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周有光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半路出家——49岁，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周有光夫妇和“连襟”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1923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命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近30种，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周有光（1906～ ）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参加制订聋人教育用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布）和汉语手指音节设计。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0年开始，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委员之一。出版《新语文的建设》（1992）、《新时代的新语文》（1999），阐述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双语言生活、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出版《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原则（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1980），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2000），倡导研究现代汉字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发表《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1983），阐述按词定字的原理和拼音变换汉字的原理，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1983年制成软件。1997年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倡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理解汉字的历史地位；提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文字三相分类法；对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清华大学等校采用作为教材。1989年83岁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阐述世界四种传统化的历史比较和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2001年选取90岁后发表的部分文章编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华夏文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先后共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300多篇。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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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4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华沙会议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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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语言界学者聚会（左起：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周有光、马学良）。 |
《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
《汉语拼音词汇》（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本。
《语文闲谈》（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2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资本的原始积累》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青年时的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宪一教授译本。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联书店。
白首夫妇，花前共读。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周有光获吴玉章奖特等奖
百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07年11月01日09:38 来源： 《中国教育报》
100岁时出了一本书，今年101岁时又出了一本书，这位笔耕不辍的百岁老人就是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吴玉章奖的颁奖典礼上，周有光从人大原校长袁宝华手中领取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的特等奖。
吴玉章奖分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奖面向全国，主要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每五年评选一次。郭沫若、吕叔湘、胡绳、王力等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该奖已成为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规格的奖励。（记者 杨晨光）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1日第1版
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
周有光——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国亮、周有光等九位百岁老校友，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周晓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周有光：百岁星辰 文华灿然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2006年04月23日06:40 光明网-光明日报
半路出家——49岁，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3月26日，早上9点。
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朴素的居民房里，周先生在小书房里静静地看书。桌上，一杯温咖啡，两条白手帕，一个放大镜。
退休后，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以书为伴，以文寄思。当然，也会有人登门拜访，认识的，陌生的;国内的，国外的;老的，少的。
一墙之外，是喧嚣的街市。
一墙之内，是他“无轨电车”式的生活——读书、会客、休息。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书房的安静。周先生戴着助听器，即便如此，我们也需在他耳边大声说话，或者将问题写在纸上。他拿起放大镜，慢慢念着，随口作答。讲着讲着，周先生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周先生有着似乎很幸运的经历:1946年底，周先生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在太平洋过子午线的前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过了子午线，日子要重复一天，还是他的生日。接连两天过两个生日，真是难得。2001年阳历1月13日是他的生日，凑巧这天是阴历12月19日，也是他的生日。阴历、阳历两个生日在同一天，要大半个世纪才发生一次，这也是百年难遇的趣事。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
常州青果巷，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上小学就读英文，但他更喜欢语文和数学。到了中学，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他中学毕业时已能流利地用英文写文章了。
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家道中落，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就读。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便去应试。不想，这一考还真考上了。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要交学费200块大洋，他家经济困难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帮他凑齐了学费。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辅修语言。
那时，他还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之一。
1955年，是周先生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年份。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对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就这样，在49岁的时候，他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其实，与语言学结缘，还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周先生说:“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他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因为在大学里读书教书，自学条件非常好。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加上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干起语言文字工作得心应手。1955年，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谈起转行，周先生回忆道:“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他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在汉语拼音方案实施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周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
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为什么要三年时间?因为ISO十分认真，还由于他们对中国不了解，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后来有人问我，你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值得呢?我认为非常值得。后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我们都考虑过，经过研究和实验，可以说是科学的。当然，不能说是完美，也有缺点。利弊共生，不好改，改了其中一点，就在别的地方会出现另一缺点。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这几个字母你们搞了三年，太笨了!”
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他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的。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先生来说，思考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他说，整个一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说:“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
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周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地面。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观察自己的一生也要跳出自己。
“这种大人物，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
1947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对周先生而言，很多细节都遗忘了。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一次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possible。那是可能的。罗斯福听了回去赶快签字了。后来原子弹果然研制出来了。这影响大得不得了。对这种大人物的贡献，你不能拿普通人来衡量他。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爱因斯坦读书并不好，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说考试只能测量你的记忆力，不能测量你的理解力、创造力。今天我们对青年和小孩的教育方法恐怕要改改。”
周先生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
谈话间隙，周先生便端起那杯温温的红茶咖啡。“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上午10点钟喝咖啡，这是从外国学来的习惯。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是举杯齐眉，古代人举案齐眉，我们是举杯齐眉。举杯齐眉就是相互敬重，夫妇当然要相互爱，但光是爱，还是会发生矛盾，还要相互敬重。”
周先生的夫人是张允和。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沈从文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说，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就来大学教书吧，教怎样写小说。但沈从文不会讲课，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他也讲不清楚。当时沈从文是老师，张兆和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沈从文呢，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就是一直写。张兆和生气了，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说‘您看，他是我的老师，怎么能乱写信呢’?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说‘沈从文又没有结婚，这不是很正常的么’？胡适最后来了一句，张兆和就更生气了:‘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甩了袖子就走。就这样，沈从文依然写信，你不回信也没关系。后来他们就好了。”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推开曹禺先生这扇门，周先生便把我们领进去了。
“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穿上了，‘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这是他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郑秀呢，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很讲卫生，天天洗澡。曹禺却很不讲卫生，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他就懒得洗，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划不是有水声么?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我觉得是：1.我不吸烟，不好酒，只喝一点啤酒。2.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3.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4.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5.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7、8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周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结婚时，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我当然不信了，可是觉得很有趣，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周先生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纪念画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一生治学、家庭和生活的轨迹。数十位晚辈绕膝，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黄卓、魏雯对本文亦有贡献)（主题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周有光：与时俱进文章里 百年风云笑谈中
“新潮老头，白发才女”——丁聪为周有光夫妇所画漫画。2005-12-08 10:32:10 南方都市报 李怀宇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两大两小四居室的房子，家居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采访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他的眼睛白内障换了晶体，重见光明，平时用两副眼镜，一副看书（近用），一副看人（远用）。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访谈基本是用书面提问，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一个上午未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先生当年在西安即兴赠周先生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不吃蛋黄。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现在，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只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
张家四姐妹：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南方都市报：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南方都市报：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三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南方都市报：“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和昆曲名角顾传玠好像没有像你们这样平坦？
周有光：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南方都市报：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南方都市报：张充和和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思汉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
周有光沈从文：
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有光与沈从文是连襟，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
南方都市报：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17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也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2000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
南方都市报：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糊涂得很，有左倾思想。1933年，大学毕业我就去日本学日文，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而河上肇被逮捕。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我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也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重庆搞银行搞经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就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周末去读书。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而我也在美国很大的一个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南方都市报：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朋友是在宾州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文字改革：
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
周有光先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改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也是必然。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因为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字，而是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是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任教，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起初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部”一样。后来，改名称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跟教育部合并。委员会的牌子挂在教育部，我也就属于教育部了。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百岁新稿》：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今天，百岁老人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2005年刚出版你的《百岁新稿》，其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思想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并不容易。
周有光■记者手记
周有光家里挂着他和张允和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总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地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采访将近结束时，问起周先生的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着回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97岁，医生给我改成了79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