响堂山石窟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近旁有殿宇、靠山楼阁、古塔等附属建筑。这里现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高4.9米，宽和深各6.3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故称华严洞。窟内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位于上层的千佛洞，小巧玲珑，保存较好。窟顶外壁上方雕覆钵塔，塔端雕卷云状山花蕉叶，中雕展翅欲飞的金翅乌，钵顶雕宝珠，两侧各雕八角形宝珠顶柱。窟内三面宝坛上各龛均雕一佛两弟子两菩萨，正面龛本尊为释迹佛。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窟顶微隆，中央雕莲花，周雕8身飞天，两两相对，形成各组对称的轻歌曼舞的神仙极乐世界。此窟结构严谨，雕艺精致，尤其是外壁的大型雕刻，窟顶的飞天雕刻，都是绝无伦比的艺术珍品。
响堂山石窟北响堂石窟位于和村村东的鼓山天宫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从左到右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迎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和两个无名洞。其中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窟内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正面龛本尊是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匀称，庄重敦厚，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雕刻精巧，装饰华丽，为北齐高超艺术的代表。
两处响堂石窟均始建于北齐。当时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国都邺(今临漳境内)，一是别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两都来往必经之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质优良，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选择此处凿窟建寺，营造官苑，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避暑、游玩和礼佛之地。此后隋、唐、宋、明各代均在此增凿。
响堂山石窟 【1】中心方柱塔庙窟：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2】三壁三龛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3】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响堂山石窟 这时期佛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结跏趺或半结跏趺坐于园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身，佛衣下摆铺于座面。
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如南响堂第七窟内的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壮饱满，腹部略隆，衣纹华丽，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贴体，作出水式，头戴宝冠，宝缯下垂至肘部。另外，北响堂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龛）为甚，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声闻弟子面型与菩萨同，体态浑圆，衣式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
响堂山石窟 除此之外，响堂山还出现了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在北响堂第九窟内，环窟室壁脚一周，雕刻题材均为供养人和博山炉，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此外，该窟前壁窟门两侧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成为响堂山的一种风格。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是继承了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应该与此窟拟作高欢陵墓有关系。
北齐石窟平面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与三壁三龛式两类。中心塔柱式有南响堂1、2窟，北响堂3、6窟等；三
响堂山石窟三壁三龛窟以南响堂第7窟(千佛洞)保存较完整，深5.2米，宽4.6米，高3.75米。门外两侧龛内各雕一力士，窟内三壁开大龛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前壁满雕千佛，窟顶中心雕大型莲花，周绕八身飞天及宝珠，为响堂山窟顶雕刻中的精品。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面相丰圆，体形健壮，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圆柱状，衣纹轻薄疏简，紧贴身躯，已由北魏以线条为主的造型，逐步转变为以表现形体为主的新风格，有较强的质感，成为北魏到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各窟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细部都用深浅浮雕刻出多种繁缛而极富变化的图案纹样，诸种纹样配置得宜，密而不乱，产生浓烈的装饰效果，形成响堂山北齐石窟的一个特点。
响堂山石窟 北齐以后，隋、唐、明各代共凿6个窟，规模都不大，雕刻装饰也比较简单。此外利用北齐洞窟内外岩壁还开凿有不少造像龛，其中隋龛近50个，最早为开皇四年(584)，唐龛约300个，以武周时期居多。
两处石窟均有附属建筑群，北响堂石窟下方的常乐寺遗址占地7000平方米，内有宋塔、经幢及宋至民国年间的石碑、造像。南响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楼阁、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响堂石窟外檐，于第2窟门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述该窟始建及北周灭法等重大事件，是有关响堂山石窟营造史的重要发现。
1957年建立响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郸市、峰峰矿区两文物保管所合作对石窟进行全面调查实测，建立资料档案，并先后维修了窟群的围墙及殿宇等附属建筑。1989年开始维修南响堂石窟。
响堂山石窟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响堂山石窟 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1935年我国学者开始对石窟艺术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选择的第一个研究点不是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而是选择了响堂山。他们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我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1936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顾二老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其后著名学者王去非，刘慧达、苏白、马世长等对响堂山石窟都进行过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共出版响堂山石窟专著5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新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响堂山和邺城的佛教艺术。此外在美国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等高等院校也有专事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大阪市立美术馆馆长蓑丰的爱人蒋人和女士数十年来一直倾心于响堂山石窟艺术的研究，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响堂山石窟艺术不仅深得学者们的宠爱，而且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早在1956年这里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即今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冒雨参观了南响堂，并对第七窟（千佛洞）内的飞天，伎乐等造像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指示当地负责人要保护好这处艺术宝藏。因此，在“文革”期间，响堂山石窟免受了灾难。1961年，响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岭 娲皇宫
响堂山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